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中国转型时期就业权的监测、评估和保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6 次 更新时间:2006-09-12 09: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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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业安  

  

  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中国转型时期就业权的监测、评估和保障”,重点可能在前面,就是监测和评估方面。过去我们关注就业方面的问题更多地是从宏观的角度以及如何保证降低失业率的角度,更多的是劳动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现在我们关注的是劳动市场的前提性问题,就是基本权利问题,今天我们做的初步的报告主要是围绕基本权利来对它进行研究,提供一些初步的调查资料,进而在报告的基础上听取各位专家的意见,使得我们在今后的修改过程中得到更充分的修改。

  现在我就正式宣读我得报告。整个报告的结构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框架,第三个是研究方法和样本特征的描述,第四部分是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在这个报告中有五个基本观点,第一个是基本权利的界定非常重要,在劳动市场上,就业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影响甚至决定资源配置的基本效率,这是第一个基本观点。第二个基本观点是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这些在劳动市场上涉及到的基本权利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平等就业权,第二个方面是禁止雇用童工,第三个方面是结社自由,第四个方面是禁止向后挪动,这四个方面体现为八个核心公约。第三个主要观点是平等就业权涉及到的是劳动市场的歧视问题,我们的调查表明,在我国的劳动市场上,占主体的是身份歧视。第四个主要观点是按照我们调查的数据,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雇用童工的现象,这是一个很谨慎的结论,因为我们的问卷由于把更多地资源用在歧视的调查上,所以在童工调查方面花费的力气相对少一些。第五个,保障就业权的正式制度是确立的。这是我们给出的五个观点,后面我们主要围绕这五个观点来展开论证。

  我们来先看第一部分引言,首先是大家都达成共识的,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的GDP增长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相应地也带来了巨大的成本,人们已经意识到通过制度创新,将是改变现有的增长模式的关键途径。但是在制度创新的讨论的时候,更关心的是财产权的明晰问题,但是忽视了其他比财产权更基本的权利的明晰和保障,这是现有的经济学讨论这些问题的非常大的缺陷,按照这种思路,如果我们把早先科斯的思想进一步扩展,就是说在一个正交易成本的世界里面,权利的清晰界定必然会影响到经济绩效,这是我们整个报告研究的指导思想,当然这里的权利就不仅仅是产权问题,还包含我们后面谈到的一些基本权利,所以这是我们整个报告的一个指导思想,现在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对其他权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对法律问题的关注,Acemoglu他们也在一系列的论文里面对政治制度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他们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内生于政治活动当中的,也就是说科斯所讲的产权本身需要根植于政治过程中才可以理解,在他们看来,政治权利才是最基本的权利,政治权利决定了什么样的财产权,从而决定了什么样的经济绩效,这是他们的观点。这些研究给出了和基本权利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这是我们考虑到的一些文献问题。

  在基本权利没有明确界定的前提下,财产权的作用非常有限。讨论基本权利的界定和实施更为关键,也就是说财产权如果要起作用的话,必须要建立在其他权利的明确界定和实施的基础上的,这一点和Acemoglu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对基本权利的界定和实施成了我们理解经济绩效的更为关键的内容,这个基本权利就是人权。按照茅老师(2004)的一个定义,就是人人都可以享受而且不会引起冲突的权利,人权势只有共同人行决定的所有人民拥有的享受自由、尊严和生活的权利。所有人民在这些权利面前都是平等的,不因某个人的性别、种族、民族、国籍或其他任何方面的差别而有所不同,这是关于人权方面的基本理解,也是大家能共同接受的一个理解。因此,平等、不可剥夺就成为这项基本权利的核心特征,这是本报告思想的基础,就劳动市场来说,劳动市场的基本权利就是就业权,但是目前国内研究非常不够,我们尤其要指明的是在经济学当中,特别是在经验实证当中讨论非常不够,比如人民大学的常凯教授对这个问题作了非常多的讨论,但是就经验证据来说,非常罕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报告把重点摆在经验实证方面,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数据来说明我们这项基本权利到底处于什么基本状况,这是我们要说明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报告里面就不会涉及到就业权的定义、内涵、外延以及其他法律上的争论,这是我们需要说明的。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就是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框架设计,从权利角度来理解的话,劳动者的权利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的内容就是作为人权的基本权利,第二个就是作为产权的衍生权利,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劳动者的私人权利作为基本的人权表现出来,政治权利涉及到劳动者的生存和自由等基本问题,而在这些基本权利衍生的领域主要和劳动者的发展有关,基本权利也有派生出更多获得具体类型的权利,比如更好地生活的权利或者更多的政治参与的权利,这是我对劳动者权利的理解。劳动者权利和其他资源的权利有很大的不同,就生产要素来说,比如资本或其他自然资源,它们的权利就是产权就是合法权的问题,这个合法权的问题就是在所有的基础上占有、使用、处置和收益的权利,这是经济学中对基本权利的理解。但是劳动者不一样,他们除了要界定清楚占有、使用、处置、收益的权利以外,还与自身的身心方面的生存和发展有关,这个时候人和物的权利是完全不同的,物的权利里面可以不考虑其他权利,但是人的权利里面就必须要考虑。而这一点是经济学当中被忽视的,我们经济学在过去分析劳动市场的时候,往往是给定一个明确的良好的基本权利保障,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讨论劳动者各项财产权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所以所有的劳动决策都是建立在一个明晰的基本权利的前提下,而没有去讨论这个基本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很明显,按照前面的理论把科斯的结论扩展,就是说这些基本权利如果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的话,劳动者就很难获得最优的劳动资源配置,从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绩效,所以针对劳动者来说,对基本权利的讨论比对财产权的讨论更为重要,也就是说比对具体的收入分配或者其他方面的讨论更为重要,因为只有首先获得了生存和自由然后才能讨论其他问题,这是我们理论的一个起点。那么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是通过国际公约和国内的各种法律规章来进行保障的。我们国家进一步通过劳动法这些法律和法规对这些权利进行细化和保障,迄今为止,我国已经签署了25项国际劳动公约,其中8项核心公约中我国共签署了4项,它们分别是《关于消除童工公约》,就是国际劳工组织第138号和182号公约,《关于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这是国际劳工组织第100号和第111号公约,但是没有批准《关于结社自由和有效的具体谈判权利的公约》,就是国际劳工组织的第87号和第98号公约,以及《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的强制和强迫劳动公约》,这是第29号和第105号公约,也就是说后面四项公约我国没有批准,但是前面四项我们批准了。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在事实当中劳动市场上私人权利受侵害的事件屡屡发生,国际金属劳工联合会通过对中国劳动市场考察以后,总结说中国劳工没有自由组织或者选择工会的权利,具体谈判权利和罢工权利很不完整,工人遭遇的是低工资、超时工作和恶劣的劳工条件,工作场所工人受伤的事故经常发生、就业机会缺乏、工人工作报酬极低、不平等程度正在上升,这是他们经过对劳动市场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当然我们会对一些结论进行重新的肯定,通过新的数据来判断。那么如何界定就业权呢?国内学界一般把这些权利总称为劳动权,这个是在劳动法学界基本上同意的,按照常凯教授的划分方法,基本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劳动权主要有劳动就业权,核心的问题就是平等就业权,也就是说就业歧视问题,如果要保障平等就业权,就要反对就业就业歧视,广义的劳动权是指劳动者依据法律、法规和劳动合同所获得的一些权利,包括工作权、报酬权、休息权、职业安全权、职业培训权、社会保障权、结社权、集体协商权、民主发言权和劳动尊严等等,但是按照《国际劳动公约》,作为基本人权方面的劳动权就是8个核心公约的四个方面,也就是结社自由、歧视、强迫劳动和童工。

  我们的报告侧重经验实证,那么就要考虑经验实证本身的切入点和它的可行性,如果把劳动权理解得过于宽泛,可能会给我们的经验实证带来非常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就要避免就业权在法律层面的争论。我们就直接采用国际劳工组织的合约,关于这些劳动法方面的具体讨论,在常凯教授的书里面都已经十分详细了。我们的报告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歧视和童工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两个问题呢?并不是说另外两个方面不重要,也就是说结社自由和强迫劳动不重要,而是因为一个方面,涉及到这两个权利的国际公约我们并不清楚,另一方面,按照国内的理解,《工会法》已经有了一系列关于工会具体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一般认为在这样的规定下,至少在现阶段去讨论跟国际公约的对接问题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就这个强迫劳动来说,一般认为我们国家目前强迫劳动这块是非常少,针对这样的实际情况,我们就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歧视和童工问题上,特别是针对歧视的研究,因为歧视的研究涉及到平等就业权的问题,涉及到一切权利的最基本方面。在这里劳动市场的歧视有一个特定的定义,如果说具有相同生产力的个人,紧紧因为他们所属的人口群体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对待,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当前存在劳动歧视,通常可以发生在工资歧视和职业歧视两个方面。歧视涉及到平等就业的问题,国际劳工组织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规定,对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者社会出身等任何区别排斥和优惠的效果是取消或者损害就业或者执业机会均等或者待遇均等,而第100号公约则规定了男女工人同等价值的工作应获得同等报酬,这是关于平等就业的一个规定,在经济学家里边,围绕着劳动歧视问题作了广泛的研究,国内的学术界也借助了国外通行的方法讨论了国内劳工市场山的歧视问题,由于一般认为这些歧视和国外相比,在肤色、宗教、种族、民族、血统等方面几乎不存在,因此国内的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性别歧视上,部分研究涉及到了政治见解歧视等等问题,比较典型的有李实等人对性别歧视的研究等等,这是国内对歧视问题研究的现状,同时这个问题在国外也得到相当的重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加里贝克尔他们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包括他们在1998年的时候建立了一个规范的关于童工问题的模型,贝克尔在05年的时候以越南的数据,提出了更为详尽的经验实证。现有研究表明,当前全球范围内估计存在着1.86亿童工,童工产生的原因在理论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奢侈品公理,第二类是替代性公理,所谓奢侈品公理是指对于贫穷的家庭来说,孩子不工作是一件奢侈品,贫穷的家庭一般不会选择消费奢侈品,所以它总是选择让小孩子工作。所谓替代性公理,是指在很多行业中间,童工和成人的生产力可能会持平,那么童工和成人的劳动就具有了可替代性,所以在很多行业里面有更多的童工,在这篇研究的基础上,其他研究就把童工问题扩展到社会规范的形成和作用、童工和贸易以及收入分配的关系、最低童工立法对童工的影响、童工和教育、童工和效率工资等等,在我国对童工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个空白,更多的是一些媒体的相关报道,缺乏系统的学术讨论,特别是在经济学界基本上没有讨论。国际劳工组织在2005年的时候出版了他们对亚太地区的童工问题的评估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他们估计该地区5至14岁的童工数量达到了1.27亿,其中6200万童工从事有风险的工作,这项研究有涉及到中国的问题,但是没有针对中国的详细的数据,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由于围绕这些基本权利的研究方面的数据获取非常困难,而且涉及到基本权利方面的很多问题没有办法通过公开数据统计,数据获取数据的真实性也存在疑问,这样的话就影响了基于公开统计数据的研究,国内现有的关于歧视问题的研究多是基于公开数据的计量模型。

  由于我们考虑到这些研究可能很难涵盖关于劳动就业权的一些基本的方面,到后面我们能看到在中国的劳动市场上,性别歧视可能是不重要的,这是我们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而如果根据公开统计数据,很可能得出性别歧视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就会错误地估计我们劳动市场上关于基本权利的现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并没有利用公开统计数据进行研究的原因。考虑到这些公开统计数据的弱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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