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等:关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性别维度

——联合国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遗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 次 更新时间:2018-03-13 23: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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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坤 (进入专栏)   张茗翔   张嘉琪  

   【内容摘要】对老年妇女和老龄化社会性别维度的关注,是联合国在20世纪召集的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一个不断传承与革新的主题。国际社会对该议题的最早涉略可上溯到1975年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不啻是一个转折点。历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构成为联合国引领的国际老龄行动与政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大凡涉及性别与老龄议题的各种政府间大会的国际文书,都可以说是建立在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遗产之上的。放眼全球,世界各地有效落实北京《行动纲领》对老人尤其是老年妇女做出的承诺依旧任重而道远。面对汹涌而来的社会性别化的人口老龄化挑战,重访这些全球妇女论坛的不断演进,无疑有助于拓展老龄问题的相关学术研究,也为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与老龄主流化的“双赢”提供一些国际视野和政策资源。

  

一、 引论

  

   对老年妇女和老龄化社会性别维度的关注,是联合国20世纪召开的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一个不断传承与革新的主题。国际社会对这一议题的最早涉略可上溯到40多年前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继此之后,1980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1985年在内罗毕召集的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和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都一直在不停地探索并构成为国际老龄化政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多个维度而言,北京大会不啻是一个转折点。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妇女包括老年妇女劣势与贡献的能见度也伴随这些环环相扣的全球论坛而不断提升。

   几十年来,联合国引领的国际老龄行动对老年妇女的处境或其性别维度或多或少都做出了一些回应。事实上,早在联合国成立伊始,这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便对老年妇女的劣势有所察觉。例如,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庄严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资格享受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没有诸如年龄、种族、肤色、性别、 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它在第25条进一步载明:“人人有权享有维持他本人和家人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其中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保健及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遇失业、疾病、残疾、寡居、衰老或者他无法控制的缺乏生计的其他情形下,有权享受保障” [1]。在这个奠基性的国际人权法中,“寡居”与“衰老”紧挨着排列在一起。尽管其时国际社会对老年女性面临的困境还不甚敏感,但这个开先河的国际人权公约对所有人权利的张扬却为其后保障老年妇女和男性的人权定下了基调,也夯实了基础。

   国际社会对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社会性别问题的意识和理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的[2]。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性别平等才双双逐渐成为关键性的发展议题,而且两者之间日渐汇合交融。在前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举行的20世纪70-80年代,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挑战才刚刚浮出水面。到1982年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召开时,老龄化还主要被当作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而且被一些人视为一个独立的问题,不像而今被普遍公认对个人、家庭、国家和国际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3]。那时候,唯有专门针对妇女和老龄问题的全球大会才注意到老龄化的社会性别特性及老年妇女的特殊需求。不单关注点有限,而且在理念上也相对滞后。

   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时,全球化激荡下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已变得愈来愈明显,老年人口群体的女性化现象也日益显性化。尤其是步入21世纪之后,嵌入个体衰老和人口老龄化之中的大量社会性别问题开始不断涌现。在世界各地,妇女整个生命周期在获取教育、就业、收入及其他资源上都面临形形色色的歧视。步入老年期之后,一生日积月累的性别歧视与年龄歧视互为交织,致使老年妇女更易于陷入贫困、孤独、依赖、疾病及政治与社会排斥等脆弱境地。全球老龄行动不能不对这场社会性别化的人口转变有所警觉。

   追溯起来,大凡涉及性别与老龄议题的各种政府间大会和国际老龄政策,都可以说是建立在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遗产之上的。例如,继’95大会之后,2002年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的《政治宣言》继续强调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要意义。它在第 8 条宣称:“我们致力于有效地将老龄问题纳入社会和经济的战略、政策和行动之中,同时确认具体的政策将因各国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异。我们确认必须将性别观点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以便考虑到老年妇女和男子的需求和经验。”这个专治人口老龄化的国际政策蓝图在将老龄化与社会与经济发展勾连起来的同时,也将社会性别问题整合进来了[4]。

   1995年迄今,国际社会顺应国际潮流积极履行在北京做出的承诺。尽管取得的进步无可否认,但前行的步伐远远跟不上人口老龄化和老年妇女女性化的推进速度。例如,联合国迄今尚未制定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权利公约。惟其如此,各种国际会议尤其是历次妇女大会的国际文书对老年妇女以及社会性别问题做出的承诺就显得尤其重要。

   当前,国际学术界对社会性别与人口老龄化关系的研究方兴未艾。该领域不乏有份量的一些著述,然而迄今为止,除了碎片化的零星描述,几乎不见有人系统探究过世界妇女大会的涉老问题。即便是新近出版的相关论著,也都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寥寥数笔一带而过。

   回望中国,社会性别与老龄化的关系也是一个有待挖掘的政策与理论课题[5]。几十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作为参与国,我们对很多全球论坛促进性别平等的行动计划做出过庄严的承诺。例如,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期间,中国政府就决心“将社会性别纳入决策主流”。近年来,有关人口老龄化的各种重磅政策不断密集出台。然而,老龄化的社会性别特性尚未进入高层决策者的视野或者说仍未引起决策者应有的重视。

   对于这场前所未有的社会性别化的人口转变,主流人口研究的社会性别敏感性还很不够;妇女研究界的相关研究也比较薄弱,迄今仅有为数不多的著述和微弱的声音。迄今鲜有人把目光投向国际老龄治理的社会性别涵义,更无人考察过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相关阐述。鉴于上述背景,重访和检讨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不断演进,对于反思和应对当下的挑战无疑具有别样的意义。

  

二、不容遗忘的奠基阶段

  

   当代率先触摸老年妇女问题的国际会议当推距今40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专门审视“第二性”问题的政府间大会并由此开启男女平等的全球对话。墨西哥大会确立了三大目标:(1)充分的社会性别平等和消除性别歧视;(2)妇女融入并充分参与发展;(3)妇女对促进世界和平的更大贡献。这次大会敦促各国制定相关的国家战略、目标和优先关注事项。联大在批准这次大会的《行动计划时,在平等、发展与和平三大主题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就业、健康和教育三个次主题[6]。联大将全球妇女首次相聚的1975年宣布为“国际妇女年”。此次相聚时发起的“联合国妇女十年”(1976-1985年)运动也得到了大会的确认。

   墨西哥大会可谓触及老年妇女问题的第一次联合国聚会。此次大会通过的《为实现国际妇女年目标的世界行动计划》在提及老年女性与男性时仅用了寥寥两句的一段陈述:“老年妇女得到的保护和协助通常比男性要少,因此应当特别注意她们的需要。妇女在5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人口中占多数,其中许多人都很穷困,需要特别的照顾”[7] 。其时,老龄化问题毕竟尚未被提上国际议程。不过从这段话中可见,早在40多年前,国际社会对两性老人遭遇的性别差异已有一定的性别意识并且也注意到了老龄人口群体女性化的苗头。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会还专门通过了一个名为“妇女包括老年和残疾妇女的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的决议。这个决议涉及老年妇女的主要有第5和第6条:

  

   “敦促各国政府在适当情况下建立日间托儿、教育、文娱及社会的中心,并以此作为促进妇女及其抚养的子女连同老年、残疾或贫困妇女融入社会的一种手段”;“建议联合国成员国、联合国职能机构、专门机构应在其现有方案的框架范围内,就妇女境况特别是老年或残废妇女的境况开展特别研究。尤其应当研究保护她们免受与其现状有关的各种风险的最适当方法以及使她们重新融入社会积极生活的最有效措施”[8] 。

  

   由于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开先河之举,此后的历次大会都几无例外将老年妇女问题列入了议事日程。

   五年后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确认了衡量平等、发展与和平的三个具体领域,即:(1)平等获取教育机会;(2)平等获取就业机会;(3)平等获得适当的保健服务。这次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后半期行动纲领》,也依旧仅在一处即阐述健康时轻描淡写地提及应直接特别注意老年妇女、独居妇女和残疾妇女的需要(见160段)[9]。

   这么势单力薄的表述显然是无济于事的。故此,如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第二次全球妇女论坛也专门通过了一个题为“老年妇女与经济保障”的决议。该决议提请联合国成员国应确保妇女参与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规划过程,并任命妇女为出席大会的代表团成员;会员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应努力使这次世界大会议程特别注意老年妇女在社会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秘书长在依照大会第34/153号决议收集关于老年人的数据时特别收集关涉老年妇女的数据等。[10]

   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时,联合国正在紧锣密鼓筹备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这个决议的内容显然是同这次老龄问题大会相勾连的。而在此之前,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性别问题在国际政策框架中可以说几乎没有交集。毋庸讳言,上述两次大会就老年妇女困境发出的“先声”,为1982年维也纳大会更系统化地关注这个主题打下了基础。

   继1982年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之后,1985年在内罗毕召开的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再次将社会性别化的老龄化问题带到了国际决策的前沿。为了审查和评估“联合国妇女十年”的成就,也念及上述两次世界妇女大会取得的进展较为缓慢而且不均衡,这次妇女大会旨在寻求新途径以克服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目标的各种障碍。它进一步确立了衡量进步的三大领域:(1)宪法与立法措施;(2)社会参与上的平等;(3)政治参与和决策中的平等。20世纪80年代中叶举行的内罗毕大会已然意识到社会性别平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涉及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此次大会认为妇女参与所有领域而不仅仅是同性别相关的那些领域是很有必要的[11]。它还破天荒地宣布所有问题都是妇女问题[12]。

   这次世界妇女大会较前两次对老年妇女问题倾注了更多笔墨。大会通过的《到2000年为提高妇女地位前瞻性战略》在141段提到:“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当承认年长妇女的贡献,承认她们对直接影响其福利的领域所提供投入的重要性”。接下来在题为“应特别关注的领域”的第四章,它一一罗列了城市贫困妇女、老年妇女、青年妇女、受虐妇女、残疾妇女、少数民族妇女、女难民等脆弱妇女群体的困境,其中第286段专门用了一大段的篇幅阐述了“老年妇女”。

这段话提到了妇女预期寿命、就业状况和健康需求等主题,并强调为妇女本身提供社会保障的长期政策的必要性,因为妇女更长的预期寿命意味着缺乏有酬就业的前景会加剧老年时的经济困难和孤独寡居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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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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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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