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从青年入手重塑中国人的价值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6 次 更新时间:2018-05-15 23: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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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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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价值观变革或重塑,是一个有上百年历史的老话题,但至今仍然未能彻底求解。

   从甲午海战失败开始,面对最初的信仰危机,维新派先驱们就意识到如果仅仅从物质文化层面入手学习西方,难免会如康有为所言,落到“根本不净,百事皆非”的地步。为此,先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后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他们将对传统社会的批判转向制度、文化和精神层面。陈独秀更是在梁启超的“新民说”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建中国社会的价值系统的时代课题,并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的口号写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作为警告青年的六大希望之一。他认为作为社会之新鲜细胞的青年唯有具有新人格和新的价值观念,中国社会才能富有生机。

   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古老的中国面对一系列危机发生了朝向现代的转变。受西方影响,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开始追求个性自由,对家庭和家族本位提出了空前激烈的挑战,个体与群体(家族)的关系问题第一次出现了紧张乃至对峙。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新观念潮起潮涌:

   这些新观念的要旨是如此广泛,不仅包括了各种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的引进,还包括科举制度的废除,学府制度的改变,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知识的普及......妇女的解放,对缠足和纳妾的抨击,孔学、家族制度、君主制度和乡属制度的崩溃,还包括与某些基本文化观念的决裂......

   遗憾的是,一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二者由于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近代中国的这场变革未能持续下去,那些刚刚出现的新气象和新变化也因此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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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后,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党和国家都倡导青年人要做“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并以雷锋这样一个具体的人物为榜样,为社会主义“新人”拟定了以集体主义为维度建构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激发出青年一代改造中国的激情和斗志。然而,同样令人遗憾的是,“文革”十年,包括“大造反”和“上山下乡”在内的一系列极“左”运动,使青年一代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以致1976年他们会通过“四五”运动向旧有的体制提出严峻的挑战。

   青年一代的抗争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果敢,促成了1978年的变革。但当北岛们喊出“我不相信”之时,在改革开放之初,原有价值观的坍塌也开始使得中国人陷入了自近代以来第二次甚至更为严峻的信仰危机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的“潘晓讨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虚假的道德说教和严峻的社会现实间的矛盾,但它引发的价值观大讨论却矫枉过正,在个人—群体/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让个人的“钟摆”摆过了头。

   1992年之后,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迈进,以一种静悄悄的方式,开始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得以不再通过痛苦抉择的方式发生悄然转变:

   一方面,与市场经济同时生长起来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流动意识、竞争意识、公平观念甚至全球意识愈加彰显;

   另一方面,在理想主义精神消失,价值观变得越来越多元的同时,生活世界的世俗化和功利化倾向日益明显,“潘晓讨论”虽然被行政手段终止了,但潘晓拨动的钟摆却继续朝向个人的一端摆动。一时间,个人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甚至漠视集体、社会、国家的极端行为也不鲜见。由此,个体与群体(集体、社会、国家)的关系问题再度紧张,甚至变得愈加尖锐。

   我们认为,中国人价值观重建所面临的当代问题,依旧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长达百年的社会转型所一再面临的那个核心问题,即个体与群体(从家族到群体再到社会直至国家)的关系问题。

   简言之,伴随着现代性的推进,千百年来中国人受到过度压抑的个性的崛起或张扬,一直与强大的群体制约间保持着持续的紧张与对峙。这一紧张与对峙不仅使近百年来中国人价值观的重建始终在对立的两极回荡,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安其所,遂其生”的心态秩序的建立。换言之,徘徊的中国人始终未能在群体或社会之中找到自己满意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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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价值观领域的断裂和紊乱,党和国家意识到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建与现行社会形态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2006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进一步,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次代表大会将上述核心价值观表述为24个字,并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尽管执政党以文件的形式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并加以倡导,但并不能说近百年以来中国社会价值重建的工作就已完成。

   其一,因为这一价值观体系提出仅仅数年,就其本身来说还处在发展和完善之中,就整个社会而言还有一个引导、实践和接受的过程,因此,既定形态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尚未形成,还处在选择、流变和强化之中。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还只是一种主导价值观,尚未成为一种主流价值观。

   其二,因为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构成中国文化的现实形态的成分纷繁复杂,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表现在现实的价值观选择上,既有相互促进、交融的一面,也同样会出现矛盾乃至冲突的可能。以个体—群体/社会关系为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一代仍有相当比例赞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显然前三十年的教训和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实践,使大多数人更倾向于“以个人利益”为基础来协调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而在现实生活中,甚至存在青年一代对主导价值观并不完全认同的现象。

   主流价值观尚未最终确立,一方面说明我们时代的变革尚未结束,与此对应,为整个社会所共识的核心或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与确立也处在变动之中;另一方面则说明“青年思想教育的时代性、实效性有待增强,用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青年,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任务尤为紧迫”。一句话,尚未确立说明重塑正逢其时,而“中国梦”的打造或者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凝聚共识、锻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佳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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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中国梦”力求引导包括年轻一代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自觉地将个人幸福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结合起来,那我们就有可能在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过程中,通过对个性张扬(个人幸福)与群体制约(民族或国家目标)间矛盾或冲突的整合,实现中国人价值观重塑的目的。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人价值观重塑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社会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在于如何整合个性张扬与群体制约间的矛盾问题,是因为伴随着近百年来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的价值主体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或者说高度的分化。

   传统社会的价值本位强调的是整体,要求个体归属于家族、集体、社会或国家,所以其基本的价值观单一并且明确(或孝于家,或忠于国,而在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国又不过是家的扩大);而近代以来不断增长的现代性(尽管其间出现了多次反复),一方面在物质生活领域造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在精神生活领域则使得个性不断张扬,由此原本单一的价值认同的维系变得越发困难。

   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社会现代性的高度扩张,上述一百年来我们一直挥之不去的那个核心问题变得越发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整合个性张扬与群体制约间的关系,自然成为能否使我们的主导价值观成为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主流价值观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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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从下述三方面入手,讨论如何通过“中国梦”的打造实现中国人价值观的整合与重塑。

   第一,在多元共存中凝聚共识。中国社会的多元性是在改革开放后重建起来的,从根本上说,导致价值观多元化即在主导价值观之外,出现诸多小众或亚文化价值观的原因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造成的。正是“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形成了主导价值观和非主导价值观多元共存的局面。

   价值观的多元共存,一方面如韦伯所说是理性化的表现之一,和精神世界的“祛魅化”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并且一如文化和亚文化的关系一样,多元价值观之间未必都是对立的,它们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包容或可以共存的。另一方面共存的多元价值观也会出现冲突的可能,不仅非主导价值观会出现背离主导价值观的可能,非主导价值观之间也会出现彼此冲突和对立的可能,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在共存前提下整合的必要性。

   整合就需要基础或平台,这个基础或平台如要完成整合的任务,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对各种主导或非主导价值观来说,它都是人们共同的愿景或方向;二是,对秉承不同价值观的群体来说,它都有助于人们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景。其实,实现价值共识的前提,首先是秉承不同价值观的群体能够相互认同上述两点,否则他们就不会产生凝聚共识的动机。正是从这两点上看,“中国梦”具备成为整合多元价值观的基础或平台的可能:一方面,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无论他处在哪个社会阶层,也无论他的政治身份和经济地位如何,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这一点上都具备基本共识;另一方面,“中国梦”对个人幸福的诉求,同样也为每一位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实现自己个人的理想提供了可能。从理想的角度说,如果“中国梦”真能如愿实现,那么我们的主导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仅能通过对非主导价值观最大限度的吸纳,成为主流价值观,即使依旧相对游离的非主导价值观,也会因与主导价值观间基本共识的达成而平等共处。

   第二,在求同存异中彰显共识。毫无疑义,达成价值共识是一个在“不同价值主体之间通过相互沟通而就某种价值或某类价值及其合理性达到一致意见”的过程,但是价值的求同并不排斥价值的存异,甚至说现代社会的价值求同是以价值的存异为前提的:首先,如果没有不同的价值或价值观存在,价值求同就成了伪命题;其次,如果不能为不同的价值观留出存在的空间,那么主导或主流价值观与非主导或非主流价值观之间除了你死我活就没有调和或共存的余地,求同也自然成了水中月或镜中花。正因此,党和国家一方面强调要“加强社会思潮动态分析,强化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正面引导”,另一方面也申明,要“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

当然,价值存异并非价值共识的全部,甚至不是价值共识的核心,它为价值并存提供了环境和场域,但其“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形成多元共存的价值局面,而是要在多元和统一之间寻求一定的平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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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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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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