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周旺: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交锋及其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1 次 更新时间:2017-12-30 16: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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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周旺  

   进入21世纪,中国政治学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新的、以定量统计方法为主导的政治科学,对已有的政治学学科发展模式发起了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未构成“范式更替”,而是形成了整全性知识体系与专门性知识体系这两种政治学知识体系之间激烈的交锋,其结果可能是中国政治学进一步的两极分化。两种政治学知识体系应在中国经验上寻求共识和突破,基于中国经验建立相适应的实证研究方法,为中国政治学找到新方向。

  

一、知识交锋,还是范式更替?

  

   无可否认,从 21 世纪之初迄今的十多年,是中国政治学特别重要的一个时期。新老交替、学科重整、方法演进,几乎都集中发生在这段时间,以至于很容易被错误地认为,这是一个在外部“刺激- 反应”模式下的突变过程,而忘记这是过去一代中国政治学人多年耕耘积累的结果。本文要揭示的是中国政治学者早在之前就预告了中国政治学可能面临的转型,并且有意识地推动和加快这一进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十多年的“知识交锋”才得以成为可能。

   那么,这一时期究竟发生了哪些对中国政治学发展影响特别深远的事件呢?  此处挂一漏万举其要者罗列如下:

   其一,大约从21世纪初起,国内一些重要的高校为了避免所谓“近亲繁殖”,陆续开启海外人才引进机制,吸引海外就读的博士生回国任教。这种做法至 2010 年前后已经约定俗成,政治学也忝列其中。以 2012 年教育部学科评估政治学学科排名并列第一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自2006 年起,除引进人才外,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新进教师均为海外博士,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的全部新进教师中,亦仅有3位左右是内地高校培养的博士。

   其二,自2006年起,以杜克大学政治学系牛铭实教授联合几所重点高校举办政治学研究方法培训班始,以年均不少于150人的招生规模计,10 年来接受该研究方法班系统培训的国内政治学研究者不少于1500人次。由此国内政治学研究者开始比较密集地接触政治科学各种定量统计研究方法。

   其三,21世纪之初,国内高校开始逐渐接纳SSCI体系,将SSCI发表等同于国内权威刊物发表,在中国,政治学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一家正式专 期刊的条件下,SSCI的登堂入室,为众多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替代选择。

   其四,约在2005年左右起,大量非政治学专业身份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以“社会科学”的名义,对传统上属于政治学领域的问题,发表相关论文,议题从“财政联邦主义”、“地方政府行为”到“干部激励制度”,等等,不一而足。由于经济学和社会学对于统计学的要求更严苛,学科标准化程度更高,因此,这些非政治学专业学者对政治学问题的探讨,给政治学的学科化带来了新的动能。

   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多波澜不惊,不怎么引起关注。但是经过十多年,就发生了蝴蝶效应。这个效应就是新的、以定量统计方法为主导的政治科学,对已有的政治学学科发展模式发起了挑战,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发展趋势。为了规避“近亲繁殖”,国内培养的政治学应届博士生,大多无法充实到重点高校的政治学系,只能辗转于二三线高校或者科研机构。表面上,“多点开花”有利于政治学在国内高校的扩展,但是却产生出“意外后果”。由于无法留在本校,重点高校政治学博士学位吸引力大幅下降,严重影响未来博士生源的数量和质量。就职于二三线高校的政治学教师,大多根据所在学校的发展方向需要,被迫转换到了公共管理方向。那些不再“近亲繁殖”的高校情况又如何呢? 事实上,并非所有重点高校政治学科对海外应届博士生都具有同等吸引力。由于地域、薪资、学科架构等原因未能充分吸引海外人才的院系,就直接导致政治学学科人数锐减; 仅有为数不多的院系,保持了引进海外政治学人才的强劲势头,实现了政治学学科的新老交替,保持了政治学的梯队建设。

   这样一来,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分化就比较严重。重点高校的政治学学科,凡坚持原有的学科框架的,均以政治思想史,尤其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为主攻方向; 凡引进海外政治学博士达到一定规模的重点高校,则逐渐向经验研究和比较研究转型;  二三线高校的政治学,则纷纷向公共管理靠拢,淡化政治学学科色彩。

   海外政治学博士经历国外政治科学的系统训练,熟练掌握定量统计研究方法,通过其师友关系拥有广泛的海外学术网络和分享海外学术资源。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并不逊色,他们可以在社会科学领域为政治学争取话语权,并且具备一定的能力来对抗政治学之外的学科对政治学的“蚕食”。同时,他们对本土业已形成的学术资源分配格局依赖程度较低,致力于在 SSCI上发表研究成果,但其研究成果如何为国内学术界所接纳,仍然任重道远。因此,部分海归学者也会寻求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刊物进行中文发表,可以视为政治学的“绝地反击”。由于国内已经普遍接受了SSCI体系,因此以这些海外政治学博士为主力的研究团队,在学科评估中对于所在学科已然产生巨大的优势。同样以2012 年教育部学科评估并列第一的3 所高校为例,其海外博士比例也相对较高。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海外博士占全部教师人数 1 /3,在政治经济学系更是达到100% ;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达到40% ,至于在40 岁以下青年教师中更达60% ;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海外博士的比例与北京大学相当,达到 1 /3,在40岁以下青年教师中的比例接近于中国人民大学,达1 /2 强。

   尽管如此,国内政治学学科发展,还不能完全跟上节奏。上述三种类型高校的政治学学科各有各的难处。以政治思想史为学科重点的政治学,若缺乏相应的语言和文史哲基础训练的厚实师资,便无法与国外同行进行有效的对话;  以政治科学为重点的政治学,如果原来的教学体系无法满足科学训练的需要,不能适时调整,海归学者在教学科研上都将无用武之地;  以公共管理为重点的政治学,则要在全国铺天盖地的公共管理丛林中摸爬滚打,适者生存。

   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政治学不得不主动求变。为了给政治科学更好的平台,各重点高校纷纷建立比较政治系,或者建立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一些条件成熟的高校,专门给本科生和硕士生开设政治学研究方法课程,吸引更多年轻学生转向统计学路径,那些希望毕业后到海外进修的学生,对于这些课程尤为欢迎。国内一些重点高校,也陆续推出政治学类集刊。长期以来,政治学论文除了《政治学研究》,就只能在综合性社科刊物的政治学专栏或者高校学报中争取发表,如此非常不利于政治学论文,尤其是专业性强、统计要求高、篇幅冗长的政治科学论文发表,对于政治学学者的职称评定也颇为不利。2003年,复旦大学政治学系首倡出版《复旦政治学评论》集刊,通过以书代刊模式开办政治学专业杂志始,国内其他高校也纷纷效仿这种模式,来为政治科学提供发表园地。尽管集刊论文一直没有被评价体系所认可,致使其举步维艰,但集刊毕竟能够为政治学论文提供专业的评审,因而为广大政治学学者所认同。

   上述这些变化,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治学一次断崖式的飞跃,见仁见智。然而本文的重点在于指出,这些发生在中国政治学10年的变化,远非“范式更换”,充其量只是“知识交锋”。下文将指出,政治科学对中国传统政治学缺乏“实证性”的批评,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误解,所谓本质性的“范式更换”并不存在。“范式更换”的表述,等于在两种知识体系中给出了一个基本判断,即政治科学的知识是更先进、更有效,而传统的政治知识更落伍、更缺乏解释力。这种判断,至少在目前看来,既不适宜也不公正,因为两者的差异不是在解释力上,而是在知识体系本身的扩张功能上。

   诚然,“知识交锋”是比“范式更换”更严峻的事实。政治科学方法的冲击,不仅让中国政治学更新换代,而且两种知识体系共存、拉锯的现实,将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并且在学术市场上构成严酷竞争和冲突。况且,政治科学一统天下的“范式更换”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毕竟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政治科学本身的优缺点,早已经一目了然,它那些命中注定的缺陷使之无法成为一种真正的“范式”。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美国政治学界,尽管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比如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两者到底是统一的知识体系,还是不同的“传承”; 比如 2000 年的“改革与重建”公开信运动,虽然波澜不惊,但至少揭示了美国政治学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交锋,以及以科学为主导的政治学的缺陷。


二、整全性知识与专门性知识

  

   为了论述方便,我们把 20 世纪 80 年代恢复政治学学科之后建立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称为“老”政治学,把新近勃兴的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称为“新”政治学。所谓“新”“老”,并非优劣评判标准,而仅仅是指政治学发展阶段的先后次序而已。本文更无以“新”代“老”的进化论立场,做出“老”政治学已经过时的判断。相反,根据“知识交锋”的立场,我们宁可将“老”政治学与“新”政治学放在同一个平台中来加以检视: “老”政治学代表的是一种整全性(synthetical) 知识体系,而“新”政治学代表的是一种专门性( specialized) 知识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度中断了政治学学科的建设。1965 年才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恢复或建立了国际政治学科。国际政治与政治思想教育遂成为新中国政治学的前身,20世80年代初政治学开始招收本科生,成为恢复政治学学科的标志,其主体的教研力量,主要来自于这两个学科,同时也有部分来自于历史学、哲学和文学等学科的学者。

   脱胎于政治思想教育,中国政治学首要任务,就是要与前者有所甄别,建立自己的学科标识和身份。但迄今为止,这个使命也没有彻底将“政治( 科) 学”与“政治课”区分清楚。政治思想教育较偏重于对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理论论证,政治学要与之区分,就只能立足于政治实践,注重对实际政治制度和运作机制的考察,总结其规律,提出理论指导。在这个意义上,“实证性”其实是重建中国政治学最基本的路径,中国政治学从一开始就是实证的、经验取向的,并以此区别于政治思想教育。批评某些政治学研究过于偏重“理论性”,无异于说它们未摆脱政教思维的窠臼,实非政治学学科本意。当时的政治学专业学生,并不乏统计学和社会调查的训练,也有意识地将这些研究方法用于自己的分析之中。比如,北京大学谢庆奎领衔的地方政府研究,复旦大学政治学团队撰写的《中国家族村落文化》一书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有关政治学数理分析的著作,也早早译介进来,其中就有《数理政治学》《行政科学》之类的著作。指责中国政治学排斥“实证”,实在有失公允。当然,中国政治学确乎有一支既无实证志趣,又企图与政教专业划清界限的力量,他们纷纷转向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以之为”政治理论”而别具一格,在当时条件下也蔚然成风。

初建时代的政治学虽志存高远,无奈先天不足,不得不与其他学科藕断丝连。由于正处初创阶段,课程体系并不成熟,学科领域也不够完整,很大程度上都还得仰赖于其他学科的支持,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课程,可以占到政治学课程的半壁江山,在其助力下更使政治学具有实证特质。这固然与政治学学科的不成熟有关,但客观上却造就了中国政治学的“整全性”特征,而这种“整全性”,正耦合了戴维· 伊斯顿( David Easton) 所描述的政治科学之“整合性( integration) ”趋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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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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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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