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香港小说发展的蓬勃期，作家之多，风格之多前所未有，而且显示出强烈的本土特点。经济繁荣，生活有保障，思想无拘无束，作家们的创作也自信而从容。一方面作家们清晰而明确地肯定了根植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性自由的观念。另一方面一些新移民的作家 完成了从社会批判到社会认同的过程。他们一改南下作家不认同工商社会的“士大夫”特点，沉浸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中，并成为社会的弄潮儿。

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职业女性的增多，原有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关系受到冲击。性即政治。不少女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对原有的社会秩序进行了颠覆。

文学上少数的精英文化与欧美现代主义潮流唱和，显示了香港国际化殖民地的特点，与数量众多的适合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样式形成了无伤大雅的对照，增加了香港文坛的热闹气氛。

个性极强，风格各异的小说创作蔚为大观，形成了香港小说的后现代特点。

1979年，市政局公共图书馆主办了中文文学奖，聘请本地和海外文学名家主持，把历届获奖作品汇编成《香港文学展颜》出版。1980年起，新青学社主办工人文学奖，旨在“鼓励工人写作，反映工人生活。”类似的文学奖还有职青文学奖。这些举动都说明了香港政府开始注重大众的文化生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文学社团日趋活跃。1980年初，香港文学艺术协会成立，选戴天为会长，古苍梧为秘书长，集合了许多学者型作家。1980年11月，香港儿童文艺协会成立，首推何紫为会长，该协会拥有一百多名会员。1982年9月，香港青年作者协会成立，入会者年龄一般不超过三十五岁，聘请刘以鬯、王辛笛、余光中等十七位文学名家为顾问，香港中文大学的马临和香港大学的黄丽松两位校长为名誉顾问，创办了会刊《香港文艺》。1985年，刘以鬯主编了文学期刊《香港文学》，推动了世界各地的华人创作。

第一节 流行文学的媚俗化倾向

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功绩，是在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工市场的调节下，解放个人，使原来从属于贵族的政治平民化。新型的社会关系映照出传统的忠贞、服从的旧人格的不合时宜，社会要求培养出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更个人主义的新人格，由于强调民主，加上资本主义制度，个人主义更加地甚嚣尘上。这种新型的人格，要求人们在庞大的政治和经济的运作之下，明确而清晰地自觉到自己需要什么，从而毫不迟疑地表达出来。大众文化充当了这种新人格的代言人。在香港，由于没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香港的大众文化，从来就是根植于民间的脱离既定统治形态的文化，它往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公众的需要塑型。

在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曲高和寡地与欧美潮流的唱和，并不能满足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民众的需要。人数众多的、鱼龙混杂的、高低并存的大众文化虽然媚俗，却也更敏感地反映出社会变化、人心所向的特质。如果说精英文化在反省人在社会及文化历程中的角色这方面与人类历史接轨，那么，大众文化就更为迫切地凸现了市民的需要。

市民们需要什么？当然不仅仅是黄、赌、毒，我们不能低估教育和宣传的作用。市民们需要的是在家庭角色逐渐丧失，个人在资本主义制度运作下只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之余的情绪调节，是如何解决这一恼人的问题的新对策。渐渐地，精英文化丧失了以往独一无二的文化角色的优势地位。

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毫不犹豫地结合在一起，培养资本主义需要的人才，大众文化参与了这个阴谋的整个过程。不仅控制生产，也控制消费。以确保大规模生产的产品的销路。消费不仅是商业行为，还是让别人活下去、尊敬别人劳动的礼貌，曾经起着纪律作用的道德主义，特别是清教意识，因为阻碍消费扩张，而变得不合时宜。大众文化帮助资本主义在消费领域确立霸主地位[1]。

现代消费，不是简单的满足温饱的消费。工资提高，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也相应提高。大众传媒的发达，使资本主义经济严重地介入个人领域，传媒不断制造新需要，鼓吹科学主义以满足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续发展，鼓吹享乐主义与消费主义以挽救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3]”于是资本家制造的潮流像一个不可侵犯的权威，无形地引导着大众的消费取向。个人品味及价值判断被纳入到一种共同的趣味中。潮流的周期性变换经广告信息的宣传，变成了一种近乎铁定的定律，大众只能宿命地接受这客观的定律，不然便会与时代和大众脱节，被孤独及虚无的恐惧所困扰。资本家永远是大众消费不折不扣的满足者，他们不仅制造层出不穷包装精美的商品，也制造层出不穷的文化产品，为现代人枯燥无聊的生活点缀一点欢愉。他们不断变换花样，以满足观众、读者的需要。反过来，大众小说那些极尽奢华的描写，又无时无刻不在挑逗着人们的虚荣心，支持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扩张。社会经济结构和群众心态的转变，为百花齐放的大众文化的生产奠定了基础。

我们看见，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被留在了过去，不平等的君臣关系被“英雄莫问出处”的强者人格所取代，在生活方面，挥霍代替了节俭，享乐主义代替了刻苦勤奋。

八十年代的香港，继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之后，又出现了倪匡的科幻小说，严沁、亦舒、林燕妮、西茜凰等人的言情小说，李碧华的怀旧小说，钟晓阳的平民小说。

“功夫在诗外”，经济之道也在经济之外。受经济操纵的文学大量地贩卖爱情。所谓爱情是以荷尔蒙为基础的激情通过社会允许的方式渲泄出来的感情。是勇敢的、不自觉的，向他方要求而不能自足的感情。爱情也是一种文化表达。通过体验爱情，人们学会向他人和社会学习，性格也因此成熟起来。言情小说家是以这样的爱情定义来构筑她们的小说的。灵与欲的统一是完美婚姻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很难达到这种完美——为生活奔波的时候，很难找到爱情，有了钱，生活稳定了，可以买到爱情，别人却不一定爱你。在均富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爱情可以通过婚姻获得健康的生活，但资本主义社会，健康生活的可能性很少，没钱的人很多时候要出卖自己。婚姻中的精神分裂状态是一种普遍状态。

由于香港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各种背景、各种派别的作家也在香港这个舞台上争相表演，开放自由的生活方式最能反映人性的自然状态。严沁的作品反映了和台湾关系比较密切的群体的生活状况。国民党撤退台湾，把过去内地上流社会的风气也带到了台湾、香港。亦舒的作品表现了通过艰苦奋斗之后，有英国资本背景的华人富裕的程度。林燕妮的作品反映了香港人国际性的特质——站在外国人面前依然坦然自若的心理。在西方的自由恋爱精神，中国传统积淀的民族心理，要生活下去就不能不具有的商业精神的合力下，产生了严沁、亦舒、林燕妮等人的言情小说。她们在扬弃老一辈作家创作内容的基础上，表现了新一代年青人的精神面貌。五四时期的作家片面地强调爱情，而严沁她们却写出了爱情的复杂性——爱情并不总是快乐的。从而把人生的追求目标从爱情校正到更准确的地方。从严沁到亦舒，我们看到了爱情从缠绵到决绝的转变，如果爱情的游戏只属于有钱阶级，那么为生活奔波的人可以拒绝，亦舒毫不犹豫地对爱情采取了批判的态度，爱情在比较倾向于生存是第一需要的亦舒看来是奢侈品，如果爱情和生存下去产生了矛盾，那么选择生存下去，放弃爱情。这是流行小说一抹现实理性的胜利。

然而不管言情小说家如何看待爱情，她们的创作都和商业有关。七十年代，亦舒在英国读了三年大学，回香港后，当上了一流酒店的工作人员，不久又在香港政府当起新闻官来，无论在曼彻斯特做学生还是在香港当官，她依然写她的小说，写她的杂文。香港政府不允许它的工作人员卖文，她就用笔名写，笔名保不住，就换新的，冒着被打破饭碗的风险。亦舒的小说很得中产阶级、职业女性的喜欢，至少流行了二十年，是因为年轻的读者认为有亦舒的作品在手，是时髦的，有亦舒熏陶就不会显得“老土”。李碧华身兼电影工作者和作家的身份，林燕妮身兼广告公司老板和作家的身份，都为她们引导潮流提供了便利，她们是流行品味的鼓吹者。人生中所有的经济热点——恋爱、婚姻、生日等都被利用。尤其是林燕妮的小说，塑造了许多现代淑女，她们有令人羡慕的风度和得体入时的衣着，凸现了资产阶级的精神文明。她们的作品把都市生活作为买点，反过来又引导了都市生活，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都市人的财富以金钱衡量，她们不仅写金钱的魅力，也写金钱的出路，财富在一部分人手上的高积累，导致了消费的畸形发展，这种消费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特点，养情人也是刺激消费的一种方式。过去在巴尔扎克笔下被灌药全身腐烂而死的骗财的大众情妇——贝姨，在八十年代的香港得到了理解和宽容。在亦舒的小说中，有许多被金钱包装出来的女人，她们的聪明和魅力都是一流的。例如，亦舒小说里的任思龙，她以机智的谈吐，充沛的精力，出众的工作能力，盖过了电视台的许多员工，并赢得了同台的有妇之夫的爱慕。她常常穿白色的衣服，家里也装修成白色，养白鲤鱼，水晶盘里插白葁花，白色是纯洁、幽雅和高贵的象征，代表一种品味。更重要的是，她有金钱堆出来的高智商——美国哈佛大学管理学院的学历。这个神秘的女人却有着不一般的背景，她的那幢别墅是包养她的情人所赠（《两个女人》），一般工薪阶层是养不起她的。林燕妮极尽铺陈爱情的表达方式——送大量的鲜花和卡片，而且是跨国的。这样的生活方式，随着的金钱流动，成了都市人驱之若骛的潮流。  

人性是有弱点的，不仅是懒、贪、馋，像婚外情这种不可遏制的需求，正应了自由资本主义激发个人欲望的规则，是有钱有闲人的游戏。流行小说为了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把它处理成具有美感的事情。一般地说，在内地这种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让所有的人都活得尊贵的地方，被包、被养，是被排斥的观念。我们清楚地记得美国国会在《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这本书中对中国人致以的敬礼：“经济的另一个革命的特征是消灭了大量的偷窃、行贿、敲诈和娼妓，很多人都说，今天的中国是真正具有道德的国家。[4]”如果婚外情人因小说的推销而流行起来，就会有违公平的原则，对人性的压迫和扭曲就会更甚，更不要说买淫了。然而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内地已经消失了的腐朽的生活，在台湾和香港还继续存在着。虽然这样的事情为一般人的道德观念所不容，但存在却是事实。对这类形象，新一代作家遵循自由资本主义的精神，写出了它的复杂性，作为隐私被揭露出来。一般来说，在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婚外情、一夜情是被作为丑事来涂抹的，现实主义作家比较偏重道德。但在流行小说家笔下，婚外情却是人性不可回避的一面，她们理解它的合理性，发掘它美丽的舜间，让它得到升华，为的是维护自由资本主义的精神，进而维护商业利益。流行作家的处理手法是偏重于美的。婚外恋、一夜情成了都市里的一道风景，大范围的道德溃疡，使沾沾自喜的个人主义者都措手不及。

言情小说家不探讨哲学、历史、文化等意识形态的问题，只专注于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低层次的需要——爱欲，当读者阅读的时候，作品的终极目标是唤起他们熟悉的感受，而不是给他们一些崭新的东西，这就使得一些有着更高期待的读者把它斥之为下里巴人的艺术。

然而一个地方的文学，在另一个地方产生的传播效果却不一样。相对于七、八十年代港台爱情小说家爱情经验的老到，内地人的爱情感觉在萎缩，因而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港台言情小说在内地的流行，聪明的范蠡把西施送给他的敌国，让她在那里充当攻无不克的糖衣炮弹。

国民性可以被熏陶和操纵，倪匡的科幻小说在鼓吹科学主义的同时，也唤起了香港人的好奇心和求实精神。

一 倪匡的科幻小说

随着香港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科幻小说也流行起来。科幻小说无疑是一种拥有大量读者的小说形式。它的源头在西方。工业革命是科幻小说的摇篮。我们见识过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女儿》、《海底两万里》、《神秘岛》那种蓬勃向上，无所畏惧的社会风尚；也领略过英国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大战火星人》、《首次到月球的人》那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将会给未来人类社会带来的痛苦和危险。随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核裂变、宇宙航行、电子计算机、激光、月球登陆等科技成就的出现，科幻小说也趋于成熟。尤其是对于未来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所带来的副作用，如核污染、生态破坏、计算机作案和病毒感染、环境恶化、人口爆炸、能源枯竭、基因等，科幻小说以其精确的预见性向人类敲起警钟。产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倪匡小说是这种产物在香港的果实。

从接受的观点来看，倪匡的科幻小说因与科学主义合拍，能赢得香港崇拜西方高科技的时髦年青一代的喜爱。倪匡对现代科技的普及性介绍，为文学欣赏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因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的真理是全人类的共同成果，所以倪匡的科幻小说，人物不局限于某一国别，地域也不局限于某一国家，倪匡的自尊表现在他的全部小说都一以贯之地以一个有外国名字——“卫斯理”的中国人作为主角。这是一面香港特有的旗帜，表达了香港人在某一时期里独立自主的价值观。倪匡的科幻小说有强烈的西方气氛，但缺乏西方古典理性精神的严谨，这又是香港文化的显著特征。

倪匡的小说许多篇都涉及了外星人，像《红月亮》、《地图》、《丛林之神》、《环》、《石林》、《天书》、《新年》、《雨花台石》、《影子》、《变心》、《聚宝盆》、《搜灵》、《透明人》等。他在小说中以一句无可奈何的直白：“又是外星人”表达了自己因技能不高对读者的歉意。然而，同是外星人，在地球的存在方式和在天体的存在方式却是不同的。《红月亮》中的外星人是生活在海底的八爪鱼一样的怪物，《地图》中的外星人是生活在地底的不知形的东西，《雨花台石》中的外星人是能进入人体的条状的物体，《影子》的外星人就是影子。

在《天书》中倪匡这样解释宇宙：“黑色带是一个界限，界限的两边，是完全一样的，假设是两个宇宙。在他们的地球上，早已发生过的事，在我们的地球上，也迟早会发生！”在《环》中倪匡告诉我们：“土星的环是我们的祖先建立的，起先，只是远离土星表面的一个浮空站，渐渐地，一个站一个站建立，终于成为环绕土星的一个大环，我们自制氧气，自制食水，繁殖地球上的生物，摒弃地球上人类的劣根性。”

外星人留给地球人的启示，倪匡写得很多。如：世上的宗教是外星人留给地球人的启示，人类沉睡了，需要唤醒以拯救人类（《心变》）；有人能预知未来是他们得到了外星人留下的一块石头（《丛林之神》）；传说中明代沈万三的聚宝盆是外星人留下来的一架精密的金属复制机（《聚宝盆》）；空中的“不明飞行物”是外星人放出来搜集人类灵魂的器物（《搜灵》）；新能源——磁，是外星人给地球人的能源启示（《石林》）；隐形人是外星人留给地球的一种能发透明光的物体（《透明光》）。

倪匡小说中的外星人基本都比地球人先进、优越，他们全是人格高尚的人，根本没有罪犯，因而他们也人口太多，必须向别的星球移民，这就构成了对别的星球的侵略。这是一种道德的背论，从道德走向反道德。因此，当巴图送一只满身细菌的老鼠给他们的星球后，他们不得不感激：你们的所作所为，已使我们星球上的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三，我们已不需要向地球移民了。这是《红月亮》、《支离人》等小说涉及的主题。

倪匡说：“科学是科学，有科学的观点；科学幻想是科学幻想，有科学幻想的观点。[5]”科幻小说虽然建立在幻想上，但也必须有科学的完满解释才能令人信服。倪匡的小说虽然不及经典的科幻著作来得严谨，但也有可圈可点的几篇。例如《大厦》，整幢大厦只有一部电梯，所以吸引不来住客。主人公的两个朋友相继在大厦里失踪，一个看大厦的管理员尸体摔在大厦的天台上。主人公卫斯理勇敢地进入大厦，寻访朋友失踪和摔死的原因。那座电梯是进入另一个空间的过程，所谓另一个空间，是时间和原来不同的一个空间。那电梯是使时间变慢的机器，在时间变慢的过程之中，我们到达了另一个空间，是时间已变慢了的空间。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如果时间变慢，所有的一切都按比例伸展，时间慢了一倍，这幢大厦就高了一倍。在我们的空间中，大厦是高了，但是在正常的空间中，大厦还是和原来一样高，大厦管理员在一个时间变慢的空间中向下跳去，结果在他向下跳去之际，忽然之间，他突破了这个空间，当他突破那空间的一瞬间，他还在半空之中，而大厦却回复了原来的高度，结果，他跌下来，落到了大厦的天台上。卫斯理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运用自己的聪明机智，救出了自己的两个朋友。又如《古声》，一位考古学家，一直爱着他大学时的女同学，他给她写信，告诉她：他将在考古界中有一个重大发现，但他的成果还未公布，就因车祸死了。他留下了一盒录有一个女子临死前尖叫声的录音带。警方定为谋杀案，他们要寻找杀害这个女孩的邪教组织。他们从香港找到美国，在一家“音响实验室”找到证据，爱迪生发现：液体在凝结为固体时，会保留音波，唱片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作品中的人物抚摸着一只古瓶上的细纹说：它的作用是和唱片一样的。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制瓶匠，在制造一只奇特的瓶子时，无意中将附近发出的声音记录了下来。从现代的观点来看，那是谋杀，但两千多年前那是祭神。牺牲一个少女的生命，去满足他们崇拜的神的要求，然后又齐唱哀歌替那少女招魂。又如《访客》，两个在美国留学的学生，一个家里有钱，叫鲍伯尔；另一个很穷，叫丁纳；假期，有钱那个雇穷的那个去干活。穷丁纳亲眼目睹了“海地巫都教”的邪恶——海地巫都教的权威人士，都有一种神奇的能力，他们可以利用咒语，使死人为他们工作。丁纳逃了出来，在他获得了权力和地位之后，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他用尽所能得到了巫都教的那个秘方：那是几种植物提炼出来的一种状态，能使人心脏几乎不跳动，也没有新陈代谢，呼吸和停顿一样，但是，他们都不是死人。在那样情形之下的人，他们只受一种尖锐的声音所驱使，不论叫他们去做什么，他们都不会反抗。丁纳用这个方法把鲍伯尔吓死。《玩具》写计算机对人类的控制。到那个时候大型计算机指挥着所有的生产过程，动力来源是永久使用的太阳能，人变成了机器人的培育品，变成了机器人的玩具。

倪匡的小说布局都很巧妙。先写离奇的事情，越是怪诞，越是常理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越好，然后穿插一些特别事件，或者凶杀，或者离奇死亡，或者通过另类思考把读者引入歧途，最后才把科学的解释告诉读者。这种结构虽然死板，但在取乐读者方面却是百发百中。

倪匡的小说不仅只谈科学，也塑造人物。他写得最动人的人物，不是常常出现的卫斯理，而是“异种情报处理局”局长巴图和卫斯理的妻子白素。巴图和白素都是比平常人更为高尚一点的人。巴图的形象感人，不仅是因为他勇敢，还在于他身上的道德力量。巴图听到外星人对地球人的指责后，不是硬撑着抗议，而是十分伤感。巴图道：“我们为什么要替地球人出力呢？人类的丑恶，已使地球失色了，而且人类既然那么热衷于自我毁灭，有什么理由对人家要求毁灭我们如此激动！”巴图这种英雄的伤感是对自己人发出的，是一种无力回天的伤感。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履行自己的职责：“地球的事情应该由地球人来管，和他们外层空间的八爪鱼有什么相干！”不理解巴图付出了多少努力的人开除了巴图的军籍，希腊最大的轮船公司的女董事长密蓓拉·巴昂“美救英雄”，卫斯理对她的霸道十分反感，他说：我相信，巴图宁愿和我在一起，也不会要你的那些东西。巴图道：我的工作，本来是隶属于军部的，我是一个军人，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没有什么侮辱比革除了军籍更甚的了，卫有可能帮助我恢复军籍，所以我……，企图占有巴图的密蓓拉叫道：“我不能么？我可以使你成为将军，真正的将军。”巴图点着头道：“是的，我绝不表是怀疑，但是我即使成了将军，我这个将军也必须听命于你，这样的将军实在不如一个可以独立作战的伍长。”巴图选择了职责，放弃了爱情和荣耀。白素的形象是典型的东方女性再多加一点聪明和镇定。卫斯理是一个从事危险工作的人，他有许多去了就可能回不来的分别。“白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或许这时她的心中，焦急得难以形容，但是至少表面看来，她极度镇定，而世上实在很少女人，能够在知道丈夫去了一个可能回不来的神秘地方之际，仍然这样镇定的。”白素的聪明表现在卫斯理处理的许多案件都是由她一语道破天机的。至少在《天书》、《迷藏》、《丛林之神》中是这样。而白素又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卫斯理因为工作需要，要动一次脑部手术，医生征求白素的意见，“白素的上唇，汗珠隐隐地渗了出来，在她来说，这的确是难作出决定来的，过了好一会，她才叹了一口气，道：‘博士，你别逼我，我是一个中国女子，我是习惯于以丈夫的意见为意见的。’”小说中的卫斯理是一个有缺点的人物。因为他的屈就，更衬出巴图的单纯、坦荡和白素的贤淑、善良。作者对以第一人称“我”出现的卫斯理的低调处理，表达了一种尊敬他人的难能可贵的修养。作者在塑造人物时，也尽可能地追求细腻。卫斯理打探到外星人的秘密后，被外星人用激光洗了脑，变成了一个粗俗的人，加上医生的脑部手术，他不认得自己的妻子了。他醒来时，“只见屋角处站着一个中国女子，她苗条而美丽，她的脸色，十分苍白，但是更衬得她的眼珠是如此之漆黑深亮。我几乎在这一眼中，便已经爱上了她。”卫斯理不认识自己的妻子了，但潜意识里，他还是爱着这样的女人。

在外国人面前，倪匡表示了一个香港人应有的风度，在面对中国内地时，倪匡也没放弃一个香港人应有的视角。倪匡有一类小说是写中国内地的。比如《奇玉》、《换头人》、《风水》。他对中国内地的反映，为海外人士了解内地，搭起了一座桥梁。海外人士对内地的审视是以西方为参照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观念妥协时，他们从不放弃批评内地的权力，同时，倪匡也不避忌以内地的苦为苦，以内地的乐为乐。在东西方的夹击下，倪匡的叙述获得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冷傲。《奇玉》写的是两地对一块玉石的不同态度。“这块翡翠是真正的透水绿，高三点六五公分，宽七公分，长十七点二公分，当时国际珠宝协会估价是三十英镑。”这块奇玉原来的拥有者熊勤鱼由于经营的事业不景气，只剩下一个空场面了，他们想把玉石买给西方，以换回一笔庞大的资金。卫斯理为了帮助他们找回这块玉石潜回内地。内地方面却不想奇玉流出国外，他们也有理由：熊家在内地居住了很久，勾结政要，占了政府不少便宜，熊勤鱼自己不敢回来，便是这个缘故。如今新政府大可没收熊家的所有的财产，但新政府却不这样做，新政府只要这块翠玉。其实，这块翠玉的价值虽高，比起熊家数十年来走漏的税项来，也还是刚好够的。小说把对这块奇玉的竞争写得相当残酷，卫斯理九死一生，杜子荣翻遍了熊家旧院，最后发觉奇玉落入了黑社会手里。《换头记》也是以一个中性的事件，以中西方两边不同的态度来构成故事：奥斯教授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医生，他准备为一位在核试验中烧伤全身的中国领导人换头，奥斯教授的态度是：医生的责任是救人，至于那个人是什么人，不在医生的考虑范围之内。奥斯教授最后的换头手术还算成功。小说指责的不是科学实验，而是个人专制和蔑视法律。“这骯脏的灵魂在A区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可以称得上权倾朝野，但是他是没有实际上的职务的，这在一个民主国家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由于倪匡没有特指，从他的写作时间来看，我们估且把这个人物猜想为文革时的造反派头目。《风水》探讨的是信仰和国际政治经济的问题。许多年前，李恩业和陶启泉的祖先选了各自的墓地，他们都相信：上代尸体埋葬的地方，会影响下一代人的命运。许多年后，李恩业成了国内的政府官员，陶启泉成了东南亚的资本家，东南亚的政局不稳定，陶启泉接到电报：一个一向和他合作得极好的某国政要失了势，新上台的那位是他的死对头，他可能没收他在这个国家的全部财产。恰巧陶启泉家的墓过几天要迁坟，他把这看成是他家风水要转变了。他要求卫斯理潜回国内，帮他完成迁坟的任务。那时正值文革武斗，卫斯理利用斗争中的红卫兵达成了陶启泉的心愿。小说的重点在于真实地反映文化大革命，西方的传媒报道了卫斯理成功的消息后，陶启泉和新上台的政要言归于好，并保住了自家的财产。

也许因为受东方文化影响很深，倪匡的科幻小说充满了东方人的世界观和东方的神秘色彩。他劝告人们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比如《贝壳》、《不死药》、《地心洪炉》《仙境》等。在《迷藏》中，他甚至引入了轮回的观念。

二 严沁的言情小说

严沁是写爱情小说的作家，她以流畅的语言，优美的情节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爱情故事。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严沁小说有《水琉璃》、《归程已渺》、《星星的碎片》、《初晴微雨》、《草的絮语》、《谁伴风行》、《寒柏点点翠》、《告别夕阳》、《黄昏过客》、《晚晴》、《午夜吉他》、《让时间告诉你》、《烟外晓云轻》、《有月亮的早晨》、《独奏心曲》、《戏子》、《齐庄》、《失落的风铃》、《天若有情》、《水天一色》。

严沁继承的是与一九四九年内地文学传统不同的另一类文学传统的作家。国民党撤退台湾，把中国当时上流社会的风气也带到了台湾，严沁的小说表现的是这种风气的后续发展，爱情小说的产生是这种文化的自然流程。

严沁的小说有杰克和徐訏作品的烙印，是杰克和徐訏小说爱情部分的突现和分支。然而比较起来，我们还是看出了杰克和徐訏思想家的特点，严沁虽然继承了他们的精神，但创作主旨却更多地侧重了商业性的争取读者上。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八年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日子，还有强占钓鱼台，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屈辱，但是年青一辈作家不会及老一辈作家体会得深，老一辈作家是冲击思想的亲身经历、切身体会，这些体会和他们当时的政治主张互相激荡，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烙印在作品里，是历史的见证，具有巨大的震撼力。而严沁的小说由于流畅地表达了爱情，拥有很多读者，但却失去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鲜活的血肉和思想。

严沁小说的买点在于它的爱情故事。她是张道藩、蒋碧微式爱情的崇拜者。她以人物心理展开爱情故事，小说写得比较缠绵。例如《点点滴滴到黄昏》，老一代人回忆他们的爱情“他来英国念书，念军校，我们在一个舞会上认识，一星期之后，我们就决定结婚，因为我们发觉再也不能没有对方。……属于我们的只有在伦敦婚前的那一段日子，及我们回到上海蜜月的时期，那是完完全全属于我的，虽短暂，却真实。”以后他是别人的丈夫。这是一个时代顶尖人物生活的缩影和升华，是中国人率真表达自己爱情的第一声啼哭。现在我们同样：婚姻地久天长，思念地久天长。

严沁是一个展现爱情的高手，她几乎写尽了性格不同的少年男女、中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少年男女处在人生经验不足的青春期，严沁的小说正好成为他们的爱情教科书，弥补了他们要求被肯定的自卑心理，为他们恋爱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辅导。中年男女也有许多感情危机的时刻，严沁的小说提醒他们要作好承担责任的心理准备。

严沁的小说在供给我们的更多的娱乐的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新鲜的当代信息。这些信息是当下的，如，我们的商业在怎样地进行着：“他是哈佛的，是家族从小刻意培养的贵族接班人。是日本新一代的精英，是日本经济侵略的先锋”，现在他们到香港来投资了。又如，大家族企业之间的商战也打得十分残忍——他们积几十年的忍耐，拐婴幼儿，利用丑闻攻击对方（《流水不再浪漫》）。再如，旅美华人奋斗的艰辛，黑暗的环境要求他们以黑面对（《不死的梦》）。还有一种人是通过黑暗途径发财的，如《天若有情》中的傅天威一家，父母靠赌博出术骗人金钱，而他凭长得英俊，把酒女、舞女、富家太太、黑市夫人“钓进他的场子”，骗她们的钱。还有我们的华人富有到了什么程度——拥有整栋大厦，赔礼道歉送的是别墅。

严沁小说正面肯定的是上流社会的生活。小说中的人物有着显赫的父母，都是商场上的胜利者，故事大多发生在“一幢小巧精致的花园洋房”里，读一流的中学，如：“我是建国中学的。”“我是台北第一女子中学的。”（《点点滴滴到黄昏》、《晚晴》），他们都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相貌堂堂，有正当的职业，他们的价值观是以“念国际贸易”，读理工科为首选。但不幸的是他们都是异乡人，到最后在海外更是失落的一代。

严沁把爱情分成爱与被爱的关系，开拓了生活和创作可操作的新领域，引入了新的价值观念。严沁总是选择那些有婚外恋的人作为她作品中的主人公，写他们炼狱般的心理过程，从而衬托出没有婚外恋的人的心地纯正，光明磊落。上帝祝福真爱，她在有遗憾的生活中切入，通过三角恋爱，使人物不正常的生活达到新的平衡，那就是回到人们道德普遍接受的方面去。

《归程已渺》是追寻少年恋情的爱情故事。一个已婚妇人偶遇初恋情人，激起了翻江倒海的情思，很长一段时间，她徘徊在迷情与平实的婚姻中，最后终于悟出：少年的情缘只是她加了太多美丽幻想的错觉。作者在透彻展现爱情是非理性的同时，透过女主人公对人生世态的亲身经历，用伏笔写出了爱情以外残酷的现实生活，温馨生活背后的买卖关系——有钱人可以用钱去弥补恋爱之中所犯的错误，也可以用钱去买幸福。爱情的路上到处都是陷阱，一落下去，便永不超生。作品中毕群办演魔鬼的角色，不断诱惑着已婚的卓尔，不仅是情上的追逐，更是财产的战略，而雇员持股权在老板卓尔受到黑社会引诱时，救了卓尔的广告公司，卓尔可以庆幸的是：她平时对下属的关爱，使她保住了自己的婚姻，也没有让财产落入毕群的黑色行当中，保住了自己基督徒的清白。

《到黄昏点点滴滴》是一个很符合基督精神的婚外情故事，一个十四岁就因父母离异，到英国读书，然后只身回香港打天下的子女，得到了一个已婚男性的温情，她因有犯罪感而离开了他，醒悟地回到父母的身边，而这个男子也保住了完整的婚姻和一份长久的思念。作品对所有人的宽恕和爱都是明显的。《点点滴滴到黄昏》更是一个寻根和回归的故事。夏士邦是一个出色的男子，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一篇论文突破了以往的观点，三十岁和教授的女儿结婚，他回国服务，遇到了已离婚的女子小元，他们发生了一夜情，他弥补了初恋的遗憾，而她“不想抓住幸福的尾巴，把它变成丑恶，”毅然离开了他。小说表现了新一代台湾人的精神面貌：老一代人培养了他们的壮志，今天他们却遗憾地成了外国人，小说的婚外情另有隐衷，那就是企图把遗失在海外的优秀的人才吸引回台湾，发扬他们优良的传统，继续他们不朽的事业。

因为是人不是神，人的感情千奇百怪，难以自控，所以严沁的责任就是把这些难以控制的感情引导到合理的地方。《黄昏过客》写的是年龄差别很大的人的恋爱故事，上流社会的有夫之妇依文养了贫穷而漂亮的沈奥，同样四十五岁的富商萧子樵娶了十九岁的店员乔丹芙。这些恋爱的形态都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买卖关系的畸形特点，都有违平等的原则，都可能让没爱的一方导向婚外情缘。不懂节制的疯狂的爱情是引导人们下地狱的，因此小说就上演了一场自杀的自杀，死的死的悲剧。只是太多没经过提炼的，普通市民原生态的，不理智的疯狂，使小说有了某些街谈巷议的品味。《天若有情》以悲悯的态度去写犯罪的主人公，是失恋把他推向了罪恶，最后他必须以死谢罪。《晚晴》写一家人离婚后的心路历程，突然袭来的病痛是一个机缘，促使他们言归于好。《风里人》写都市人欲爱不能的疏离感，但很多人最后还是选择了结婚，可见纵横爱海的严沁已经意识到健康生活的重要。

严沁的一些小说也有人际关系指南的作用。如《不死的梦》教会人们如何在美国成功立足。但这种现实题材的小说在严沁小说中只占少数，她的多数作品都是痛快淋漓的爱情故事，比较富于戏剧性。《不死的梦》按照现实的人性塑造了没有内疚感的商人的形象。尚玉轩是个有七情六欲的商人。他在美国社会靠摆摊起家，到后来成了头衔很多的巨富，表面温文尔雅，掩藏着铁腕手段。他的欲念很多，既贪财又贪女人。他阴险、狠毒，利用和他有性关系的女人为他工作，因为她们比较死心塌地，又可成为他的家庭成员。然后，他遵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生存原则，不惜杀死她们的情人，变她们的情人的财产为他的家庭财产。他不断地敛财，把聚积的财产分给他的家人和情妇管理，但他在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却解决不了他家庭内部的财产抢夺战。这个卑劣的商人内心实际上很痛苦，在不断满足他可耻的欲望的同时，也很孤独。严沁的这篇小说有巴尔扎克作品的遗风，只可惜处理得不够精致。这篇小说和《天若有情》一起，说明了爱情如果用在坏人身上，会成了坏人的帮凶。

严沁的小说犯罪和经济的窘迫总是联在一起，参与赌博、买淫的，都是社会下层失去尊严的一群。在选择罪犯做主人公时，严沁总是尽力展现罪犯的心理过程，行为的合逻辑性，在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中构成故事，表现出她悲悯人性的方面。同时她在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等方面，也比较照顾社会一般人的爱恨，这样她才能在接受的层面上对读者有所交待。严沁的小说在争取读者方面做出了许多的努力，她是成功的，她的小说也获得了警世的作用。

三 亦舒的言情小说

亦舒，原名倪亦舒。1949年生于上海，童年定居香港并受教育，曾留学英国，回港后先任《明报》记者，后任职香港政府新闻处。笔耕极勤，收获十分丰饶。三十多年来，她出版小说、散文一百五十七种，其中小说达八十多种。主要小说有《家明与玫瑰》、《玫瑰的故事》、《珍珠》、《曼陀罗》、《蔷薇泡沫》、《独身女人》、《我的前半生》、《宝贝》、《星之碎片》、《香雪海》、《两个女人》、《蓝鸟记》、《风信子》、《喜宝》、《野孩子》、《回南天》、《五月与十二月》、《今夜星光灿烂》、《偶遇》、《开到荼薇》、《旧欢如梦》、《花事了》、《散发》、《暮》、《过客》、《戏》、《心之全蚀》、《璧人》、《她比烟花寂寞》、《可人儿》、《白衣女郎》、《传奇》、《胭脂》、《今夜不》、《琉璃世界》、《杜鹃花日子》、《小火焰》、《不要放弃春天》、《哀绿绮思》、《蝴蝶物》、《曾经深爱过》、《阿细之恋》、《雨花》、《朝花夕拾》、《我丑》、《蓝这个颜色》、《恼人天气》、《没有月亮的晚上》、《猫儿眼》、《拍案惊奇》、《请勿收回》、《精灵》、《红鞋儿》、《园舞》等。

亦舒是香港经济繁荣时期凸现出来的作家，她的小说讲述新经济形态下，香港人对爱情的理解，描绘爱情的演变。她塑造和表现了香港人务实的精神面貌，也以爱情对这种精神进行了调侃。务实的香港人不欢迎情绪大起大落的爱情，但他们又离不开爱情。过去老一代人一生只爱一次，靠互相扶持或对不能结婚的情人深深思念度过一生。现在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了，青年人也采取了删繁就简的生活方式，性很容易得到满足，爱的形式也改变了。亦舒描写过许多缠绵美丽的爱情故事，但她没有沉醉于虚幻的爱情，却揭示了爱情的虚幻。

香港是个文化多元的国际性都市，各种生活形态在这里争相表演，也造成了各种文化的相消相长，经过磨练的香港人理智地采取了务实的生活态度。他们虽然对爱有本能的向往和追求，然而，当爱情和生存得更好不能兼得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爱情。奢侈的爱情香港平民是不欢迎的。《玫瑰的故事》、《蔷薇泡沫》、《曾经深爱过》阐释的就是香港中产阶级的这种爱情。

由于社会总财富不断增加，有较好的物质条件去改善社会福利，维持一定的工资水平，并由于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劳动阶层的就业、生活状况普遍有所改善，一个中间阶层正在崛起，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骨干作用。这一切，使得香港的阶级结构、社会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富豪生活不再被人羡慕。在亦舒的小说中，富豪真是不幸，承担财产和争夺财产像一个魔咒，使他们永无安宁。亦舒坚持中产阶级的立场，阶级之间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穷人的孩子早懂事，金钱买不来幸福，似乎是亦舒小说里的一条定律。在《连环》中，亦舒告诉我们，人性正常温馨和平的一面，存在于平民劳动者中，而且中产阶级正在扩大。

中产阶级就是那些靠读书或经验获得一技之长服务于社会的人。他们从事高尚的职业，工资充裕，人格独立，活得比较自尊自主。如《玫瑰的故事》里的周士辉，他年少老成，人长得端正高尚，他对诗篇图画，鸟语花香，完全不感兴趣。只注重汽车洋房，当然还有公司的账簿，他是典型的香港有为青年。然而就是这个轻视爱情的周士辉，婚后却不能自控地陷入了爱海，他前后判若两人，过去他很敬业，现在他疏忽公事，一些业务由别人顶着，“我”警告过他，但是他不理会。爱情已把他整个人摧毁了。爱情成了面对竞争激烈，不够坚强的香港人逃避现实、自我毁灭的借口。谁遇着爱情谁倒霉。因此苏更生说：“一般人认为恋爱是好的，我却觉得这是种瘟疫，倘若能够终身过着无爱无嗔的生活，那才是幸福，故此恋爱实属不幸。”亦舒瞧不起陷在爱情中发痴发嗲的女性，《蔷薇泡沫》里的宝琳刚从爱的天空回到陆地，无暇旁及，便投入到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曾经深爱过》里的周至美、邓永超更是以事业为重，删繁就简地阐释了爱情——两个互相倾慕的人一起工作，干脆就住在一起。在《寻找家明》中，亦舒借家明的口怒斥因失恋赌气嫁给蓝刚，而后又向家明诉苦的琏黛：“去找个精神病医生好好地治疗吧，”“这女人的思路乱成这样，我不想陪她疯。”一语道出了香港人只崇尚强者人格的冷酷的一面，任何人都别想成为别人的累赘。

香港人就是这样，在爱情的操练下，一次又一次地从实际变得不实际，又从不实际变得实际。最后，只能是施扬名经历了婚外情后回到了平庸的妻子陈美眷身边（《两个女人》），浦家敏在与玫瑰约会的时候，理智地认为：“她在享受一个快乐的晚上，我在恋爱。”约会的对象并不需要优秀，过得去就行。即使婚姻生活是“纵使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6]”，他们也接受。既然爱情是奢侈品，就只属于年老的有钱有地位的罗德庆、勖存姿。所以美貌的玫瑰最终嫁了有钱有权有智慧的罗德庆爵士（《玫瑰的故事》），而姜喜宝就当了巨富勖存姿的外室（《喜宝》），虽然她们的内心另有所属。既然务实和快节奏的生活容不下爱情，在《胭脂》中亦舒就塑造了不断换性伴侣的叶世球。《她比烟花寂寞》里的电影演员姚晶为了要活得体面、无懈可击，就隐瞒了与她有牵连的全部下层的亲情。亦舒赞美爱情中的胜利者，那些懂得自我心理调节的人，勇于承担后果的人，浪漫却不痴缠的人。同时对深守闺中，不忘初恋的人也做出了规劝：“她处处受别人左右，不能自己，你们中的毒，叫做自我毁灭，”“性格怪癖，非邪非正，一念之差，就害人害己。”亦舒把痴情看作是有毒的曼陀罗，以健康为尺度对它作出了批判。亦舒就是这样以决绝的态度，消解了她小说中无处不在的爱情。《曼陀罗》、《珍珠》也是这样的小说。恋爱不仅需要指导，也需要求证，失恋的时候，知道自己有许多同类，因此而心安理得起来，这样的小说起到了心理治疗的作用。

香港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全体香港人的努力，因此，亦舒在《两个女人》中，塑造了平均每天工作十五点八小时、高智商的工作狂任思龙。就是因为有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香港人获得了作为国际大都市人的优越感。“中国人已买下多伦多，现在要买温哥华，已买下三藩市，此刻想收购洛杉矶，更看中纽约市的皇后区，”父亲到国外发展，儿子回中国大展鸿图（《胭脂》）。香港人和美国华人比较，亦舒指责美国华人老土，而香港人修养、品味都是一流的。他们认为人中的艺术品黄玫瑰一生中最好的十年与不思上进的美国华人方协文一起渡过，是便宜了方协文。然而香港太繁华，人口太稠密，生活节奏太快，恋爱、婚姻都容易受到威胁，要爱情就到国外的“氧气箱”中去，故此方太初和周棠华拒绝了香港的好条件，毅然回了美国（《玫瑰的故事》）。

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是香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原则。生活在香港的人普遍存有强烈的竞争心理。所谓强，包括先天的优越，也包括后天的努力和智能。这一冷酷的社会状况，把亦舒小说中的人物磨练得冷静、理智、勇敢、决断。亦舒笔下的女性大部分具有香港社会磨练出来的特点，与过去那种不爱运动，痴心内向，秀外慧中、懦弱顺从的女性不同。她们泼辣，机警隐藏在表面的爱娇与俏丽上。她们目标清楚、独立自主、知书识礼，性格明朗，处事镇定，办事利落、善于应变、随遇而安。她们沿袭的是美国作家马格丽特·密西尔小说《飘》中郝斯佳的精神：强韧、临危不惧、百折不挠、经摔经打、有旺盛的生命力。她们是只身闯天下的英雄，而且是“莫问出处”的那种。出身好的女孩才会纯情，穷苦人的孩子就要睁大眼睛找机会。所以二十一岁，爱贫乏、物质贫乏、安全贫乏的姜喜宝要活下去，并且要获得剑桥大学的学历，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勖存姿的儿子的爱慕，做了可以当父亲的勖存姿的外室。亦舒不写她内心的悲哀，这个出买自尊的知识分子理智地知道，用了别人的钱，就必须使别人快乐，所有的荣耀都附属于巅峰那个人，所有的优秀者都是金钱与权力的裙下之臣，爬上了巅峰之后，她也就什么都有了（《喜宝》）。

香港是个实际的社会，谁也不喜欢接交落魄的人，“可怜的人自有他的可恨之处”，不仅苦水多，心也多。只有不把悲哀在皮囊上表露出来，以蓬勃向上的精神，展现劳动美才有希望。亦舒在《胭脂》中塑造了一个不甘沉沦，勇于向生活中的困难挑战的女性形象——杨之俊。她是个单亲母亲，上有老，下有小，再婚的可能性很少，但她自尊自爱，拒绝了男人的诱惑，坚强地担负着养育家庭的责任，她曾经获得优秀男人的求婚和爱慕，但她认为一个人最终可以信赖的不过是她自己，她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社会的肯定和承认。《胭脂》和《喜宝》塑造的是走两条不同的生活道路都得到善果的女性，唯一相同的是，她们遵循自强不息的精神和生活在商业社会里付出就有回报的商业社会原则。亦舒还塑造了许多性格各异的奋斗者形象。并且渲染他们的奋斗美。如《曾经深爱过》中的周至美、邓永超，他们出身贫苦，在外国留学时受过屈辱——老板的刁难、指导教授盗窃成果。为了事业他们牺牲了健康和家庭。但他们像钻石一样的坚强。他们是历史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

相反，亦舒笔下有钱人的后代都不及苦出身的人具有竞争品格，“千金难买少年穷”，他们内心脆弱，不思上进，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亦舒以恨其不争的态度哂笑了他们。如《玫瑰的故事》中的罗德庆爵士的儿子，《喜宝》中勖存姿的儿子，《连环》中香权赐的两个女儿香宝珊和香紫珊。

为了生存得更好，也为了在人际关系的逢隙中游刃有余，香港人是机敏与狡黠的。《玫瑰故事》里苏更生为人独立自主，处理爱情事件老练、果断，深得黄振华好感，但她却从不告诉想和她结婚的黄振华，她曾经结过婚。《胭脂》里的叶世球也会说：先搭好关系，说不定将来有用。《连环》里的连环懂得左右逢源，沉默是金。

由于生活在香港社会里，他人并不可信，一切只能靠自己。亦舒似乎已经解决了活着为谁，可以靠谁，这类迷惘的问题，有一种独立自主、向往平民化的倾向。亦舒歌颂、赞美那些靠自己能力吃饭的人；那些活着很不容易，但依然活过来的人；也歌颂、赞美那些索取少，贡献大的人。如《胭脂》里的杨之俊，拒绝做男人的附庸，靠自己的能力获得社会尊重。在《曾经深爱过》里，亦舒褒扬那个敢回内地东北，像男人一样工作的理工科博士邓永超，以她的才华、能力和坚强，对照出有品味的香港小姐利璧迦一无是处。而巨富勖存姿的女儿最终厌恶了自己的家庭，回北京教书。

亦舒笔下的女主人公，总有传统观念中认为的污点，不良少女、妓女、离婚女人、婚外情人。由于亦舒立足于金钱关系、财富魅力、强者人格，不认为她们有错，因而对她们也很少有直露的谴责与批判，也不人为地设置一个恶有恶报的悲惨结局。在《寻找家明》中，十四岁下海的红牌阿姑，二十六岁就上了岸，有了自己的酒吧、别墅、小车，活得像公主一样。她说：“你还想打救风尘女子，你看的小说太多了，现在不是啼笑因缘的时代，我们并不苦，苦的是你们。”她对笔下有污点的人物充满了爱怜，她以博大的爱心对她们为求荣，为改变自己不公平的命运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她们天赋的善良、美丽、聪慧由衷的赞美。生活的磨难使她们聪明、敏感、世故、老练。正如书中喜宝自语：“这难道是我的错？过分的聪明，过分的敏感。我们出来孤身作战的女孩子，如果不是‘踏着尾巴头会动’，懂得鉴毛辨色，实在是很吃亏的。一股牛劲向前冲，撞死了也没人同情。这年头，谁会冒险得罪人教导人，教精了别人，他自己的女儿岂非饿死。一切都是靠自己罢了。” 亦舒不责备她们，显然是认为她们所做出的一切选择，都是社会适者生存定律的结果。但作者又不能不揭示出，她们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财富、地位、名誉，最后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的必然结果。

亦舒虽然通过人物的经历、遭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生沉重的一面，但她又从不让故事的主人公陷入完全尴尬的境地，她笔下的人物常常具有极强的转危为安的应变能力和超出常人的人生智能，这决不是一种浅薄的浪漫手法，我们不认为小说人物陷入苦海难以自救便显示了小说的深度，恰恰相反，我们更为赞赏吃透了这个社会的规律后，建筑在理性基础上的一种宽容豁达的人生态度。失败者的懦弱眼泪，失心疯癫都不是亦舒所要顾虑的，故此，她喜欢坚强、豁达的人生态度，能在轻松自然的气氛中向读者展示洒脱而理智的生活选择。亦舒的小说既揭示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对人物性格及命运的巨大影响，又使读者在人物形象上吸取到某些智慧，获得一定的生活哲理。同时作者对新女性行为作风的肯定，也使小说观念超越了传统的妇女观，对女性思想、智慧、独立人格、自我价值在新环境的嬗变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探讨，使小说具有了一定的认识价值。

亦舒以一种轻松游戏的心情来写小说，除了爱情经验和生活处事态度比较真实可信外，其它都很天马行空。作为新闻工作者，她永远站在生活的制高点上，有窥视别人生活的便利。她潇洒的叙述来自于她繁忙而广阔的日常生活。她的小说追求艺术的娱乐性大于遵循世事的本来样子对生活进行详尽描述。比如《喜宝》，夸张勖存姿的富裕，乘私人飞机，在苏格兰买下整座堡垒，送首饰送欧洲最受宠的情妇杜白丽用过的项链等，却隐去勖存姿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发家史，单独以外室爱情的故事，显现当代香港女性的处世态度。亦舒的这种写作手法产生于生活富足，安全没有受到威胁，蓬勃向上的社会环境。她的小说对读者有很好的心境修复作用，读她的小说是一种休息。亦舒的小说每一部都有很好的故事结构，她的小说风格和她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泼辣、干练。她去掉了许多写小说的繁文缛节，以幽默、机智、俏皮的对话推进情节，但还是显示出了较深的文学修养。

四 林燕妮的言情小说

金庸曾经这样评介林燕妮的小说：“她所写的都是大都市中成熟的美丽而有钱的女性。她们的烦恼和愁苦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往往是她们自己的任性和高傲所造成的，然则，这毕竟是真实的哀伤。很少会有人把大都市中这些有钱小姐的烦恼写得这样真实。拭在瑞士真丝手帕上的眼泪，也是痛苦的眼泪，虽然，轻柔的手帕永远擦不痛眼角。[7]”金庸对林燕妮爱情小说的评介很中肯。林燕妮的小说表现的是现代都市里物质生活比较优越的女性的生活。

林燕妮主要小说作品有：《痴》（1981年）、《盟》（1982年）、《缘》（1987年）、《浪》（1988年）、《冥约》、《送君何处》、《都忘记得起》、《青春之葬》、《为我而生》、《他在我的房间》、《雪似故人人似雪》、《仙奴》、《铁蝴蝶》、《空江烟浪》。她虽然写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平庸小事，如因和丈夫赌气而发生的红杏出墙，怨妇们的嗟叹，艺员们的争风吃醋，但她小说所表达的气氛，从美学角度看，很能表达香港大都市的特色——衣香鬓影、灯红酒绿，因此她的短篇爱情小说集《痴》和《盟》是香港艺术家联盟的获奖小说。

林燕妮的小说很铺陈恋爱的表达方式，张家荣约女朋友吃饭，就两个人，要订一间雅厅。俊书和女朋友坐火车，要买下那班夜车的全部车票（《晨访》）。玫瑰、时装、美酒、香水离不开叙述的字里行间。然而，以这种方式恋爱的女人，还是有无可奈何的惆怅，排遣不了的愁闷，这样的描写使林燕妮的小说有一种香艳的风格，难怪金庸说，林燕妮的小说是用香水写的。

林燕妮小说里的爱情，发生在平和冲淡、雍容华贵的环境里，她写爱着的女人的娇嗔、妒嫉、神经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失控行为。如《短短的梦》，快结婚的诗丽去美国玩，对邂逅的尊尼充满了旖旎的幻想，一夜情之后，他们分手了，诗丽结婚的时候，尊尼写了几个字来：“假使你认为对不起他，你要记着，我们也没有对得起自己，我们没有给自己时间。” 又如《除夕》，静然红杏出墙，“躺在浴室跟卑下的贼子做爱”，为的是报复不再爱她的丈夫。再如《爱情再见》，绿薇工作很努力，但她是电视台的配角，绿薇重心不重金，但她只是韦彬的外室，绿薇讨厌在任何人眼中都没有地位，她东歪西倒的指着韦彬的睡衣说：“从今以后，你付钱！爱情不收！”

林燕妮的小说从来不刻意表现都市人的优越性，但从她笔下人物言谈举止不经意流露的礼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有教养、绅士风度。这是一种意至心随的境界，与审慎的、克制的爱情无关，相反林燕妮对因爱而导致的人性扭曲有成功的表现。《缘》里的方璧君因得不到男朋友完整的爱，状态像个精神病人；《痴》里的悠悠用烟蒂烫男朋友；不管是方璧君还是悠悠，这些人本身都是很有教养的——从事高尚的职业，有很好的出身。林燕妮在关注有钱太太、小姐的爱情纠葛时，也反映自食其力者的优越，维护了低身份的男艺员，买花女在有钱太太、小姐、公子哥儿面前的自尊。

优越的林燕妮写的小说，风格基本上是沉郁的。她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偶尔会是小时候失掉亲人，从底层干起，吃尽苦头，最后取得成就的人。这很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原则：因为深知世故，生命力强的，不会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只能是不甘心自己处境地位的人。《浪》写的就是这样一个与命运搏斗的动人故事。杜安世自小失却父母的慈爱，无依无靠，在苦海中争扎成长，终于，年仅二十七岁当上了“广视电视台”的节目总监，可是，营业总监古奉良企图竞夺总经理职位，利用女艺员制造桃色绯闻，故意中伤陷害他，后又卑劣地破坏杜安世的婚姻。，事业与爱情卷起了一重又一重的风浪，杜安世不甘心被巨浪吞没，奋力争扎。

《缘》借助爱情故事，写出了人性的善良和丑恶。范斌是个电影明星，他出身低微，没父没母，十四岁在片场做工养活自己，虽然他赚钱很多，观众也很敬仰他，但贵族阶层是排斥和蔑视他的。他爱富家女文宓，文宓想占有他的感情，又嫁给门当户对的石建国。倒反而是看着他长大与他同阶级的二流演员朱丽莉和贵族的私生女宁三给了他最多的爱与同情。朱丽莉生了他的女儿，却没有要妻子的地位，还处处维护他的声誉，不承认自己和他的关系，希望他有更好的前途，认为自己配不上他。宁三在他失恋之后维护了他的自尊，怒斥文宓：“范斌不会跟有夫之妇通奸。” 林燕妮借这个爱情故事道出了道德的谁高谁低——有教养的贵族的虚伪霸道，平民劳动者的无私善良。然而，林燕妮对文宓也没有作漫画式的描述，这个香艳的成熟女人，可以得到两个男人的爱情，自有她的条件，她有钱有貌又体面又懂投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宠儿。然而她并不幸福，在社交场合，石建国先生夫人光芒四射，背地里文宓爱范斌多于爱丈夫。

从选材来看，林燕妮不是为了道德批判而构筑故事的，她所有题材的选择和《缘》同理，只因为一个孤独男人的自我奋斗以及和他相关的几个女人的脉脉温情，对照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世态炎凉而显得格外凄美，这样的选材角度，才符合文学创作的要旨。所以在小说里，我们看到林燕妮极尽铺叙的是那随时可能结束的美丽温情，以及随着范斌生命终结而来的无尽怀念。

范斌的英年早逝，体现了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给人们生存带来的沉重压力。这种压力也使人际关系变得畸形，文宓倾倒于范斌的色艺，但他们的爱情并不是纯粹的，与金钱无关的，文宓除了是范斌的情妇，也是范斌的投资顾问。在《浪》中，杜安世的母亲为了一张长期饭票，嫁给一个男人，竟遗弃了自己的儿子，古奉良为了获得一点心理满足，弥补失败婚姻的不幸和工作上的失意，引诱了对手杜安世的女朋友。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有很多因潜意识作怪而引起的心理问题，这些心理问题的出现归根到底，是因为自己受损的实际利益。

五 西茜凰的言情小说

西茜凰，原名黄绮莹，广东澄海人。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英文系。任职于香港某大机构行政主任，业余从事写作。西茜凰写得好的那些小说，是个人主义创作的典范，作者的欢喜和失落都因为个人命运，反映狭隘的个人经验又能得到社会的认同，是因为她的生活本身就有着一定的典型代表性。她写的大多数是学府和白领阶层的恋情。主要小说作品有：《情爱神话》（1991年）、《爱情童话》（1978年）、《经理与信差》（1989年）、《酒店星光》（1991年）、《政客情花》（1989年）、《中性年代》（1993年）、《雪地恋曲》（1989年）、《狂恋曲》（1992年）、《共醉天涯》（1992年）《浪子倾情》（1992年）、《末世之恋》（1990年）、《梦断非洲》（1991年）、《纽约最后一宵》（1990年）、《博士情泪》（1987年）、《长官小传》（1987年）、《多情北京》（1990年）、《优良情人》（1990年）。

西茜凰的《大学女生日记》，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小说，它以日记体的形式，实录了香港新一代青年人的精神面貌，有一种自信和蓬勃向上的气息。

青春不仅是T恤、牛仔裤、长发飘飘、性格开朗、无忧无虑，更是一种装不来气质和心情。西茜凰的《大学女生日记》，用本色的青春诉说，免去了形象塑造的困苦，坦白了自己横溢的青春心情。小说保持了难得的稚气、单纯和坦白。主人公的形象自然而健康，对师长直陈好恶——诗美学讲师害羞、无架子，因此喜欢他，教现代小说欣赏的英国女老师，计较小器，因此不喜欢她。对友情宁取潇洒的君子之交，平时独来独往，真正愁眉不展时，又可以找到促膝长谈的朋友。

做学生的，首先要专注学业，学得好坏主要靠自己，主人公显示了她特有的悟性和聪明。到图书馆借参考书做作业，被别人捷足先登，只好作此想：“文学见解贵乎有创作性，前人旧论虽可作参考，读多了反成因循而无新意的应声虫，不看参考书也罢。……心中已盘算着如何以自己的见解，挥就一篇令人信服的文章，……至少省下检看一大叠发黄参考书的时间，而能专注研读小说本身。”这样的学习方法使她受益匪浅，以至于那个眼中只有男生，与她有芥蒂的，教现代小说欣赏的英国老妇人，一次又一次地给她的作业打“A”。羡煞了其它的学生。

生活在朗朗读书声中的学生，也是社会的一分子，隔着高墙深院也可以听到许多社会之声。如世界电影展、捐血、穷国的难民问题、性开放、香港小姐竞选，主人公始终坚持了自己纯真略为正面的形象。积极捐血，不象荣姑那样性随便，虽然有点虚荣心但最终胜利的还是实际的生活态度。最可贵的是她自愿过迫使学生脚踏实地做人的苦学生生活——必须自己赚取生活费。“每周一次的播音兼职，一个月有数百块钱，总比替人补习好一点。自小常替人补习，看学生面色之外，还要看家长面色。”这使得主人公在花花世界中保持了自立、节俭的品德。

恋爱是校园中的一股暗流，腼腆的诗美学讲师，细腻的“小才子”，有志气的辉，实干的恒，面对许多的追求者，主人公自然而大方，她珍惜每一份感情，并对他们报以同样的好感。但对于爱情，主人公有自己的理性观念： “假如那男孩子孑然一身，一无所有，而我仍然愿意与他浪迹天涯，四处为家，那他就是我真正喜欢的人。”为此小说塑造了祖，他外貌俊美，出身富有，聪慧博学，心态健康，是众女钦慕的男“校花”。但女主人公凭着自己的自尊好学，得到了祖的欢心。作者在变态，扭曲的社会中，追求健康自然的东西，甚至为此而看轻剑桥博士，她贬低为学位而学位，为金钱而金钱的生活。对于复杂肮脏的现实社会来说，校园是个美丽的世外桃源。作者对健康、自然人性的描绘，为不健康的社会亮出了一个尺度。然而，作者的明星姿势和自恋的心理也妨碍了她成为更好的作家。

西茜凰是个本色的作者，唯其本色，才以个人主义凸现了香港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大学女生日记》塑造了香港当代大学生的形象，这样的形象要经过社会的检验。社会是复杂的，《第八夜》就反映了作者面对社会时的心理落差。女主人公是个婚姻的失败者，作者原来健康的性观念，在失恋痛苦的挤压下变了型。《第八夜》描述的情场倾轧，到了无耻的地步，第三者用尽手段去抢别人的丈夫——色诱、公开奸情、写信给老板，蒙在鼓里的女主人公最后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失去丈夫的，她奋力挣扎，内心却承受了更多的失望。作品写出了婚外情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发生、发展的历程，反映了香港个人主义甚嚣尘上、婚姻颓败的情况。最后受害者的复仇——用枪杀了抢了别人丈夫的女人，让读者觉得十分的解恨。《第八夜》保持了西茜凰十分自我的创作心态，是毫不犹豫地表达个人意气的作品，是高扬个人主义的典范代表作。但同时这种个人主义又因有相应的体验者，而获得了群体的共鸣。

创作中，生活需要提升以表达某种思想，很少有人像西茜凰这样把实录的生活作为文学的。当然西茜凰的创作与她的修养有关，她的生活本身就有着一定的典型代表性。然而生活阅历少，过早成名，都是局限，限制了她创作更为气势磅礴的作品，她只好在生活题材枯竭了后，创作买钱的行货。

西茜凰成名以后基本上走一条高修养的文化人写爱情偏色情的路子，一流的文字，写香艳的生命过程。许多故事反映知识分子的恋爱方式，如《情爱神话》、《爱情童话》、《博士情泪》、《梦断非洲》等。主人公从一个恋人走向另一个恋人，有很好的买点，思想价值却不高。例《梦断非洲》是一个歌女衣依玲和在香港大学做研究的旅非医生文可为的爱情故事，展现了文可为知识分子不滥情的恋爱态度，大段的色诱和床上生活描写暴露了作者追求发行量的倾向。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第八夜》中，这部小说写的是情场的倾轧，大众情人林森的情场经历，情欲心理被强调、注视。由于西茜凰津津乐道于情场的周旋、情欲的展现，她的许多作品除了给人彬彬有礼的香港人性随便的印象，就没有什么是值得讨论的了。

六 李碧华的怀旧小说

李碧华的小说有明显的难民立场，是殖民地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香港，这个难民避难所的产物，表达了被时代抛弃的一群的思想感情。李碧华的小说喜欢展现被历史陈封多年的个人命运，以满足现代人的猎奇心理。这些个人命运又同当时历史的大事件相联系，人物是当年事件的见证人，他们经历的历史事件，又毫不留情地扭曲了他们的本性。

对李碧华小说是否流行小说的问题，一直以来就有争论。一九七六年秋至今，李碧华任职记者、编剧。她的职业决定了她把新闻记者迁就大众的敏感和编剧善于制造戏剧性的故事的优点结合起来，创作了一些审美价值很高的小说。这些小说不仅有吸引读者的故事，而且有较高的社会学价值。李碧华的小说写的不仅是社会表层，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所引起的纠纷，更深入到人的心理层次，写政治，经济压力下人性的变态扭曲。由于李碧华对人的爱欲意志的变形感兴趣，她的故事的选材都很极端，例如同性恋，性变态等，但也由于她写的都是健康人性被摧残的过程，因此她的故事也很感情，往往能获得震人心魄、摧人泪下的效果。由于过分重视以情节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李碧华的小说也很难用现实主义来框定。

李碧华小说中的人物全都面临着一个问题，他们的社会身份，阻碍或限制了他们的爱情实现。面对不得不服从的社会规范，李碧华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将他们无力支配的感情，焚烧成一场场灾难性的大火，让读者面对人性的残坦断壁，感叹社会的缺陷。

中国有一段西风东渐的时期，爱情很泛滥——性有多压抑，爱就有多泛滥。李碧华有感于过去爱情的奢华，创作了《胭脂扣》（1986年），以对照爱情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斤斤计较、自私自利的生活原则下的萎缩。李碧华极力写得娇贵的如花，实际上是一个命薄如纸的妓女。“一架长班车(私家手车)载着千娇百媚，滴粉搓酥的倚红楼名妓，招摇过市。她又上班去了。阿姑的长班车，座位之后竖了一支杂色鸡毛扫，绚缦色彩相映，车上又装置铜玲，行车时叮铛作响。” 妓女的身价由她们的美貌和气质来决定，公子阔少在她们身上赌的是面子，讨她们欢心为的是赢回自己的被肯定。“正式婚姻尚且讲究面子，不肯贴大床，作为一个饮客(嫖客)，居然送给老契铜床，而这一座“炮垒”，由‘众人妻’的妓女承受，每晚有‘水流柴’般的人客穿梭往来，春色透牙床，春眠不觉晓。”爱慕如花的十二少就送了铜床给如花以讨她的欢心，昔日被人瞧不起的妓女拥有最虚荣的爱情，现代人在她们面前只能自叹不如。

然而，奢华的爱情背后有它实际的原因，爱情被李碧华冷冷的笔调一写，利他、牺牲等绚丽的泡沫便被吹破，变作掺杂了许多自私自利杂质的虚荣。然而虚荣毕竟代替不了实际，无论名妓如何排场，娇贵，都改变不了低贱的地位。“做妓看不起娼，娼看不起穷人，穷人看不起乞丐。末了，乞丐反看不起妓来”。贱格的如花要攀上尊贵的十二少，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为十二少的家人所接受。二人只好决定服毒殉情。如花悉力以赴，十二少临阵退缩。许多年以后黄泉道上的如花回来找十二少，只见他已变成色衰爱绝的老道友。女鬼一时想到：“时闯播弄一切！人间掣肘多，只有鬼的缠绵，是毫无后顾之忧的。”

李碧华将这个不能爱，勿宁死的故事，放到当代香港社会来观照，又衬出了当代人爱情的苍白无力。书中常以过去的如花和十二少跟现在的凌楚娟和袁永定的爱情相对照，处处教人觉得今不如昔，“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唯有当年塘西始有真爱。十二少送给如花的对联花牌，令袁永定觉得“不啻高手过招”成了他的讽刺，映得他手段不高，不懂讨人欢心，使女友若即若离。如花和十二少为情自杀更是恋爱的极致，教凌楚娟“无限艳羡”。相比之下，这段今日恋情更显窝囊。爱情的培养需要时间和修养，现代人的生活匆忙，实际，不易栽培爱情。因此袁永定自省到：“当年我怎么欠缺了一个轰烈地恋爱的对象？——不过，如果有了我也不晓得。‘轰烈’这两个字，于我甚是陌生，几乎要翻查字典，才会得解。”资本主义社会保住和争夺财产消解了爱情，“难道本世纪没有单纯的恋慕，生死相许？难道爱情游戏中间必得有争战谋略，人喊马嘶之局面？”

李碧华的另一篇小说《凤诱》（1987年）写出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性别权力的倒置。机会平等使女人在都市里的角色有可能超过男人，而男人会变得萎缩。谭冠是一个被能干的妻子压迫的男人，“我在她（指妻子）的英明领导下，游不出魔掌，永不超生。堂堂一个男子汉，连做错事的机会都没有？真是天理难容。终有一天，给我遇上投怀小燕，就够她瞧了。”小说以荒诞的情节．加入了谭冠和一位古代女子的缠绵。告诉读者，人人都有这种舒展爱欲的倾向。作为心理医生的谭冠，如常地接见病人，静听他们对自己的失恋、失意、失落、失身、失败的倾诉，故不会失业。他告诉他们，这是大都市中常见的“忧郁症”，每个人都觉得生活有欠缺，但一时又说不出来欠缺的是什么？是一点浪漫，一点童真，一点出轨的自由，一点意外的惊或喜，生活乏善可陈，大家渴望有变，却不敢变得太多——怕无以回头。作品把已是落去之花的痴情、懦弱的旧式女子和过于强悍的新式女子作了比较，坦白了现代男人失落、孤独、压抑的内心，男人无论是对牢一个旧式女子，还是对牢一个新式女子都会觉得不完美，都会厌烦。

压抑人性的不仅是社会风俗，政治因素也是其中之一。《秦俑》是一部超越时空的浪漫奇情故事。秦始皇的淫威可以灭绝人性，但秦天放与冬儿的一腔真情，却经受住了苛酷的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虽然冬儿被活活的火祭了俑窑、秦天放也惨遭被泥封活埋为秦俑，但他们的爱情超越时空，“过了三千多年，还志矢不移”。而秦代基业，却因秦始皇的乱杀无辜、刚愎自用、独裁专制，一瞬间化为了尘埃、烟云。

李碧华以个人的命运与政治构成冲突，有时候指责强权，有时候修正个人，而文明与爱欲对立，个人被政治压抑，却是她说不完的话题。从人道立场说，文明不必抑制人的本能，而应当允许这些本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使人尽可能获最大的快乐和满足。但荒唐战乱的社会背景，往往压抑、扭曲人性。因此，李碧华在《霸王别姬》（1985年）和《川岛芳子》（1990年）这两篇小说中，把个人与社会、政治的冲突限制在战乱的社会背景中。

《霸王别姬》和《川岛芳子》是两部人性在艰苦的生活中逐渐被扭曲变型的故事。《霸王别姬》戏中有戏，假戏生真情。“虞姬”和“霸王”，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泥足深陷的爱情故事。《川岛芳子》是一个要忘记自己的“公主”身份，以男儿气慨完成政治赋予自己的使命的女子。性别的错乱，使他们欲爱不能，走上了孤独．艰难的人生之路。男“虞姬”执着的爱情和“男装丽人”艰难的复国之路，都是极端的例子，他们的生命轨迹，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绚烂，也看到了社会对人性的扭曲。

《霸王别姬》中的段小楼和程蝶衣，从小因为家里穷困被父母送入戏班，在师傅的严厉调教下，他们互相帮助，相依为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程蝶衣因为长得细小、清秀，在京戏中分配饰演女性，从此也失掉了作为男子汉的身份。他像地位低下的女戏子一样受尽了男性的欺凌，渐渐地也认同了自己扮演的女性身份。他爱上了阳刚气十足的同伴段小楼。他们俩人合演的《霸王别姬》极巧妙地暗示了他们的关系——虞姬对霸王的生死相随。然而段小楼却是个真男子，他只爱真女子，而忽略了程蝶衣的爱情。段小楼结婚之日，程蝶衣心如死灰，在袁四爷的淫威之下，他接受了屈辱的交易，内心却变态地认为自己报复了段小楼。三角恋爱的爱情，注定了同归于尽的命运。一生都不能像菊仙穿一袭红衣裳嫁给段小楼的程蝶衣，只能不断扮演“贵妃醉酒”，真情的寄托让不懂国剧的日本人也看得如痴如醉。程蝶衣的生命注定是“游园惊梦”中，将开遍的姹紫嫣红，全都付与断井残垣。作者巧妙地以日伪统治、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展现程蝶衣的自甘堕落，以及他的爱、妒、恨。“虞姬”几度自刎，“霸王”家破人亡。两“罪犯”押赴天南地北，几成永诀。原本是生死相随的爱情，结果是两败俱伤的结局，不要说《霸王别姬》的人物在特殊职业中的悲剧、生不逢时的时代悲剧，先是情感的纠葛，就已经让人唏嘘不已。

《川岛芳子》塑造的是一个有男子气概的女子，强者人格在亡国的压力下格外醒目。她出身显赫，是大清肃亲王的十四格格，然而，“生于末世运偏消”，这个略有“英气”的女孩，被父亲指派承担恢复清室的使命，从来责任都只和男子连在一起，这个承担了政治责任的人却是个女儿身，她做女人的本能被强烈的政治责任摧毁了。有政治野心的日本义父，为了去掉她谈恋爱可恃的资本——处女身，强奸她，日本驻上海公使馆北支派遣军司令宇野骏吉对她突然的性侵袭，都包含了她失去独立人格，为政治意图破釜沉舟的暗示。她放弃了女人最要紧的——爱情、家庭，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8]”她终于穷途末路，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作品写出了人物内心的矛盾，她穿上男装，热衷于政治斗争，表面不断背叛自己的女性身份，其实潜意识里十分留恋自己的女性身份。她为政治目的随便和别人上床，却摆脱不了潜意识里爱情专一的心态，“乳房上的一颗红痣不让任何人看”，她打自己的那一枪留下的疤痕是她决绝女性身份的标志，是她和她所爱的男人的一点秘密。但那个男人已不再在乎她了，她致使他变异和堕落，她对他也有一份责任。她把卖隐私的钱分一半给他，希望他振作。她引诱他，把其它的男人教会她的“到头来，千锤百炼，送还予初恋情人。”川岛芳子这个略有英气的女人，撇开附在她身上的清政府势力不谈，就人格上看，比懦弱的溥仪皇后——婉蓉好很多，但政治无情，失去了利用价值的她，最终逃不了被暗杀的命运，再优秀的个人，在政治面前都不值一谈。只有爱情救她，那个男人愿意用生命换取她的生存。这个结局对疏离爱情，投靠政治，丢失女性身份，向男性身份靠拢的她，真是莫大的讽刺。历史上，川岛芳子由于倒行逆施是个遗臭万年的人物，但李碧华旨在分析政治环境压迫下扭曲的人性，于是川岛芳子也就成了一个具备了审美、教育、认识、娱乐等多种功能的艺术形象。

李碧华在创作《霸王别姬》和《川岛芳子》时，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路子，以人本的态度对某些观念进行挑战。历来已成规则的东西都被认为是不可颠覆的，诸如法律和爱国主义，然而，在特定的时刻里，这些东西却扭曲人性，是病态的，不健康的。

个人意志与秩序的冲突，是带根本性的难以解决的人性问题。生活在香港这个个人主义比较张扬的地方，李碧华敏锐地感到了这一点，关键的是李碧华笔下的个人意志是政治利益集团的代表，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偏执的政治形势下，它没有藏身之地，尽管它企图冲破重重压力茁壮生长，但那种垂死挣扎的凄凉的美，只提醒了我们以人道立场不断地校正秩序本身。同时，李碧华也写出了个人意志在改朝换代的惨烈变更中彻底毁灭。

李碧华的《诱僧》就通过朝中大将石彦生的命运，对秩序和个人生存提出了质疑。石彦生是个守规矩的忠臣。李世民为了夺嫡，不惜亲手把兄弟干掉。被卷进“玄武门之变”漩涡的朝中大将石彦生，因洞悉内幕，不甘俯首称臣遭朝庭通缉。他走投无路之际，遁入佛门，剃度为僧，但仍无法摆脱被赶尽杀绝的命运。他开始对原有的是非忠奸观念表示怀疑。如果他当初救驾把李世民杀了，他们是不是也会像当朝者一样风光，“成者为皇败者寇，当他们奉命去追杀‘叛党’之际，一定也理直气壮。”可惜当初不悟。效忠朝庭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甚至辜负了爱他的红萼公主。君臣观念因为对世事的洞悉破碎了。那么人生是否就可以寄托于爱情？否！一个雍容冷艳，貌似红萼的神秘女人出现了，依然爱着为他而死的红萼的石彦生险些不能自持。但这女人是为杀他而来的．是当朝歼灭他的一着棋。长老为救他而开了杀界，多年修行毁于一旦，来世只能再变为人。权位、生死、爱恨、名利在石彦生心中曾经那么重要，但而今他的内心空无一物。

与《诱僧》（1995年）的出世思想相反，《生死桥》（1995年）写的是爱情和事业在俗世中的毁灭。对事业的追求因爱情而起，唐怀玉一心想演好戏，进入那高人一等的境界，风光给红颜知己宋丹丹看。他深受中国传统戏曲的熏陶，男人要成就大事业，伤了痛了不吭一声要硬撑，不能在女人面前出丑。然而，当唐怀玉在上海红极一时之际，却命犯了桃花，那个当红的电影明星段娉婷看上他了，她百般诱惑，他不能不就犯。璀璨的舞台后是龌龊的世界．分不清是男盗女娼，抑或女盗男娼，曾经包过段娉婷的“乐世界”的老板金啸风，眼看段娉婷爱上了别人，妒火中烧，决定报复。唐怀玉就此断送了前程。

与唐怀玉一样，金啸风也是个铮铮的铁汉，不过他更为阴险，更具谋略。他强要了的小满自杀了，他心中也留下了一块心病，潜意识里他在寻找他生命中的“妻”——小满，他的初恋，那一碰就碎的爱情。他有无数女人，但总得不到任何一个女人对他天长地久的爱心，她们的心都另有所属。正因为得不到女人，他才猛烈地要钱，他的事业兴旺发达。宋丹丹出现了，他在这个刁蛮的乡下女子身上得到了某种补偿，但她是他的一个危险。宋丹丹爱的是唐怀玉，金啸风的爱情足以使自己致命，他赔了钱财．又赔了生命。

《生死桥》中有无数个因爱欲残缺而引起的劫数，这些劫数全导致了人性和事业的毁灭。宋丹丹的心理残缺因唐怀玉而起，她是金啸风的劫数。唐怀玉追求事业，但段娉婷的爱欲是他的劫数。金啸风有心病，宋丹丹成了他的劫数。段娉婷是赢回了自己所要的东西。但那样的赢与失败无异，她留住的男人——唐怀玉是一个心有别人且双目失明的人。一切你争我夺，相生相克皆因欲望而起，欲望无视秩序，幸运的只是平庸的人。作品以并不怎么优秀的宋志高的最后走红说明了这一点。

李碧华小说热衷的个人与秩序冲突的主题，只能产生在殖民地香港这样的地方，只有香港人，才会无视政治，对历史提出那样的质疑。

无庸置疑，李碧华一直把她的小说当作艺术来经营，审美价值、娱乐价值都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为了构成冲突，她不惜时空交错，人鬼同台，然而这并不妨碍她在讨好读者的同时，尽量使作品获得深度。

七 钟晓阳的平民小说

钟晓阳，1963年生于广州，同年随父母定居香港。1981年赴美国密西根洲立大学读文科。主要小说作品有：《停车暂借问》（1981年）、《流年》（1983年）、《细说》（1983年）、《柔情》（1985年）、《二段琴》、《爱妻》、《翠袖》、《突兀》、《荔枝熟》、《卢家少妇》等。

钟晓阳的小说通过爱情反映市井平民的日常生活。庸常的情节有如普通人唠叨家常，老夫到内地来娶少妻，一生独居的二胡师傅，邻家少男少女的爱情，等等，但隽永、典雅的叙述，内冷外热的传情，云谲波诡的情节，都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赋予了香港当代市民琐碎的生活浓郁的文化气息。钟晓阳的小说写得老辣而富于感性，内容大都围绕人的感情，心理变化以及人际关系展开。善于揭示人性的自私。在展现爱情的美丽的同时，也冷静地告诉人们，这种感情的脆弱和易于消逝。

钟晓阳的小说保留了说书人讲故事的叙述方式，但运用的是书面语言，雅致、从容不迫，温柔敦厚。由于作者基本采用时间单线型的描述方法，情节单纯，背景少，故她笔下的爱情故事很纯粹也很丰满。《停车暂借问》题材纵跨了很长的时间领域：从抗战到当代；也横跨了广阔的地域：东北、上海、香港、美国。但不管她运笔去到什么年代，什么地域，小说中都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爱情故事。小说以主人公宁静，一生的三个爱情故事组成：第一部“妾住长城外”，写的是宁静与日本少年吉田千重的初恋。第二部“停车暂借问”写的是宁静和林爽然的一次很成熟，很灿烂但又不得善终的爱情。第三部“却遗枕边泪”写宁静晚年与林爽然重逢相恋又分开的故事。虽然作者在描写这些故事时采用了很多精彩的细节，也运用了很多诸如误会、计谋、错误、意外、巧合等手段使情节显得跌宕起伏。但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固定的结构，这个结构可以采用一种水平系谱的形式来表示：男女主人公结合的愿望，这个愿望实现过程的障碍，这些障碍包括战争、误解、第三者插入，爱情错过后男女主人公内心的孤独。这种从美好的愿望始，经过世事的分扰，终以遗憾结束的故事，揭示了爱情在现实生活中的脆弱，以及事与愿违的不完美的人生。钟晓阳把生命中间歇出现的爱情审美化，并扩展到整个人生领域，更强化了“寻好梦，梦难成”的人生缺陷。

钟晓阳善于写相思：“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11]”她的心理描写，大多数是这样的愁思。马尔库塞在他的著作《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一书中，提出了“爱欲”的概念，他指出：“爱欲的解放决不能等同于性欲的放纵。虽然弗洛伊德没有明确区分爱欲与性欲，但两者还是有重大区别的。性欲仅仅是关于两性关系的欲望，而爱欲作为生命本能，则蕴含更多的内容，既包括性欲，也包括食欲、休息、消谴等其它生物欲望。性欲对个人来说只能获得局部的、短暂的快乐，而且还常伴之以痛苦和给社会带来混乱，可是，爱欲则会使个人获得一种全面，持久的快乐，并使社会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12]”她笔下的人物都是些爱欲意志强烈的人，为情的实现而敢作敢为，为义的不能尽责而宁愿忍受孤独，而且一生一个目标，一生一次恋情。然而由于他们比较在意他人和自我之间的平衡关系，所以他们的爱情表达是含蓄内敛的，苦了的是他们自己，于是在灰暗的现实的世界上便一个个都像投错胎似的鲜明夺目，又身世堪怜。这种不中庸的生死恋是钟晓阳小说人物的共同特色。《停车暂借问》塑造了直到老年还要还情的宁静。《二段胡》塑造了为了年轻时的一段情，决定独守一辈子的莫非。《流年》写江潮信留学美国，寂寞中与香伦相恋，但实际上又念念不忘自己的童年女伙伴叶晨的故事。《爱妻》是主人公天良因婚姻出错而向死去的妻子忏悔，那种悼词式的悲哀惯穿小说始终。钟晓阳小说中的情节，写出了许多人的感情生活经历，与之结合的那个人，往往不是最早，最满意的那个人。情况千差万别，原因多种多样。由于人们社会处境不同，在动荡的时代里，每个人生活道路上都充满了坎坷、意外和波折。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由于强大的习惯势力，由于金钱、权势、邪恶的欲望、政治的不稳定、或者少年男女根本无法预料更无法防御的种种社会原因，童年的纯真的友谊不能顺利地发展为成熟的爱情，双方更难于结合为幸福的终生伴侣。青春易逝，岁月如流，双方都带着各自的心灵创伤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等等。只是现实生活中，人的感情很少像钟晓阳爱情小说那样，永生难忘。

钟晓阳爱情小说最突出的艺术手法就是安排情节。而且情节的安排也并非简单的起、承、转、合。它有其独特的规律——是作品人物的生活境遇，性格思想各种矛盾冲突的结果。就像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说“我这石头所记，不管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钟晓阳作品里的人物，一般都有较固定的性格，并很少随情节的发展变美或变丑。他们之所以不幸，完全来自外在原因的困扰。如《停车暂借问》(第二部)，宁静和林爽然一见钟情，但由于林爽然是订了婚的，他俩走得太密，引起了宁静后母的斥责。宁静生气，一个人到抚顺乡下去住。以后他们虽然继续往来，但林爽然未婚妻的影子老是插在他们中间，使宁静觉得，“在他的人世上，她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林爽然虽然爱宁静，决定和陈素云取消婚约，但陈素云借着林爽然的父亲爱面子，并不想放弃林爽然。这样宁静的父亲便出面干涉，让宁静嫁给那个医生熊应生，熊应生知道不能改变宁静和林爽然相爱的事实后，便放火烧了林爽然赖以生存的铺子。林爽然不想宁静和自己一起过穷日子，拒绝宁静的爱情去杭州。这时发生了战争，对林爽然产生了误解的宁静只得随熊应生一家经上海去香港，当宁静发现了熊应生放火的劣行后，逃回东北找林爽然，林爽然已经去美国了。钟晓阳虽然在描述情节时采用了旁观者的叙述角度，即作者本来可以使她笔下的人物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都裸露无遗，但由于作者是有选择地叙述，有时以宁静的视角去看林爽然，有时以林爽然的角度看宁静，因此，读者虽比小说中的人物更了解事情发生的原委，但同样感到了日常生活中，人们永远做不到相互了解，既不能洞察秋毫，也无法肝胆相照的事实。

以狭窄的爱情题材，启示读者人生和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使钟晓阳的小说有别于一般的言情小说获得了洞悉人生和世界的深度。宁静和吉田千重面临的是战争中敌对国双方和恋人的两难；宁静和林爽然面对的是应该否信守旧式订婚仪式对别人许下的承诺的麻烦。而宁静的后母——宁静父亲的姨太太，那种当初委曲求全，就盼着日后踏入赵家门，三千宠爱在一身，钱人二收的心计和素云那种为了十四岁时订过婚，就死抓住林爽然不放的心态和熊家少爷的道貌岸然、卑鄙庸俗等等，统统构成了一个人与人之间矛盾重重的世界。而江潮信和香伦的关系却启发我们：恋爱中人的心理复杂多变。爱情要求男女双方有一致或相近的道德价值体系。这种情绪和行为方面的深刻内在和谐是双方适应的条件。当一方认为某种行为是道德的，而另一方却认为它同道德互不兼容时，他们的关系就会迅速出现不和谐，而爱情就成为不可能的了。

实际上，幸福是永不满足的人生不能实现的终极状态。写缺陷人生的作家比写完美人生的作家对生活的理解要深刻得多。然而钟晓阳小说的悲剧结局虽然是不幸的，但不一定引起压抑的情绪，结果往往是生活的揭示深刻了，爱情的魅力更大了，对爱情在人的审美和道德价值体系的作用理解得更加深了。

审美领域本质上是“非现实”的，钟晓阳的爱情小说亦然。以爱为一生的目的，在现实中大多数人是不能为保持这种不受现实支配的爱情而付出代价的。小说不等于现实．它只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重新构造”的世界。也即一个虚构的“现实”，故事人物就生活在这个“现实”中，故事的事件也在这个“现实”中发生。钟晓阳小说重新构造的世界是一个与现实生活有距离的审美世界。

钟晓阳笔下的爱情类型很单纯，她不写病态的痴狂，不写单相思，婚外恋，不写恋父恋母情结，不写无聊的性游戏．不写一切被丑恶现实扭曲了的畸形的恋情。她小说中的爱情都是真挚、热忱、生死不渝、心心相印的健康、正宗的爱情，使人怀念民风纯朴的年代。她笔下人物的爱情表达也很适“度”，从不会因为过分而变成热闹得不可开交的情节戏。即使写第三者，也写出她们的矜持自尊、识大体。如《流年》中的叶晨，她与江潮信的爱情属于“心有灵犀”的一类。两次驱车夜游，一次胆颧心惊的拉手，一句永远不曾表达的话语。比起江潮信和香伦的世俗的爱不知要超然，婉约、凄美多少倍。

有情就有欲，有欲就有情。钟晓阳的爱情小说很善于赋予情欲以灵性，这样既避免了直率的描写，也使小说更美。即使她的小说的描述方式很符合亚里士多德古典的悲剧理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以行动，对话构成情节。但她仍能很好地掩饰“欲”的成分。比如在《流年》中她写到：“两人紧紧地拥在一起，就像他们是上下两片唇，严丝密缝地紧紧合着，牙齿和齿缝里的话，都藏在里面。”这样的描写和“滴露牡丹开”异曲同工。

钟晓阳之所以能够把她重新构造的世界写得如此纯粹、“干净”，这和她选择的叙事角度有关。以旁观者的身分从外部来刻划人物，偏爱的可以多写，厌恶的可以视而不见。这样的叙述方式，留给了读者很多需要用自已的经验去补足的空白这些“空白”正是钟晓阳小说得以纯美的奥秘。

钟晓阳小说中的“空白”可以和中国绘画处理空间的“虚”写方法来比拟。如八大山人画一条生动的鱼在纸上，别无一物，令人感到满幅是水。这正是所谓：“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13]”我们可以举一例来分析钟晓阳爱情小说中这种俯拾皆是的现象。《停车暂借问》第一部“妾住长城外”写到了吉田千重对宁静一见钟情，作者不去表现吉田千重内心如何激动，而用对宁静的外表描写来代替。“她不知道此刻正有这么一双眼睛瞅着她，黑森森，幽磷磷的，瞅着她乌油油的麻花大辫，单单一条，斜搭胸前，像一匹正在歇息吃草的马的尾巴，松松的，闲闲的。一宇眉是楷书一撩，颜真卿体。两颗单眼皮清水杏仁眼，剪开是秋波，缝上是重重帘幕。鼻粱骨稍稍凸出，有一种倔绝的美。脸型却是柔和的，小小坠坠的下颏，仿佛，一双火候极到极肉头的蒸饺，她着一件元宝领一字襟半袖白布衫，黑布直裙，白袜套黑布锅巴底鞋，素净似一幅水墨画，眼是水，眉是山；衣是水，裙是山，叫人单纯得不想别的，单想东北一家大姑娘，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钟晓阳小说中的描述，不是为了塑造人物，旨在照顾读者的审美心理。那个“虽能说东北话”但“俏皮话不一定能懂”的日本人吉田千重无论如何把自己的恋人理想化，偶像化，都不会达到如此中国风味的程度。但对读者而言这种人物形象审美化的做法，却使读者产生许多人物形象以外的联想，作者不仅用了“火候极到极肉头”的俚语和“蒸饺”、“元宝”、“锅巴”等地方特色极浓的对象作形容词。还引高雅的中国艺术和唐诗入描写“楷书一捺，颜真卿体”，“素净似一幅水墨画，眼是水，眉是山，衣是水，裙是山”。“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而且宁静衣着的素雅则使人们想起久已遗忘的传统中国女性美德，“妇容”——以端庄、朴素、大方为美，以卖弄、风骚、性感为耻。

钟晓阳这样处理小说的描述方式，使她的小说结构获得了两个层次。一是实写的表层语言结构，二是虚写的深层语言结构。实写的表层语言结构是读者可感的，而虚写的深层语言结构却是要读者通过自己的经验去补足的。幸好，恋爱是人生的普遍经验，读者们尽可以以自己浪漫的、凄丽的、婉约的爱情去填补小说中的空白。而对大多数人来说，爱情的体验是难忘的强烈体验。这样的艺术处理正如八大山人的画“别无一物，令人感到满幅是水。[14]”

钟晓阳二十多岁便写出了像《停车暂借问》这样的小说，实属不易。无怪乎台湾作家司马中原称她为“黛玉化身”。钟晓阳的成功使我们想到了文学创作中生活体验和技巧培养的问题。既然托尔斯泰可以从报纸一条刑事新闻中获得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灵感，那我们相信。钟晓阳也可以从别人的经验中获取小说创作的题材。生活处处都是，人人皆有，而有些人成了作家而一些人则不能，这完全是文学技巧培养的问题。我们不否认钟晓阳的艺术直觉是敏锐的，能使她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可我们同样感到她私淑张爱玲以及古典小说，戏曲的痕迹。钟晓阳的古典文学修养是丰厚的。《停车暂借问》中周蔷性格的温顺贤淑反衬了宁静性格的独立不羁，张尔珍的实际落俗又托出了宁静的超然高贵。这种人物间的互衬，是《红楼梦》钗、黛、云互衬模式的再现，而小说中那种深宅大院的阴深幽暗，又可以从张爱玲小说中找到先例。《卢家少妇》主人公取名汪伦，汪伦在潭边送别李白的情分如今用来送别了情人。《翠袖》中翠袖和至宗的调情可以从“三言二拍”中找到影子。如果说到表现技巧和语言特点，那更是一脉相承的了。越是博大的心胸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体验就会越多。小小年纪的钟晓阳，不可能在小说中营造历尽沧桑的曹雪芹、张爱玲那样的境界，然而长久的文学熏陶，熟读古典助了钟晓阳成功一臂之力。因此说：“工多艺熟”。

第二节  女性意认的觉醒

在西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欧洲和美国复苏的妇女运动开始涌现，传统的左翼政治试图把它们作为从属的部分吸收到自己的计划中去，但是这个新政治根本不买帐。这一运动拒绝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狭隘的经济中心论，这种经济中心论已经无力说明妇女作为一个被压迫的社会集团的特殊情况，或对这种情况的改变有所裨益。因为，尽管妇女所受的压迫是一种物质的现实，即母亲身份、家务劳动、职业歧视和同工不同酬等问题，但是妇女所受的压迫却不能归结为这些因素，它也涉及性观念，男性统治社会中男人和女人构想自己和对方形象的方试，以及从最野蛮的外在现象一直到潜意识深处的感受和行为这样一些问题。不能把这些问题置于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中心的任何一种政治学说都会被女权主义抛弃[15]。“千红一窟，万艳同杯”[16]。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香港女性作家创作的全盛期，女作家的崛起，不仅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时髦，更是人权平等，包括受教育平等和生产力发展改变了女人的从属地位的产物。在一个话语堕落成为仅仅是科学、商业、广告和官僚政治的工具的工商业社会中，男子对香港工商业社会主流的日益认同，也把文学这一孤寂的，边缘的一隅让给了女子。生活节凑的加快，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也影响了人们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传统家庭关系受到威协，女人们内心也承受了更多的压力。没有得到满足的梦想、欲望造就了女子写小说的冲动，她们借小说的样式实现自我与权力的幻想。她们的想象超出了传统允许的范围，构成了对社会的叛逆，似乎为传统社会所不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端于西方的女权主义批评，也强化了香港女性作家的创作自觉。她们在一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叙事中心之外，确立了女性的叙事中心，以自己独特的经验，纠错、修改、补充、匡正了偏执的历史。她们的创作是强化女性特征的创作，从不仰仗男性中心的范式来规定自己最基本的准则，她们以女性的语言，谈女性的经验，那怕这种经验反主流文化，她们对重构人类新文明是那样的自信，以至于她们仿佛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盟，拒不同她们宣称要改造的权势网络系统沟通交流。

幸福与不幸，在那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中细细体味，只要有了这一爿创作的空间，她们的生存就有了价值，一切委屈与得失就有了承受的依据。

在女性与社会之间开劈一条从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这条路上，默默地走着香港的钟玲、施叔青、陈宝珍。

一 钟玲的女性小说

钟玲，1945年生于重庆。1962年毕业于省立高雄女子中学。随即进人东海大学外语系读书。1966年大学毕业后到台湾大学外语研究所进修一年。1967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比较文学系留学，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72年应聘出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比较文学及中文系副教授。翌年又兼该校中文部主任。1977年春与香港著名导演胡金铨结婚，迁居香港。任金铨电影公司制片及编剧。1980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亚州课程部教职。1982年起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轮回》(1983年)、《美丽的错误》(1983年)等。

肯定女性的爱欲意志是女权主义向男权中心奋起反抗的立足点。一直以来，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就把女性划分为愚爱型与荡妇型，其实这是对女性形象的丑化。过去文学史上，无论是才子佳人完满结合的故事，还是少女被诱奸堕落的故事，都是从女性经济不能独立，必须依附男性这一社会现实引发出来的。随着女性经济独立，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的爱欲意志也应该被充分肯定，它作为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是应该不加任何附加条件的终极目的。

“我相信总有一天，它(指女权主义批评)会认识到我们的肉体特征不是命定，而是泉源。为了活得真正像个人，我们要求的不是对肉体的克制，……我们必须触及自己知识的有利基础，触及那谐美而深沉的躯体肌肤。[17]” 钟玲的小说创作，就是值女性性意识的探索，层层揭开摭掩在女性身上的以牺牲女性肉体为代价的假风范，肯定根源于人类本性的情爱价值。陈炳良先生在研究钟玲的文章中，多次地提到了钟玲的性爱隐语，湖和山，田螺与棍子，是男性女性不同生理结构的象征[18]。“他是船，划我，黎我的大船，锐利的船身剖开我。” 因此，情爱是钟玲小说的聚光点，她以此慢慢铺散开去，指出传统文化中的种种缺陷。

任何欲望的实现都必须经过别人可以接受的合理途径。钟玲那些不可磨灭地打上肉体印记的文本，实际上存在着丰厚的文化内容。女性在她们的性意识未曾觉醒前，男权中心的文化教育，在企图把她们变得更为贞洁之时，也给了她们一些错误知识，抹杀了她们的爱欲意识。《轮回》中“爱情，在死亡面前觉醒”的主题暗含了以生命、爱情为代价冲击传统教育缺陷的意义。当丘比特之箭向“我”射来时，“我”一个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一间保守女中进入一间教会大学的女孩子，“把自己当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贞女”，筑起心灵的高墙，拒之于门外。直到那位异性求爱者带着无爱的缺憾过早地离开人世，方使“我”如梦初醒，心墙豁然崩塌。于是，生命的消亡与初恋的觉醒几乎同时俱来：“他的死，是我复活的触媒剂：我所忽略了的他生前的作为，在他过世后，都像一盏盏路灯似地点起，把我引向我一生中决定性的觉醒。”男权中心所造成的女性的心理缺陷致使男性受到伤害，这极具讽刺意义的一笔，提醒我们在教育中建立两性之间心理沟通的桥梁是何等重要。

世上并无纯粹的不以语言的，社会的和文学的营造为媒体的人体表达方式。钟玲虽然要受制于文化，但依然勇敢地肯定情爱的价值。她的短篇小说《莺莺》，题材取自元稹的《莺莺传》，钟玲用女性的叙事观点，取代了元稹的男性观点，摈弃了“女人祸水”的陈词滥调，不仅写出了美丽的女性，也写出了美丽的男性。钟玲笔下的莺莺，品行端庄，不以离奇的衣着，妖冶的媚态，吸引男性注意，她虽是“沉鱼落雁”的美人却并不自恃，她看重的是自己不为世人所赏识的内在修养。在钟玲笔下，莺莺在爱情上表现出来的羞涩，胆怯和犹豫全都有了不能用故作妞妮来诠释的心理依据，她一步一顾盼是因为内心矛盾重重。在世风鄙俗的时日，美貌的女子要走出自己不同于别人的路，着实不易。莺莺与元稹接近的过程，要表现的毕竟是不同于背负着几千年古老的道德意识的普通中国女性的爱情观。

首先，她轻视形式主义的明媒正娶。看重爱情中的两情相悦。她爱元稹，她要求元稹回报的仅仅是同等的爱情。只要他“沉沦情海的程度不下于我”，那么元稹在诗中暗示的不能以婚姻为报的男欢女爱就无所谓了。在爱情中过于审慎会使自己失掉永世难忘的幸福。过于放纵。情也就不存在了。莺莺的越礼行为是以不同凡响的对不合理的传统反叛为基础的，钟玲写出了莺莺与“富家千金”和“倾国倾城”没有直接关系的只属于自身修养的人格高贵。如果元稹的《莺莺传》是一部带自传成份的传奇，那么那个曾献身给元稹，又被元稹的男性叙事观点弄得有点不堪的女子，就应当因着钟玲的这篇小说在九泉之下安息了。

其次，钟玲写出了元稹和莺莺恋爱背后深刻的伦理基础。莺莺在爱情上表现出来的犹豫包含了两点忧虑：一是对方是否真心爱自己，这关系到自己人格的是否受尊重，涉及个人对他人正当行为的知识。二是贞操观念，体现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贞操的可贵，除了自然生理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与其说是使爱情的纯洁有了保证，勿宁说是社会的要求，一个没有操守的社会必然充斥着酸风醋雨，爱恨情仇。正如莺莺在爱情上表现出来的犹豫是合理的，元稹处理感情的方式也是合理的。作为男人他有太多的社会责任。“他父祖都做官，母亲出身世族高门。”元稹自诩有出将入相之才，他为了前程，非娶高门女不能挤入最高的权力圈子。请不要以为这种行为是自私的，它带有明显的为社会服务的色彩。“为了达到真正高尚的美德，必须把道德塑造为一种强有力的调节本原。当一个人的良心保护着行为免受情绪波动时，我们可以称这个人为道德上善的或有德性的。比方说一个具有强烈自私冲动的人，当他根据良心的原则来支配他的行动时，我们要称他为有德性的；而且他做出的抵抗越大，我们认为他越有德性。”[19] 一头是崔莺莺，一头是未竞的事业。如果只为个人快乐，元稹当然选择莺莺，但儿女情长毕竟不是他的人生目的。元稹舍弃莺莺时一定表现出了最大的克制。确实没有什么比得上根植于自身利益之上的社会义务感更有利于社会本身了，这是做男人的好处，也是元稹吸引莺莺的地方。元稹对莺莺不能不始乱终弃。莺莺以爱情作为她的生存目的，元稹以事业作为他的生存目的，钟玲写出了特定社会条件下两个优秀人物的行为。他们通过书信传达了默契的爱情观，并且读懂了对方。倘若他们不结合，我们会因遗憾这世间少了一桩美丽的千古绝唱而顿足的。然而他们的行为也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元稹留给莺莺的是一生的挂念，以后无论莺莺嫁给谁，在相夫教子之余，都会想起元稹。而莺莺留给元稹的是一生的回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当他娶到了高门女之后，当他在宦海沉浮之际，当他完成了社会规定的角色之后，他会否想到只有那一片瑰玫色的爱情是属于自己的，因而对莺莺感激不已呢？这又是否他写下《莺莺传》的心理依据呢？

爱情与生命结伴而行，并且因死亡的衬托越发瑰丽，钟玲总是这样垫高情爱的价值。她的《还乡人》中未婚先孕的少女元美，连“死都要死得雅”，因为“对故乡，对陷她于绝境的男人，她仍有激荡的爱。”这里，作者悄悄地在“爱情”与“生命”之间划上了等号。完成了爱情的消失就意味着生命的死亡的象征。

爱情与生命息息相关，爱情也是性爱委婉曲折的表达方法。在女人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的迷糊的爱情中，也镶嵌着本能的力量。《生死冤象》中秀秀对爱情的选择，冥冥之中就受着本能的主宰。郡王爱秀秀的美色，与秀秀爱崔宁的俊逸，厌恶郡王的又胖又丑一样，基于“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有一种指责也没用的残酷。然而在那个等级尊卑壁垒深严的封建社会，率性的秀秀由着自己的性子去恋爱，触犯的就是那个社会铁一样的条规。这对于既是女人又是家奴的秀秀来说，命运尤其悲惨，秀秀被嫉恨交加的郡王打死是意料中的事。作品以美丽的爱情与阴鸷的制度相抗衡，写出了秀秀品格上的大胆与坚贞，并以私奔，死后变鬼也追随崔宁等一系列浓墨重彩控诉了封建制度对于人性的残害。同样的主题还表现在钟玲的小说《过山》中，南越王的宠妃姊艳与太子婴齐通奸，我们同样可以把它理解成对父子君臣秩序的蔑视。然而这篇小说却不象《生死冤家》那样充满了正义的，理直气壮的力量。姊艳与婴齐的结合是以一个个阴谋连串而成，以别的奴婢的生命作代价是他们得以结合的关键，因此这篇小说也宣扬了现世罪孽来世报的思想。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18]”，培多裴的诗句隐隐地掩藏着丰厚的人生经验，暗合了钟玲的爱情娇贵，脆弱，易在生命中遗失的思想。《灰蒙蒙的爱河》写一位情窦初开的女中学生秦玉洁．在上学的路上接到“白马王子”递送的情书，却被同伴恶作剧地交给了国文老师（写信者正是这位老师的侄儿）。老师出乎意料之外竟没有发火，而是语调沉重地回忆起自己当年亲身参加“五四”运动的情景，使秦玉洁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她把滴上泪水的情书锁进抽屉。“五四”以来，中国女性就不倦寻求的爱情，并没有实至名归，人们修养的不到位，爱情就会与她失之交臂。同样，爱情也会被功利关系埋葬。《女诗人之死》中的欧阳洁秋，出国求学，在国外开放的性关系中，她如一株临水自照的水仙，自恋而又孤傲，她甚至不能为功利目的嫁出去，由于爱情无所附丽，她选择了自杀。人生难以预料的灾难，也对爱情构成了威胁。其中由于爱情的自私性、排它性和占有欲造成的人们间的撕杀就是其中一种，《车难》中玉儿为金公子报仇而殉身，《终点香港》中玉荷为嫁有情人而被杀，《大轮回》中法师为兄弟将失去童身而自戕，令人炫目的传奇色彩，不过是作者有意涂抹在外表的一层五颜六色的画料，而其内涵则无非都在重复着同一主题：爱情的脆弱，娇贵。

一开就落的爱情之树需要人们小心翼翼地培植，女人的无知是爱情的祸害，男人的粗暴也是爱情的祸害。《刺》和《望安》中那些受过男性伤害的女性，从此也不可能给男人们提供幸福，钟玲毫不留情地揭示出女性这一隐秘的心理。

十八世纪卢梭的伟大功绩在于把人的自然本性还原给人本身。康德从卢梭的著作中吸取养分，建立了他的伦理学体系，“在这个世界上甚至这个世界之外，可以想象到的一切，除了一个善良意志之外，没有什么可以被无条件地称作善的。”[19]钟玲小说中对健康人性的渴求和西方浓厚的人文传统一脉相承，我们可以从卢梭、劳伦斯、毛姆等人的作品中找到踪迹。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强调性爱对健康人性的意义，只是他们谈的是男性的经验，而钟玲写的是女性的经验。他们的性爱没有在我们的审美范围内沦为丑的恶的，乃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贯穿着对对方的欣赏和对义务的尊重。不管他们合唱的声音如何的参差，旋律都清晰地在人们心中回响，那就是：“在这些灵魂里，道德感对所有感情达到了如此的控制，以致它可以放心大胆地把支配意志的事情交给爱好去管理，而决不会发生与它的命令相冲突的危险。因此，在一颗美丽的灵魂里，实际上不是这个或那个特殊行为是道德的，而是整个性格是道德的。”[20]

二 陈宝珍的女性小说

陈宝珍的小说是典型的女性小说，她写出了女性传统角色心理生理的沉重负担和在传统家庭中的劣势地位。就艺术风格而言，陈宝珍老实且率直，虽然生活在现代化的香港，她笔下的人物仍然被社会和传统束缚着、压迫着，没有获得解放。陈宝珍小说中的人物比较相似，是类的代表。而非具体的“这一个”[21]，陈宝珍不以塑造人物来加强主题表达，却写出带普遍性的人物际遇。而这些人物又是某一类女性的代表，只要是那个群体的女性，都会切身地体会过陈宝珍小说中的人物所遇到的问题。陈宝珍笔下的女性大多数是知识妇女，她们都被破屑的家庭生活蚕食得体无完肤，以至于要时时为了自身的利益与环境作战，以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

“陈宝珍这本小说集叫做《找房子》（1990年），我想不仅仅是由于其中一篇题为《找房子》，房子意象在《下班之后》、《故事》、《红色的小屋》、《望海》等篇也有寓意。”[22]陈宝珍小说集的名字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弗吉尼·吴尔芙的一本书，书名叫做《一间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房子，对吴尔芙来说，既是现实的，物质的，又是象征的，精神的。找房子也就是寻找一个独立自主的创作空间。陈宝珍借鉴了吴尔芙的想法，表述的却是有更为广泛意义的内容，那就是女性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中，没有独立自主的生存空间的苦恼，以及寻找这种空间的艰难。

女性历来是背负沉重的角色。只有她们担负起维持人类繁衍这项枯燥的劳作，男人们才有可能创造出灿烂的人类文明。作为“第二性”[23]， 女人的局限首先是生理上的，尽管她们希望和男人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关心社会，认识祖国”一旦怀了孩子，她们的智慧和毅力就必须分一半到与自己生理上的痛苦和心理上的压力抗争上。陈宝珍小说《故事》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青年人的理想，爱情的缠绵悱侧，冲淡不了求学日子里怀孕给生活带来的沉郁。而《下班之后》女主人公敬婆婆、干家务、哄小孩、等丈夫，一连串的细节描写则说明了“生活用的是多么细的一把磨子：千篇一律的沿着一个轨迹转，轻轻的，不知不觉的，一点一滴的，磨掉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壮志。”女性生理上的特点，社会是以伦理的形式来确定的。一个好女人必须孝敬公婆、扶助丈夫，生养孩子．干好家务。倘若她想在社会上确立自己的形象——事业成功，名垂青史，那就是一种奢侈。陈宝珍小说中公公，婆婆、妈妈都千篇一律地主张女孩子不要读太多书，而先生的面孔则多几个，时而是恋爱中温情脉脉的绅士，时而是给沮丧女性力量的父兄，时而是只顾事业的冷面人，偶尔也会变得凶神恶煞。丈夫们的角色在陈宝珍小说中只起村托作用。而陈宝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很不幸，是传统道德最不能容的知识女性，也就是那些想在社会上争一席地位的心高气傲的女子。

这些女子大多数是职业女性，她们要承受工作和家务的双重压力．家庭中传统角色的要求，把她们的个人爱好、事业追求视为多余。这种与男性角色较之的不平等，使她们觉得生活不尽人意。也许她们愿意忍辱负重，因为妻爱和母爱都出自女性本能，但假若忍辱负重变成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就会引起她们的不满。“一掬愤怒的火苗自胸中骤然跃出，慢慢延及那个渐渐惯于折叠自己的自己”。她们与环境的潜在矛盾是终究要爆发的。值得一提的是，主人公与环境的不协调作为一种格式，几乎贯穿了陈宝珍的全部作品，甚至扩展为焦虑的性格与麻木不仁的环境的不协调(《那树》)和冷漠的性格与危机四伏的环境的不协调(《酣梦》)，陈宝珍小说中这种个性抗争的倾向，必然是环境所不能容忍的。抗争的结果必然是离开家庭，我们可以把《找房子》中姑姑离婚后的独身生活看成是嫂子家庭生活的最后结局，然而，读陈宝珍的小说，我们强烈地感觉到陈宝珍笔下的女性与传统角色抗争的拉锯战，已消耗了太多的能量，以至于她们已不再飘逸空灵，富于创造性。

陈宝珍笔下的女性生存形态是多种的：家庭妇女，离了婚的独身女人，婚外情人，然而，她们“也许我该好好的计划一下，寻找一间真正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房子。”[24] 的不落俗的走自己路的暗示，却因为没有强有力的理性内容来支持，而变成了纯粹的向往。一种无奈的宿命感始终追随着她笔下人物的命运。

恋爱是美丽的，美丽的恋爱使女人盲目地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婚后男女双方都把长长的空白留给了对方，在空白中男人们也许心骛八方、神游万仞，空穴来风将他们内心鼓荡起跳跃起新奇的火花，他们的灵感在空白中被召唤，他们有所背叛有所忠诚。然而女人们面对的却是繁琐的家务，唠叨的公婆。岁月消磨了她们的美貌和才智，她们已经没有享受一下一场偶然而来的高尚优美纯粹神圣的婚外情的资本了。陈宝珍笔下因丈夫婚外情而离婚的女人，变成了别人婚外情的对象，然而，不知是自己内心的荒芜，还是对方内心的荒芜，他们那种基于本能的需要，都没有燃烧起熊熊的爱情火焰。她们怀着对异性既需要又厌恶的心情，完成对事业的创造。

陈宝珍小说个性解放和独立的呼声沿自“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变革的前夜道德会出现危机，文学家会先觉端倪。然而陈宝珍所表现的知识妇女在传统婚姻状态下的苦恼，背后潜藏的男女间的战争，却是带根本性的，要男人让步，还是要女人调节，至今还是难以定夺的伦理公案。

三 施叔青的女性小说

1945年出生于台湾西部靠海的古城鹿港。淡江文理学院毕业后，与美国学者结婚，1970年同赴美国波士顿半年，后转赴纽约，入纽约市立大学杭特学院攻读戏剧系，两年后获戏剧硕士学位。1978年因丈夫任职美国银行香港分行，全家迁居香港。施叔青受骋于香港艺术中心，任亚洲表演节目策划主任。主要作品有《甘地传》(1965年)、《杜立德医生》(1965年)。短篇小说集《约伯的来裔》(1967年)、《拾掇那些日子》(1970年)、《常满姨的一日》(1977年)、《倒放的大梯》(1983年)、《完美的丈夫》(1985年)。长篇小说《牛铃声响》(1975年)、《琉璃瓦》(1976年)；到香港后写了一系列的《香港故事》有《台湾王》、《愫细怨》、《票房》、《情探》、《窑变》、《冤》、《一夜游》等。

施叔青的小说，以爱情、婚姻、家庭为主要观照对象，并侧重写它们的缺陷，揭示女性不能不依赖家庭，但又感到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不完美的矛盾心理。在对家庭生活充满困惑的同时，施叔青大胆地展现了婚外恋的心理，从而对现有的道德提出了质疑。

施叔青的小说虽然大多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观点来叙事，但她小说的结构却是随着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而转移的。她极少采用单线性的时间顺序，往往在主人公立足的时间、空间．通过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插入另一个时间、空间，在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之中，主人公的视角、心理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那种时间、空间的跳跃便很像是对“意识流”表现技巧的借鉴。

由于施叔青侧重心理活动的展现，她对人生的经验也得以通过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来倾诉，一种女性的、自省的、想象的成份，使她的小说不仅逼真地写出了女性的心理，也带有浓重的女性特点。

施叔青运用艺术技巧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完美无缺的艺术世界。也不是为了通过浓缩的情节告诉读者，自己理解中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她反映的是现代女性的喜怒哀乐。一种自顾自的倾诉，使她的小说获得实录的意义，并给人们提供了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价值。

施叔青的小说建立在女性的经验和视野之上，所谓女性的经验和视野，亦即女性在其社会类型并没有得以充分展现，只是作为自然类型和家庭类型而被社会承认时，造成的有局限的经验和视野。施叔青写得好的小说是那些反映女性生活的小说，而不是观照其它社会问题的小说。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男性作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创造了人类的文明，而女性的历史境遇、社会地位的变化与社会形态的演进并无直接关系。她们被困在家庭的小圈子里，无论阶级地位的高低，都是男性的附属物。这种构成社会现存状态的男女关系，造成了女性特定的精神状态——男人和家庭是她们幸福与前途的保障，因而也成了她们意识中不能摆脱的沉重的负担。她们为之爱和恨，为之焦虑，也为之愤懑。施叔青以她特有的敏感和才能，以小说的形式，表现了当代女性的这种可悲可叹的群体意识。

施叔青无疑属于当代社会中生活得较优越的女性群体之中的一员，她了解她的同类，并试图通过小说的形式去观照她们。这些女性，平等的教育和广泛参加社会活动，使她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不仅自觉认识到养育后代的社会义务，而且加强了发展独立人格的自我意识。精神的发展，迫切要求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使她们面对发展不均衡的社会产生了种种的困惑：平等的社会生活突出了女性在夫权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在家庭生活中，不管精神境界怎样低劣的男子，照样可以对妻子行使丈夫的权力，造成了妇女在精神人格上的分裂，一场精神上的秘密战不可避免地在家庭内部展开。这些秘密战，归根结底是两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角色之间的战役，其收场视两人的妥协或对抗而定。一些妇女从糟糕的家庭生活游离出来以后。深藏于她们天性中的对男性的渴望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又造成了她们精神上的痛苦。如果说女性的性格是一种文化的产物的话，那么，在社会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如何寻找更人道的生活途径，女性在其精神发生变化之后对社会以及对男性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何在自省与为他之间重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等等，就是当今重大的社会问题。施叔青记录了我们这个男女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的时代女性特有的困惑，写出了不仅是男人和女人，而且是人与人沟通的努力和艰难。

施叔青用放大镜透视的是人类最典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男女关系。这里不仅包含了女性地位发生变化的种种问题，也包含了文化的差异，社会角色的差异所造成的种种矛盾。

拯救社会的责任不可能独自由男性或女性来承担。男女双方是否应该更多地倾听对方的声音，更多地接受对方的熏陶。

作为社会的个体，人的一切角色与训练都是为了创造社会的和谐。人类的文明受到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的限制——这就是包括父母、子女在内的小家庭。家庭在以往的时代里，担负了传播人类文化的重要作用：每个人在幼年时期所感受到的心理印象对他们日后的生活有其重要的意义，能够预定某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造成一个人在传统、艺术、思想、宗教等领域的感受力和创造力。

施叔青笔下人物有六十年代的台湾少女，七十年代的留美女大学生，八十年代香港上流社会的形形色色的妇女。这些女性全是被老式或半改良但中国传统味仍很浓的家庭铸造出来的。她们父母的生活方式给他们树立了榜样。她们在家庭里所感受到的热情、偏爱和冲突形成了她们待人处世的恒久态度。这些态度一部分留存在记忆里，一部分沉在无意识里面，能够影响她们以后的社会生活。

中国旧式的家庭是那种老少尊卑相当严格的几代同堂的家庭。妇女在这种家庭里，以忠贞、服从、缄默、贤良、不问世事为美德。然而，当今平等的教育和广泛参加社会活动使原来“无才”的女子获得了和男人相当的智力和能力。她们的出色对照出了某些男子的平庸。尤其是那些品德低劣的男子，女性更不愿受他们的奴役。社会允许女性就业，为女性离开家庭，过不依附于男子的生活提供了条件[26]。独立人格的觉醒，使女子在家庭里敢于和男子抗衡。旧有的家庭和谐被破坏了。施叔青笔下就有许多这样的走出家庭的女子。《常满姨的一日》里那个因丈夫和土娼同居而离开家庭，到洋人家里帮佣的常满姨。《后街》里那个不甘心随便嫁人，为了见识更广阔的世界而到美国留学的朱勤。以及《“完美”的丈夫》里那个不愿在家庭里过人格沦丧的生活而要求离婚的李愫，等等。然而，个人生活的不幸。并没有打消她们潜藏在意识深处的对家的温馨的记忆。那是一种传统的文化心理。最典型的例子是施叔青十七岁时发表的那篇小说《壁虎》：母亲的早亡，使“我”依恋大哥。对大哥婚姻的厌恶，又使“我”对生“我”养“我”的家产生了失望。于是早早嫁人。过上了“前所不耻的那种生活”。这种从否定家庭始，到重返家庭的荒谬逻辑，正说明了“家”在女性心中占了多么重要的位置。那个窥伺了西方上流社会，却又不改中华民族的劣根性的常满姨，可以一方面斤斤计较，处处和主人争平等，另一方面又因沾了上流社会的一点光而满天满地地向自己的同胞炫耀，可以十分迷信，可以满脑情欲，又极度地蔑视人的自然本性。但她在潜意识里，还是妻性母性的。她渴望和海员坤生过正常的小家庭生活而不能得，便到留学生钟星辉那里去寻找补尝，无偿地为他打理家务，也想陪他上床。她的命运不可能不是悲剧性的。钟星辉对这个愚昧的常满姨避之唯恐不及。那个有清晰的人格独立意识的知识女性朱勤也没有摆脱对“家”的渴望。她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结婚机会，却强烈地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也获得了这个有妇之夫的爱情。然而，这还是不够的。她需要的是一个家。她为之奋斗，不惜与自己的情人产生冲突。

渴望男性，却又不能在“家”的问题上与男性达成协调。同样使女性的人格受到挫折，表面上是让人侧目的没有正常性生活的“老处女”，实质上“比一个娼妓好不到哪里去”的生活使朱勤几乎神经分裂。

一夫一妻制虽然在形式上迎合了两性关系的内在逻辑，但它是建立在夫权制度下的。妇女要在这样的家庭中获得稳定的生存位置，维持这种家庭形式上的不受破坏，她们就必须克制容忍，委曲求全。在《“完美”的丈夫》这篇小说里，施叔青展示了“夫权”婚姻下女性的屈辱地位。李愫这个生长在乡下农家的“女状元”，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普林斯敦大学的化学博士萧看中了。因她“高挑细瘦的身材和在乡下晒过很多阳光的皮肤，还有她唇边的那一颗痣”萧便认为她是自己理想中的妻子。李愫就这样嫁给了萧这位上海阔少最小的公子。获得社会的承认，是男子的生活目的，维持家庭的生存又是丈夫的义务。萧认为妻子以他为中心是天经地义的。然而过不惯上流社会生活的李愫却觉得带着假面具去生活最受罪。“我白天当你的老妈子， 让你带出去展览，像只色彩鲜艳的鹦鹉，只差不会说人话。晚上在床上，我又是你不花钱的娼妓。”这样的人格沦丧更是李愫所不能忍受的。为此她宁愿放弃家庭。

婚姻中女性的不幸，也导致了男人的不幸。这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在家庭生活中受了妻子气的萧，只能到情妇那里去寻找慰藉，以往娼妓是男性家庭生活的补充，是男性的享乐工具，也是精神享受的奢侈品，然而当代社会道德的制约却使人们唾弃这种标志着人类耻辱的行为。一般受过文明熏陶的男子都会以嫖娼为耻。但情妇就不同了，感情上的相互需要常常使男女双方不能适可而止。有独立人格的情妇当然可以向情夫要求更多。于是在家庭与感情之间，男性往往会两面受敌。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又面临着道德选择的两难。倘若家庭生活能使男性满足，他们是不愿牺牲道德去冒险的。事实上家庭生活的不幸不仅会导致感情上的损失，更多的是导致男子荣誉上的损失和事业上的损失。《“完美”的丈夫》和《后街》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施叔青的小说里，即使不是建立在夫权上的一夫一妻制，男女之问的沟通同样是困难的。男女双方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结合。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在婚姻中，是以一方的压抑与另一方的伸张来实现的，压抑的一方同样会感到人格的坐败。这种情形也可能是交替出现的。《困》这篇小说就写到了这种状况。王溪山和叶洽是一对希望沟通的夫妻，他们努力的情形令人失望。王溪山五岁的时候向母亲表达自己的感情，受到了母亲的惩罚。从此他以表达感情为耻。婚后他对妻子非常冷漠。妻子初到美国，王溪山让她自己去摸去闯。受了很多委屈。当他知道妻子的痛苦后，又把妻子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时处处察言观色，读妻子看过的书，看妻子要看的画，结果弄得妻子很尴尬，自己也很累。没有误解的对话必须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对别人过往心理创伤所造成的缺点可以原谅、宽容，但这并非默契的沟通。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对那种精神和感情上的统一的理想状态抱太大的希望。沟通是人们在一种文化背景下长期相处的结果，我们不能把结果当成没有过程的开始。

造成男女双方不能在精神和感情统一中获得真正爱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出身不同的阶级，接受不同的文化教育，生长在不同的地方，信仰不同，经历不同，职业不同，爱好不同，理想不同，价值观不同等等。那种一举手一投足就知道对方要干什么的和谐，在以一见钟情为起点的婚姻中是少之又少的。实际上．有多少震撼心灵的爱情不是产生于一见钟情，而是起源于已经麻木了的长久的厮守的呢？难怪施叔青在《困》这篇小说中。通过教授的口说出了对婚姻的失望：“仓促的婚姻总是不幸福的。比如象战乱的时候，男女都缺乏安全感，心慌，随便抓个人胡乱结婚，逃难时，两人相依为命，等到生活安定下来，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不过，寂寞的人常常做出愚蠢的事。”

西蒙娜·德·波伏瓦说：“照此看来，婚姻并不总建筑在爱情的基础上，弗洛伊德说‘丈夫最多不过是情人的替身，并不是情人本身。’这种婚姻和爱情的分离，决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它正是婚姻制度本质的反映。婚姻的目的是使男女双方在经济上和性的方面结合为社会利益服务，而不是保证个人的幸福。[25]”施叔青在对婚姻表示失望的同时，也写出了一些男女双方结合的理想状态。《窑变》便是一例，方月和姚茫都有一个不理想的家。方月的丈夫来香港后，“无论白天夜晚，完完全全地被他的工作所占有。”而姚茫早已和他太太分居。方月为姚茫雍容大雅、深藏若虚、举致笃定的气质所倾倒，自愿当了他的情妇。他们的结合是两个独立的人彼此同意的自由结合，既无经济上的要求，又无霸占对方的野心。他们集爱人和朋友于一身，但并不把对方当作生活的唯一理由。他们合作奋斗、寻求欢乐、建立信任、发展爱好、互相合作，互相成为给予对方快乐、财富和人生力量的最为丰富的源泉。在这种关系里，双方的节制和体谅都是重要的。倘若没有高超的修养和智慧，这种仿佛走在平衡木上的爱情是不能维持的。

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施叔青，也许在婚姻中更强调个人主义的方面，而不是相互妥协、忍让的方面，因此在她的小说中取尊重人的个性，独立人格为最高价值。在《愫细怨》这篇小说中，妻子愫细尊重丈夫狄克到香港后由于对香港社会的失望而找回自己的同胞做情人的事实，搬出来独居。她有令人羡慕的职业，也很懂得享受，但却找不到知音。相互的需要使她和商人洪俊光腻在一起。她无意进入洪俊兴的生活圈，只是希望改变洪俊兴来适应自己。对于洪俊兴，愫细是另外一种新奇的雅致的生活，他当然不会放弃。他们的关系就此维持、发展。然而，在洪俊兴的怂恿下，愫细变得越发庸懒、猖狂、泼辣。

《窑变》这篇小说的结尾，也表现了实现独立人格的理想。当方月的旧情人已经取得了成就的何寒天重新出现时，唤起了方月对于过往的写作的热情，她决定离开姚茫给予她的温馨的生活，过一种以实现理想为目标的生活。

施叔青的小说创作，个体经验的积极参与使她关注的主题相当独特。她以直面内心的勇敢，告诉读者，女人在蜕变。旧式婚姻关系的解体，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需要所有人重视关注，她以自己的迷惘叩问社会，新型男女关系的出路在哪里，她仰天长叹希望新伦理的到来，她记录了当代女性生活的激奋与忧伤。

第三节 从社会批判到社会认同

从大凡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回到香港，都会感到那种思想观念上存在的极大落差。七十年代初从中国内地到香港的作家，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看到了中国因政治制度不完善，造成的种种不幸，但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是经济平等，人格平等，精神第—的产物。这批在海外出生，回中国内地受教育，又返回香港的作家，离开了原来熟悉的环境，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及文化心理的撞击和振荡。他们首先经历的是失落，理想的失落、精神和情感的失落，事业和信念的失落。继而，他们会在失落中寻找，重新建立新的人伦关系和道德观念。求生的欲望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压下变得异常艰难，他们因愤恨而有所批判，揭露“花花世界”现代文明掩盖下的阴暗面，人际关系的拜金主义倾向和平等，尊重的沦丧。

他们无数次徘徊在委曲求全，还是保持自己人格尊严的两难选择中，当他们委曲求全时，难免会因为人格受挫内心痛苦，当他们昂然挺立之时，又会因利益的失去而懊悔。这种两难，变成了一种显意识，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伸张人格的主题和顺从生活的宿命意识。

渐渐地，他们习惯了新的生活，因为政治历程的坎坷，他们似乎对政治也不大感兴趣。他们舍弃了“文以载道”的观念，更多地注重纯粹人性的描写，发现除了品德之外，仍有许多东西可以造成人们间的不幸。他们苦苦地思索那样一些东西，将视角调入人们的内心，观察那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这一发现，使他们的作品因别有洞天而价值倍增。

这批作家的早期作品，都带着中国内地当代文学的明显特色，主人公充满正义感，在男女关系上洁身自爱，对不公平现象嫉恶如仇。在情节安排上，他们总能化险为夷，邪不胜正。他们的中期作品，大都描写香港社会的种种不平，揭露人们间的见利忘义。他们的后期作品，都有现代主义的特点，把人们间的心理角逐放在了第一位，以冷静、超脱、旁观者的身份，叙述社会的丑恶现象。从看不贯到习以为常，这些作家在精神上经历了痛苦的脱胎换骨，他们的作品也从强烈的批判，变成了对人性的探讨。

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这批作家一直就把文学当成严肃的事业，他们借鉴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对抗流行文学的媚俗倾向，在创作上表现出非凡的才能。

一 东瑞的现实主义小说

东瑞，原名黄东涛，1945年5月诞生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三马林达市。1952年至1960年，先后在三马林达、雅加达和巴诚读小学和中学，在南洋生活了十五年。新中国成立不久，他随父亲回福建读书，1969年毕业于泉洲华侨大学中文系。1972年移居香港。当过书店推销员，玩具厂的装配工，印染厂的印花工，酒楼的伙计，夜总会的清洁工。为了多挣一些钱，还到木头行扛木头，跟运货车做苦力。1980年受聘于香港三联书店，在该店属下的《读者良友》杂志当编辑，从此有了较为安定的工作。东瑞的主要小说有：长中篇小说《玛依莎河畔的少女》（1976年）、《天涯游缘》（1983年）、《出洋前后》（1979年）、《天堂与梦》（1977年）、《京都秋梦》（1985年）、《铁蹄人生》，短篇小说集《彩色的梦》（1977年）、《周末良夜》（1977年）《少女的一吻》（1983年）讽刺幻想小说《透视者》（1983年）、文艺小说《知音》（1983年）等。东瑞的小说表现出对宿命的抗拒。

东瑞的生活坎坷多于坦途，因此作品也有一种痛定思痛的冷峻风格。他的《出洋前后》记录了华侨生活的艰辛，力透纸背的愤懑，是对“文革”把华侨通通看成是国民党特务的极左观念有力的控诉。作品时间跨度很长，从二十年代写起，那时候，中国正处在大动荡时期。战乱纷起，旱涝连年，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小说中的主角是个破落的农民青年。他的一家，胞妹被鬻，父亲病亡，母亲患疾，负债累累，被迫离乡出走。先是到厦门，厦门在当时成了“洋人天下”，谋生不易。于是他毅然伙同乡亲，伴随人流出洋闯荡。从他踏上远洋大轮那一刻起，不幸和苦难即如影随形地跟着他，险些连性命也丧失了。作品记录了昔日华侨出洋的惨痛事迹，反映了华侨和当地人民的深切友谊，描写了华侨青年朴素深挚的爱情。由于是上一代华侨的事迹，有时间上的距离，作者的想象赋予了作品传奇色彩[26]。

父辈的经历是惨痛的，年青一代华侨的经历也颇不顺利。正如东瑞自己所说“身为华侨一份子，我们的祖父辈，年轻时候，便手拎一个破藤箱乘着大轮或舯舡，漂泊异乡，历尽人生苦难，轮到我们这一代，在他邦土生土长，而后返国求学，又再度来到花花世界、繁华之都——香港。几种社会我们都生活过，算是另一种‘人生飘泊’。……虽然没有艾芜式的爬山越岭，餐风露宿，却也够惊心动魄，充满了人生的惊涛骇浪。”东瑞到香港不久所写的香港题材小说，隐隐让人感到，作者常常出奇不意地受到的心灵伤害。《周末良夜》这部短篇小说集，爱情已不高洁。女主人公开始受到物质的利诱，虽然有少数人还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操观念，但更多的人是弃穷男友，奔富老板。小说中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受到了生活挫折后，得不到社会的关怀，往往以暴易暴，与社会俗流同流合污。“不断地在生活的惊涛骇浪里翻滚，在人海中挣扎。”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生存状态。

东瑞在他的短篇小说集《香港一角》里，惊异于香港社会金钱对人的操纵。有人为了钱，替别人死（《替身》）；有人为了钱，遗弃老人（《老人与狗》）；有人为了钱，染上了赌癖（《系在狗腿上的人》）；有人为了钱，巧夺别人的劳动成果（《彩色的梦》）。总之拜金主义已经摧毁了一切人情、尊严。

东瑞是个关注女性问题的作家，他的作品很多都以女性为主角，对女性问题发言。《夜来风雨声》是一本关于女性的小说，它以女性的视角观照女性所关心的问题——爱情、婚姻、家庭。小说以三个女性各自的遭遇说明了完美状态的不存在。君仪因择偶不慎，婚姻不幸。茉丽不彻实际的爱情幻想使她在一夜情之后依然独身。瑛瑛过于现实的生活态度，使她差点错失了真正的爱情。三个女性的生活都有缺陷，但正如现实生活那样并非完全不美好。性格决定命运，温柔便容易懦弱，富于幻想便会不彻实际，过于审慎便会错过幸福。《珠婚情》同样是探讨爱情和婚姻的小说，作者在不兴结婚，实行同居，“女仔的第一夜不再值钱”的世风下，塑造了一个纯朴的女工福贞嫂的形象。她新婚便和出外打工的丈夫分开，一等就是四十年，这期间她洁身自爱，抵住了各种骚扰，直到丈夫回来，重新团圆。作者塑造这个温柔而坚强的纯情婆，似乎是为了让所有性放纵的人羞愧。东瑞的中期作品有追求可读性，娱乐性的迹象，情欲的描写很符合大众化的口味，曲折的情节很能吸引读者。

面对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社会，东瑞企图透过现象看本质，把触角深入到人物心理的层面上。东瑞的后期的作品热衷于写人物心理上的角逐。以爱情，或情欲为情节，展开物欲与人性的较量。《夜夜欢歌》、《人海枭雌》、《白领丽人》都是很好的例子。物质作为生命的载体必不可少，生活的价值，意义首先在实实在在的生存之中。然而仅仅追求物质，人必然庸俗。而且人的心理是那样一个不能满足的过程，当人们牺牲尊严，把自己当成物质去满足别人的欲望之时，他就已经潜伏了用旧之后，被别人抛弃的危机。《夜夜欢歌》里的女主角余莎莎就是这样在卖艺又卖身下走红的。一旦成名，老板们又利用她的“名气”赚钱，同时自己又玩“名气”，以提高身价。男歌星更惨，李亮成名后，成为富家太太追逐的对象，以至沦为贵夫人们发泄情欲的工具，终因私生活太滥被毁容。《人海枭雌》写金钱对人性的异化，而良心和爱情则使人性复元。杨海娜以贩卖人口为生，纵横商海使她强悍、泼辣，没有了女性的温柔，也没有了爱情的欲求。是李文胜对她的爱慕和追求，唤醒了她的女性意识，从被她卖的少女的不幸命运中她良心发现，决心弃恶从良，并以挽救不幸少女出火坑，刷新自己的面孔。《白领丽人》紧紧抓住爱情这条线，把它当成抵抗物欲的武器。沈梅是那样一个骄傲而不屈的女性，她的才干并不适合坐在灯饰商店柜台边做收银员。她也想人往高处走，换一个生活环境，她在等待机会，恰巧就遇上想包二奶的暴发户洪森，洪森是个恃财玩弄女性的高手，为得到沈梅，他费尽了心机，包括提供很好的物质条件。但沈梅终不屈服，她以自己的坚强不屈，打败了洪森的情欲。东瑞对人们间的心理较量了如指掌，用一些意志薄弱的女性和贪财献身的女性被洪森玩厌抛弃来衬托，写洪森对沈梅爱情越得不到越想得到的心理。而支持沈梅不败的，正是那种不贪富嫌贫的爱情观。《贝莹十五岁那年》同样有细致的爱情心理描写，贝莹和她的男友纯洁的爱情与她父亲和情妇以钱为目的的恋情形成了对照，父亲是个有教养的大亨，情妇是个贪钱的过气明星，她与父亲姘居是为了得到父亲的钱财，而她自己为快乐，也在外面养男人。

人生本是一个过程，人从母胎分娩出来，便立刻被赋予至美的未来设想，仿佛前面的人生路漫长而鲜亮。但在跨过童年少年无忧无虑的瞬间之后，人生拼搏的负担和压力便很快使人的童年梦雕零失落，接踵而来的是人生成熟期持家立业的苦旅，一但苦旅的尽头在望，人生的句号就在无意间被命运之神打上了。这是人生的宿命。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必须经过这相似的人生旅程，东瑞显然深知这一点。然而，他写人生宿命的目的，主要在于揭示他在香港生态环境下所亲身感触到的“活着不容易”的现实。并对宿命进行反思和批判。活着确实不易，但必须好好地活着，活得像个人样，是东瑞的人生观，也是他的创作表达的主题。1992年东瑞创作了长篇小说《暗角》，以勤奋、正派的业余作家王一心为主人公，衬以吃喝玩乐，招摇撞骗，沽名钓誉的马索，以表达作者“如果说，在地铁下陷中，王一心是肉体死亡，而精神不灭的话，那么，马索则是在地铁还未下陷时，其肉体未死，而灵魂早已腐烂发臭。”[28] 的观念。东瑞后期的小说一改他过去用通俗的形式，描写小说的方法，引入了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非通俗的写作形式。

二 陶然的现实主义小说

陶然，原名涂乃贤，广东蕉岭县人，1943年九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万隆市。十六岁回国，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3年秋到香港，主要作品有《追寻》（1979年）、《平安夜》（1987年）《旋转舞台》（1986年）《与你同行》（1994年）、《表错情》（1990年）、《蜜月》（1988年）、《红颜》（1995年）。他的作品正视人们无法逾越的心灵鸿沟。

陶然初到香港的时候，带着中国内地文化所培养的特殊视角来观察香港社会，没有想到弱肉强食会残忍到如此程度。不平则鸣，他以“天地英雄气千秋”的气概对香港社会做出了剧烈的批判。

陶然的早期作品以极其强烈的不忿揭露香港社会的黑暗面——人情纸薄、世态炎凉。《冬应征》、《夹缝中》、《债》、《飘》、《在街边摆棋的年轻人》、《分手》、《面对面》、《网》、《隔》、《海的子民》、《戏》、《推》等短篇小说全是这类作品。已成大明星的人不认过去的老同学，生怕他们因为穷连累了自己。用了别人的东西不给钱。骗子对女明星骗财骗色。女子遭人强奸没人管。海盗横行抢劫。女明星为了窜红上了导演的床，商场上的奸诈狡骗等。陶然实录了香港社会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最令人侧目的是《蜜月》这篇小说，因为没有钱，借了高利贷，新婚夫妇田宝杰和汪燕玲要当众为人做“春宫”表演，这样的“蜜月”该有多么可怕和残酷。

香港社会没有温馨的人际关系，在拜金主义的支配下，同情心已经腐烂，人性已经扭丑，人们对险恶的人性习以为常。平安夜女人遭打劫，丢失了丈夫送她的结婚钻戒，丈夫不同情她，还疑心她在外面偷情（《平安夜》）。一个单身男人爱上了朋友介绍的女人，不料，这女人和他的朋友合伙骗走了他的全部钱财（《邂逅》）。一个女歌星为了赢回了钱财和荣誉，出卖色相，结果连爱情也失去了（《今天不回家》）。一个丢面子的警察，因烦躁和误解，杀死了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射击》）。这种因心理差异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视角》这篇小说中表现得更为鲜明。陶然渐渐从不平则鸣的义愤转向了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探讨，拜金主义的社会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崩离析。作品由三组内心独白组成，开头是杀人犯叙述自己之所以杀人的过程：他为了爱情而炒金，结果金价狂泻，他成了穷光蛋。他看见老婆和别人在一起以为他们偷情，开枪把那男人杀了，第二节是他老婆的内心独白，她对爱情忠贞不二，看见丈夫为钱烦恼，决定帮他，又为了减轻他的心理负担没有说出借钱的事实，造成了丈夫的误解。第三节是那被杀男子的心理独白：他不能明白好朋友为什么要杀他，作品中的三个人物没有一个有品德问题，对爱情、友情同样坚贞，但悲剧终究发生了，该指责的似乎是那不好的经济状态。

从新移民渐渐变成老居民，陶然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香港既非天堂，也非地狱，是人间。既然是人间，“自有黑暗的一面，也有光明的一面；令人感叹的事固然司空见惯，但叫人欢欣鼓舞的东西也日日可见。”《追寻》就是一部既写香港的阴暗面，也写香港光明面的长篇小说。《追寻》是一个多角恋的故事。开头是两男一女的爱情纠葛，两个男人一个风流倜傥，能言善辩，在爱情上百战百胜；另一个憨厚老实，腼腆害羞，在爱情上却步不前。前一男子自然是爱情的赢家，后一个男子只尝过单思之苦。然而，前一个男子因太有吸引力，很快又变成了老板娘猎艳的对象。一个新的二女一男的爱情纠葛又重新展开。那男子周旋老板娘和女友之间很是自得，不料，险情出现，老板娘之子发现奸情，以睡他女友为代价才肯保守秘密，那男子为保住自己的利益，出卖女友。一个娇娇贵贵的弱女子命运从此一落千丈，变成了随便遭人践踏的残花败柳，最后自杀收场。而那出卖灵魂的男子也堕落为经营色情业，残害少女的帮凶。和这男子不同，老实的男人虽然在工作和爱情上受过挫折，但在朋友的帮助下，他终于重新找到了一份理想的职业，真正获得了称心的女友。从情节上看，这是一部典型的爱情小说，但作品却没有一般爱情小说的缠绵绯恻，倒更多的是读后让人不寒而栗的冷峻。究其原因是作者不专注爱情事件本身，他更在意的是事件背后那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男人爱美丽的女人，也爱钱财，一旦让他们在女人与钱财之间选择，他必然抛弃前者而取后者。女人如果命运不好，攀上这类男人，倒霉便是必然的。作品以人的欲望为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冷酷的人际关系。

陶然的作品在批判香港这一糜烂的社会之时，显示了中国内地文化培养出来的纯洁和阳刚，这种美构成了陶然作品的艺术风格。他笔下的人物虽然老土，不穿名牌，不知道“印度神油”是什么，然而比那些滑头的香港仔更有一份不畏强暴的凛然之气。他们不愿意被人欺负，不平则鸣，谁对他们不敬，他们就还以颜色。《人间》和《相逢在天涯》都是这样的作品。《人间》这篇小说，以一个纯朴的中国内地人为视角，观察香港社会，看出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社会的人情世态，。香港人聪明而实际，知道中国内地仔的父母在美国，便趋之若鹜，他们给你好处，套你近乎，全是有目的的，为了在你身上获得好处。他们在男女关系上也很开放，视有众多的追求者为荣，甚至临时搭当为恋爱伴侣也无所谓。他们过一切中西节日，为图快乐，今朝有酒今朝醉。陶然把香港人那种无根的客居心态表现得很准确。也通过香港人的是是非非，反衬出中国内地人摔不掉的文化烙印——严肃的恋爱观念，以及为人处世的厚道、诚实。《相逢在天涯》更是深入香港的下层，通过企业内部的非法经营，揭露人际关系上的尔虞我诈，以及老板的刻薄。作品以一个从中国内地来的人为叙事者，他憨厚、老实、有点事不关已的叙事态度，更增加了作品的幽默以及事态的啼笑佳非。

越到后期，陶然对香港社会的认识越透彻，长篇小说《一样的天空》道出了在风诡云谲、变幻莫测的工商业社会，人们的生存困境。正如吴义勤评介这部小说时说：“我们发现，矗立在小说世界中的商业语境是一个价值观念崩塌了的语境，商业主义的游戏规则是它遵循的基本法律，而金钱和机遇则是它的核心语码。金钱是这个商业世界的统治语汇，它主宰了商业人生的全部风景。这里，文化被扼杀了，‘能赚钱就是英雄好汉，文化拿它干什么’，亲情被泯灭了，陈瑞兴自认‘我纵横商场做生意时有一个坚守的原则便是六亲不认。’人性被扭曲了，在商场上吹牛不用眨眼，不会脸红……我不吃人家，人家必定会吃我，既然没有调和余地，我宁可当虎狼，也决不做羔羊。道德被篡改了，没有是非，没有善恶，也没有了品质和信念，合理的变得荒诞，而荒诞却越发合理。于是‘清高’和‘志气’显得抽象、空洞，而‘虚伪’和‘残酷’则显得意义非凡，诚如方玫所言：‘人是需要某些适应生存的手法，而某些虚伪，我想便正可使自己不陷于被动甚至被猎获的危险。金钱的力量是如此巨大，整个世界事实上已为之黯然失色。[29]”在这篇小说中，陶然通过王承澜和陈瑞兴的友谊变迁，指出友谊在商业社会里的走投无路。通过陈瑞兴和美若的爱情病变展示了金钱腐蚀性的一面。小说采用第一人称为主的视点，同时也插入第三人称视点，不仅造成了小说叙述上的变幻之美，也克服了第一人称无法进入他人内心的叙事局限，使这部小说本质上和那些以感性描写刺激读者猎奇心理的小说区别了开来。

在深刻理解香港社会的同时，陶然也把自己的写作触角伸向中国内地，以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追问，把商业社会中的生存个体在心灵深处对青春情感的缅怀、对精神生活的渴求刻画得淋漓尽致。《与你同行》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大时代里，一群小人物的人生命运。既有特定政治背景下人被强行扭曲、异化的痛苦，也有商业社会中金钱主宰一切亲情、人性泯灭的悲剧。正如吴义勤在评介这部小说时说：“在香港社会里，我们目睹了诗人汤波视诗歌如粪土的‘蜕变’，在中国内地的环境里我们也同样看到了苏舟潮、饶小兰等人与‘诗性’告别的无奈。……它（诗性）只不过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幻想，一个虚无缥缈的彼岸之梦。因此，从反面意义上来看，‘与你同行’也成了人们生存困境的一种现实体现，它反对和渴望抛弃的是人类的孤独感和寂寞感，但实际上孤独感和寂寞感却总是与现代人如影随形。[30]”主人公华侨子弟范烟桥由香港回北京参加母校校庆，他对昔日恋人章倩柳还怀着许多诗意的梦想，然而，章倩柳却没有来，范烟桥在历史的情境中没能与章倩柳“同行”，在现实的人生中他就更没了与她“同行”的希望。他只能孤独地来，孤独地去完成他近乎必然的宿命。小说通过短短七天时间里的见闻、感触、回忆，把中国内地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社会变迁，以及香港商业社会的炎凉世态都纳入了小说的艺术视野，因而对比陶然此前的作品，这部小说的主题蕴藏量就更为开阔、博大。

越到后期，陶然对艺术、人生的理解就越走向成熟，他的“九七”题材的小说获得了较高的艺术价值。《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和《天平》在优美的爱情故事中都加入了现实的因素，那就是“九七”阴影下的移民潮，定居国外成了恋爱、婚姻中要考虑的因素。

三 白洛的现实主义小说

白洛，本名白乐成。广东省南海县人。1946年生。少年时代侨居柬埔寨金边市。1969年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1975年赴港定居。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赛马日》（1983年）、长篇小说《螟色入高楼》（1983年）、《福地》、《她的名字叫若云》、《迷惘的钟声》（1985年）、《新来香港的人》（1986年）。白洛的作品善于揭露黄金梦下的压抑心理。

白洛的早期作品，以宏伟的气势，描写香港社会的经济斗争。并以豪富家庭内的财产争夺，展示亲情的崩溃。《暝色入高楼》和《新来香港的人》属于这样的作品。

《暝色入高楼》塑造了几个资本家的形象，从这些希望发财，又控制不住财产流动的人的生存中，揭示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地产商李志金原本是个工人，发迹后还存有“诚实待人，公平竞争”的善良愿望，他企图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原则和人性的温情中找平衡，但他的愿望不断受挫，更为阴险的何世昭利用了他。何世昭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性格也骄横跋扈，独断专行，但他最终还是被他所器重的李嘉明占有了他的女儿，并从女儿身上获得了一大笔财产。《暝色入高楼》写出了不以人们意志为传移的资本主义的竞争原则。

《新来香港的人》表现了到香港来冒险经商的人的命运。三个华侨子弟到香港谋生，庄念潮从打杂工干起，后升至酒楼部长，积蓄了一笔钱准备实现发财梦，无奈飞来横祸，因赌博几乎倾家荡产。梁南风原本富豪哥哥给了他一个公司和一笔资本，但他却去炒黄金，后因金价狂跌，资本付之东流。较之不幸的庄念潮、梁南风，王永炫比较幸运。王永炫在北京从事经济工作时积累了经验，来香港后他头脑冷静，善于筹划，先经营小型的铅材公司，由于他埋头苦干，经营有方，不走偏门，公司逐渐壮大，越来越兴旺，小说以冷静的叙事态度告诉读者，香港社会陷阱处处，只有踏实，肯干，又有机遇的人才能成功。

崇尚财富的社会也激发人们的虚荣心。小说《庄经理》中的庄经理，本来是一家商行的会计主任，因经不起虚荣的诱惑，在家里挂了个公司的招牌，做起“大经理”，虽然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碰了许多钉子，失败了，却仍然陶醉于“那步步高升的金色的梦”。在《歧路》中，住在石屋的中学毕业生，看见父亲是搭棚工人，觉得没出息，他要“出人头地，”到外国去学建筑学，父母没有钱满足他的愿望，他把希望寄托于命运，走上一条不切实际的犯罪歧路。资本主义社会用机会之邦的谎言，骗靠虚荣心和幻想过日子的人，以达到积累财富的目的。

香港是富人的天堂，国际冒险家的乐园，劳苦者卖血卖命的场所，小商贩“博杀”的战场。生活在此地的人们，不管富人还是冒险家，不管是劳苦者还是小商贩，都心绪难平，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庸庸碌碌的“搏杀”中，他们惶惶不可终日，缺乏安乐感和安全感。白洛的短篇小说集《香港一条街》就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生动的香港画景。他把聚焦点放在电子工人、搭棚工人、裁衣女工、店员、推销员、演员和学生等中下层普通劳动者身上，写他们的喜怒哀乐和辛酸的命运，并对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和人物的心灵，进行了分析、解剖。这一条街，是香港下层社会的缩影。这里有修理汽车的小店，有茶餐厅，有下级私娼住的“公寓”。这里生活着一批修汽车工和廉价出卖肉体的女人。他们经常发泄对生活的不满，吵嘴、打架，甚至有人为欺侮一个纯洁的年轻女子而丧生于警察的枪下。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生活在社会底层中的人，性格和品德都已经扭曲、变形。同一思想也表现在《歌声》、《长发阿三》、《死因调查》、《赛马日》中，这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在畸形社会茶毒下变了形，“被这都市注入太多的烦躁和空虚”“环境是一种压力，要把人塑造成另一副模样。”通过他们，作者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压抑人性的本质。

白洛作品也塑造了一些品德优秀的下层女性，像《歧路》中的母亲，《阿金》中的寡妇，《阿美不后悔》中的女工，《莲妹》中的年轻后母，赛马日中的妻子，《四姑转运》中的老妇……这些普通女性，都有着任劳任怨的牺牲精神，她们在黑暗的社会中闪烁出温情的内心光彩，令人印象难忘。

白洛的后期作品在创作构思、语言运用、小说技法等方面都有更成熟的表现，例如《赛马日》细腻地描写人物心境，《A先生的一天》运用了意象和现实结合，《买楼记》用轻松幽默的笔调道出严肃的社会问题。《四姑转运》以新的角度表现小人物的乐观精神等。

四 颜纯构的现实主义小说

颜纯钩，1948年生于福建晋江安海镇。1978年到香港。主要作品有《红绿灯》（1984年）、《天谴》（1993年）、电影文学剧本《血雨》（1991年）等。颜纯钩的小说都很专注于人物的内心，社会背景倒并不那么清晰。他笔下的人物，是清一色的孤独与变态。造成这种孤独与变态故然有社会的原因，但颜纯钩更愿意把孤独看作是变态的理由。

变态与孤独是竞争社会的必然产物。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竞争，竞争是社会前进的动力。然而竞争有时并非良性，它常常会引来人们的仇恨、猜测、与妒忌。因此，生活在竞争社会中的人终究是孤独的。然而，孤独又是那样一种难以承受的心理过程，它会使仇恨变得深刻，猜测变得频繁，不忿变得沉重，妒忌变得强烈。因此，孤独的人很容易变态。他们需要发泄，需要安慰，懦弱的人便从始沉浸在爱情中不愿爬出来了。孤独和变态是一对孖生儿，他们形影相随。

颜纯钩的小说《眼睛》是恨难消的故事。仇恨始于 “文革”，在文革的两派斗争中，主人公是用竹矛刺瞎了自己的入团介绍人，以后他“迷迷糊糊的，好像自己被魇在一场血腥而黑暗的梦里”，十九年后主人公和自己的入团介绍人在香港异地重逢，“我”发达了，入团介绍人却沦落低层。为了赎罪，“我”偷偷地接济他，每月给他妻子一些钱，但他并不领情，知道后痛打妻子，最后也以刺瞎我的眼睛来复仇。《天遣》写的是一对姐弟乱伦的故事。姐姐抛夫弃子和弟弟一起到香港谋生，由于经济拮据只能同住。弟弟天生软弱依赖性强，寂寞苦闷中，姐姐为了安抚他，发生了性关系，小说很强调“恋母情结”。小时候，母亲卧病，姐姐抱弟弟小便，现在姐姐觉得：“他更期望的只是安安稳稳地睡在我怀里，只是有那么一个人，不但关怀他体贴他，而且肉体上包容他，让他可怜孤独的灵魂，有一个安息之所。”《生死澄明》写一个女人婚前因有一个爱她的男子为她自杀，便一生都摆脱不了阴影。“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她内心一直为歉疚而痛苦。死者的影子一直跟随着她，往事一件件无时无刻不浮现脑际，刻骨铭心。并造成蜜月变成苦旅，胎儿为之流产的悲剧。《灯烬》写一个扎灯的手艺人孤独的晚年。他三十多年的扎灯辉煌经历与他现时的孤独形成对照。儿子经商，女儿移民，他独守店铺，最后死于店铺的大火中。《桔黄色的毛巾被》写一个穷愁潦倒、孤独、白无聊赖的画家，从与房东先生有矛盾开始，发展到与他的太太有暖昧的关系。《心感》是一个好心不得好报的故事，主人公照顾朋友从乡下来的妻子，却反被对方怀疑吞了她四两金子。

这种孤独的变态心理。在他的中篇小说《暗香》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暗香》描写的是一个女人的心路历程。她先插足于别人的家庭，做有妇之夫的情人，这段时间她既甜蜜，又多疑，又妒忌，独占情人无望，她绝望中另嫁他人，展开另一段变态心理。她丈夫生长于一个保守的家庭，希望她是一个贤惠的妻子，她却一点也不爱她的丈夫，她感到生活枯燥恐怖，终日在外头乱跑，不想生孩子，甚至希望丈夫在外头有情人，最后她在外面养了情人，又投回第一个男人的怀抱。作者以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塑造了一个复杂的心理不健康的女人，她狡猾，自私又善于应对。

颜纯钩的小说，实验性很强，心理描写细腻，善对比，善烘托，语言别具一格，不喜用陈腐的词语。

注释：

[1] 罗贵祥：《大众文化与香港》，香港青文书屋1990年版。,

[2] 罗贵祥：《大众文化与香港》，香港青文书屋1990年版。

[3] 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版，第124页。

[4] 小阿瑟.阿什布鲁克：《对中国一九七五年经济的看法》，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00页。

[5]黄南翔、冯湘湘：《港台作家小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56页。

[6] 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1页。

[7] 金庸：《香水写的小说——序林燕妮的“爱情小说”》，载林燕妮爱情小说集《盟》，博益出版集团有限公司1982年版。

[8] 徐英编写：《古代语句精华解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612页。

[9] 李清照：《一剪梅》，唐圭璋编：《全宋词》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28页。

[10]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11] 见清初画家笪重光《画筌》。

[12] 见清初画家笪重光《画筌》。

[13] [美]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14] 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00页。

[15] 亚德里阿娜·里奇：《生来是女人：作为经验和制度的母性》，载王逢振、盛宁、李白修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牡1991年版，第265页。

[16] 陈炳良：《青春的呼唤——钟玲〈打鼓山之歌〉试析》，原载《香港文学》1989年，第5期。

[17]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杜，1992年版，第23页。

[18] 《裴多菲诗选》，人民文学出版杜，

[19]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

[20] 席勒：《论优美与崇高》。

[21] 黑格尔在《美学》中，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称为“这一个”。

[22] 叶辉：《寻找自己的房子（代序）》，载陈宝珍：《找房子》，香港，1990年版，第1页。

[23]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把女性称作第二性。

[24] 伍尔夫著，王还译：《一间自己的房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25] 西蒙娜·德·波伏瓦：《女人是什么》，王友琴、丘希淳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19页。

[25] 李小江：《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载《人类解放》，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页。

[27] 潘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

[28]周文彬：《当代香港写实小说散文概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29]吴义勤：《商业语境中的生存独白——评陶然长篇小说〈一样的天空〉》，载《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6期。

[30] 吴义勤：《为了告别的聚会——评陶然长篇新作〈与你同行〉》，载《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