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社会发展、结构变迁与社会治理——“十四五”社会治理需关注的重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7 次 更新时间:2020-08-27 17:57:52

进入专题: 社会治理   人口老龄化   中产化社会   数据社会   城镇化  

张翼  

   [摘要]社会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社会结构各组成部分变迁之不同步的基础。社会结构变迁的非同步性必然会造成原有功能的失调。原结构之原功能,并不会自然继承于新结构之中并发挥协同功能。社会治理的效能,即在于适应新结构的形成而生产与其结构需要相适配的新功能,并使之在矛盾运动中维护社会稳定。从未来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上说,人口转变与人口负债的形成、城镇化与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中产阶层的形成与中产化特征的强化以及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生产生活与组织方式的变革等,既表征社会结构的变迁方向,也奠定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要求。这些因素在“十四五”时期的进一步显化,将导引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向。

   [关键词]社会治理;人口老龄化;中产化社会;数据社会;城镇化

   [作者简介]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产业革命背景下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治理能力建设”(项目编号:19@zho22)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重大项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正在将发达国家用几百年完成的现代化置于几十年的时空之中,形成赶超型压缩式发展模式,在全球化进程中快速推进占世界20%以上人口的现代化。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急剧转型会引起整个社会结构及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变化。这些变化既生成于原有社会,又形塑当前社会,还将规制未来社会的发展。中国在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后,又开启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理路上,遵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设计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创新社会治理理论。正如不能用传统农业社会的方法治理工业社会那样,也不能简单用治理工业社会的方法治理后工业社会,而应该以日益变化的社会及其结构为基础,破解发展之难题,补足各方面短板,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下四个方面的社会结构变迁以及由这些变迁所引起的治理措施跟进,是我们在“十四五”规划的制定与执行中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

  

   一、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债与个体化社会的来临

   人口是社会变迁的基础变量。那种认为人口并不影响社会发展的看法已趋式微,而将人口视为关键变量的认识已广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所接受。从“十四五”时期开始,中国将进入快速老龄化轨道。中国的老龄化,既是计划生育政策所推进的老龄化,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形塑的老龄化。这一方面造成人口金字塔顶部由寿命延长所带来的扩张,另外一方面也造成人口金字塔底部由少儿人口日渐减少所带来的快速收缩。伴随着“大饥荒”之后报复性生育所形成的“婴儿潮”人口进入退休阶段,15—59岁之间劳动力人口将继续大幅萎缩{1},自2011—2018年,该年龄段劳动力人口数量减少了近4000万人。截至2018年末,全国劳动人口数量为8.9亿,占总人口比重64.3%,首次跌破9亿人。

   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支付力度强化之后,人均预期寿命还会继续提升。农业机械化、工业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广泛使用,后工业化的推进,将大大减轻劳动者的劳动强度,这会进一步提升中国人的平均健康水平并延长寿命。现在的平均预期寿命大约已达到76.7岁,从2010年到2019年增长了大约4.3岁(见表1)。估计2030年会接近80岁左右。{2}

  

   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问题,只能推迟退休年龄或增加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的使用以替代人力。但推迟退休年龄会产生群体冲突,因为关系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所以,老龄化问题的解决,既是复杂的理论问题,同时也在日渐凸显为实践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在机关事业单位推出了弹性退休制,但这在客观上会拉大养老金待遇差距,工作强度越低、劳动环境越优越,退休年龄越迟、预期寿命越长,拿到的退休金总额就越多;工作强度越大、劳动环境越恶劣,退休年龄越早,预期寿命就可能越短,则拿到的退休金总额就可能越低。可见,在缺少干预的地方,社会发展给不同社会阶层带来的收益是不一样的。只要比较一下预期寿命的阶层差异即可明察这一点。另外,如果退休年龄不变,则又会遇到养老保险基金池的结构性短缺问题——将不得不从国有企业切出更大的“蛋糕”去填补养老基金的缺口。尤其是在最近几年的减税降费之后,养老金的供给侧有所减少,但养老金的需求侧则迅速上升。这个矛盾在未来会更加严重。

   老龄化带来的微观问题,是其对家庭的影响。养老压力越大,成年人就越有可能将当期剩余用之于父母的养老或者储备用之于自己未来的养老,这会抑制生育意愿,降低当期生育率,造成人口金字塔底部的加速收缩。生育效应的进一步延伸,会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趋势。少儿人口占比越少,消费的多元拉力就越低,将导致更严重的过剩经济。未来10年,即是城市独生子女大规模进入婚育期的10年,他们的养老压力会比想象的更大,人均预期寿命越长,子女的养老压力就越大。这使独生子女一代将不得不在“养老”与“养小”之间做出平衡。

   在原有政策体系中,“双独结婚”可以生育两个子女,但双独结婚之后的实际生育率却长期低于政策生育率。于是,2014年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但政策红利只释放了一年。2016年又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可政策红利也仅仅维持了一年,2019年全年生育的新生儿数量仅仅为1465万人{3},比2018年减少了58万人。现在,城市社会普遍存在着抚养关系的“四二一”结构(夫妻双方的四个老人、夫妻二人、一个子女),预期出现的抚养关系的“四二二”结构(夫妻双方的四个老人、夫妻二人、两个子女)仍然较少,双独结婚之后生育两个子女的占比较低。在就业压力、生活成本压力、教育竞争压力之下,生育友好型社会还需要继续培育。

   家庭的养老负担,与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等变量交互影响在一起,会强化少子化过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低结婚率与高离婚率趋势。单身家庭和非婚同居家庭的数量会迅速增加。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之中,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推迟到二十八九岁,个别城市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推迟到30岁左右。结婚年龄越迟、离婚率越高,既意味着“单身家庭”数量的增多,也意味着“单亲家庭”数量的攀升,这容易导致类似“失独家庭”这样的“脆弱性”。从西方各国来看,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可以预见的共同结果,是家庭的不断解体,是社会个体化特征的持续显化。北欧国家已经步入个体化社会阶段。西欧各国单身家庭的数量也与日俱增。由于单亲家庭(主要是一个成年女性与其所生的未成年子女所组成的家庭)数量的上升,弹性就业、职场挈带孩子已成为企业和政府组织的惯例。婚生孩子的数量不断降低,非婚生孩子的数量会直线上升,北欧非婚生孩子的数量达到当年出生人口的一半左右,法国的非婚生子女长期维持在59%左右。同样在法国,1990年25—29岁年龄段人口中,50.3%的女性和34.6%的男性是“已婚人口”,但到2017年,在25—29岁年龄段人口中,只有19.1%的女性人口和10.9%的男性人口属于已婚人口。{4}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中国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但中国人口的生育模式和婚姻家庭模式也会随现代化的推进而变迁。以“家”(family)为基础定义的家庭与以“户”(household)为基础定义的家庭大为不同。以“家”为基础配置的家庭政策也与以“户”为基础配置的社会政策大为不同。我国正在从“F”型向“H”型转变。1990年,在我国25—29岁年龄段人口中,95.0%的女性和82.4%的男性是“已婚人口”,但到2017年,在25—29岁年龄段人口中,已婚人口已分别下降到女性为70.4%、男性为55.1%。

   最近的新冠疫情将人们困于家庭之中,这增加了成年男性与成年女性的怀孕机会,所以有人估计说会提升生育率。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疫情尚未完全结束,预约离婚的人却排起了长队。在20世纪90年代收缩了每年的人口出生规模之后,“年龄段离婚率”或“年龄段结婚率”才最具有趋势意义。“粗离婚率”或“离婚对数与结婚对数的比值”等在人口年龄结构与分年龄段人口规模的变迁中,会丧失其确定的趋势性“指标意义”(翟振武、刘雯莉,2020)。但生育旺盛期女性人口的规模,却具有极其强烈的决定意义。由于生育旺盛期女性人口数量在下降,今后每年新生宝宝的数量就不会太多。已有多项研究发现,城镇化的推进、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养老压力的加大、就业位置的不稳定、物价的上升,尤其是房价的上升等,会在短期抑制青年一代的结婚意愿和生育意愿,这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未来社会的个体化特征。

   因此,未来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配置的方向必须在重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同时,加强社区建设,面对老龄型社会和少子化社会,面对个体化社会,面对传统社会家庭亲缘关系的松教、断裂与解体,面对老龄化所带来的医疗保健市场的结构性变化,面对独生子女社会支持网的损毁等而转型。因为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决定了治理的供给侧需求。这种结构性变化一定会引起功能性变化。所以,只有强化社会治理的精准施策力度,从民生这个治理的源头设计变迁社会的治理规则,才能满足社会转型之所需。而治理的重点,将在继续发挥管理职能的同时,迅速转向精细化的、分群体类型的社会服务,以预防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各种社会脆弱性风险。

  

   二、城镇化: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张力与社区治理

   在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的影响下、在劳动力人口净减少的复合压力下,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必然形成人口竞争现象。城市社会只有加大整合行动才能消解这种短期多元群体积聚所带来的矛盾与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城镇化,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力城镇化阶段,第二阶段是市民化阶段。第一阶段大体已接近尾声,第二阶段才刚刚推进。但第二阶段市民化工程的制度设计还难以适应现代化需要,这导致农民工对流入城市的认同度不高(肖子华、徐水源、刘金伟,2019;杨菊华,2019)。为弥合社会裂隙,中央政府通过日益强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倒逼地方城市政府“因城施策”式推进市民化进度,期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但这种政策仍然与“户口”挂钩,城市政府继续将户籍作为政策配置的基础。因为城市更加偏好接收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力人口——大学生,因而忽视了农民工的作用,同时也将非劳动力人口隔离在农村。城市常住人口相对于农村常住人口的年轻化,就证明了这一点。新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人口大战”,在保房价的同时,也明确强化了学历歧视与年龄歧视力度。农村在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过程中出现了产业空壳化。城市的资本越下乡,农村就越不像农民的农村。

但是人口转型还是给农民工提供了强力的讨价还价机会。在计划生育使年轻的农民工供给日渐降低的同时,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提升了其“以脚投票”的能力。一方面,农村不再承担劳动力蓄水池作用,另外一方面城市户籍人口的老龄化迫切需要农民工的市民化,此间的张力衍生出一波又一波“民工荒”与“招工难”问题。农民工以草根社会的朴素意识,利用市场供求关系,在“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流动、在省会城市与力图崛起的产业城市之间徘徊,从而迫使企业率先改变态度而逐步优化劳动环境。这才一方面使其工资拖欠率大幅下降,另外一方面又迫使企业加大机器人投资以降低用工成本。因为机器人的作用,也因为制度性的歧视,农民工收入的增速远远赶不上流入地城市房价的增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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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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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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