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第四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小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1 次 更新时间:2018-03-20 21: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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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香港小说发展的蓬勃期,作家之多,风格之多前所未有,而且显示出强烈的本土特点。经济繁荣,生活有保障,思想无拘无束,作家们的创作也自信而从容。一方面作家们清晰而明确地肯定了根植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性自由的观念。另一方面一些新移民的作家 完成了从社会批判到社会认同的过程。他们一改南下作家不认同工商社会的“士大夫”特点,沉浸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中,并成为社会的弄潮儿。

   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职业女性的增多,原有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关系受到冲击。性即政治。不少女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对原有的社会秩序进行了颠覆。

   文学上少数的精英文化与欧美现代主义潮流唱和,显示了香港国际化殖民地的特点,与数量众多的适合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样式形成了无伤大雅的对照,增加了香港文坛的热闹气氛。

   个性极强,风格各异的小说创作蔚为大观,形成了香港小说的后现代特点。

   1979年,市政局公共图书馆主办了中文文学奖,聘请本地和海外文学名家主持,把历届获奖作品汇编成《香港文学展颜》出版。1980年起,新青学社主办工人文学奖,旨在“鼓励工人写作,反映工人生活。”类似的文学奖还有职青文学奖。这些举动都说明了香港政府开始注重大众的文化生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文学社团日趋活跃。1980年初,香港文学艺术协会成立,选戴天为会长,古苍梧为秘书长,集合了许多学者型作家。1980年11月,香港儿童文艺协会成立,首推何紫为会长,该协会拥有一百多名会员。1982年9月,香港青年作者协会成立,入会者年龄一般不超过三十五岁,聘请刘以鬯、王辛笛、余光中等十七位文学名家为顾问,香港中文大学的马临和香港大学的黄丽松两位校长为名誉顾问,创办了会刊《香港文艺》。1985年,刘以鬯主编了文学期刊《香港文学》,推动了世界各地的华人创作。

  

第一节 流行文学的媚俗化倾向

  

   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功绩,是在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工市场的调节下,解放个人,使原来从属于贵族的政治平民化。新型的社会关系映照出传统的忠贞、服从的旧人格的不合时宜,社会要求培养出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更个人主义的新人格,由于强调民主,加上资本主义制度,个人主义更加地甚嚣尘上。这种新型的人格,要求人们在庞大的政治和经济的运作之下,明确而清晰地自觉到自己需要什么,从而毫不迟疑地表达出来。大众文化充当了这种新人格的代言人。在香港,由于没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香港的大众文化,从来就是根植于民间的脱离既定统治形态的文化,它往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公众的需要塑型。

   在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曲高和寡地与欧美潮流的唱和,并不能满足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民众的需要。人数众多的、鱼龙混杂的、高低并存的大众文化虽然媚俗,却也更敏感地反映出社会变化、人心所向的特质。如果说精英文化在反省人在社会及文化历程中的角色这方面与人类历史接轨,那么,大众文化就更为迫切地凸现了市民的需要。

   市民们需要什么?当然不仅仅是黄、赌、毒,我们不能低估教育和宣传的作用。市民们需要的是在家庭角色逐渐丧失,个人在资本主义制度运作下只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之余的情绪调节,是如何解决这一恼人的问题的新对策。渐渐地,精英文化丧失了以往独一无二的文化角色的优势地位。

   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毫不犹豫地结合在一起,培养资本主义需要的人才,大众文化参与了这个阴谋的整个过程。不仅控制生产,也控制消费。以确保大规模生产的产品的销路。消费不仅是商业行为,还是让别人活下去、尊敬别人劳动的礼貌,曾经起着纪律作用的道德主义,特别是清教意识,因为阻碍消费扩张,而变得不合时宜。大众文化帮助资本主义在消费领域确立霸主地位[1]。

   现代消费,不是简单的满足温饱的消费。工资提高,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也相应提高。大众传媒的发达,使资本主义经济严重地介入个人领域,传媒不断制造新需要,鼓吹科学主义以满足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续发展,鼓吹享乐主义与消费主义以挽救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3]”于是资本家制造的潮流像一个不可侵犯的权威,无形地引导着大众的消费取向。个人品味及价值判断被纳入到一种共同的趣味中。潮流的周期性变换经广告信息的宣传,变成了一种近乎铁定的定律,大众只能宿命地接受这客观的定律,不然便会与时代和大众脱节,被孤独及虚无的恐惧所困扰。资本家永远是大众消费不折不扣的满足者,他们不仅制造层出不穷包装精美的商品,也制造层出不穷的文化产品,为现代人枯燥无聊的生活点缀一点欢愉。他们不断变换花样,以满足观众、读者的需要。反过来,大众小说那些极尽奢华的描写,又无时无刻不在挑逗着人们的虚荣心,支持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扩张。社会经济结构和群众心态的转变,为百花齐放的大众文化的生产奠定了基础。

   我们看见,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被留在了过去,不平等的君臣关系被“英雄莫问出处”的强者人格所取代,在生活方面,挥霍代替了节俭,享乐主义代替了刻苦勤奋。

   八十年代的香港,继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之后,又出现了倪匡的科幻小说,严沁、亦舒、林燕妮、西茜凰等人的言情小说,李碧华的怀旧小说,钟晓阳的平民小说。

   “功夫在诗外”,经济之道也在经济之外。受经济操纵的文学大量地贩卖爱情。所谓爱情是以荷尔蒙为基础的激情通过社会允许的方式渲泄出来的感情。是勇敢的、不自觉的,向他方要求而不能自足的感情。爱情也是一种文化表达。通过体验爱情,人们学会向他人和社会学习,性格也因此成熟起来。言情小说家是以这样的爱情定义来构筑她们的小说的。灵与欲的统一是完美婚姻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很难达到这种完美——为生活奔波的时候,很难找到爱情,有了钱,生活稳定了,可以买到爱情,别人却不一定爱你。在均富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爱情可以通过婚姻获得健康的生活,但资本主义社会,健康生活的可能性很少,没钱的人很多时候要出卖自己。婚姻中的精神分裂状态是一种普遍状态。

   由于香港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各种背景、各种派别的作家也在香港这个舞台上争相表演,开放自由的生活方式最能反映人性的自然状态。严沁的作品反映了和台湾关系比较密切的群体的生活状况。国民党撤退台湾,把过去内地上流社会的风气也带到了台湾、香港。亦舒的作品表现了通过艰苦奋斗之后,有英国资本背景的华人富裕的程度。林燕妮的作品反映了香港人国际性的特质——站在外国人面前依然坦然自若的心理。在西方的自由恋爱精神,中国传统积淀的民族心理,要生活下去就不能不具有的商业精神的合力下,产生了严沁、亦舒、林燕妮等人的言情小说。她们在扬弃老一辈作家创作内容的基础上,表现了新一代年青人的精神面貌。五四时期的作家片面地强调爱情,而严沁她们却写出了爱情的复杂性——爱情并不总是快乐的。从而把人生的追求目标从爱情校正到更准确的地方。从严沁到亦舒,我们看到了爱情从缠绵到决绝的转变,如果爱情的游戏只属于有钱阶级,那么为生活奔波的人可以拒绝,亦舒毫不犹豫地对爱情采取了批判的态度,爱情在比较倾向于生存是第一需要的亦舒看来是奢侈品,如果爱情和生存下去产生了矛盾,那么选择生存下去,放弃爱情。这是流行小说一抹现实理性的胜利。

   然而不管言情小说家如何看待爱情,她们的创作都和商业有关。七十年代,亦舒在英国读了三年大学,回香港后,当上了一流酒店的工作人员,不久又在香港政府当起新闻官来,无论在曼彻斯特做学生还是在香港当官,她依然写她的小说,写她的杂文。香港政府不允许它的工作人员卖文,她就用笔名写,笔名保不住,就换新的,冒着被打破饭碗的风险。亦舒的小说很得中产阶级、职业女性的喜欢,至少流行了二十年,是因为年轻的读者认为有亦舒的作品在手,是时髦的,有亦舒熏陶就不会显得“老土”。李碧华身兼电影工作者和作家的身份,林燕妮身兼广告公司老板和作家的身份,都为她们引导潮流提供了便利,她们是流行品味的鼓吹者。人生中所有的经济热点——恋爱、婚姻、生日等都被利用。尤其是林燕妮的小说,塑造了许多现代淑女,她们有令人羡慕的风度和得体入时的衣着,凸现了资产阶级的精神文明。她们的作品把都市生活作为买点,反过来又引导了都市生活,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都市人的财富以金钱衡量,她们不仅写金钱的魅力,也写金钱的出路,财富在一部分人手上的高积累,导致了消费的畸形发展,这种消费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特点,养情人也是刺激消费的一种方式。过去在巴尔扎克笔下被灌药全身腐烂而死的骗财的大众情妇——贝姨,在八十年代的香港得到了理解和宽容。在亦舒的小说中,有许多被金钱包装出来的女人,她们的聪明和魅力都是一流的。例如,亦舒小说里的任思龙,她以机智的谈吐,充沛的精力,出众的工作能力,盖过了电视台的许多员工,并赢得了同台的有妇之夫的爱慕。她常常穿白色的衣服,家里也装修成白色,养白鲤鱼,水晶盘里插白葁花,白色是纯洁、幽雅和高贵的象征,代表一种品味。更重要的是,她有金钱堆出来的高智商——美国哈佛大学管理学院的学历。这个神秘的女人却有着不一般的背景,她的那幢别墅是包养她的情人所赠(《两个女人》),一般工薪阶层是养不起她的。林燕妮极尽铺陈爱情的表达方式——送大量的鲜花和卡片,而且是跨国的。这样的生活方式,随着的金钱流动,成了都市人驱之若骛的潮流。  

   人性是有弱点的,不仅是懒、贪、馋,像婚外情这种不可遏制的需求,正应了自由资本主义激发个人欲望的规则,是有钱有闲人的游戏。流行小说为了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把它处理成具有美感的事情。一般地说,在内地这种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让所有的人都活得尊贵的地方,被包、被养,是被排斥的观念。我们清楚地记得美国国会在《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这本书中对中国人致以的敬礼:“经济的另一个革命的特征是消灭了大量的偷窃、行贿、敲诈和娼妓,很多人都说,今天的中国是真正具有道德的国家。[4]”如果婚外情人因小说的推销而流行起来,就会有违公平的原则,对人性的压迫和扭曲就会更甚,更不要说买淫了。然而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内地已经消失了的腐朽的生活,在台湾和香港还继续存在着。虽然这样的事情为一般人的道德观念所不容,但存在却是事实。对这类形象,新一代作家遵循自由资本主义的精神,写出了它的复杂性,作为隐私被揭露出来。一般来说,在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婚外情、一夜情是被作为丑事来涂抹的,现实主义作家比较偏重道德。但在流行小说家笔下,婚外情却是人性不可回避的一面,她们理解它的合理性,发掘它美丽的舜间,让它得到升华,为的是维护自由资本主义的精神,进而维护商业利益。流行作家的处理手法是偏重于美的。婚外恋、一夜情成了都市里的一道风景,大范围的道德溃疡,使沾沾自喜的个人主义者都措手不及。

   言情小说家不探讨哲学、历史、文化等意识形态的问题,只专注于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低层次的需要——爱欲,当读者阅读的时候,作品的终极目标是唤起他们熟悉的感受,而不是给他们一些崭新的东西,这就使得一些有着更高期待的读者把它斥之为下里巴人的艺术。

   然而一个地方的文学,在另一个地方产生的传播效果却不一样。相对于七、八十年代港台爱情小说家爱情经验的老到,内地人的爱情感觉在萎缩,因而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港台言情小说在内地的流行,聪明的范蠡把西施送给他的敌国,让她在那里充当攻无不克的糖衣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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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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