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耘等:人民共和国的文明内涵(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 次 更新时间:2018-04-07 18: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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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耘   肖文明   何浩   郭春林   董丽敏  

五、从“文”的视角看社会主义实践

  

   丁耘:新中国的学术传统与学术主权

   在这些年的大学环境里,我对中国学术主权的问题感受比较痛切。

   以前老话说道政学三个字,这几年我觉得可能不能笼统地讲道政学三个字,实际上我们看见的就是政教学三件事、三个统。道是在这三个统里面,我特别要提出教这个统。教可能是介于政治传统和学术传统之间的地位。比如,我们各个大学都有马克思主义学院,包括大多数的智库、理论研究部门。它实际上是沟通政治与学术,这就是一个教统。教和学的传统,方向可以是一致的,方向一致是由道和政决定,但是两者有张力。我现在非常关心这个学术传统内部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政和教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虽然也非常困难,但是可能它会拨乱反正,可以把路线问题解决,而学术传统是一个比较漫长而且会不断遇到阻碍的过程。学术传统实际不能以政教之统的方式改造,它有自己的规律,需要学界同仁的自我改造。我们看一下新中国的学术传统,就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个情况。这应该也算共和国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中国在开国的时候万象更新,大到政治传统的改造,小到民间文艺、曲艺的改造,都既有政策水平,也有业务水平,有专门的具体的人去处理很多繁杂的工作。改造旧文化、建立新文化很成功,但是新中国出于政治意志在改造大学和学术传统的时候遇到了漫长的软性障碍。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传统可以分成这样几块。首先是以晚清学术为底盘的旧学术传统。当然这里面不仅仅有经学。在晚清民国之际,实际上有一个最后的辉煌,还有民国本身的学术传统。那么像章太炎、康有为,特别是梁启超代表了从晚清到民国的过渡,然后新中国有一个学术传统,从民国到人民共和国的学术过渡人物中有不少是在民国时就开始其成熟的学术道路,并作出了不起的学术贡献的。以郭沫若为例,不仅郭老个人的学术成就斐然,而且他代表的学术道路也值得重新检讨、重新评价。这些年,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吧,对郭老代表的学术道路的评价明显是过低了。这是前三十年,那么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是说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形成了第四个传统。我们现在文科的研究、教育的队伍和80年代有明显的连续性,但是我们现在做学问和教学研究的基本环境与方式和80年代有相当大的差别,乃至断裂。80年代是生机勃勃的,许多传统一下子都呈现出来,有多种可能,但是我们现在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少。当前正在形成一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主导的下游学术工业体,这是我们面临的最迫切的危机,我把它称为中国当代学术传统和学术主权的危机。我要提出学术主权这个概念。

   主权,当然首先是一个法学与政治哲学概念,异说纷纭,但是最重要的两点还是意味着自我立法和自我统治。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前三十年非常明确有自己的学术传统,也有自己的学术贡献,它一定是自己立法,自己治理的;它有自己的主权,有自己的道。到80年代,前三十年的学术传统固然受到了很大的撼动,处在调整当中,这个调整则含有很多可能性。但到了今天,这条路越走越窄了。我是80年代末上大学,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现在的大学变成这个样子,我甚至有些悲凉的感觉。

   我先不去全面描述和评价正在形成的学术传统,但非常明显的一点是,几乎没有丝毫的学术主权意识。人文社会科学是向西方接轨,是向国际化接轨的。这个最根本的含义就是说要别人承认,在别人的认可下才有学术地位乃至学术身份。我听说北大文科的教授申请也需要有国际评审,就是外审,更不用说平时的发表,在所谓的国际一些一流二流的刊物上发表,可以有一个高得反常的荣誉,就算中国哲学、文学都是如此。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我没想到这个来得这么迅速,这么猛烈。在许多地方院系,学界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改变。中国现在正面临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留学文化运动和科研换血运动。人才开始回来了,留学运动第一批成果出来了,这些留学生里面有非常出色的人才,不仅仅说学术功底,而且对中国文明有自觉接续意识的也不乏其人,我们这一辈在座的像李放春,但留学生大多数当然并非如此。所谓的聪明人,除非一流人物必有主心骨,大多数只是学习能力强,顺势跟风能力强。你让他向外国人学,他就会表现出比其他人包括外国人学外国东西还好还快。留学运动会接着什么传统非常清楚,就是留学生的国外导师的学术传统。统这个字,在《周易大传》里有一段话,“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虞翻解这个继字为统。我反过来说,阴阳之为道者善。统也就是继。不继,统就没有。统,是继了以后再立,而不是先有一个固定、现成、持续的东西在那里。没有人继,就断了,这个统就不存在了。这一点没有引起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充分重视,甚至学界的大佬和管理者是往相反的方向努力的。

   最后我还是提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的学术是走中国化的道路还是走国际化的道路?中国化当然不是说排斥或拒不学习西学,而是说在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基础上吸收西学,这样对世界对人类才会有较大的贡献。

  

   肖文明:文艺与政治:现代性视野下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思考

   现代性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于这样一个议题的兴趣,可能更多是对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中国现代性”这样的概念,可能就像丁耘老师所讲的,要对断裂和延续予以全面把握,因为“现代性”本身就意味着断裂,意味着一种新的模式。但是我们谈“中国”的时候,这个概念更多是要谈论延续性,我想“中国现代性”这个概念是能够兼顾断裂和延续的。另外,“中国”这个概念能够把一个更大的文明视野带进去,因为这会牵连到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比较问题。这是我思考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实际上我是借这篇文章来讨论这个议题,所以我的重点并不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个文献的考证,而是试图以这一文献为切入点,来做理论上的阐述。它所讨论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能够非常好地让我们去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可能性和独特性。

   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就指出现代性有很多种,不能认为只有经历了工业化的西欧和北美才会形成“现代”的国家,不同国家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现代。在社会学里面,像艾森斯塔德所说的“multiple modernities”就是跟这一议题相关的。孔飞力也指出,理解现代性需要理解当时他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但对挑战的回应方式是由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而不同的回应方式就塑造了不同的现代性。

   因此,我们首先要讨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在这方面,我还是引述二十多年前邹谠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这本书里面的一个观点,就是近代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由于传统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秩序具有高度一体性,因此晚清的崩溃带来的是全面危机,它不是任何单一秩序的崩溃,而是一种整体性秩序的崩溃。这样的全面危机就需要一种全面的回应,这种全面回应所带来的就是一种全面的革命,而不是点滴的改革。放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这种全面革命的终极成果,就应该是建立起一种和传统中国这样的高度一体化的秩序的功能等价物。也就是说,它重新建立起来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秩序,归根结底也应该是一体化的。由此,它才能够去终结这样的危机,才能够终结革命本身。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现代性必然要容纳某种分化的成分,因为社会分化是现代性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对于现代中国而言,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现代性所要求的这种分化的趋势和作为一种新传统主义的现代中国新秩序的一体化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对此该如何去回应?如何去面对这种张力?我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看待毛泽东的这篇文章。

   下面我想粗略地讲一讲我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些特质的理解。在我看来,毛泽东等人也是在回应前面说的全面危机,所以他们要去寻找大本大源之学。马克思主义在诸多意识形态的竞逐当中能够胜出,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大本大源之学当然是有关系的,而这种大本大源之学也是传统中国非常喜欢的一种知识形态。在这里面,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青年毛泽东强调“心”作为大本大源的重要性。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独特性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是因为这样的特质,我们发现毛泽东思想里面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元化倾向。他强调最根本的规律就是对立统一,他的领导方法也是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另外一方面,跟他早先强调的“心”一样,毛泽东后来强调“人”的重要性。比如他说,“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重人。其实人的工作做好,物也就有了”。毛泽东对于斯大林和苏联的一些批评也是基于这一立场。也是与这相关,毛泽东非常强调政治、文化这样一些上层建筑,这突出地体现在这段话里,“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导的和决定的东西了”。由此,我们才能够去理解“政治挂帅”这样的概念的提出,否则无法理解什么叫“政治挂帅”。

   但是,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理解“政治”,就是何为政治的问题。在这方面,毛泽东讲政治往往是和思想关联在一起,这句话就体现得非常鲜明,“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其他的一些文献来讲这个问题。对我而言,毛泽东在这个方面实际上是非常符合儒家的传统,就是孔子说的“政者正也”,就是说政治意味着要塑造一种正确的思想。我想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就不是我们现代主流意义上的那种政治,那种政治主要是权力的斗争,或者说资源的分配。就此来说,政治挂帅就是思想挂帅,就是对“人”的重要性再一次强调。但是思想也好,“人”也好,它归根结底应该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文化可以理解为是政治挂帅、思想挂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途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会那么重视文化领域的原因。在这方面我想毛泽东和葛兰西的思想是有很大亲和性的。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来看《讲话》这个文本,我想讨论一下它的理论意涵。我们知道,《讲话》是整风文献,它是整顿思想的一部分,不纯粹是针对文艺领域。《讲话》最著名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口号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这里面涉及何谓政治的问题。它说“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当时具体历史实践的要求。但是我们稍微再深入一点来看的话,除了具体的历史实践这一面,政治就跟我前面所讲的一样,它更多地落实在思想层面上。比如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而政治标准主要指是否能够有利于鼓励群众同心同德,这仍然是落实在思想观念上。还有这里谈到马克思主义要破坏创作情绪,而所谓“破坏创作情绪”指的是针对特定的思想倾向的批判,需要去进行思想的重塑。所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一方面当然是涉及具体的抗日问题,但从更深层来讲,仍然是指向思想观念上的问题,而这种思想观念在毛泽东那里是一元的,这是我想要强调的。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争议,这个讲话非常重要的一个批判对象就是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以及和政治并行独立的艺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就是萧军。萧军下面这段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和毛泽东的观点恰恰形成了对比。他说,“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也就是说,政治不能领导艺术,它们各自有各自的逻辑,它们是一个平行的关系,而毛泽东强调政治必须要去统领艺术,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在这里。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讲话要针对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观念,那么我们就相应地要去思考这样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逻辑是如何出现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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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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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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