本质主义的思想即西方思想，之所以称之为本质主义，是因为西方思想从一开始就把对物之本质的探求作为其根本任务。这种对思想本质的规定来自西方思想传统在其开端处对物的定义的追求。物的定义必须揭示其根本属性，而后者又被视为物的共性，即普遍性与不变性。一物之中的普遍者和不变者即物之“所是”、物的本质。到近代，特别是笛卡尔之后，人们又在普遍性和不变性之外，把确定性也视为物之本质的一种体现。

本质主义是西方思想的基本特征

本质主义决定了西方知识的基本特征。比如，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知识进行了如下规定：它的对象是恒定的，它的目标是理解事物的本质，它的方法是理性思考（体现为逻辑规则的运用），它的结论必须能够用语言传授并且可资验证。据此，那些不可重复、非本质、来自经验和直觉、不可传授且不可验证的知识（事实上当然存在这类知识，亚里士多德也承认这一点）就不能登上科学的殿堂。本质主义对科学即知识的理解，从根本上限定了自古希腊开始西方思想的内容，使之既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又蕴含巨大的缺陷。

本质主义导致了对世界的两分，包括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理智与欲望、灵魂与肉体等。这些两分可以被归结为根本性的对立，即真理与谬误的对立。在上述对子中，前一类属于高级世界，后一类则属于低级世界；前者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后者则是人们力图克服的对象。在本质主义之下，物的具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完全被忽视。

非本质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特征

与西方思想不同，非本质主义恰恰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本质主义源自西方思想在开端处对定义的追求，那么中国思想总是自觉回避对事物进行定义。《周易·系辞下》对《易》本身的总结就是：“《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中，“唯变所适”体现了中国思想的精髓，即力求在变动中把握事物。《周易》64卦，虽然每一卦都有一个确定的名称，也有其确定的含义，比如乾与坤代表阳与阴，但卦中的每一爻却又反映出不同的情境，同时体现出这种特定的情境或者性质随时间而变，最终走向自身反面的“剥极而复”的过程。所以，中国思想强调的是人必须在物的变动中把握时机、审时度势、慎思明断。

在这种非本质主义的思想传统中，从严格意义上，人们很少问“是什么”这种苏格拉底式的问题。针对那些问仁的学生，孔子或根据每个人尚待克服的缺点给出不同的建议，或直接表示“仁者吾不知也”。所以，《论语》中提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当然，这种对定义的回避并非孔子的个人倾向，而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特征。因此，对于物的具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中国思想给予了充分重视和强调。人们追求的恰恰是个体的、可变的和可能的知识，甚至是作为言外之意的知识。人们注重的是在具体环境和条件下某人某事如何，而非他们的抽象属性。在非本质主义的世界，人们强调的是认识者对世界的“沉浸”，而非对象化的观察，是对分寸和时机的把握，以及事物的对立与统一。

拓展思想的空间

相比较而言，本质主义强调普遍性、不变性和确定性。因此，本质主义影响下的知识本身也是普遍的和确定的，这种知识便于传播、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再创造。而非本质主义的知识则充满具体性和可变性，人们不仅强调认识对象本身的具体性和可变性，而且也强调认识者自身的具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显而易见，前者能够带来知识的普及与科学技术的突破，后者则是“曲高和寡”、知音难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显现出神秘莫测的特点，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但可能更适宜于对人这种亚里士多德所谓“会变为别的东西”的把握。

此外，从对物的理解来看，本质主义因为注重的是物的普遍性、不变性与确定性，所以关注的也是物的同质性与连续性，物的异质性与离散性则受到忽视。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要把握变动中的人与事，重要的是把物的异质连续性纳入视野。就此而言，类似《周易》体现出来的非本质主义的思想就具有更多可以拓展的空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