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第二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小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8 次 更新时间:2018-03-20 21: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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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香港传统文学经受严峻考验的时期。所谓传统文学,就是依附于某种意识形态的保持某地区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的文学。由于英政府不扶持香港的文学事业,文学只能流落民间,出现了既要经济利益又要审美情趣的流行文学,香港文学向商业化妥协势在必行。

   这时期,有一部分香港作家开始寻找自己的身份,产生了香港的本土小说,包括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他们在商业化的缝隙地带迂回,倔强地成长。

   另外,也是有内地背景的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丰收期。

  

第一节 向商业化妥协的流行小说


   在金钱主宰一切,不支持文化事业的殖民地,如果要用笔杆子来养活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作为买者的大众妥协,他们喜欢看什么,你就写什么。港台流行小说为谁服务的问题,遵循资本主义供求关系的原则,以买方为立脚点,尽可能满足有钱有闲的读者的好奇心,香港报纸杂志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它们是文化的载体,又是赚钱的企业。

   在西方高雅艺术和流行文化壁垒分明,从高雅艺术获得的满足决不可说成是纯粹的“愉悦”,而是对智力和道德的考验。[1]。

   香港的情况更为特殊一些,在西方文学理论家眼中:“为有意义地生存而斗争的艺术,严格而成熟的精英艺术是很难与民间艺术和通俗艺术归入同一个范畴。[2]” 在香港,这样的理论必须修正。也斯曾经谈过这样的问题:“在香港,从事严肃的文学创作,大概从来没有成为过社会文化的主流,不过是在主流的思想与态度以外,提出‘另类’的思考与态度罢了。……严肃文艺作品,其大部分也寄生在通俗的报刊上,策略性地与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进退周旋罢了。香港通俗的报刊,好处是包容性和多元化,一般来说没有政治条框的直接干预,偶然还可以容纳新人,允许实验。但商业性的报刊,也有本质上的限制,基于销路的考虑,它的包容性也有反复,开放性亦常有调整。文艺在商业性社会里生存,常常要玩种种游戏。[3]”“别的地方的小说主要发表在文艺刊物上,香港的小说却主要发表在日报上。……六十年代至现在,许多作者都在报上写过短篇或连载,有些是通俗的流行小说,有些是认真的创作。……最富实验性的小说刊在最流行的晚报上,香港写小说的作者似乎从没有一种过分的洁癖,要把文艺划在某些认可的园地。[4]” 罗贵祥也说:“七十年代末期,没人说过小说在香港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它的特别不在于内容或形式上的实验,而是在本身特殊的存在形式上。……没有‘洁癖’多少也质疑了高级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立关系。在香港这个环境,小说反而随时会受到大众文化产品的直接间接影响,出现了有别于五四现代化初期的奇特面貌。[5]” 香港这种艺术生产和消费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着香港小说的走向。只有当公众对产品产生了某种需要时,这种产品才会产生。需要产生了生产动机,生产创造了生产者,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动力是传播的需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报纸出现了一些新派武侠小说。虽然与旧武侠小说有一定的承传关系,但新武侠小说无论在内容上、艺术上较之旧武侠小说都有鲜明的新素质、新内容。新武侠小说融中西文化为一体,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歌颂英雄豪侠的爱国爱民,行侠仗义,歌颂人性美,鞭笞人性恶,肯定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人生原则,具有历史的,人生哲学的深度。艺术上,新武侠小说吸取我国古典小说的精华,又借鉴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气势恢宏、场景壮阔、情节曲折、形象鲜明、语言雅趣,不仅有极高的可读性,也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它是在旧武侠小说基础上的一次“质”的升华。

   武侠小说家创作的灵感来自于现实。他们或者调侃时事,尽可能地紧跟热点,永不落伍。或者以人们日常生活的纠纷、瓜葛为题材,把它写得妙趣横生。关键的是,他们故意抹淡小说与现实的联系,把故事搬到远古,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发表他们对于现实的意见。鼓励读者脱离现实去幻想。他们创作的风格和特点,和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浪漫主义比较接近。由于我们对武侠小说不能运用当代阐释的批评观,这就使得武侠小说家明智地避开了时下可能引起的是非纠缠,明哲保身。小说在有意地回避了现实的情况下八面玲珑,这样的小说在高扬它的娱乐功能的同时,也削弱了它的现实作用。而把艺术当作一种娱乐,往往被视为下里巴人的实用主义艺术。

   然而,随着流行小说受欢迎的程度的不断提高,武侠小说也有被“经典化”的趋向。例如金庸,红遍了中国及港、台、东南亚之后,“金学”研究著作也大量出现。近年来,在香港,流行小说更是不断透过大众传播媒介,以至正统的教育机构,向广泛的社会阶层推广。在中国内地,传统学院式的文学批评,借用到讨论流行小说家身上,无形中把一向遭受知识文化界藐视的流行小说,提升到了经典的地位,这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无疑是一次颠覆。

   香港流行小说家良莠不齐、多如牛毛,与杰克同时期的有碧侣、孟君、俊人、郑慧、杨天成。与金庸、梁羽生同时期的有高旅、董千里、南宫博,后来还有温瑞安、金东方等。由于本书篇幅有限,我们忽略不重视思想价值,只追求商业价值,创作态度不严肃、不严谨,只追求数量的作家作品和影响不大的作品。我们仅以梁羽生和金庸为例进行分析,看香港流行小说的面貌。

  

   一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

   1955年,受当地武师比武事件启发,在香港《新晚报》副刊部工作的梁羽生,创作了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自此,国内衰微已久的武侠小说创作,开始在海外活跃起来。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6年出生,广西蒙山县人。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1949年在香港《大公报》工作。1962年辞去副刊编辑之职,闭门造书,从事专业创作。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以历史为题材,涉及相当广阔。《塞外奇女传》(1961年)、《七剑下天山》(1956年)、《江湖三女侠》(1957年)、《冰河洗剑录》、《侠骨丹心》(1965年)、《牧野流星》(1974年),写的是清初至清中叶历史时期的传期故事。《白发魔女传》(1958年)、《还剑奇情录》(1963年)、《萍踪侠影录》、《散花女侠》(1960年)、《联剑风云录》、以明代历史为背景。《狸侠天骄魔女》、《鸣镝风云录》、《翰海雄风》、《风云雷电》(1971年)、《武林天骄》、《飞凤潜龙》、写的是辽、金、宋、元时期复杂的民族矛盾及其冲突。《大唐游侠传》(1964年)、《龙凤宝钗录》、《慧剑心魔》(1966年)、《女帝奇英传》是反映唐代历史风云斗争的作品。

   梁羽生同时也将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为小说叙事的重要情节。如《白发魔女传》中的李自成。《女帝奇英传》中的武则天、上官婉儿。《大唐游侠传》中的唐玄宗、李白、杨贵妃。《风云雷电》中的梁山后代。《七剑下天山》中的顺治皇帝、康熙皇帝、还有吴三桂。

   梁羽生的小说大体上有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之分。正面人物大多数是些侠士。他们蔑视权贵,严于律己,艺业惊人,侠骨柔肠,正直坦荡。因为爱憎分明,他们可以心狠手辣,同时又正气凛然。虽然也有少数分不清好坏,或者由好变坏,由坏变好的人物。但作者依然能够让你清楚地感到,他们那些做法是好的,那些做法是不好的。例如《风云雷电》中的秦龙飞,他虽然同样是梁山好汉的后代,但他好高骛远,不能苦练本家功夫,又嫉妒比他优秀的轰天雷,以至于误入歧途,被敌人所利用。但他知错能改,也就有了好的结局。

   武侠小说归根结底以绿林人物作为它的叙事主体,它的立足点是绿林人物,写绿林人物的生存状态,以绿林人物的视觉去关照帝皇,以及社会。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也不例外。绿林人物就是与官府相对立的黑道中人物,他们是农民中失去土地靠打家劫舍为生的人。如《白发魔女传》中的练霓裳,《大唐游侠传》中的铁摩勒,《广陵剑》中的陈石星,《风云雷电》中的凌铁威、耿电、风天扬、杨浣青。他们虽然性格各异,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不畏惧权贵,“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

   绿林人物也包括贵族中的叛逆者,就是皇亲国戚中的不肖儿女,他们沦落绿林,与出身低微的强盗混在一起,企图实现他们的复国梦,复仇梦。如《白发魔女传》中的卓一航,《七剑下天山》中的冒浣莲、易兰珠,《风云雷电》中的云中燕,《女帝奇英传》中的李逸。这些人物大都身世坎坷,容貌美丽,武功卓绝。这两类人物合在一起大概充当两种角色:一是检察官。谁个贪官贪了多少银子,干了什么坏事,他们都了如指掌。如《白发魔女传》中的练霓裳。二是侠盗。他们劫富济贫,抢贪官污吏的财产,分给穷人。“贼人是偷东西的,这个贼却是给人家送银子的,他进入的那些人家都是穷苦人家,留下银票或其它财物,这就不能说是贼了,即使是贼,也只能说是侠盗。”(《风云雷电》)

   在《广陵剑》中,梁羽生借小说人物的口对“侠”的精神进行了阐释:“造反也有多种,商汤讨桀,武王伐纣,解民倒悬,是一种;逼上梁山,替天行道,是一种;占山为王,割锯称雄,又是一种;争夺江山,想做皇帝,又是一种。”“担当武林盟主的人,‘侠’字当然是最重要的,不过怎样才算‘侠’也是各有各的看法不同,……因此,我看还是沿用江湖上的老规矩为宜。力强者胜,力弱者败。”可见梁羽生崇尚“力”之余,也主张“官逼民反”,“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

   也是基于这种立场,梁羽生树立了好皇帝的形象——《女帝奇英传》中的武则天。她心胸开阔、雄才大略、聚拢人材、“社稷为重,君为轻。”她因为篡夺了唐朝李家的皇位,四面受敌,加上她对旧贵族不徇私情地实行强权政治,该关的关,该杀的杀,朝廷中到处暗藏着对她的杀机。但上官婉儿,一个被武则天杀父杀祖的人却听到农民对武则天的赞叹:“我们村子里有好些读书的先生都在咒骂当今的女皇帝,我们庄稼汉却但愿老天保佑她多活几年。我们老百姓不管谁做皇帝,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但求日子过得稍为好些,就心满意足了。以前收割一石谷子,要纳三斗租税,现在只要一斗半,比以前少了一半哩,最好的是,现在不准富豪之家强买强买,不论你怎样穷,一份口分田总是有的。只要勤耕善积,日子也就可以对付过去了。”“以前的男皇帝除了三宫六院,还有无数宫娥,每三年还要挑选秀女,哈,那时候每逢挑选秀女之期,可把我们害惨啦,做父母的忙着嫁女儿,还得应付官府的勒索,现在女皇帝,纵算她养了几个汉子,总没有挑选秀男呀!”“说到乱杀人嘛,听说她杀的都是王孙贵族,或是做大官的人。别处地方我不知道,在咱们这个县里,几年来倒没有听说杀冤枉过一个老百姓,倒是三年前有一个贪官叫做曾剥皮的被她杀了。”现实中的武则天有多好,我们姑且不论,但作者借升华武则天的形象,提升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却是显而易见的。

   相反,在《大唐游侠传》中,作者却刻画了一个腐败的王朝——唐朝。唐玄宗终日寻欢作乐,杨贵妃愚蠢无知,杨国忠恃强凌弱,安禄山凶蛮霸道,李白轻狂落拓。这种终日醉生梦死,不事正业,不懂克制的王朝,在梁羽生眼中必然失败。作者塑造了忠实正派的宫廷卫士铁摩勒,并以他为映照,表达了自己对唐朝的彻底失望。铁摩勒在亡国的惨痛中,不顾一己之私,扶危济困,救了唐玄宗,到头来却被阴险的王朝计算了。铁摩勒在顽强斗争之后不得不败,正映衬了朝庭黑暗势力的强大,他虽败尤荣。除了民本思想,梁羽生对汉文化还充满了优越感。唐朝虽然腐败却是懂文明的礼仪之帮,而安禄山不过是个未开化的胡蛮。

除了文化的优劣,梁羽生也探讨品德的优劣。在《七剑下天山》中,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纳兰容若说:“按理说我们满州人入关占领你们的地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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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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