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勤国:论中国的司法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 次 更新时间:2018-03-25 22: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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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勤国 (进入专栏)   向甬  

  

   一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规定:凡属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两高”的解释如有原则性分歧,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这一规定又一次确定了中国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和效力范围。中国的司法解释是国家最高审判和检察机关根据立法机关的授权在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事项或案件时,对有关法规所作的解释,具有司法约束力。这一规定同时表明,中国正像许多成文法国家一样,在立法和司法之间存在着法定的严格的职责界线。

  

   或许是历史原因和职责限制,事实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为数不多,中国司法解释活动,主要集中在审判领域。自建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一直从事司法解释活动,特别在改革开放后,这已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主要工作。粗略地统计,1985年至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约有130项,内容涉及各个法律部门。这些司法解释,从形式上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文件类,主要包括以最高人民法院或其办公厅、审判委员会名义发出的通知、决定、意见、规定、公告等;二是批复类,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刑、民、经济、行政庭或政策研究室等职能部门对下级法院有关请示报告的具体答复。

  

   文件类司法解释主要有四个内容。(1)为适应特定阶段的形势需要或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的指示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会同其他国家机关下达的要求各级法院在某一时期内做好某一方面工作的通知,其内容一般含有各级法院适用某些法律时应注意掌握的特定要求,如《关于严厉打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关于配合和协助1988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通知》等。 (2)最高人民法院或其办公厅转发有关国家行政部门的一些具体规章,要求各级法院参照执行,从而将行政规章制度转化为司法意见,如国家工商局《关于处理个体、合伙经营或私营企业领有集体企业(营业执照)问题的通知》,对外经贸部《关于执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等。(3)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具体解释有关法律的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意见或解答,具有与实施细则相类似的意义,如《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等。(4)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根据法律政策的一般原则或规定对某些问题作出的具体规定或意见,如《关于涉外海事诉讼管辖的具体规定》、《关于审理农村承包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批复类司法解释极大多数是针对个别案件的个别问题。从学理上说,有的学者认为批复只应对所批复的个别案件具有效力,但实际上,批复一旦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登载,就会为各级法院在审理同类案件时所参照执行,从而产生一般性的规范效力。批复不外乎是对具体案件的有关实体和程序问题的答复,主要有:在法律规范的内容或含义不够明确的地方,批复直接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职责部门对法律条款的理解施之于具体案件,从而形成这些法律条款在解释上的某种定式。如《关于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未经保证人同意达成延期还款协议后保证人是否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批复》、《关于经人民法院裁定冻结的当事人银行存款其他人民法院不应就同一笔款重复冻结问题的批复》等。(2)重申有关法律规定或文件类司法解释,批复使这些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含义更加具体和明确,如《关于公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批复》、《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治安行政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是否适用于审理其他行政案件的批复》等。

  

   此外,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编发了一些典型案例。其中包括各级法院审理的比较成功的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终审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下级法院审理有误而对原审判决加以批评的分析意见。从立法上、理论上,典型案例都不具有司法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在编发典型案例时也强调是为了总结和提高审判经验,但事实上,典型案例常常成为下级法院审理同类案件的坐标参数。例如,南京市江浦县工程塑料厂与本厂成型车间承包合同纠纷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确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处理得当,可供各级人民法院借鉴后,各地以此为样板处理刚刚出现的法人内部承包合同纠纷。因此,这些典型案例,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准司法解释。

  

   二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是个原则。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审判权力的不断加强和扩张,司法解释的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已远远不是一个原则所能说明的,从最高人民法院1985年至1988年公报所列的司法解释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司法解释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1.司法解释的对象不仅仅是立法机关颁布实施的法律规范,而且包括党政部门的一些政策精神。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部分政策虽未经立法程序,却具有法律规范一样的效力,是一种政策法(关于政策法,见笔者著《论当今中国的双轨法制》《当代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和《关于政策法的若干问题研究》《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由于政策法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取得规范效力的,而且相对于法律规范更为灵活和模糊,因此,更需要配有一定的司法解释,以便名正言顺和行之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从历史惯性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改革以前也大多是用于解释各项政策精神的。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或通知中确认、说明或转发了党政部门的政策精神,成为一个为社会所默认和接受了的现实。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的《关于行政单位和企业单位开办的企业倒闭后债务由谁承担的批复》,就是对国务院国发(1985)102号文件和中共中央、国务院(1986)6号文件精神的解释,这一批复明确地肯定上述两个文件所说的由主管部门或呈报单位负责清理包括了债务清偿,从而肯定主管部门或呈报单位是倒闭企业的连带债务人。

  

   2.司法解释在方式上不完全按字面含义解释法律规范或政策精神,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限制解释或扩充解释的倾向,所谓限制解释,是指司法解释所理解的法律条文含义小于法律条文字面含义。如《继承法》第13条规定: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由此可见,共同生活的事实可以成为多分遗产的理由,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4条中的解释是:“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继承人虽然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但对需要扶养的被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可以不分或少分。”勾销了共同生活事实上在继承法上的单独地位和意义。扩充解释是指司法解释所理解的法律条文含义大于法律条文字面含义。如《民法通则》第29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规定:“以公民个人名义申请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人承包的农村承包经营户,用家庭共有财产投资,或者收益的主要部分供家庭成员享用的,其债务应以家庭共有财产清偿。”扩展了家庭经营的含义。

  

   3.司法解释的作用不局限于解释具体的法律条文或政策精神,相当一部分司法解释从本质上说已有类似于法规创制的性质。中国立法的历史决定了中国立法无论在指导思想上或是在立法技术上都有待改进。仅仅从立法技术看,许多法律具有缺乏可操作性的重大缺陷。由156条法律组成的《民法通则》如果没有最高人民法院的200条解释意见,根本就无法贯彻执行。所以,为了执行一个个简单至极的法律,司法解释不得不负担起将法律原则和一般性规范具体化制度化的重任。在这一过程中,司法解释不免具有法律规范创制的意义。例如,对相邻关系的调整,《民法通则》只是规定了“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十六字原则,至于怎么样才符合这一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作了六条具体的解释,由此确定了截水、排水、通行、滴水等方面的基本权利义务内容。

  

   4.司法解释在依据上不太靠近立法本意和法学原理,而倾向于司法实践经验。法律条文越是抽象或原则,立法本意就越加含糊,越加难以把握,这给司法解释尽可能忠于立法本意带来极大困难,再加上中国法学原理的研究和弘扬不够,司法解释因而自觉不自觉地以司法实践经验作为基本依据。例如,为了解释《民法通则》唯一的抵押权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发表了五条意见。其中关于抵押合同可以是非书面形式的,限制流通物在清偿抵押债务时应由有关部门收购,可以责令抵押人以其它财产代替毁灭损失的抵押物以及重复抵押无效等规定,在立法本意上找不到任何依据,且与抵押制度的一般原理相悖。这些意见实质上是将抵押合同视作一般债权合同,以处理一般债权合同的实践经验作为依据,而没有考虑到在学理上说抵押合同是物权合同,其优先受偿权涉及到第三人的权益,法律本应对第三人的权益做出保护性规定。

  

   5.司法解释的主体虽然从笼统的意义上都是最高人民法院,但从所进行的具体的司法解释活动中考察,主体并不统一,许多司法解释,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的某一职能部门做出的,而且,职能部门之间也没有职责权限之分。一方面,各职能部门都可对有关法律问题进行批复类司法解释。同是民事诉讼问题,民庭可以作如何纠正错误的二审裁决的批复;经济庭可以作案件管辖问题的批复;政策研究室也可作保全措施问题的批复。同是保证问题,经济庭、政策研究室都在各自作出批复。同时,以最高人民法院名义下达的文件类司法解释,不少是由职能部门下发,如经济庭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运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等。当然,职能部门作出批复和下达文件类司法解释并不是擅自决定的,但其内容无疑是表现了职能部门对有关法律政策的理解和认识。

  

   三

  

   中国的司法解释实际上从来没有拘泥于具体解答法律。在1978年前的三十年中,简直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法律,却有着不少诸如《关于执行民事法律政策的若干意见》之类的司法解释。直到现在,司法解释的对象也包括着政策和一些法律原则,而且在解释的方式、依据等方面,都没有一定的程序和规则,基本上取决于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们的意志。因此,中国的司法解释实质上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们创造性地理解、运用和影响法律的一种活动方式。其意义早已突破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解释的授权范围。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们的创造性活动,中国的司法解释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可以肯定地说,其对中国社会的直接而深刻的作用,不逊于法律政策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更重要些。首先,在中国立法覆盖面有限,现行法不够具体、明确和规范的条件下,正是司法解释填充了许多社会领域内法律规则的空白和不足,从而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权利义务内容的行为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对立法的迫切需要所产生的压力。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功绩。其次,在中国的立法思想和立法技术与完美具有很大距离的情况下,也正是司法解释将理想的立法与现实的国情联结起来,从而为立法准确地全面地反映中国的实际生活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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