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第五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香港小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9 次 更新时间:2018-03-20 21: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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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慧  

   香港是英国一九九七年必须移交主权的地方,这样的历史时刻决定了当时香港各方面的决策。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增长放缓,低增长大体已成定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主义有所抬头,投资减少,人才流失不少,香港文坛在热闹中呈现新兴作家活跃的倾向。

  

第一节 作家创作的新趋向

  

   在西方,风光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持续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是强弩之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谓“反叛的一代”的崛起,其反体制及反既成文化的精神,注定现代主义即将寿终正寝的命运。对工业社会所迷信的“进步观”提出质疑,霸占西方文坛有半个世纪之久的现代主义在反叛浪潮的推挤下欲振乏力,批评界以结构主义为理论基准的新批评连带也受到抨击。此时电子信息的革命,使得“第三波”来势汹汹,时序已进入詹明信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而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来临的时刻。按照詹明信的说法,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亦即是后工业社会,也就是消费社会。如果说后工业社会是内容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便是它的形式。相对于工业社会视历史为一连续体的现代主义的整合观,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是跳跃、断裂的,时空是破碎且不连续的,形式主义“结构严谨、意义统一”的“科学观说”,被伊丽丝·默多克、阿兰·罗伯·格利耶、约翰·巴思和托马斯·品钦等人的自反性小说不攻自破。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孕育了也斯《布拉格的明信片》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二 也斯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

   从一九八二年年底起,香港进入了一个历史转变期。一九八四年九月,中英两国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意味着香港前途的转变。两国签定条约,这是政治问题。然而六百万香港人担心几十年来已经被物质形态固定了的生活方式将由此改变,这就有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说是“一国两制”,但香港人担心的是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俯首,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屈膝,不到香港人不为自己的既得利益着急。“九七” 问题牵动每一个香港人的神经,文学也为之雀然,希望面对无法违抗的历史时刻,说出自己的声音,记录下所有的惶恐、混乱和所有的自觉奋起。在众多涉及“九七” 问题的作品中,梁锡华的《头上一片云》以熟练的技巧,代表香港人主流文化的信仰,权威性地概括了香港各阶层人面对“九七”问题的心态。

   回归将至,代表民族资本家利益的文学创作也很活跃,梁凤仪就借自己的笔,热烈发言。

  

   一 关注“九七”问题的小说

   结束一个半世纪米字旗升的历史,把割让与租借出去的岛与半岛,在“一国两制”前提下缝合回母体,这本是件值得高兴的事。然而,香港人却站在自己的立场说出了自己的忧虑。这里有歪曲事实的,瞎起哄的,也有真正不理解,真正担忧的。发言的作家来自各社会阶层,拥有各自的政治背景。他们的小说创作,构成了一篇“‘咕咚’来了”的寓言。

   刘以鬯的《一九九七》写出了香港有产者对“九七”来临的恐慌。传媒误导是导火索,某报以特大标题登载:“将来香港九龙新界——如深圳成为特区”, 主人公在这样的忧虑下惶惶不可终日。解放前夕,他们曾夹带财产外逃,在香港创下了自己的业绩:企业、楼宇、家庭。现在再移民,已经不年轻了,少了一份斗志,更难舍下一切既有的东西。就是在这样的精神恍惚下,主人公撞了汽车。

   也斯在组成《布拉格的明信片》这部小说的一篇短文《神灯》中,也涉及了“九七”问题。他反映的是愚昧市民对“九七”的木然状态——空有一腔愚勇,却不知好歹。老板移民,“我”开始练拳。中英谈判开始,“我”就练气功。“有时又好像在选举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

   叶娓娜的《长廊》主人公是位中学教师,他忧虑的不是经济,而是日后的管理。他忘不了中国内地文革的失败政策。

   陶然的《天平》和《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写出了有海外关系成了恋爱婚姻的筹码,这一“九七”回归带来的移民的问题。

   周蜜蜜的《寒夜》、《太空老太太》、《改变不改变》,记录了香港回归前夕,香港人特别的生活状态——夫妻中一方移民,另一方留守继续挣钱或者等待签证。这些两地分居的人各有各的麻烦。丈夫在香港这边,每天宁愿呆在公司多做些额外工作,也不想回家去对着了无人烟的空屋发呆。妻子在大洋那边,被大雪困在回城的公路上,得不到救援(《寒夜》)。一个老太太,这段时间要到澳洲,帮开外卖店的儿子的忙,那段时间,又要飞去伦敦,照顾女儿生小孩(《太空老太太》)。还有就是因两地分居而产生的移情别恋。儿女移民了,爷爷却不肯走,他以中文写作为业,不知道到外国去有何作为。作品以爷孙的不舍,表现了淡淡的哀愁(《改变不改变》)。

   巴桐的《雾》对“港人治港”的问题发言。邝伯年轻时曾关心过政治,但吃了不少亏,他反对儿子参选区议员。学商科的邝宏达从外国回来,便参加了竞选,他的参政宗旨是:“我并非想当官,只是想为香港尽一份力量。”作品也围绕着参选问题,写了不同的参政目的。鲁明是基于个人目的参选的,想通过参政捞政治资本:“我们这一代过去想干一番事业,总感到压力沉重,那些老一辈的成功人士,财雄势大,根基牢固,使我辈如压在大石下的青蟹。现在机会来了,我们可以在政治上显身手,超越他们。我敢说从政是我们通向成功之路的快捷方式,一定能名利双收。”作品最后以邝伯和资本家的女儿丽莎支持邝宏达参选作结。

   白洛的长篇小说《福地》描写了香港商界面对“九七”的种种现象。作品围绕张氏国际公司老板和儿子的事业和矛盾展开,塑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他们有的把资金移到国外,有的留恋香港的生活,有的认为理想的经商地在本土,想为“回归”作贡献。

   陈浩泉的《香港九七》则把政治问题和爱情问题结合在一起写,赵敏小姐开头因恐惧“九七”,抛弃了相爱的男朋友卓文田,投奔曾单恋她的留学生唐明森,到英国后才发现唐已有女朋友,英国的生活也并不十分尽人意。唐明森也准备携女友回香港发展。作者借唐明森的口表达了作品的题旨:“我想,对香港的前途问题,香港人过分惊慌了。香港终究是要回到中国的版图上,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香港人不能不面对这个现实,逃避、惶恐都无济于事,把希望寄托在英国人身上,那更是无知。”最后赵敏回到卓文田怀抱。

   梁锡华的《头上一片云》对“九七”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透视。归根到底因“九七”问题是“一片不明朗的云”,社会各界人才有了异常的表示。“九七” 问题,在香港是一个震动性的问题。写这样的题材,需要作家很好的功力,作品写好了可以使作家的创作登上一个更高的台阶,梁锡华的小说创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二 梁锡华的校园小说

   梁锡华,原名梁佳萝,广东顺德人。曾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加拿大庇诗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主修文学,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加拿大圣玛利大学执教,兼国际教育中心副主任。1976年,任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1985年,受聘于香港岭南学院,任教授、文学院院长兼文史系主任,后任教务长兼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现已移居加拿大。他的主要成就在学术上,小说和散文也常被人交口称赞,他的主要小说有:《独立苍茫》(1989年)、《头上一片云》、《香港大学生》(1990年)、《花果山》等,历史小说有《李商隐哀传》。他的小说以其题材不同选择了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艺术形式的灵活运用,充份显示了作者的创作功力。

   梁锡华的长篇小说《独立苍茫》把我们带进了冉冉鹤立的云屏书院,去领略知识分子的生活,校园情趣因梁锡华本人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而采取的平视态度,从高深莫测变得平易近人,因而也更亲切了。在梁锡华的观照下,知识分子的愚拙精乖,对生活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在他们的言谈嘻笑中流露出来的作为精英的优秀跃然纸上,不是个中人物是写不出这份老到的。

   整篇小说以三个博士的婚恋生活为主线,更着重于从纵性的情节展开,有时不免用巧遇,小道具来推进故事,但人物的感情仍写得丝丝入扣,人物的行为也分寸适合,可以看出作者对人情世故的谙熟。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性格回异的人物:表面洒脱,内心沉重,始终孤身一人的萧晨星;精明实际却又婚姻不幸的陈最亨;憨态可掬,善良厚道,常常因祸得福的聂维素;温柔多情,但把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李梅;成熟细心的麦若兰;冷傲霸道的王玛莉等等。人物间的感情纠葛也因作者巧妙的安排,巧设的布局而色彩纷呈,气象万千。故事的行进过程处处体现了朋友间时有的不可避免的误解;以及因生活观念不同时常出现的摩擦,更有因守着同一个秘密而变得超乎寻常的友情(如萧晨星和麦若兰的),但更多的是求同存异的携手共进,相互关怀,鼎力帮助,读《独立苍茫》你能沐浴到君子的谦谦与磊落。

   读罢梁锡华的长篇小说《独立苍茫》掩卷抚书,引起我们思考的是人生观、爱情观的问题,许多外国的世界名著,都是在充分展现了爱情可能达到的热烈境界后结束故事的,比如屠格涅夫的《前夜》,莎士比亚的《奥塞罗》,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也有写情感的不可抑制和非理性的,如巴尔扎克的《贝姨》和毛姆的《人性的枷锁》。那些以大团圆结束的故事就更不用说了。然而,梁锡华的《独立苍茫》,其中心故事却局限在爱情还在单恋,还未向对方表达的阶段。作为男主人公行动依据的谨慎、小心翼翼构成了作品浓郁的东方风味,因此,小说的意义就变成了是一篇关于传统思想很重的男子对待爱情的心理报告。小说的主人公萧晨星专长文学,是个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这身份本身就暗示了他曾浏览过许多写爱情的书籍。爱情文化熏陶了他爱情至上的恋爱观,感情在他的心中是汹涌的大海,在未见到李梅之前因以事业为重,这种感情是沉睡的,但当婚姻大事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时,感情的大海就狂涛大作了。

   我们看看萧晨星是怎样对待这份感情的。由于他比李梅年长十五岁,被李梅父母称作叔叔辈,他便“称己行有耻之耻为高尚情操”,以李梅的未来和自己的幸福作为抵压,回避了自己的感情。他的审慎也许有让李梅在决断自己的婚姻大事上更成熟,或者找一个比自己更合适的伴侣的利他的道德依据,但也夹杂了个人的患得患失情绪——生怕爱情的痴狂损蚀心灵,以至于影响事业;担心可怕的流言歪曲自己的形象,以至于不能更好地为人师表。然而,这份未解决的感情却不因理智的衡量而消减,它拖着主人公一直步向忧郁,最终不能不借助“女人祸水论”这种酸葡萄观念自救了。

   萧晨星是在太知道爱情是什么的情形下放弃自己的幸福的,与他爱情的理想主义理解相一致,他鄙视陈最亨实际的算盘婚姻观——买名牌豪华小车武装自己,以加强自己的吸引力,为找品德可靠的教徒女子为妻,他委曲自己去听讲道,甚至虚伪地入教。作者站在萧晨星的立场,给陈最亨安排了一场倒霉的婚姻——个自我中心,一点也不体谅丈夫的妻子。然而,假如道德的意义是使人们过得更人道一点,那么,无论是萧晨星还是陈最亨,他们应该自责的程度是五十步对一百步的。何况还加上李梅的怏怏怨言:“我真不知道他一向想什么。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很敬爱他,我也说不清是哪种感情。不过,我想假如他实在很关心我,我也不至于到今天……”爱情是一个“现在时”不是“将来时”,婚姻是否幸福只关系到当事人本身,他会否在家庭中创造乐趣,制造气氛,而不是道德教条。能实现的幸福才是幸福。

聂维秦对婚姻是最没存奢望的。这个数学家在抽象的数学领域无往而不胜,却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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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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