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文明:国家自主性与文化——迈向一种文化视角的国家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0 次 更新时间:2018-01-23 21: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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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明  

   摘要:国家自主性是国家理论中非常重要的议题。本文批判性地回顾了不同国家理论流派对于国家自主性的理解,指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文化的重要性,倾向于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解为二元的零和博弈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引入一种关系主义思维来化解这一倾向,将国家自主性理解为一种嵌入式自主性,而后者需要以一种带有共识论色彩的文化观为基础。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从涂尔干和葛兰西的国家理论中汲取资源,并重新思考文化的界定和分析文化影响国家自主性的具体机制。由此,本文将为一种文化视角的国家理论指明方向,并为非零和博弈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理论可能。

   关键词:国家自主性;国家与社会关系;文化;关系主义

  

一、引论:国家自主性与国家的界定

  

   “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是国家理论中的核心议题,也是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的一个议题。所谓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其具体的政策和追求国家目标的过程之中,具有超越特定社会部门、群体或阶层的自主性。换言之,国家有其自身之立场、利益与目标,而后者不可化约为任何特定社会部门、群体或阶层的立场、利益与目标。

   那么,国家是否具有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的条件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些问题,学界依然莫衷一是。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都直接或潜在地包含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某种理解。本文将简要地回顾国家自主性的相关理论学说。本文认为,这些理论范式缺乏对文化维度的足够重视,且倾向于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解为一种二元的零和博弈的关系。基于晚近的一些研究趋势,本文提出一种关系主义思维下的国家自主性的理论取向,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将国家自主性放置在国家与社会相互关联的关系之下来理解,而不是首先将“国家”与“社会”切割成两种不同的实体,再来讨论国家自主性。而某种基于共识论立场的文化观将为这种国家与社会之间较为稳固的和谐关系提供基础,并赋予国家以自主性。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借鉴涂尔干与葛兰西等人的相关学说。这一文化视角下的关系主义进路有助于破除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二元理解,并为一种文化自觉的国家理论提供方向。

   本文对国家的理解仍然遵循韦伯的经典定义,即国家是有权威制定规则并以此管理整个社会的一套机构,它们在特定领土内拥有对正当暴力的垄断。韦伯曾指出,“暴力或主权并不是国家最特别之处,相反正当使用暴力和统治下的命令与服从关系才是它最大的特点”(阿若诺威兹、布拉提斯编著,2008:236)。因此,正当性是国家非常核心的属性。大体来说,在韦伯的正当性分类中,这种正当性不是基于纯粹的利益考量或者暴力胁迫,而更多是基于传统、情感、价值理性或对法理程序的信仰(韦伯,2005:48-50)。宽泛地说,这种正当性是建立在某种文化因素的基础之上。因此一种比较完备的国家理论需要有一种文化的视角。此外,正当性这个概念也带出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因为国家是在与社会的交往互动中获得其正当性的,而并非是作为自足实体自我生成正当性。

   不过,不少晚近的对国家的定义,都没有足够凸显正当性这个概念(可参考蒂利的定义,见波齐,2007:20)。这些定义都有常被诟病的“物质主义”的倾向,它们都强调了韦伯定义中暴力和制度机构这两个维度,但忽略了正当性这个维度。如前所述,这也可理解为是对国家的文化维度的忽视。对此,我们在下面对国家自主性讨论的回顾中会看得更清楚。

  

二、晚近国家自主性讨论的概览性回顾


   对国家自主性讨论的回顾,基本上就是对国家理论的回顾。限于篇幅与学识,本文无法提供一个关于国家自主性讨论的完备回顾,而仅仅是一个纲要性的评述,在时段上也主要限于晚近四五十年来的主要国家理论流派。

   (一)“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尽管斯科波指责在其之前主宰学界的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都是“社会中心论”,忽视了国家的重要性,但正如阿尔蒙德所批评的那样,斯科波所强调的国家自主性的观念并非全新的创造,在她所批评的这些“社会中心论”中都包含着关于国家自主性的讨论(阿若诺威兹、布拉提斯编著,2008)。

   20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比较大的趋势是对上层建筑领域的强调和重视,而“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的国家理论论述应该视为这一大趋势的表现之一。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现代福利国家时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发生了矛盾,因为国家所采取的福利政策等至少在表面上和短期之内与资产阶级利益并不符合,因此就诉诸国家的“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这个概念,这有助于解释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来说,这个概念意在指出,如果国家的支配阶级要执行一种服务于整个支配阶级利益的政策,他们可能需要摆脱特定的支配阶级集团和个人的控制(斯考切波,2007:28)。整体上说,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试图把国家的“阶级本质”与其所具有的“相对自主性”结合起来(阿若诺威兹、布拉提斯编著,2008:72-73)。这里的“相对”二字,意在指明国家归根结底是具有阶级性的,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之下,国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摆脱这种“阶级本质”的束缚。

   当然,对于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在新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是有很大争议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的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之争。米利班德试图证明,由于结构上的限制,国家不得不为资本的利益而工作。他认为,由于资产阶级成员可以直接参与政府和国家机关,官僚机构中的官员几乎全是资产阶级的成员,而政治家则几乎都是资本主义理论的信徒(阿若诺威兹、布拉提斯编著,2008:162-164)。

   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工具主义的国家观,未能重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普兰查斯则拒绝了所有的工具主义,而强调国家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一论断强调,不能将阶级理解为一种在国家之外的独立的经济力量。阶级并不能够将国家作为一种消极的工具予以操控,这是因为阶级的政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制度结构以及国家权力的效应。所以,这一论断强调了国家与阶级力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采取的是一种关系主义的立场(Jessop,1990:30)。

   普兰查斯指出,国家具有维护经济均衡的功能,需要建立并加强供资本交换时遵循的法则制度,以及在阶级冲突中维护政治秩序的政治功能。普兰查斯坚称,国家从整体上说是一个为权力服务的客观系统,它有摆脱统治阶级的相对自主性,但作为国家内部单位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并不具备这种相对自主性(阿若诺威兹、布拉提斯编著,2008:30-39)。

   本文认为,普兰查斯对国家权力的理解带入了关系主义思维,这是有建设性的。普兰查斯的关系主义立场提醒我们,并不存在一种自足的国家权力。对于国家权力的理解,需要建基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勾连。但普兰查斯面对的问题在于,社会并不能完全化约为阶级,虽然阶级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维度。因此,将国家权力仅仅勾连到阶级权力,是有偏差的。

   与此相关,普兰查斯的这种关系主义立场归根结底是带有经济化约论倾向的,在国家权力与阶级权力的天平上,阶级权力成为更为本质的东西。普兰查斯笔下的这种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与之相似,最终也依赖于国家嵌入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这一客观结构的事实。后者需要国家提供相应的功能,而国家为了能够提供这种功能,必须保持某种相对的自主性。而且,国家的功能始终遵循“以生产力为中心的原则”(阿若诺威兹、布拉提斯编著,2008:19)。

   整体而言,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国家自主性的讨论倾向于从阶级和资本的逻辑切入,文化视角在其中是较为边缘化的。另外,它们对于国家作为一个特殊的制度体系关注和强调得不够,而这恰恰是国家中心观以及其他新韦伯主义国家理论所要强调的。

   (二)国家中心观

   斯科波所提出的国家中心观属于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潮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中心观更关注国家能力、政体的内部动力机制、地缘政治、战争和国际关系,这对于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过于关注国家内在的资本主义性格是一种矫正(Jessop,1990:2-3)。相对于新马克思主义传统所偏爱的“相对自主性”这一说法,这一传统更倾向于使用的是“国家自主性”。

   斯科波在其1979年出版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已经提出了国家自主性的命题。斯科波将国家理解为行政和强制性组织,而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冲突展开战斗的场所。任何国家都要从社会中抽取资源,这些资源的投向可能会偏离支配阶级的利益,而用来强化国家自身的自主性。国家通常要执行两项基本任务:一是维持国内秩序;二是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与其他实际或潜在的国家展开竞争,维持国家安全。为了执行这些国家自身的职能,就有可能与支配阶级发生利益冲突或者对被支配阶级的需求做出让步。由此,国家是具有自主性的。

   在斯科波看来,国家是否具有自主性,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转化为国家是否可能达到它们的目标。而这取决于两方面的条件,即国家能力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能力包括完整的主权、稳定的行政军事控制、忠诚而有能力的官员以及充分的财政资源等。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有利于国家自主性的因素包括统治阶级的内部分裂、被统治阶级的压力、有时可能强化自主性的社会经济危机。不利于国家自主性的因素包括为追求政治支持而寻求短期利益、政府官员受自身利益驱动以及种族与宗教分裂,等等。

   我们可以注意到,国家中心观对国家自主性的关注以及分析的条件都是物质性的要素,斯科波基本上忽略了正当性和观念的力量等文化性的要素。她不认同将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作为重要解释概念的分析途径。对斯科波而言,所谓的正当性不过是大多数群体对国家形式和统治者的妥协与谅解。最为重要的不是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与默认,而是那些最具政治影响力且已经被动员起来的政治集团的支持与默认。而且,即使在严重丧失正当性之后,如果国家的强制性组织具有有效性和连贯性,它也能够维持相当程度的稳定(斯考切波,2007:32-33)。与其说这种表述中的“正当性”是基于对某种价值的认可之结果,毋宁说它是基于利益与现实考虑的理性算计的结果。

   此外,斯科波倾向于将国家能力视为国家所拥有的一种特质,而非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产物。她对国家自主性的分析是落实在国家、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这三方力量的博弈基础之上。对此,杰索普(2002)也评论说,国家中心观建立在认为国家领域和社会领域具有清晰明确的界线、相互排斥和自我决定等这些根本性理论谬误基础之上,它忽视了诸如法团主义、政策网络以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其他各种融合形式。

   概而言之,斯科波对国家自主性的分析缺乏一种文化向度的思考,其社会观充斥着一种冲突论的色彩,社会处于各种力量集团所支持的利益与观念之间的不断争夺之中。斯科波的这种物质性与冲突论倾向使她很容易采取国家—社会二元两分下的零和博弈逻辑。

   (三)“社会中的国家”

美国政治学家米格达尔(Joel Migdal)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社会中的国家”(state in society)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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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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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杂志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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