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勤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民事立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 次 更新时间:2018-03-23 17: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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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勤国 (进入专栏)  

    

   编者按:本文立足于我国改革时期的物质生活条件,就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民事立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首先指出,改革时期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本状况,决定了其民事立法内容的多样性、兼容性和开放性。民事立法要正确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的要求,就应当注意考察各种经济活动的客观作用和普遍程度。作者进而分析了改革以来社会利益结构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提出改革时期民事立法的基本宗旨和价值尺度应当是平衡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经济利益,并对与此不相适应的先粗后细的民事立法习惯提出了批评。作者认为,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干扰,民事立法出现一些偏差在所难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尽量减少偏差。从目前的立法状况看,加强对于民事立法权、民事法律草案的起草和修改、现行民事法律的讨论和修改以及民事立法解释等问题的研究,对保证改革时期民事立法的科学性具有现实意义。

  

   法和民法决定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活关系。所谓一定历史阶段,系根据一定的社会生产和交换方式加以区分。同一社会历史形态中可以包括几个历史阶段(或曰时期),例如,资本主义有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之分。我国研究法国民法典必须了解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关系,研究德国民法典必须把握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关系,否则就无法理解同样是资本主义民法,两者的法律原则和制度却如此不同。同样,我们不能笼统地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性质去研究我国的民事立法,而必须将我国民事立法置于社会主义的特定历史阶段之中。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根据生产和交换方式的显著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以前的阶段;二是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三是将来改革基本完成后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中,由于我国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是计划生产、统购统销,商品经济被高度窒息,因此民法基本上不为社会所需,充其量是一件精致的摆设。第三阶段的经济基础,现在可以肯定的只是一个原则,即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至于经济关系的具体面貌,无法也不应任意猜测,因此也不能作为我国民事立法的现实出发点和归宿点。

   惟有第二阶段的经济生活正在我国身边展开。九年多来,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局部扩展到全局。使1978年以前的经济生活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有制结构从单纯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经济活动主体和经济活动方式越来越复杂多样;市场机制随着计划体制影响的缩小而逐渐显示出其强有力的作用;社会成员的财产结构、比例和消费方式迅速改变。在这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我国民事立法得以大规模地进行,民法通则的诞生,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

   因此,就性质而言,我国的民事立法是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民事立法。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改革时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旧经济体制将向新经济体制转换和过渡,使经济关系具有自身的特点,因而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中国民法;另一方面,改革决非十年八年即能完成,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不允许有民事立法上的省略,因为社会经济难以长久地承受与法制不完备相关的社会动荡。历史需要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中国民法。

  

   一

  

   把握改革时期的经济生活条件是民事立法的基本前提。改革时期,从纵向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新旧经济体制交替的过程,新经济因素逐渐增长的最后结果是旧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生活条件被完全改变。从横向意义上讲,新旧经济体制处于有条件的共存,不同性质的经济因素共同组成了改革时期的经济生活条件。具体地说,这一经济生活条件有三个直接影响民事立法基本方向的特点:⑴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城市、乡村、老少边远地区之间,大中型企业及个体经营者之间,都存在着生产力水平的悬殊落差。现代化大生产与传统小生产并存,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并存,相对发达地区与极不发达地区并存,是今日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主干。⑵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与计划机制相关的经济因素和与市场机制相关的经济因素并存。⑶对外开放引导着我国的经济逐渐转向外向型经济,国际经济关系将深刻影响以往的封闭性经济生活状况。

   下面我们来看这三个特点对于我国民事立法的影响。第一个特点使我国民事立法的内容具有多样性。在商品经济发育程度比较均衡的国家,民事立法容易就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体、财产权以及民事活动方式等作出比较一致的规定,一个比较全面的民法典就可以基本完成民事立法任务。与此不同,由于我国现实经济关系对民法需求的复杂多样,我们不能期望用相同的方式进行民事立法。首先,各种经济关系都要求相应的民事法律,自然经济、原始商品经济和现代商品经济的并存,决定了民事立法内容的多元化。例如,农村承包经营户显然是出于我国前工业化经济的特定需要,但在农村人口占71.9%,农村劳动力占74.4%、农业生产资料只占21%的中国,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仅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动力,民事立法不能不赋予其特定的法律地位,承认和保护其经济活动和利益。而国营企业经营权的确立和法人型联营的规定,则是民事立法顺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趋向的证明,因为具有独立主体地位的企业和企业集团是现代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基本形式。其次,各种经济关系对民法的需求各有侧重。广大农户也许不大会去关心破产法、禁止不正当竞争法或证券法,但几千个大中型国营企业却已经开始面临这些法律问题;一般民事交往中尚未感到抵押行为规范的迫切性,但在银行信贷中,已经不可缺少,以至于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不得不自行拟定一个抵押贷款的暂行办法。所以,我国尙不具备制定一个内容比较完备、体制比较统一的民法典的现实条件,而只能根据实际需要,分别轻重缓急,制定相应的单行民事法律,在有条件的时候逐渐制定民事活动的一些共同规则。近年来,我国先后制定了经济合同法、专利法、商标法、破产法、继承法,又在1986年制定了民法通则,这种民事立法路子是符合改革时期的实际状况的。可以预见,民事立法作为改革必不可少的配套工程,将随着改革的深化而不断调整,直到改革基本完成、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平衡、有条件制定一个完整系统的民法典之时。

   第二个特征使我国民事立法的内容具有兼容性。在改革时期,我国经济运行机制以双轨制为主要特点。关于双轨制,存在着很多的争议,但从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的事实出发,双轨制在改革时期是一个必然的存在。因此,民事立法的基本任务具有两个内容:(1)民事立法应当及时确认改革成果。随着改革的深入,必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实经济关系的格局,形成一定的新的经济利益,产生对民事法律的一定需求。民事立法及时确认改革成果,不仅能够保护改革所形成的新的社会经济利益,充分发挥改革的效益,而且能为下一步的改革打开通道或创造有利条件。例如,民法通则以承包经营权确认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成果,不仅使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了法律保障,也为农村商品经济开辟了道路;以国营企业经营权来概括八年多的改革经验,就为国营企业承包、租赁、股份及其他经营形式大规模地发展奠定了合法的基础。民事立法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在及时确认改革成果上没有出色的表现,就是严重的失职,因为一种新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极易受到传统势力的否定,如果长期缺乏法律保障,很容易被传统势力所吞没。(2)民事立法应当充分反映原有经济关系的合理要求。在为改革服务的口号下,人们往往将民事立法局限于或侧重于确认改革成果,或者认为,由于原有经济关系将在改革进程中消灭或转化,因而没有必要在民事立法中体现其要求。这里需要指出,忽视甚至无视原有经济关系的合理要求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迄今为止,原有经济关系仍在许多经济领域中占主导地位,在现实中发挥着稳定社会的作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意义。如果不理会它的合理要求,必然导致与之有关的大量经济活动处于缺少法律约束和保护的境地,以致给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造成隐患。何况原有经济关系也并不全与商品经济相冲突,如涉及到合理调整产业结构、配套资源等方面的计划性经济关系,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也不乏存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需要计划机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一定的方式对其进行调节。而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发展,原有经济关系中抑制商品经济的内容将被否定,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容将被新的经济关系所吸收。民事立法反映这方面的合理要求,与确认改革成果具有同样的积极意义。可以认为,是否全面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合理要求,是衡量民事立法完善与否的基本准尺。

   第三个特征是我国民事立法内容具有开放性。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必然要求民事立法上的对外开放,否则就不可能顺利地、大规模地从事国际经济活动。以专利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为标志,我国民事立法的对外开放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应继续从两个方面增强开放度:第一,大胆借鉴国际社会有关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基本法律制度。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所共有,因此,两种社会具有一些与此相关的共同的基本法律制度应当是不足为奇的。例如,大陆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中的所有权制度、债权制度等就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雷同,至少所有权的一般定义是基本一致的。对于这类问题,我们的原则是充分享用人类法律制度的肯定成果。第二,大胆借鉴和吸收国际社会有关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基本法理。法理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律历史进程中人类脑力劳动的结晶,体现着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特性。搞不搞股份制是一国内政,但若要搞股份制就必须明确股东的风险责任,不然,旱涝保收的“股票”与债券就难以区别。一国特色绝不意味着把某一东西弄得非驴非马,这就需要在借鉴吸收国外一项基本法律制度的同时借鉴吸收与之有关的基本法理,以辨别这项法律制度的得失优劣,进而才能依据国情,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明法理的立法是武断的立法。

仅仅分析改革时期民事立法内容的多样性、兼容性和开放性还不足以具体把握民事立法的活动方向。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现实经济生活条件对民法的客观需要是通过一定的经济活动表现出来的,同样,民事立法也是通过给一定经济活动设定一定的行为规则而满足经济生活条件的需要。为了使民事立法有利于改革和社会发展,必须把握它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对此,首先应当明确,民事立法必须以经济活动为基本事实材料来把握改革时期的客现要求,同时也应该明确,这丝毫不意味着,民事立法必须照录经济活动表现出来的一切需求。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需要阐述的正是后一点,这有三个原因:(1)经济活动是具体的、特定的,一般只能体现特定经济关系的要求,而特定经济关系的要求与经济关系的总的状况有时不一定和谐一致。例如,三资企业的经济活动既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意义,也有与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生矛盾之处;旧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关系既有稳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改革的步伐。民法只应反映特定经济关系中不与整个经济生活条件相冲突的合理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反映无数个特定的经济关系来表现和适应总的经济状况,保证民法内部的统一性,对经济基础发挥积极的作用。⑵出于对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方面要求的考虑,特定经济活动的要求有时不得不暂时作出让步。法国民法典无视17世纪就已出现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民事立法地位,主要原因是害怕法国教会和寺院利用法人地位从事复辟;西方一些国家禁止在星期日从事某些交易,理由不外乎宗教或道德的信念。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尊重社会公德,也与社会公德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特殊的影响力有关。(3)在改革时期,经济活动的要求并不一定是现实的经济关系的合理要求。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一切需要我们探索和总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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