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周旺:权界: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形成与国家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8 次 更新时间:2018-08-26 06: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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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周旺  

   提 要:本文从社会心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个体化社会形成的历史社会进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个体意识、家族意识而无权界意识,这是一个家族制社会;革命后,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是用国家意识去铲除个体意识,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体社会;市场化改革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界定产权,将人从集体庇护关系中解脱出来,确立权界意识,这种社会心理结构的转型,为中国个体化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深层的心理基础。相应地,现代国家的成长,也意味着从传统的家族式统治、计划时代的单位式控制向对公民个人的法治化治理转型。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建设和社会成长的双重过程。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的同时也扶助了社会的成长,社会力量的萌芽,这些都有力地支撑了政治发展。以往对这一进程的探讨,囿于现代化研究中“政府主导”模式的影响,大都只从国家视角来展开宏大的历史画卷;而不甘于“宏大叙事”的学者,则以默顿的“中层理论”为据,针对一时一地的有限时空领域,去做经验的、质性的因果机制考察,这种“新社会史”的研究进路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宏观理论建构忽视社会实践知识的不足,但始终冒着将专门的社会单位从整体社会的历史演进进程中剥离开来的风险。基于此,本文认为,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探讨,既不可忽略作为独立行动者的国家的作用,更要侧重于社会结构的演化,尤其是社会心理结构的生成。本文试图结合微观的心理史和宏观的国家-社会史研究,去探讨历史进程与个人实践经验之间的互动,对当代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形成提供一种解释框架。如此一来,“权界意识”就将成为一个关键的分析概念。

   所谓“权界意识”,取自于严复先生译密尔《论自由》的书名《群己权界论》,是指一种个人权利意识,即认识到任何一个人都天然地拥有一些基本的、人之所以为人所必须具备的权利,它们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和侵害;相应地它们也要求形成这样一种心理强制,即相互承认彼此拥有的基本权利,强制自己恪守权界,不去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这种权界意识之发端,乃是个体化社会形成的前提,它与传统农业社会血缘纽带崩落的历史进程、以借助齐一化手段敉平差异从而将较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整合成一统的现代国家这一需求,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正是藉此而形成了新的经验,并有效地融入到现代社会之中,与之实现了一体化。

  

一、传统社会:权界意识的消弭


   中国传统社会是否是一个存在权界意识的社会,的确值得商榷。早前梁漱溟先生就坚持中国乃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以为在国人心目中,家庭与国家最大,居中的社会则最小,迹近于无。与之异曲同工的是,费孝通先生也指出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按照远近亲疏关系来确定社会关系,以区别于建立在抽象的平等人格基础上的西方社会。言下之意,中国传统社会虽然存在个体意识,这种个体意识甚至比之西方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整个社会关系都是以个体为中心构建的;但是,中国传统社会有个体意识而无权界意识,所谓“差序格局”,意思是中国社会的社会关系始终是一种纵向的等级关系,而不是一种横向的交错网络。照搬帕特南的分析,此中可以发展的只有纵向的“社会资本”,而不可发展横向的“社会资本”。有关个体意识与权界意识之间的界分,遂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章士钊为代表的文化激进派和以杜亚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之间论战的焦点。

   须知横向社会网络,恰恰是权界分明社会之最根本特征,因为只有在权界意识明朗、个人权利相互尊重的社会中,才存在平等的、互惠的交往,个体才拥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地位。反观中国传统社会,它是以血缘关系为依据,以家长制的伦理统治为支柱的一种秩序,在这里,个体的地位要置于一个等级结构中来加以考察,由一个更大的组织来界定他的身份,这就不存在所谓独立人格,也就称不上什么个体化社会了。

   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起来的,毋宁说是一种家族意识。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文化,毫无田园诗的浪漫色彩,相反恰恰产生于中国小农生产的低效率和社会总财富匮乏的基础之上。例如黄宗智通过对华北农业社会的研究指出,较少的农业生产剩余导致了中国村庄经济的“内向性”。换言之,由于粗放式农业经营的微薄产量只能维持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不存在太多剩余,但逢生老病死、红白喜事,需要额外的重大开支之时,对于传统中国普通的农村家庭而言,无异于面临破产危机。这种风险的化解,就取决于家族内部、亲戚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助,各人将自己微薄的剩余收入以“红包”的方式集聚在一起,从而使之渡过难关,此后互相周转,久而久之,便形成中国牢不可破的家族文化。又或者可以寻求当地有财有势的士绅“庇护”,形成与家族文化两两相望的庇护制,两者一起构成了传统中国农村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图景。但无论是家族文化还是庇护制,都以权界意识的消弭为前提,惟此方可打破隔阂,融为一体,达到守望襄助。

   同时,传统帝国的统治方式,也与这种家族意识相辅相成。这里当然不是要重复家国同构的陈词滥调,而是指囿于统治规模和技术条件,中央权力始终无法真正渗透到基层,而只能依靠地方士绅这一中介将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近人研究表明,中国也的确存在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而非一直以来受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观念支配的西方理论所以为的那样,是一个中央集权权力无处不在的全能国家。这样一来,帝国的统治者就将民众的诉求局限在地方层次,从而将风险转嫁给家族这个社会单位,让家族承担了现代社会中由社会来承担的保障功能,代价就是地方性的认同有效地阻隔了国家认同,使家族意识不致遭受国家意识的侵蚀乃至替代,而成“大共同体”意识与“小共同体”意识并行不悖的格局。即便在比较先进的城市中,也仍然是乡土认同居于支配地位,而国家,在人们的视野中只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影子,更遑论及其抽象的民族概念了。

   另一方面,帝国的统治者在农业经济总体效率低下的条件下,不得不有意识地模糊公共资源的产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这种模糊产权的生动写照。按照安德森对中国食物供应的研究,中国之所以以有限的可耕地养活了如此众多的人口,是因为中国采取了比较开放的食物供应体系。推而论之,如果在中华帝国,山林、池塘、沼泽地等都具有明晰的产权归属,并依靠严酷的法律来加以保护,要想维持这样的食物供应水平,则几乎为不可能。可见,权界的消弭对于中华帝国数目庞大的人口维持生存具有一种必要性。马克思在其早期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著作中,认为穷人捡拾枯枝是符合习惯法的自然正当行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习惯法基于某些财产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在财产权模糊条件下的社会治理,不可能依靠权界分明的成文法律,而只能依赖于乡规民约这样的习惯法。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社会既无法形成权界意识,也没有产生与之相对的国家意识,而只存在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疏远近关系为划分标准的个体意识、家族意识。这种家族意识扎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存结构之中,当中华帝国被强行卷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它也随之被视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心理结构,也就是鲁迅等人所批判的落后的“国民性”。

  

二、国家建设:国家意识的兴起


   国家建设是指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并且向基层社会渗透这样一个进程,这一进程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来。一方面,国家愈趋于集权化,对基层社会的提取能力和监控能力都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国家需要将传统社会的认同模式整合到更大规模的民族认同上来,以唤起对国家合法性的信仰。在西方国家,这一进展相当顺利,因为始于希腊晚期(伊壁鸠鲁)、中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个人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是遥相呼应的。须知民族国家与中世纪共同体不一样,它是由众多陌生人构成的大规模社会。将不同的个体敉平为齐一的抽象人格,用统一、平等的法律来进行统治,是社会治理的前提,而只有个人主义才能满足这种前提。因此,按照查尔斯·蒂利的考察,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国家集权和公民权利兴起的双重进程,后者正是通过诉诸个人主义的动员符号进行社会动员,而最终成一蔚然大观的。

   而肇始于晚清的中国国家建设进程,则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孙中山凭借自己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刻体察,认识到民众不可能通过诉诸于个人主义动员符号而参与到革命中来。唯一合理的选择就是直接用国家意识来取代掉个体意识,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训政”思路。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也正好反映了这一点。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与战争,使国家权力藉一系列的武装斗争,开始向农村基层渗透。正如黄树民以及弗里曼等人所发现的那样,国家建设在农村社会导致的结果,就是农村权力格局,随着国家权力格局和政策的变换,而呈现交替变化。解放前,乡村的权力随进驻政权的更替而轮流易手,并引发一轮又一轮的报复行动;解放后,权力则是随着运动性质的更替而交替沉浮,同样也伴随着秋后算账等等。这样,农村既有的权威秩序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取缔,但已经深深刻上国家烙印。在农村社会普遍形成了一种国家意识:乡村的权力归属最终取决于国家,服从国家是保证自身生存的最好办法。无独有偶,郭于华与孙立平通过对土地改革中“诉苦”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在土地改革的“诉苦”运动中,对农村人口的社会动员不仅没有像欧洲那样形成普及化的公民权利意识,相反形成的恰恰是一种国家意识,对国家权力产生了一种敬畏和依赖心理。

   城市的情形要更为复杂一些。据考察,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民国期间民族意识已经较为有效地整合了乡土意识;另一方面,城市民族工业的兴起也促使中国权界意识在城市的萌芽。但是这一切都不具有可靠性,尤其是民族工业的产权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例如四大家族的财阀可以利用自身的政治优势,迫使民国政府通过强征中小企业税收来保证战时的财政需要。

   中共政权接管城市之后,首先采取的是保护民族企业自主性的政策,以保证稳定税源的获得。但是,这种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民族企业的生产趋于稳定的基础上,中共政权便采取公私合营等政策剥夺资本家对企业的控制权。公私合营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质。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前,中共政权首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其结果是“劳资双方的阶级关系事实上发生了大变化,工人监督生产已陆续形成制度,资本家要完全按照原来的办法管理企业已经办不到了”。这就意味着,在政权的干预下,资本家对企业的控制权在弱化。据桂勇等人考察,公私合营的过程中,由于利润分红的过程被工人代表所控制,工人分得的份额远远超过了规定的比例,这就导致资本家的所有权逐渐被剥夺。工人这种明显超越权界的行为,以“革命热情”的说法被予以合法化。“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是公私合营高潮中资本家抑制情感的自我心理强制的表现。这样,资本家逐渐退出企业的经营领域,“不关心企业的经营活动了”。根据薄一波的回忆,私营企业的工人感到在政治上低人一等,私营企业的产权对于工人争取政治和社会地位,已经构成障碍。对于工人来说,打破权界,实行国有化,将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政府身上,乃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在公私合营期间,城市工人不断向政府请愿,要求加快公私合营。总而言之,在这一进程中,资本家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权界意识,逐渐将国家权力的外部强制内在化了,最终心甘情愿地拥护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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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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