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历史感思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9 次 更新时间:2018-01-02 10: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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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二十世纪是一个历史观极度膨胀,而历史感极度萎缩的世纪。神化历史观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只知道研究历史所需要的种种观念体系,却丝毫不知道理解历史所必需的洞见视域。历史感并不是历史学本身所固有的东西。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存在境域,历史感是历史学家的存在本质,史料是历史学家的存在形式。历史感的这种洞见、关注和凝视就是一种“看”,而史料则是一种“说”。历史感优先于史料,所以“看”优先于“说”。

   关键词:历史感,历史观,史料。

  

  

   一、常识

  

   给历史感下定义是困难的。一方面“历史感”首先是一个词,这个词的具体词义究竟如何,即,这个词究竟包含哪些内容,究竟指称什么东西,这便成为人们最先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历史感”又绝不仅仅是一个词。它是实实在在真实存在着的东西。所谓历史感究竟存在于何处,即是说,历史感究竟存在于历史观和历史学之内,还是存在于历史观和历史学之外?也就是说,我们究竟应该在历史观和历史学的范围内来谈历史感呢?还是应该在历史观和历史学的范围之外来谈历史感?这是一个非常识的常识问题。

   诚然,一方面,人不能完全脱离常识,否则他就无法进行正常思考。另一方面,人却可以(也必须)偏离常识,即尽可能超越常识和突破常识的规范和限制,从而改变常识和扩张常识的原有界限,也就是创造出一种新常识,即赋予常识以一种新内涵、新意义。这就意味着,常识只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一般前提,但绝不是我们判断问题的绝对根据,更不是我们研究问题的最终归宿。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摆正思想与常识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特点是不远不近若即若离。关键是,思想必须带着、领着常识一块走,而不是撇开、扔掉常识自己单独走,更不是跟着、随着常识后面走。所以,思想是用来启示常识、批判常识、创造常识的,而不是用于重复常识、宣传常识、附会常识的。思想与常识之间既有一致处,又有相悖处。这都很正常。唯其如此,常识才为常识,而思想也才为思想。但常识自己却不能创造出思想,相反,常识却必须依赖于思想来为它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所以,常识的有效性来源于思想的创新性。我甚至相信,如果思想仅仅是为常识提供证明和解说,那简直是对人类智力的莫大嘲弄。

  

   二、在历史观之外

  

   我之所以把历史感放在历史观之外来处理,是因为我认定:第一、现行历史观模式是有缺陷的;第二、历史观不是把握历史的最本源最内在的方式。与其说我是在“神化历史感”,倒不如说人们更多地是在不遗余力地神化历史观。这样一来,历史观就由一种具体的历史观念体系而被人为地膨胀成一种覆盖面极广、压制力极强的“主义”。这就是我所说的“历史观主义”。一方面,历史观主义在史学领域表现为一种唯我独尊的理论指导或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历史观主义在整个社会领域又表现为一种普泛性的意识形态。

   对于我们的论题而言,历史观主义在历史学领域中的存在及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在别的地方,我曾把这种历史观主义称之为“历史观决定论”。但如果细分起来,“历史观决定论”与“历史观主义”二者还是多少有些区别,“历史观决定论”是指一种信奉历史观对历史学性质与价值具有根本决定性的普泛观念,“历史观主义”则是指一种通过对历史学家的思想加以历史观定性的手法,而达到将历史学家置于死地的目的。但本质上,二者又都赤裸裸地表现为一种“历史观专制”。历史观专制既在历史学领域表现为学术霸权,又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为思想独裁。

   显然,对于这种体制化的历史观,我们是压根不能指望它可能会对理解历史起到什么好的作用。既然如此,对于其他那些非体制化的历史观即体系化的历史观来说,理解历史本身又有几分可信的把握呢?当然,任何一种历史观都是一种认识历史的观念体系。区别在于,体制化的历史观是被体制认可并受到体制全权保护的历史观,这样,体制化的历史观就成为一种体制范畴。体制性是其最本质的特性,而体系化倒显得无足轻重。相形之下,那些受到体制排斥的历史观便仅仅作为一种备受歧视和压制的普通观念体系而独孤地存在着,它所具有的体系性虽然依然如故,甚至更加严密,但也无力保护其不受体制化历史观的排斥和攻击。

   体制化历史观的特殊优势在于,它凭借体制来保护和强化自己的观念体系,体系化的历史观则除了拥有自己的独特体系之外,一无所有。这表明在二十世纪,历史观已(不知不觉地?)形成两大对立的阵营。一者是拥有种种特权的特殊历史观,一者是没有任何权利的普通历史观。这种对峙的历史观格局,直接造成了这样一个史学史事实,而这个事实正是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困境,即无论是哪一种历史观,抑或还是历史观本身,都无法向人们提供理解历史的真实可能性。可以说,在理解历史的问题上,历史观已经破产,已经失效,已经没有资格来解答这个问题。二十世纪是一个历史观极度膨胀,而历史感极度萎缩的世纪。神化历史观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只知道研究历史所需要的种种观念体系,却丝毫不知道理解历史所必需的洞见视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二十世纪的结束意味着对历史观崇拜的终结。

   崇拜历史观、迷信历史观的代价就是历史感的彻底丧失。这也许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的最大教训,甚至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的最后遗产。历史观对历史感的严重排斥,使得我们根本不可能指望到历史观内部去挖掘历史感,或是乞求历史观给历史感“恩赐”一块苟延残喘的栖居之地。本质上,历史感只能是存在于历史观之外的东西。

   有人总想把历史感塞入历史观之中,或是幻想在历史观指导下来深化历史感,这只能说明这些人还以历史观主义的心态来看问题,还没有走出历史观专制的魔圈。人们应该懂得,是历史感支撑着历史观,而不是历史观笼罩着历史感。我总觉得历史观实在是膨胀得太大了,以至于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也大大超出了实际的需要。甚至,历史观大得连它自己本身也无法承受,至于人们就更是难以忍受。所以,我的目的只是要历史观变得尽可能小一些。因为,历史观绝不能比历史感更大。正常的状态是:历史感要大,历史观要小。其次,我只是希望把历史观与历史感二者“隔离”起来,即是把历史观给“括起来”、“搁置起来”、“放到一边”。因为,我相信,由于历史观所造成种种僵化现象,是不可能依靠历史观自身的力量来加以克服的,而必须到历史观之外去寻找一种更有力的东西来打破历史观主义对理解历史所造成的观念性垄断。

   这样,我就找到了历史感。由此可见,我的目的只是要把历史观和历史感二者区分开来,而不是要将二者对立起来。显然,区分与对立是不同的。所谓区分,是说历史观与历史感二者是性质有别迥然不同的两样东西,不能轻率地混为一谈。所谓对立,是说历史观与历史感之间不存在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当然,必须强调的是,我这里说的内在联系,绝不是说要用历史观来指导历史感,恰恰相反,是要用历史观之外的历史感来打掉历史观的独尊,来打破一元历史观的垄断。

      事实上,尽管历史观的模式有许多种,比如有“动力论”的历史观模式、“认识论”的历史观模式、“道德论”的历史观、“形式论”的历史观模式以及“本质论”的历史观模式等,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则首推“动力论”的历史观模式。但无论是哪一种具体的历史观,抑或还是把所有的历史观都相加起来的总和,恐怕也不能比历史感更有力量,也不能比历史感更具有本质的洞察力。历史感对历史的洞见和领悟非但不从属于历史观,反而独立于历史观,进而超越于历史观。

  

   三、在历史学之外

  

   在我看来,现行历史学是一种不好的历史学。好有一比:中国历史学的现状好象是一个既瞎又瘸的老人走在一条独木桥上。借用古人的说法则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历史学虽然一直在研究历史,但它却根本看不见历史。历史在哪里,这是历史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它超出了历史学的能力。由于历史学缺乏历史感的洞见,它就看不见历史在哪里。只有借助历史感的直觉和洞见,历史学才有可能看见历史。这就暗示着,历史感绝不是历史学里面的东西,而是历史学之外的东西。所以,如何超越历史学的职业性局限而去理解历史,始终是一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长期处于被掩盖的状态,同时,人们又是用一种历史学的职业性眼光来看待我提出的这个问题。这样一来,即便不是南辕北辙,也是缘木求鱼。

   我相信,历史学并不是理解历史的最好方式,在某种情况下,它还往往变成理解历史的最坏方式。所以,充分意识到历史学对理解历史所造成的种种有形无形的障碍,自觉克服历史学本身所具有的理解历史的先天局限,是一项复杂而艰深的思想工作。这便是我格外推崇历史感的原因所在。历史感意味着超史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须的。超史学并不意味着史学的终结。超史学不是给史学划上一个句号,而是给史学打上一个括号。即把史学给暂时地“括起来”、“搁起来”、“放置一边”。我的意图是把史学“括起来”之后再去重新理解历史。所以,超史学并不是在史学终结“之后”再去理解历史,而是在史学界限“之外”去真正理解历史。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超史学并不是指通常所说的“跨学科的研究方向”。因为所谓跨学科方向是指一种学科间的相互交叉和横向合作。而超史学的构想则是要求对历史思考的更深一层,从更内在的层面上来为重新理解历史提供一个可能性的境域。本质上,这个可能性的境域由历史感的洞见构成。所以,历史感的洞见意味着它是一种超越历史学职业眼光的新视野。这就是说,如何思考历史和如何从史学角度去思考历史,并不是一回事。它可以引伸出三个问题:(一)史学是否认识历史的唯一方式?(二)史学是否认识历史的最佳方式?(三)史学应从认识历史的其他不同方式中学习些什么?

   基于这种思考,我们不妨对“六经皆史”这个命题作出一番新解释。不言而喻,对“六经皆史”的这种新解只能是“六经注我”式的。依我所见,“六经皆史”的真正本质并不在于《六经》都能用于研究历史,即《六经》都是研究历史的材料,也不在于《六经》体现了古人研究历史的最高水准,而在于《六经》都能成为理解历史的不同方式。《易》是用哲学方式去理解历史,即理解历史的哲学方式;《书》是用文献方式去理解历史,即理解历史的文献方式;《诗》是用文学的方式去理解历史,即理解历史的文学方式;《礼》是用政治的方式去理解历史,即理解历史的政治方式;《春秋》是用道德的方式去理解历史,即理解历史的道德方式。

   扩展言之,就是:哲学——思辨的理解方式;文学——诗性的理解方式;史学——经验的理解方式;道德——伦理的理解方式;政治——权力的理解方式。

   显然,这几种理解方式都足以自成体系,并行不悖。它们都有自己的存在理由和存在价值。所以,它们都是必要的,都能对历史作出相应的独特把握。

   在这种解释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历史乃是唯一真实的本体,而《六经》只不过是理解历史的各种不同方式而已。所以,历史绝对高于《六经》。历史作为开放的现实结构,为《六经》提供了全方位的场域,从而使得《六经》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去对历史本身加以独特的阐释。在对历史进行这种“六经皆史”式的理解过程中,历史学究竟占据一个什么位置?历史学究竟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历史学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六经皆史”式的理解方式意味着“它们”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洞见视域。这个理解历史的洞见视域恰恰由历史感提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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