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 于溯:美少年是怎样看杀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7 次 更新时间:2020-02-16 23: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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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章灿   于溯  

   卢文弨是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他曾应两江总督高晋之请,主讲南京钟山书院长达八年。他有一本学术笔记《钟山札记》,就是为了纪念这段岁月而命名的。

   《钟山札记》中的条目,基本上都是相当严肃的学术考证,偶尔也有几条,内容涉及古代名人轶事,读起来有点“八卦”的意思。比如卷三“潘岳挟弹盈果”条:

   《晋书·潘岳传》云:“岳美姿仪,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满车而归。”此盖岳小年时,妇人爱其秀异,萦手赠果。今人亦何尝无此风?要必非成童以上也,妇人亦不定是少艾,在大道上亦断不顿起他念,至岳更无用以此为讥议。乃史臣作论,以“挟弹盈果”与“望尘趋贵”相提并论,无乃不伦。

   潘岳姿容之美,确实是有口皆碑的。《世说新语·容止》就记有类似故事:“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晋书》好用轶闻小说中的故事,潘岳本传的这段记载,即是综合《世说新语·容止》和刘孝标注引《语林》“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二事而成,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已经说过了。虽说是野史传闻,相信是有根据的。为了突出潘岳的人见人爱,《晋书·潘岳传》还特地拉出当时著名作家张载作陪衬,“时张载甚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掷之,委顿而反”。不同的是,在《世说新语》中,这个可怜的“陪衬”人物,是另一个著名作家左思。

   《世说新语》的记录,确实强调潘岳挟弹出游,是在少时。“少时”是个模糊概念,具体多少岁,真不好说。现存李商隐诗作中,写作年代最早的是《富平少侯》,其中有句云:“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以这首诗为参照,潘岳挟弹出游,也就是十三岁左右,也许还要更小一些,十岁以下。那么个漂亮小男孩,长得齿白唇红的,路上的老大妈见了,自然要爱心汹涌澎湃了。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潘岳已经成年,而洛阳道上妇人见之,犹然“萦手赠果”,那就近乎骚扰,潘岳作为受害者,正该加以同情,岂有责任?若要问责,也该追究西晋都城的民风———不过,刘注引《语林》说得很明白,掷果子的是老妪,所以周一良先生怀疑卢文弨没有去检核《世说》原文,才有“妇人亦不定是少艾,在大道上亦断不顿起他念”这不必要的猜测。

   尽管如此,卢文弨对潘岳“挟弹盈果”这件事的辨析,是合乎事理人情的,可惜,从来人们对潘岳这一轶事都不甚细究,“同车汲黯今难忮,挟弹潘郎旧有名。自是风流袭家世,行看谈笑取公卿”(张耒《寄晁应之》二首之二)。这“挟弹潘郎”一词,不仅指成年人,而且成为风流英俊的青年的代名词。而对潘岳有成见的人,比如修纂《晋书》的史臣,在评论潘岳为人时,更忍不住以苛刻的道德眼光,横加指责:“其挟弹盈果,拜尘趋贵,蔑弃倚门之训,干没不逞之间,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赋,何其驳欤!”“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这种派头虽然颇有富二代之嫌疑,但并没有本质过错,只是因为当初“挟弹盈果”的与后来“拜尘趋贵”的是同一个人,似乎就成了可耻的行为,这就有失公平了。难怪从前的碑传文字中,正面人物的标准形象,多半是生来成熟,不好嬉戏,不苟言笑,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

   在西晋时代的都城洛阳,人见人爱的少年男孩,除了潘岳,还有卫玠。据《晋书·卫玠传》说,卫玠也经历过“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的事件,而且这事也发生在他“总角”之时。《世说新语·容止》还有一则很有名的故事,说卫玠后来南渡到建邺,当地人早听说他的大名,卫玠一来,“观者如堵墙”,卫玠本来体质虚弱,经不起这番观摩,竟以此劳累成疾而死,这就是所谓的“看杀卫玠”。此时卫玠已经是鼎鼎大名的玄学家,他那名士派头的仪容举止,想必更能引起围观者兴趣。可惜,这故事虽然很有戏剧性,却并非史实,刘孝标注已经指出。不知是不是因为卫玠幼年时上街被观摩的经历太有名,好事者才敷衍出这么一个优美又诡异的死亡故事。总之,当年洛阳城的少年男孩出行,有时难免要接受群众的检验,而且,这检验的过程有时还富有戏剧性,又是投水果,又是投石头,爱憎分明。在前多媒体时代,追星基本只能靠“看”,那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漂亮少年,没准也有被粉丝缠得不胜其烦的苦恼,于是像卫玠这样自幼羸弱的孩子,不免就启发了后人去杜撰“看杀”美男子的故事吧。

   和“挟弹潘郎”一样,后人提到坐着羊车的卫玠,也总是忽略了总角幼童的年龄,让他一下子变成了英俊青年。杜甫写过一篇《花底》诗:“紫萼扶千蕊,黄须照万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潘安县,堪留卫玠车。深知好颜色,莫作委泥沙。”花和卫玠建立的关系,似乎并不基于市民对漂亮儿童的那种喜爱。还有像李商隐《拟意》那样更直截了当的表白:“夫向羊车觅,男从凤穴求。”羊车上肤色苍白的美少年卫玠,好像成了骑着高头大马游街的志得意满的唐代新进士,观者伺机而动,必要从中圈定一个雀屏佳选。

   说也怪,古往今来,知名美男子为数不算少,只要翻一翻《世说新语》中的《容止》一篇,差不多就可以列出个清单。但后来的诗人寻求典故,偏不放过“挟弹潘郎”和“卫玠车”这样生把小男孩“揠苗助长”变成了英俊青年的用法。更奇怪的是,古来有名的美女,数量就更多了,还偏又有把小男孩变成英俊青年,再把英俊青年变成倾国佳丽的用典。

   这个既可变年龄,又可变性别的人,就是阿侯。阿侯是谁?阿侯是莫愁的儿子。他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是在据说为梁武帝所作的《河中之水歌》中:“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这时候,他还是一个小男孩。莫愁是美女,下一代的基因一定也差不了,所以,和挟弹潘郎一样,阿侯有时候也“被长大”,成了风流英俊青年的代名词。施肩吾《少妇游春词》说:

   簇锦攒花斗胜游,万人行处最风流。无端自向春园里,笑摘青梅叫阿侯。

   前面引到李商隐的《拟意》,开头是这么几句:“怅望逢张女,迟回送阿侯。空看小垂手,忍问大刀头。”大刀头,来自《玉台新咏》所收录的一首隐语诗:“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何当大刀头”,就是问夫君何时可以还家,因为刀头有环,而“环”又谐音“还”。在《拟意》这首拟古闺怨诗中,将要远行的丈夫是阿侯,所以说不忍开口问他何时归还。

   阿侯是少妇心中的白马王子,是张女不忍别离的情人,但李商隐《无题》又说:

   近知名阿侯,住处小江流。腰细不胜舞,眉长惟是愁。黄金堪作屋,何不作重楼。

   此时的阿侯,却一下子变成佳人了。对此,诗人出身的清代注家程梦星解释说,这诗本来是写莫愁的,第一句的意思,是说莫愁已嫁人生子,子名阿侯。这个解释,增事解诗,未免太过牵强。纪晓岚则很直截地指出,李商隐就是用错了典故。张孟劬先生替义山辩解道:“生儿之‘儿’,男女通用,安知《河东歌》不指女乎?诗并未误用,纪评非也。”话虽如此,但十五嫁入卢家,十六生子阿侯,这是莫愁一生中最光辉的事迹,按照古人的心思,当然阿侯应该是男孩,才值得特别拿出来说。退一步说,不管阿侯是男是女,李商隐都不该把这孩子一会儿当帅哥用,一会儿当美女用啊。

   其实,阿侯由男变女,不始于李商隐,而是始于李贺。在李贺的集子中,凡是提到阿侯的,都是指女子。《绿水词》云:“今宵好风月,阿侯在何处?为有倾人色,翻成足愁苦。东湖采莲叶,南湖拔蒲根。未持寄小姑,且持感愁魂。”《春怀引》云:“阿侯系锦觅周郎,凭仗东风好相送。”《夜来乐》云:“五色丝封青玉凫,阿侯此笑千万馀。”李贺笔下的阿侯,会不会与莫愁的阿侯无关,而另有其人呢?后来的注家里,好像只有清人陈本礼持这种观点,在《协律钩玄》卷四《绿水词》注中,陈本礼提出:“阿侯是伎,非莫愁儿。”可这也只是基于李贺不会用错典的认识下,凭空猜测了,因为并没有其他文献,记载着唐代有另一个阿侯。其实,若是别人用此典,还有一探究竟的可能,对李贺,真是没办法了,因为他好像总是这么干。像“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苦昼短》)、“谁遣虞卿裁道帔”(《南园十三首》其十二)之类,都让读者困惑不已。大家都知道任公子、虞卿是谁,但谁都不明白任公子怎么骑了白驴,虞卿怎么裁了道帔。阿侯也是这样,不知怎么就成了佳丽,而且还攀上了周郎这个情人。我们只好承认,在李贺那里,既然想象可以穿越天人鬼三界,可以无视时空的阻隔,那么,把古往今来的情侣拆开重组,换男作女,大概也不成问题。明人赝籍《女红馀志》引“语曰”:“欲知菡萏色,但请看芙蓉;欲知莫愁美,但看阿侯容。”看来阿侯是女郎,这说法先由李贺发明,再经李商隐推广,总算被大家认可了。

   这样一来,阿侯就成了个必须联系上下文才能确定年龄和性别的人。朱彝尊《茶烟阁体物集》有一首《沁园春·咏膝》,其中有句道:“教郎坐,放阿侯学步,俯视齐肩。”袁枚《题蒋盘漪诗册》谓:“儿女成行金屋中,路人还说初婚事。阿侯抱出类芙蓉,莫愁颜色知相似。”这说的都是小孩子。在袁枚诗中,莫愁与阿侯是一对母子,美貌是可以遗传的。同光时期的诗人孙德祖有《次韵谭仲修同年廷献古意》,诗云:“陌上花乱飞,君归一何缓。……阿侯如妾长,君来应不识。”这里的“妾”,明明是自比莫愁,与渐渐长大的阿侯,也是母子并提。杨维桢有《采莲曲》道:“东湖采莲叶,南湖采莲花。一花与一叶,持寄阿侯家。”明明是学李贺《绿水词》,阿侯却变成了情郎。清人钮琇《觚剩》卷四《燕觚》中载录延平(今福建南平)一位张姓女子的题壁诗序:“妾闽峤名家,延平著姓。十三织素,在家赋《娇女》之诗;二八结褵,新妇获参军之配。何异莫愁南国,得嫁阿侯;庶几弄玉秦楼,相逢萧史。”阿侯竟然成了莫愁之夫,更让人诧异。毛奇龄《西河集》卷一三一《遇陈王》其二云:“阿侯十六南邻女,对门居。相视欲申无限意,口中朱。朝起青烟萦兽爪,晩来红烛透虾须。牙箱实裹冰蚕茧,骨里相思岂是虚。”这里的阿侯,又确定无疑地变成了女子。更有意思的,是黄周星《九烟先生遗集》卷四《千春一恨集唐》中的一首绝句:

   花压阑干春昼长,阿侯系锦觅周郎。东风不与周郎便,云雨巫山枉断肠。

   集句诗本来有如百衲衣,不同的布料缝在一起,自有斑驳之美,有时还平添蒙太奇的镜头效果。这首集句诗便是如此。当然,这样拼贴诗句,也可谓尽展戏曲家的想象力,从周郎更牵扯出楚襄王,更是近乎穿越剧创作的思路了。

   文学创作总是离不开想象,有的时候,想象的动力也就是“剧情需要”。漂亮的少年男孩,也许不失为街衢的一道亮丽风景,却终究不是诗中的常用形象,远没有才子佳人的需求量大。所以,挟弹出游的潘郎也好,羊车出行的卫玠也好,甚至在原典中只是出现了一个名字的阿侯也好,都被拉去凑了风流英俊男青年的数。而阿侯的原始形象最模糊,信息量最小,但与此同时,对它的限制最少,可发挥的馀地也最大,所以居然成了百搭角色,需要男青年时他便作男青年,需要女青年时,他便作女青年。当然,历史撰写自是与文学创作不同,《晋书》大不该将《世说新语》和《语林》两段关于潘岳的故事加工改造成一事;也不该抹去《语林》原文的老妪二字,让读者对掷果人的年龄乃至动机横生猜测;更不该就着自己改造后的故事再错发议论。幸而卢文弨以很认真的态度对待“八卦”,他为潘岳的洗白,大体是没错的。

   本文原载于《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3期。后收入于溯、程章灿著《何处是蓬莱》,凤凰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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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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