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第三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小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2 次 更新时间:2018-03-20 21: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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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并不平静,欧美学生运动蓬勃发展,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继续,这些因素都影响了香港。香港弥漫着赶走殖民者的情绪,发生了“争取中文成为官方语言”的运动和“保卫钓鱼台”运动。 1972年美国国务卿尼克松访华和1971年的港大回国观光团,都促成了香港民众对祖国的认同。

   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到香港执教,如余光中、刘绍铭、陈之藩、宋淇、思果、金耀基、梁锡华、黄维梁、钟玲、黄国彬等,壮大了香港的作家队伍。他们虽是留洋学人,但国学根底深厚,创作了素质相当高的散文作品,恢复了式微已久的中国散文应有的风貌,丰富了香港文坛。这时期,总体说来,小说的成就不如散文、诗歌。生活节奏加快,也影响了人们的阅读趣味,报刊大量的推出精彩短文,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无暇读太长的小说作品。

   香港教育不重视中文的现象越演越烈,香港社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也使香港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在年青一代手中有了和西方同步发展的苗头。

   这时期的社会风气已经不象杰克时代,惜日即使是束缚婚姻自主的社会风范解除了,人们依然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教养留给人们的心灵束缚,婚姻自主是一种出类拔萃的英勇行为,如今追求爱情已经是一种公众行为。取代旧爱情小说的是依达的言情小说,他的小说以浓郁的西洋风味,显示了西方观念对香港的入侵。他的《垂死天鹅》、《别哭汤美》、《蒙妮坦日记》、《断弦曲》等小说,在香港走红,是因为迎合了香港青年一代的崇洋心理,且主题和西方“夸掉的一代”、“嬉皮士”等潮流接近,描写一些崇洋青年的苦闷、孤寂和对现实的幻灭感。他的小说不仅洋味十足,而且人物也用上了洋名字。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大抵风流倜傥,女主人公则美貌多情,并且涂上了一层与现实有距离的理想化色彩,洋溢着浪漫情调。

   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观念妥协的时候,倪匡深入中国内地探访,以他的作品《换头人》、《风水》、《奇玉》等,反映他理解中的中国内地的状况。

   在著名作家编辑吴其敏的感招下,香港一些出身优越的作家热心创作,刘于斯、柯振中是其代表。除此以外,香港的小说创作领域,还活跃着一些“打工仔”出身的作家。

   当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刊物有:《诗风》、《海洋文艺》、《大母指》、《素叶文学》、《文林》、《罗盘》等。虽然一些刊物受命不长,但那种屡败屡战的精神着实令人敬佩。东南亚的排华浪潮,影响了香港华文期刊在东南亚的出售。


第一节  拯救社会和自我的小说创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产生了一批“打工仔”出身的作家。文学再现生活。所谓“生活”在广义上是一种社会现实。自然世界和个人的内在世界或主观世界,都是文学“模仿”的对象。就是说,作家必须写他熟悉的生活。然而,怎样写,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涉及到作家世界观,人生观,潜意识等诸方面的因素。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我们通常支持阶级存在决定阶级意识这一普遍规律。文学创作领域情况要复杂些,精神劳动要经过知识的审判,需要超越自身阶级背景的公正,自我批评是创作的法官。但文学创作作为一种自身价值的显现,作为对不满足的人生的一种补偿,却是被普遍接受的认识。弗洛伊德把受压抑看作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的观点,有力地支持了这一主张。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秩序和个人欲望相互牵制的环境中,受压抑是一种普遍的事情,只是普通人受压抑后,以改变活动方式作为他们的排解途径,而文学家却把这种排解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在文学创作中,压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不仅是创作的原动力,而且作为一种对压抑的反抗,持续进行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是表意文学的潜在基础。也就是说,抑制使作品形成了一种文本无意识,这种文本无意识,既不能被视为,对业已明了的文本的简单附加,也不能被视为,一种加强象征的附加层次。抑制和文本无意识构成的关系,要求我们完全按照书写系统来探讨和释义。这种做法,决定性地取消了叙事作为明了性序列的特殊地位,从而开辟了新的途径,使释义具有了进行位于无意识话语之内的精神分析法判读的可能。

   一个明确的事实是,这些来自于社会下层的作家创作伊始都肯定了自己社会地位的低下。穷人和富人构成了社会的两极,他们以赞扬劳动人民富于人情的相互关怀和忠厚老实的品格,批判上层社会的尔虞我诈,肮脏腐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们最后都改变了他们默默无闻的地位,成了社会知名的作家。用潜意识来解释,万人瞩目的精神领域、富人、娱乐圈有明显的隐喻性质,和知名度、荣誉、财富、不受阻隔的影响力等连在一起。他们在精神领域实现了和富有阶级的替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已经摆脱了战后经济上的窘境,获得了初步的繁荣。生活秩序也得到了恢复。对这种繁荣,连“打工仔”出身的作家也陶醉其中,他们这样描写:“七十年代的末期,香港湾仔海旁,广厦连云,为这个‘高楼大厦世界第一’的小岛平添傲气。这些高楼大厦,外型美伦美奂,式样多姿多彩,图案五花八门,都是建筑师的出色表演,是阳光和暖的早春,东风吹拂,清晨的海旁大道还不算挤拥,汽车一辆接一辆的顺利地滑过,行人稀疏。”(金依《垃圾西施》)。“眺望一会山和海,他又把视线移向眼前楼高两层的小洋房。一通花铁闸里,偃卧着花圃,开满红花的影树整整齐齐地兀立墙边,几株白兰花朵盛放,散发阵阵清香,草地的假石山下,躺着一个金鱼池,大肚子,尾婆娑的金鱼游嬉在水里。”(海辛《飞向蓝天》)“街灯亮了,整条在日间死静的小街,逐渐热闹起来。小贩的叫卖声,凉茶店的收音机声,麻将馆劈哩啪啦的牌声,故衣店通过扩音器播出来的大减价的声音,交织成闹哄哄的一片音响。”(谭秀牧《魔掌》)这样的描写,表露了作家们内心焦虑和忧患的减少。

   这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观念妥协的时期,社会福利的提高,基本生活有保障,满足了个人决断性较强的对不同生存方式的自由选择。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使得富人和穷人这一对立阶级处于劣势一方的穷人,在处理阶级矛盾时,也不采取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态度。一种本阶级优越的自信,自始至终存在于出身于下层劳动人民的作家作品中,并且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处于西化不断加深的过程,同时中国内地的影响也在不断深化。一方面是西方意识形态甚得香港年青一代的接受和仰慕。外国电影开始在香港流行,“嬉皮士”文化也乘势卷进香港。这种新的文化潮流孕育了香港年青人共同的思想观念及价值模式,模糊了原有的阶级和传统规范。在文化领域内,阶级等级被削平了,民主化作为一种文化潮流,开始不为某一特权阶级所垄断而广及大众。另一方面,中国内地的“文化大革命”,也因被误解为民主化与反传统和某些西方观念吻合,而扩大了中国内地的影响力。陈宝珠和萧芳芳主演的“泛工厂妹主义”的粤语片窜红,证明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文化潮流被广泛接受。海辛、金依、张君默、陈浩泉等人的创作,无疑与这一潮流合拍。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而被强调。中国的整个现代时期(1919年——1949年)就被看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香港五十年代不同政治阵营开展的文化斗争,就是这一斗争的延续。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中,我们看到的是谁也不想被打倒的强烈拼劲。那时候的作品,被斗争的焦虑深深地影响着,一点儿也没有七十年代香港这批来自下层的作家的作品来得怡然自得和充满自信。关键在于七十年代的香港人基本生活得到了满足,人的基本生存状况有保障,才会进行更高层次的选择和创造。道德是社会文明的产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这批来自下层的作家的道德自信,是一种已成体系,逻辑严密的道德自信。他们仿佛面对厚颜无耻、狡诈伪善、冷酷无情、斤斤计较、利欲熏心、追求虚荣等资本主义特征,陡然发现,工厂、渔村、乡村小镇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他们以宣传这种下层的精神来拯救社会,从而也获得对自身价值的肯定。

   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老实人被作为正面形象累受表扬。他们木纳、憨厚、不善耍手腕的品格,注定了他们与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竞争精神格格不入。但他们并非不幸福,因为生活在他们周围的同阶级人员,总是轻利重义,互相帮助。即使他们开始时没有那些头脑灵活、诡计多端的人顺境,但终将娶得美人归,过上踏踏实实的生活。这些作家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走向下层的倾向。富家女到乡村参加劳动,好女孩选夫婿时,宁愿嫁其貌不扬,职位低下的海员。这使我们想起了中国内地当时盛行的上山下乡运动和爱无产阶级的恋爱观。与他们命运相对的,是富有阶层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惺惺作态,见利忘义。富人的生存状态揭示出:在个人主义统治的地方,强有力的个人把一切归到他自己的手上,整个社会和众人对他来说都只是达到他个人目标的工具,人权和价值被抹杀了,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这种个人主义很快堕落为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每个人都认为他的同伴是危险的对手。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相互漠视,只关心自己的成就,既然人不能够在真正合乎人性的方式下相互认识,那么,有助于友情和团结的气氛自然就荡然无存,真诚的人际合作、爱情、友情都无法生根、开花。而穷人的生活仿佛是对富人生活的反衬,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提供救治的药方。

   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传统的女性美德受到了歌颂。作品主人公在选媳妇时,往往拒绝那些外表年轻漂亮的新时代女性,而去选择一个勤劳、能干的乡村妇人,甚至她曾经失婚,身边带着一个“油瓶仔”也不在乎。而这些妇女,在受到处处不顺心的丈夫的虐待后,依然对他们死心塌地。

   另外,富家女必然刁蛮,穷家女必然贤慧也构成了这批作家小说中的一种必然模式。这一模式与其说是得自于生活经验,不如说泄露了作家们的文本无意识。他们在下层生活中摸爬滚打,把心理压力转嫁给自己的女人,或者说,自己的女人给了他们许多温暖,他们自然会觉得下层妇女亲切。一般人总是摆脱不了这样的心理:把与自己亲近的人视作朋友,而少亲近的人视作敌人。出于这样的心理,这批作家也不愿辱没他们的姐妹。而富家女似乎来自于一个他们不熟悉的领域,看见那些衣着光鲜的陌生女人娉婷地从他们面前走过(她们内心的烦恼是被忽略的),他们会把压力的根源推卸到她们身上。她们看似高高在上,令人羡慕,这就对他们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他们在潜意识里已经把她们视作敌人,自然在小说中就会对她们进行概念化,模式化的展现。而实际上,这些有钱女人的幸福感或许真的不及生活在下层的人们呢!幸福感是心理的,不是物质的。

   同是写下层劳动人民,舒巷城小说中的小人物各安天命的无奈情绪,在这批作家中已被一种强烈的价值意识所取代。而比较后一批从中国内地出去的作家对香港社会的投入,这批作家又更认同当时中国内地流行的观念。他们向北遥望,当时中国内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出现了许多令西方人惊愕又赞叹的举措,如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1]。这些思潮,对他们造成了影响。

   任何时候对外域思想的接受,都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作家的内因和外因都起作用。中国内地普及的思想在这批作家头脑中生根,固然是因为中国内地普及文化的普罗大众意识和这批作家的阶级地位吻合,也由于这批作家面对日益盛行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感到困扰和困惑。普罗大众意识,在他们手中,变成了一种可以与香港上流社会生活方式抗衡的本土意识。

  

一 海辛的现实主义小说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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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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