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勇鹏: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统一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9 次 更新时间:2020-12-14 20: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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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鹏  

   近年谈中国话语、中国学术范式、中国知识体系者渐众,带来40年政治学发展之新风。在这种主体意识高扬的氛围下,以中国政治实践之鲜活、历史积淀之雄厚、人文智慧之深沉,久之必能产生可观成果,树立中国政治思想、政治科学的世界领导地位。当然也存在问题,例如论述应然者多,立足实操者少;高瞻远瞩者易,夯土板筑者难;理念谈得深,方法和路径探索尚浅。最可忧者,这些思考和探索,远远不到所谓“主流”成果之九牛一毛。

   在政治学的大学课堂、学生论文、学术项目和著作发表中,西方政治学范式仍然处于强势地位。不少学者对中国学术范式的讨论常常不以严肃的学术眼光视之,导致研究特朗普推特被当成学术、讨论中国模式却被认为是宣传的现象。在今天这样一个经历世界性转型的大时代,我们的年青学生,仍被灌输着充斥西方陈旧意识形态的伪知识,无视脚下活生生的时代脉动,殊为怪异。因而眼下提出中国知识体系正当其时。

   为何要说知识体系,而不是简单地说知识?不同于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不可能有纯粹客观而充分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在有限材料的基础上、在特定时代、由具有主观性的特定头脑所发现的。所以关于社会的知识自然具有“建构性”。此外,社会知识的传播也有赖于结构化的叙事,只有能够形成一套故事、反映出一定意义的知识才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而获得传播。所以,有意义的知识往往呈现为一种体系,这种体系试图基于某种范式或逻辑来归纳反映了事实的材料。而知识体系的基石,就是作为叙事出发点的概念。

   二战结束以降,西方政治科学和意识形态构建起来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就是基于一系列核心概念,如自由、法治、权利、选举、民主、程序、多元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学术思想和范式大举进入中国,这些概念和知识体系也充斥了中国学术思想领域。如果不能跳出这些概念和知识体系,则中国政治的实质无法得到反映,中国政治取得的进步无法得到承认,中国政治存在的真问题反会遭到掩盖或扭曲,中国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也将永远脱节。

   因而,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的第一步就是解构西方政治核心概念(笔者将于另文专门阐述),基于历史、比较和实证研究,提出科学客观的新概念体系。这方面,国内学者已经做了诸多优秀努力。当然,这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今日学者所做之努力,均是在各自方向上之突击,虽曰功不唐捐,毕竟尚未形成阵线。唯有假以时日,从者日众,方能如武王《牧誓》所言之“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形成强大阵容。

   若试举当前一点不足,则多数研究多倚重于中国古代道统或当代政治实践,部分研究也涉及当代中国与西方政治之比较分析,较少能将人类历史上主要政治制度纳入一炉、纵横比较古今中外、建立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坐标系、抽演出反映人类政治生活之核心要素的概念体系者。本文试从这个角度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

  

   比较:中西政治学统之别

  

   中国古代政治观念比较意识不强,缺少对政体的关注,特别不重视形式化的分类。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很早就进入了走向一统的历史轨道,如康有为所说,“中国向者非国,而曰天下”,政治发展具有内在的方向性张力。因而秦汉统一之前出现过的不同政体形式和因素,未引起哲人足够关注,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说:“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

   自秦汉大一统之后,中国政治即成为当时国人所知世界最高级的政治形态,即便是少数民族政权,也无不借鉴中原政府形式,发生“汉化”。史家的确注意到并记载了各种不同的政府形态:历时地看,北朝、辽、金、元、清等朝代均有独特的制度创造;共时地看,历朝历代均有与郡县制并存的王国、都护、土司、羁縻州县、宣慰、万户、卫所、盟旗、将军、伯克、苗防以及地区性的政教合一等制度。但是这些不同形态的政府形态大多被视为向中原制度演进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未得到同等重视。

   相反,地中海世界长期处于小型国家并存的状况,而政体不同是当时人观照自身和别国时得到的一个最直观的印象,因而西方人产生出较强的比较意识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这两种文化各有利弊。中国政治观念更擅长于思考政治道统、实践智慧及具体的统治技巧,但是除了持续两千年的封建-郡县之辩和清末以降的国体辩论外外,缺少对不同国家制度形式的理论关切。[1]无比较则无抽象,“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则其益自尊大”,限制了中国人对制度演化的开放性想像,并导致一恶果:如同缺乏免疫力的人面对瘟疫一般,中国人一旦长期习惯的制度失败,便会无所是从。清末以降的中国人可谓是上下求索,君主/共和、立宪/复辟、总统/议会、联邦/单一、汉地自治/五族共和、苏维埃/法西斯均尝试过,直到新中国成立,才重新回到稳定的制度框架之下。

   西方政治观念则长于分类和比较,较早形成了政治科学的基础。但是政治生活的复杂性远非形式主义的类型学能够包容,长期沉迷于类型观念也严重限制了西方政治思想,从古典哲学到启蒙思想,再到二战后政治科学,乃至晚近的一些制度史研究,[2]多散发着“得形而忘意”的陈旧气息。

   在今日剧变时代,西方政治学和新闻报道仍然戴着政体类型的老花镜来看世界,把问题都归结为政府形式(津津乐道于民主化等形式概念),习惯于从政体更替等外科手术式方案中找药方,似乎制度只是处于社会生活顶层的可替换标准件,可以用工程学的方法来随意更改。

  

   基于新比较提出新概念

  

   新的政治知识体系要借鉴古今中外的一切资源,择善而从。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我们可以借鉴比较的意识,以及一些讲求逻辑的分析方法。从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中,我们可以吸收其对政治本质和实践智慧的关切。同样,对于波斯、印度、阿拉伯、土耳其等伟大文明的政治经验,也要抱以同样的尊重和关注。因而,我们需要一种“新比较”:

   首先,跳出中西比较,将古今中外各种主要政治制度纳入视野;其次,超越简单的形式比较,避免脱离于政治实践的学究式研究,更多关注政治制度的实质和深层逻辑;最后,运用科学的方法,在比较的基础上探寻制度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及规律等。

   基于初步的比较研究,笔者尝试提出漫长历史进程中人类政治生活所面对的核心命题,并提炼出了诸如统一性、平等性、公共性、客观性、人民性等核心概念。基于这些概念,我们可以更客观、更科学地理解人类政治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找准中国政治在人类历史和当代世界政治坐标中的定位,重新发现并科学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历史的有机联系、与中华文明的内在统一,以及在当代世界上的巨大优越性。同时,基于这些概念的分析也能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制度的局限和弱点,有助于未来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探索。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统一性问题。

  

   统一性:人类政治的“第一价值”[3]

  

   《易经·系辞》上传有一句话,“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这本是对人的修养提出的要求,但是其中两个概念“可久”、“可大”却对理解政治极有启发。人类历史上所有文明的政治生活,首要的正义原则和功能就是提供普遍的秩序,而秩序的实现永远面临两个根本挑战,就是可久和可大。所谓可久,即政治秩序在时间中的持久性、稳定性。所谓可大,即政治秩序在空间中的规模性、统一性。

   从国家的历史来看,首先遇到的通常是可大的问题。如果说人类政治发展有什么规律的话,那么第一条就是政治共同体的规模由小到大的发展。从原始部落到大规模帝国的发展在各主要文明均有出现。但是在中古时代,中国之外的多数大规模国家均未能持久而解体,特别是地中海地区普遍出现了封建化或半封建化。

   自中世纪末期,这些地区又进入了新一轮追求“可大”的潮流。知识界往往过度关注欧洲、特别是西欧启蒙运动之后的发展,其实从大规模政治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成就更为显著,远远领先于欧洲。直到欧洲民族国家、殖民帝国以及美国、俄国乃至欧洲联盟等大规模制度的出现,西方文明才又一次进入到可大的实践阶段。[4]至此,西方在规模维度上才达到了与中华文明大体相近的政治文明水平。

   大规模制度实现后的问题就是能生存多久。从系统论角度来看,也就是一个复杂大系统能否维系稳定。“盈不可久”,越大、越复杂的系统,稳定的条件要求越高。历史上,在从城邦进入帝国阶段之后,除中国之外的其他文明均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规模瓶颈,很多文明崛起成为帝国之后即面临无法长期维持稳定秩序的困境。只有中国跳出了合久必分的历史陷阱,成就了可久的伟大传统,使今天之中国,成为历史文化没有中断的唯一原生型文明。

   可大可久即为“大一统”。姜义华教授称“自秦汉以来,政治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5]非常准确。问题是,中国的统一性传统自近代以来却常常得不到学界正视,甚至会成为自我矮化的理由。“近百年来,人们在揭露和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黑暗统治时,经常漠视传统的政治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6]究其原因,是近代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的崛起做出的一个错误归因:因其分裂、分权,故其科学、工业、制度得以革新和强盛。严复的“知欧洲分治之所以兴,则知中国一统之所以弱矣”是代表性观点。[7]

   虽然世界历史中的政治实验不断证明分之弊端,知识群体中仍存在着一种崇尚西方分裂分权的潜意识。改革开放之后的思想解放给这种潜意识以流向地表的自由空间,其影响萦绕至今。法学、政治学、历史学中以分为美、热衷于多元主义、否定中国统一传统和世界政治发展之统一性前景之类的观点仍大行于道。

   统一性有几层含义,一是大规模政治秩序的实现(小国寡民即便实现长治久安也与统一性无关);二是文化上“定于一”(揆诸历史,凡大国之多元文化未能凝聚成共识合力者,国恒亡);三是国家和基层社会单元之间的直接联系(如果国家意志和法律不能穿透权力的分层,直接抵达个人或家庭等社会单元,则不能算是达到了国家建构的统一性要求)。[8]

   基于这三方面对统一性的研究,可由以下几条可能的理论路径展开:

   1、从空间维度,基于规模来研究统一性问题。

   这方面已有诸多尝试,例如将规模视作因变量者,有赵汀阳、[9]徐勇、[10]苏力[11]等,关于运河、灌溉等基础设施[12]和中国地方行政制度[13]的不少专门史著作也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将规模作为自变量者,张维为、[14]林尚立[15]等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规模对制度的影响。

   除上述研究路径之外,对于规模问题尚缺乏更为科学化的研究,包括但不限于借鉴系统论、晶体结构、拓扑学、生物学(如黏菌)、网络理论等科学技术理论和方法的研究。[16]使用科学方法,对于研究统一性制度的规模效应问题十分必要。

   过去的政治制度研究比较忽视规模效应问题。国家的治理不是简单的规模叠加,不是像积木一样把不同的模块组合到一起就行。到一定规模,就会从量变到质变。一定的制度,只能适用于一定的规模。

希腊城邦,不管是雅典的奴隶制民主还是斯巴达的寡头贵族制,在规模稍微扩大之后就持续不下去了。罗马共和国的制度,一旦超出意大利就行不通,只能改用帝国制(罗马帝国实际上缺乏成熟的制度建设,一直到15世纪东罗马最终灭亡,主要都是靠军事联盟体系支撑)。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共和国制度虽然派系纷争、内斗频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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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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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政治学评论》第2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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