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家与国:在中国发现政治——兼及政治学的中国学派自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0 次 更新时间:2020-12-21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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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各位同学、老师:非常高兴到华南师大来跟大家一起交流。刚才王金红老师用了几个“特别”,我在这里也想用几个“特别”。这次来特别难得,王老师刚才介绍我们做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基本功就是要做田野调查,要到田野现场去。我们几十年的田野调查生涯中,到广东来的是最多的。今年能来,特别难得。第二个难得的是,了解到我们华南师大政治学的读书会办得特别好,在广州这个地方特别难得有这么高的读书热情。第三个难得,我看阮老师开的书目有专题研讨,其中有两个专题是我们田野政治学的论著,特别感动。终于有学生,有我们政治学的学生关注到中国学者的书了。学政治学的同学们都注意到有个“政治学人”的公众号吧?我记得它收集了我们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阅读书目,只有一本是中国人的书。哪一本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作者钱穆先生是历史学家。由此可见,我们中国的政治学人主要是读外国人的书。为什么这样?


王老师刚才讲,中国政治学非常年轻,才40岁,也就是从恢复重建才40年。在西方如果说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多少年?2000多年。一个是40年,一个是2000多年,当然没办法比。我们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很年轻,所以我们现在还大量阅读的是西方人的著作。如果不阅读他们的著作,我们这个学科就建不起来。中国的政治非常丰富,但是它没有成为一门学科。学科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它有概念、观点,要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因此,在政治学恢复重建以后,我们主要是要补课,补课就要有老师,要有课本,很重要的老师和课本是西方人以及西方人的著作。所以大家读那么多西方人的著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孟子有一句话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书上讲的难道能概括所有的事实吗?书上讲的是不是穷尽了所有的真理呢?不是这样。


我最近有一个观点叫做二次启蒙。学科重建是第一次启蒙。我们过去没有,从无到有,我们知道有一门政治学了,知道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洛克一直到亨廷顿等等。学科启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套知识,让我们以政治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受到了既有知识的规训,就是原有的知识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是不是这个世界都像书上说的那样,是不是书中把所有的世界上的事情都说到了?我看没有。这就是第二次启蒙,即学术启蒙。也就是在运用学科知识分析问题时的自主发现和反思。这一启蒙最初来自我们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的一个起点,就是从书本走向田野,首先要面对农民。在面对农民的时候,我们要运用政治学知识理解农民。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知道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农民是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呢?我们只要到农民那里去,就会感觉到农民和政治既远又近。远是因为他离政治权力中心很远,过去经常讲天高皇帝远。人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为什么广东人说普通话难?在于长期处于边缘位置。而在当下,农民生活在政治当中,一天也离不开政治。因为调查,我们与原有的知识形成对话,有了为什么的反思。田野调查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天地,这个天地和书本上不一样。我们中国政治其实非常丰富,只是我们没有一双发现中国政治的眼睛。为什么没有发现?因为我们在学科启蒙的时候读的是原有的书,它遮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是按照原有的书本去认识这个世界的。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在中国发现政治。


提出这一命题就是要进入第二次启蒙,学术启蒙。就是发现理论和事实是有差异的,已有的理论和我们发现的事实是有差别的。过去的理论不可能解释所有的事实。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理论都是基于事实得出来的。前面讲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它是基于古希腊每个自由民都是公民这个事实得出来的结论。任何一个结论,都有它的有限性,它不可能穷尽所有事实。我们用西方的学术之眼来观察中国的事实,就会发现中国大量的事实被遮蔽掉了。为什么?因为在近代之前,虽然有世界,但是没有世界关系,各个地方的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有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和你没有关系。所以当时的人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站在自己的方位上来认识的。这种现象到现在也还存在。如广东人看外地人都是穷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群众。如果翻译成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就是“立场”。你站在什么方位上,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西方人看中国,会站在他的方位上,然后加以概念化,以至标签化。特别是西方文明曾经在一个高点上,势必有文明的傲慢,而傲慢会伴随着偏见,会以偏概全。


我们要打破思维定势,就需要从现有的书本中走出来,我们要读书,但是又不能尽信书本,要从书本里面走出来。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在中国发现政治”。就是要从固有的思维定势走出来,站在中国的方位上发现真实的中国政治。


我们知道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个终极问题。哲学的终极问题:人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政治学的终极问题:国家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认识方法。七年前我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法:一是起点决定路径。二是原型规制转型。今年中美争端比较激烈。在相当程度是两国的原型差异性太大:一个是祖宗之国,一个是移民之国。三是以微观机理解释宏大问题。如认识资本当从商品这一细胞开始。


我们知道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最开始的出发点都是家庭,最初的和唯一的社会关系是家庭关系。我写《关系中的国家》这本书,就是把人放在最初的出发点上。无论你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最初的出发点都是家庭、家族,这个时候个人是不独立的,依附于家庭这个整体上。就像我们刚出生的婴儿,虽然是独立的个体生命,但是他不成人,对于家庭、父母有依赖。人类的演化就是一步步由整体到个体的变化过程,人逐渐生长起来。人类的社会进步就是社会关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扩大,然后我们建立起不同的社会联结。那么人群是怎么样一步步从整体到个体演化的?


我们都知道有社会生产的三次大分工。第一次大分工是游牧部落从野蛮人群中产生出的,产生了部落,人类社会以部落作为基本单位来生存。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农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它带来的变革就是人们以家庭这一规模较小的组织来生存。第三次大分工是商业,这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大分工。商业带来了一个社会结果,就是创造了一个商人社会。个人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


我们知道西方文明和国家的源头在古希腊,我们讲政治学要从古希腊讲起,也就是古希腊人率先“离家”,这个“离家”不是说他离家出走了,而是整个社会组织不是以家庭为单位。人的个体化,人成为独立的个人。因为商业,因为战争,人高度个体化,然后因为利益关系产生了社会,个体成为社会和国家的基本单位。因为财产分化而产生了自由民,有财产的才能成为自由民,有财产作为自由民才能够成为公民。所以公民资格的来源第一个是祖宗,第二个是财产。祖宗世代居住在希腊城邦的人,就是当然的公民,但是没有财产还是不行。大家都知道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老祖宗,但他并没有公民身份。因为他的祖先不是雅典城邦的人。公民首先是独立的个人,然后形成一个阶级。相同利益的个体形成一个阶级,不同的利益形成不同的阶级,不同利益的阶级又产生冲突。产生冲突怎么办?要么自我毁灭,要么有一个公共权力,国家就这样诞生出来。所以说在西方,家国两分、公私两分就成为主流。为什么西方文明把它源头追溯到古希腊?因为从古希腊开始家国两分、公私两分,家庭就是私人领域的组织,国家是按照个体、财产组织起来。公私两分、家国两分,这是一直延续到现在西方文明的主流。整个西方文明的源头就是从个体开始,这是它的起点,并沿着个体一路走下来。这就是所谓的起点决定路径。


中国的国家起点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其路径也不一样。我们只经历了第二次大分工,没有经历第三次大分工。第二次大分工使我们有一个发达的农业社会。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国家,而农业文明的基本单位是家,家从氏族部落分离出来以后就没有再分了,每个个体从属于家庭。中国人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还没有“离家出走”为独立的个体,也就是个体化不够和阶级化不足。恩格斯在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时是一体的。中国经历了第二次大分工,有了私有制和分化,但这种私有制和分化不是以独立的个体为单位的,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我们过去经常讲,大家、中家、小家,大户、中户、小户,一直到近代的地主、富农、贫农,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加以标识的。人们是通过家庭和家族来处理财产和个人关系的。这是中国政治的出发点。


中国政治的出发点不同,其路径也就不一样了。由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国家是以家庭而不是个人来组织,是“集家为国”。由若干相对独立的家庭集合为国家,最强势的家族成为统治家族,然后赋予他神圣的天命,这样构成“家天下”。中国从国家产生以来,一直到20世纪,其间不知道有多少变化,但是有一样一直没有变,这就是“家天下”。我最近提出了一个长周期理论。虽然会发生周期性的王朝更替,但是整个长时段它是没有变化的。基本的政治形态没有变化,还是“家天下”。这便是政治形态的原型。我们要观察国家这一宏大问题,得从家这一微小单位着手。家是中国政治的细胞。中国以往的词汇只有国,后来将英文的“国”翻译成国家,是很贴切的。


家天下造成了我们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体从属于家庭整体,国家是家的集合体,家庭个体从属于国家整体。国家怎么组织起来的?由家到国,家从属于国,即我们经常讲的家国情怀。家是国的基础。按照这种结构组织起来的国家,它的权力形态是什么?家长制。在家里面,家长是家庭整体的主权者。我们说的一家之主,家庭成员都依附于家长。这是不可变更的、与生俱来的自然关系。在中国看一个人的人品如何,要看他如何对父母老师,因为这一关系是不可改变的。正是由于这一不可改变的关系,牢牢地将个体吸附在家庭整体之中。由这种与生俱来的家庭关系构成的家庭整体具有牢固性和坚韧性。这一基本单位的属性也赋予了中国的国家整体性。中华文明能够延续数千年时间,其间经常发生王朝更替,都与这一特性密切相关。大量的小农家庭破产导致王朝衰败,王朝更替之初的首要措施便是恢复小农家庭。小农家庭恢复后,文明又会延续。


家庭不仅提供了国家的组织基础,也提供了国家的权力基础。中国的君主制是由家长制演变而来的。从国家权力角度看,“家天下”就是由一个家族来统治。从主权的角度看,家天下没有变化。但从治权,或者说政体看,还是有些变化。在秦始皇之前,采取的是分封制度。国王把亲人分封到各个地方去,建立起来一个亲人网络,天下一家亲,按照亲属网络来建构起一个国家。但私有财产使亲人不亲,作为大家长的国王权威衰败,便会发生冲突。由此有了兼并争霸战争。一个强势人物出来了,统一中国。为什么要有大一统呢?秦始皇当时就说了因为分,天下共苦战斗不休。分就容易乱,乱就要打,怎么样获得天下安宁呢?就要有强有力的强权国家,把过去分到封建主手上的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上来。过去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现在把土地、人民、政事都集中到皇帝手上。家天下这个时候就由皇帝一家治天下。其政治理想是变天下为一家,但政治现实是天下在一家。这就是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的差距了。政治现实是每个人首先有小家,人们首先效忠的是自己的家庭。所谓先家后国。这种矛盾在过往是通过改朝换代解决的。只是改朝换代更换了统治家族,没有更换家族统治。这种由家而国的家国体制应对不了世界性的外部挑战,才有了对帝制的改革和走向共和。


走向共和是政治形态的大转型,但中国政治的原型仍然具有支配性。孙中山强烈主张革命,推翻君主制。他反对家族主义,主张国族主义。但革命的组织资源是什么?革命以后怎么样组织国家?中山先生非常崇尚美国。我们今天上午看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墓上耸立着自由女神像。这在中国是极其少见的。中山先生提出共和和权力分立都来自于美国。美国的体制可以移植,但人和社会移植不了。当时孙中山先生想,我们把个体化的4亿人组成一个国家,非常困难,但是如果将4000万个家庭组成一个国家就容易得多,他想到了国家的组织资源还得依靠家族。孙中山先生是民主主义者,高度尊重个人权利,但是革命中发生的事件使他认识到,个人本位难以形成统一的组织。后来他重新组织革命党,要求个人效忠。这就使得中国政党有一个重要特征:誓约集团。政党本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因为成长于不同的国家,而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原型规制转型。


20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的重要变化便是家长制及其由家长制扩展的君主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个体化和民主化成为历史主流。正因为如此,西方的制度和学说大量进入中国。一则在于古希腊经历了第三次,也是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大分工,使得古希腊站在人类文明的高点上。二是近代西方承接古希腊文明,率先步入现代化和建立起现代国家。中国要学习接受世界先进文明,只有这样才能立足于世界之林。但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的国家起点和路径有自己的特点,这是历史变革的原型,并规制着转型,使得中国的转型具有非常复杂的特点。我最近正在撰写《关系中的国家》第四卷,主题是世界中国与历史中国。从发展方向看,中国要走向世界;但历史中国又制约着走向世界的路径。我们做田野调查的人,就是做历史研究也要到现场。我这次专门参观了黄埔军校和黄花岗起义纪念墓园,使我对历史中国及其影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二是我们可以接受外国的思想和制度,但不可能原样复制出来。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学习接受三权分立,也要根据中国特点加以改造。因为国家失败,孙中山那一代人非常激进,希望用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来改造中国,但中国仍然按照自己内在的特点演化。如20世纪初一些知识分子将中国落后归之于家庭,认为“万恶家为首”,主张破家为国。但家庭仍然不屈不挠地再生和重建,直至包产到户改革。三是西方文明尽管曾经站在历史的高点上,但中国是否要走西方的老路,能否走出一条既吸收先进文明,又延续历史传统的新路。如果要走出一条新路,势必重新评估历史,重新发现历史传统是否有可以借鉴之处,包括对中国文明和国家进程有过深远影响的家庭单位。随着现代化,中国正在发生个体化浪潮。这一浪潮对中国的政治走向影响如何?传统的由家到国的格局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答案,就是西方的著作中也没有现成的答案。这些年西方人对中国发展的判断屡屡失误,就在于他们不能深刻理解中国,不能从中国的方位上理解中国。这正是大家在读书过程中要进行思考的。


提出在中国发现政治的命题,主要是确立我们的主体性。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四十年,我们主要是学习和接受外国学说,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仅仅到这一步还远远不够。广东对外开放先行一步,前些年有高仿产品,对世界品牌的仿造。这里因为我们还没有自己的世界品牌。不仅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更是如此,我们有高仿但没有自己的品牌。要有自己的品牌就要原创。通过原创获得中国性。所以,我提出政治学的中国学派自觉。学派就是品牌。学派的形成犹如品牌的创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前提是学派自觉,这就是有学术自主性和独创性。有了学派自觉,我们就会充分运用挖掘各种资源,形成自己的独特学说。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资源。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们过去讲人们“言必称希腊”。为什么不是言必称中国?恩格斯的三次社会大分工便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提示。古希腊最早经历了人类具有决定意义的大分工,使之站在历史的高点上,其思想具有历史的穿透力。


其次是中国历史资源。“言必称希腊”为什么不对?在于中国不同于希腊,不能根据希腊经验理解中国。上世纪的学人都有雄心壮志。郭沬若先生曾经有宏伟的志向,发誓要写出一本中国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但不太成功。因为用西方经验和理论照套中国。我正在撰写的《关系中的国家》多卷本,以恩格斯的一般理论为依据,同时特别注意中国的国家特性和演化路径,用“关系叠加”来解释中国。讲座后要签名赠书,大家读的过程中会注意到。


再次是外国学说资源。前面我讲了我们要读外国人的书,不读就没有学科。但是一定要注意避免“言必称希腊”,当然现在是“言必称美国”。一则在于外国人不可能穷尽所有事实和真理,二则在于外国人讲得再好也是他人的,我们只是跟着讲,就永远只是一个小贩,至多是个高仿。中国现在经济体位居世界第二,在思想体上恐怕还难说是第二。这就需要努力,努力的起点是自觉。你们年轻人是在改革开放中学习和接受外国学说成长的,受到系统的学术训练,比我们要强。但我最担心的是你们会成为一代学术复制品!当我得知王老师和阮老师组织你们专题讨论我们田野政治学的概念时,特别高兴,专程前往一起交流,希望还在你们!


谢谢大家!

作者: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本文是作者2020年12月16日在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社”读书会上的讲话,之后作了修订和补充。本文亦为作者有关“二次启蒙——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自觉”系列杂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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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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