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文物——朱熹对石刻的文化利用与转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 次 更新时间:2019-07-09 23: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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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章灿  

   金石学的兴起与繁荣,是赵宋王朝学术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两宋士人喜好并投入金石之学者甚多,据当代学者统计,其人数已超过300,蔚为壮观。 然而,伴随着金石学的兴起,讥议之声亦不绝于耳。例如,有人讥评欧阳修曰:“物多则其势难聚,聚久而无不散,何必区区于是哉?”

   欧阳修不得不从可正史传、有益多闻等角度,从史学研究与知识传承的高度,为这一个人嗜好辩护。赵明诚“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辞”,“致力于斯,可谓勤且久矣”。在《〈金石录〉序》中,他为自己的这一爱好辩护,一再强调“访求藏蓄”金石拓本,可以“广异闻”“考其异同”,“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也”。其辩护理由与欧阳修大同而小异。

   欧阳修、赵明诚等的辩护,并没有完全消弭非议金石学的声音。“治宋学者,恒讥诽金石学为玩物丧志,而金石学家每不能与之辨,虽愤之于心,终不克宣之于口”,“不知真正宋儒,亦真研求金石”,近人鲍鼎有感于此,故以向称“宋儒之宗”的朱熹为例,搜聚朱熹论石刻之种种材料,撰成《朱子金石学》一书,竭力表彰朱子“于金石学上固大有发明,以之证经考史,靡不极其能事”,并证明金石学并非“无助于学术”,不可“等之玩好”。

   确实,在宋代理学诸儒中,周、张、程、陆诸子皆不治金石之学,更不收藏或玩赏石刻。他们往往对“玩物”抱着一种戒备的态度,程颢甚至当面批评记问赅博的谢良佐为“玩物丧志”。程氏门人李侗称引师说,亦云:“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悦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作为个人爱好或特长的文字记诵,并不是一种具体的“物”,一旦沉迷其中,也会被理学家斥为“玩物丧志”,那么,沉迷于金石收藏,自然不可避免地获此恶谥。作为20世纪的学者,鲍鼎还要不惮辞费地继续为金石学辩护,说明包括理学家在内的很多人对金石学的误解根深蒂固。

   在宋代理学家群体中,只有朱熹对石刻表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态度。但是,鲍鼎对朱子金石之学的阐释犹未达一间。朱熹不仅喜爱金石收藏,精于金石之学,“证经考史”“极其能事”,而且开拓了石刻的文化用途,提升了石刻的文化意义,成功实现了石刻文化角色的转化。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他的这种学术取向和文化自觉来自何处,又有怎样的文化史意义呢?

  

   一、朱熹家世与石刻

  

   金石学可以说是朱熹的家学。朱熹之父朱松喜欢收藏石刻拓本,这对朱熹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养成了对“古金石文字”的爱好。

   《晦庵集》卷七十五《家藏石刻序》云:

   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贫,不能有其书,独时时取欧阳子所集录,观其序跋辨证之辞以为乐。遇适意时,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字也。既又怅然自恨身贫贱,居处屏远,弗能尽致所欲得如公之为者,或寝食不怡竟日。来泉南,又得东武赵氏《金石录》观之,大略如欧阳子书,然铨序益条理,考证益精博,予心亦益好之。

   欧阳修致力于收集古金石拓本,积至千卷,又将其为拓本所作题跋汇集,编为《集古录》(亦称《集古录跋尾》)一书,其子欧阳棐又编次其目,成《集古录目》。从内容上讲,这两本书显然各有不同,一则近于文章评论与史学考证,一则为专门目录;但从文献形态而言,二者皆以书籍的面目出现并传世。对朱熹来说,这些“古金石”的吸引力不仅来自其作为古物的一面,更是来自其作为文本或文献的一面,他更看重的是其“古金石文字”的属性。他将欧、赵二书进行比较,指出《金石录》“铨序益条理,考证益精博”,也着眼于其书籍与文献的属性,而无关于古物的收藏。从这一段话中也可以看出,在朱子看来,金石学与书籍及文献都有密切的关系。

   接下来,这篇序文才谈到朱家收藏石刻的具体情况:

   于是始胠其橐,得故先君子时所藏与熹后所增益者,凡数十种,虽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加标饰,因其刻石大小,施横轴,悬之壁间,坐对循行卧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筐箧卷舒把玩而后为适也。盖汉魏以前刻石制度简朴,或出奇诡,皆有可观,存之足以佐嗜古之癖,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制小者,或为横卷若书帙,亦以意所便也。盖欧阳子书一千卷,赵氏书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数十种者追而与之并,则诚若不可冀,然安知积之久,则不若是其富也耶! 姑首是书以俟。

   据作者篇末自署,这篇序文撰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其时朱熹(1130-1200)才27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段文字中,朱熹两次提到了“玩”:“奇古可玩”“披筐箧卷舒把玩”。他的玩法自有特点,就是将石刻拓本视同书卷,“卷书把玩”。最后一句提到的“其近世刻石本制小者,或为横卷若书帙”,也是从形制角度,将刻石拓本视同书帙。总之,朱熹受其父癖爱金石收藏的影响,很早就养成了对于金石学的兴趣,但他对金石拓本的玩赏和理解着重于文献与文本,显然与欧阳修、赵明诚等前贤不同。

   另一方面,朱熹对“金石文字”的兴趣,又使我们联想到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另一位金石学人洪适 (1117-1184)。洪适编纂《隶释》《隶续》二书,也着眼于文本,尤其看重刻石文本中的字体。《隶释》一书即“为考隶而作,故每篇皆依其文字写之,其以某字为某字,则具疏其下,兼核其关切史事者,为之论证”。晚清著名金石家缪荃孙曾经强调指出:“金石以拓本为主。”换句话说,拓本是金石学的核心。所以,欧、赵二公基于对古物的浓厚兴趣,投入毕生精力,搜聚汇集前代金石拓本,开创了拓本集成这样一种新的文献形式。《集古》《金石》二录的物质形态特征是非常突出的,这一点,从《集古》《金石》二录的书名中,便可以顾名而思义。而洪适《隶释》一书的宗旨与欧、赵截然不同,也同样可以顾名思义。

   《隶释》一书,实际上包含两种文献形式的转换:考释隶书文字,将其转换为楷体,此其一;将石刻或拓本上的文字,转换为书本上的文字,此其二。石刻从拓本形态向书本形态转换,使石刻与刻本时代的书籍文化更加融合无间,这是《隶释》对于中国文献文化史的重要贡献。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六《隶释》提要又云:其弟迈序娄机《汉隶字原》云:“吾兄文惠公区别汉隶为五种书,曰释,曰缵,曰韵,曰图,曰续,四者备矣,惟韵书不成。”又适自跋《隶续》云:“《隶释》有续,凡汉隶碑碣二百五十有八。”又跋淳熙《隶释》后云:“淳熙《隶释》目录五十卷,乾道中书始萌芽,十余年间拾遗补阙,一再添刻,凡碑版二百八十五。”然乾道三年洪迈跋云:“所藏碑一百八十九,译其文,又述其所以然,为二十七卷。”又淳熙六年喻良能跋云:“公顷帅越,尝荟粹汉隶一百八十九为二十七卷。”是二跋皆与是书符合,则其自题曰淳熙《隶释》者,乃兼后所续得合为一编。今其本不传,传者仍《隶释》《隶续》各自为书。

   由此可见,《隶释》《隶续》乃一脉相承,《隶释》于淳熙年间已经成书,不久,朱熹即看到了此书。淳熙十二年(1185)四月既望,朱熹《书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跋尾〉后》末尾有这样一段:“《华山碑》仲宗字,洪丞相《隶释》辨之,乃石刻本之假借用字,非欧公笔误也。”此时离《隶释》面世未久,可见朱熹十分关注金石学方面的新著。

   此外,《朱子语类》中也至少两次提到《隶释》,其中一次见卷八十一:“昭兹来许,汉碑作‘昭哉’,洪氏《隶释》兹哉叶韵,柏梁台诗末句韵亦同。”另一次见卷一百四十:“壹贰叁肆皆是借同声字,柒字本无此字,唯有漆沮之漆,漆字草书颇柒似,遂误以为真。洪氏《隶释》辨不及此。”可见,朱熹对《隶释》是相当熟悉而且重视的。

   要之,在对待石刻文献方面,朱熹不仅像欧阳修那样将金石碑拓视为古物,而且像洪适那样,将其视为一种特殊媒介形式的文本。在此基础上,他深入挖掘石刻文字的文本价值,并为石刻文字开拓了广阔的文献文化空间。

  

   二、《韩集考异》中的石本运用

  

   在朱熹学术中,石刻文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不是简单的“证经考史”四字就可以概括的。比“证经考史”更为重要的,是朱熹对韩愈文集的校理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石刻文献的特殊理解及运用。

   “北宋中期以后,韩文风行天下,‘学者非韩不学’,韩文的校订整理成为学术界的热潮。到南宋初年,仅方崧卿《韩集举正》所引用的各种参校版本即达七十家之多,可见一时盛况。”庆元三年(1197),68岁的朱熹撰成《韩集考异》,此书不仅是韩愈文集流传史上的一个重要版本,也是宋代金石学史上别开生面的一部著作。

   众所周知,朱熹《韩集考异》与方崧卿《韩集举正》关系最为密切。如果说“对于韩集的流传,方崧卿具有开辟之功”,那么,“朱熹在方本的基础上整理韩集,通过王伯大、廖莹中的采用,成为韩集流传的通行版本,韩集文字由此才趋于一统”,可谓后来居上。因此,朱熹的校理本成为“宋元以后韩集传本的祖本”,奠定了其权威地位。这正如钱穆所指出的:“自有韩文,历四百年,《考异》出而始勒成为定本;自有《考异》,迄今又近八百年,诵习韩文者莫不遵用,更少重定。”

   《韩集考异》的具体操觚者是朱熹弟子方士繇,但此书的体例是由朱熹亲自确定的,成稿以后,朱熹细阅一过,提出修改意见,令方士繇改订。因此,此书完全可以代表朱熹的学术观点。朱熹《书〈韩文考异〉前》云:

   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岁南安军所刊方氏校定本号为精善,别有《举正》十卷,论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无也。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谢所据馆阁本为定,而尤尊馆阁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他本虽善,亦弃不录。至于《举正》,则又例多而辞寡,览者或颇不能晓知。故今辄因其书更为校定,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他书之可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详著其所以然者,以为《考异》十卷,庶几去取之未善者,览者得以参伍而笔削焉。

   这里,朱熹对方崧卿《韩集举正》曲从阁本提出了批评。在朱熹看来,不仅阁本不可曲从,官本、古本、石本都不可迷信。具体的文本校勘实践,使朱熹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校勘原则:“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应该说,以石本校集本,欧阳修、赵明诚诸家已导夫先路,而方崧卿《韩集举正》更是自觉以石本校韩集,从而成为其学术特色之一。朱熹在处理韩集异文之时,既不迷信方崧卿的《韩集举正》,也不惟石本是从。在他看来,石本是韩集众多版本中的一种,应与其他集本(书籍)等量齐观,不能盲目信从,而要审慎去取。

同样引证石本,朱、方二家颇有异同。据刘真伦研究,“《考异》直接引校石本4种36条,其中《薛公达志》6条,均自方本转引。《南海神庙碑》7条,方本未出者3条。《柳州罗池庙碑》3条,方本未出者1条。《与大颠师书》20条,方本未出者4条。总计石本3种8条,可以判定为直接采用。”所谓“直接采用”方本,当是因为亲见石本,经过检核,没有不同意见,故径自转引;而所谓“方本未出者”,则是亲核石本之后,补充方本未出的异文,并且提出与方氏不同的看法。例如,《韩集考异》卷七《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志》:“石本有‘河东’字,方本无。”此篇墓志文标题中的“河东”二字,应当见于墓志篇首,或者见于墓志盖,无论如何,都是不应忽视的异文。前人整理典籍,有时不够重视诗文标题的校勘,方崧卿此事即是一例。刘真伦以为朱熹“以碑本首题校集本篇题,并不恰当”,也是不够重视篇题异文的例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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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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