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伤痕文学的伤痕——重读王蒙的《布礼》和《蝴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9 次 更新时间:2017-12-26 22: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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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我所谓“受伤的叙事”(wounded narrative),有三个含义。第一,指叙事主体(叙事者)是反“右”和“文革”时期受到过极左政治伤害的群体;第二,它所叙述的内容是主人公的受害经历或创伤记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种叙事作为一种书写创伤记忆的形式,它本身就是受伤的,甚至是残疾的、带菌的、病态的,打上了迫害者、也就是极左政治的权力印记。也就是说,“受伤的叙事”讲述的是受极左政治伤害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故事,同时,这种讲述本身又在极左意识形态逻辑的控制之下,因此极大地局限了受害者对于自己受伤经历及其原因的反思,甚至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对于极左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维护。极左整体与极左意识形态对于人类文化、人的精神世界的伤害,即使在后极左时代的受伤叙事中仍然体现出来,受害者即使在讲述自己的受伤害记忆的时候,仍然无法摆脱极左意识形态为它提供的逻辑和叙事方法。必须先诊疗和修治这种叙事形式,才能讲好受伤害者的故事。

  

  

   忠诚(以及与之相关的背叛)是常见于中国革命文学——特别是以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与共产党干部为主人公的革命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这是因为,在革命文化的话语体系中,忠诚是对革命内部人的要求。换言之,忠诚话语只有在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内部才是有效的,它要求该组织成员必须保持对组织及其领袖的绝对效忠,否则就是叛徒。不同的或敌对的政治组织成员之间不存在忠诚问题(即使它们通过协议方式组成一个更大的政治联盟,其间也只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忠诚关系,国共合作时期就属于这种情况)。因此,革命文学中的忠诚问题常常成为纠缠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员)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与反面人物(反革命分子、美蒋特务等等)无关(革命可以对李玉和、杨子荣等提出忠诚要求,却不会对座山雕、胡传魁等提出忠诚要求。“叛徒”这个词只对内部人才有意义)。而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之所以特别纠结于忠诚问题,乃是因为在中国革命理论的阶层分析框架中,知识分子属于最容易动摇的阶层,因而也被认为最容易背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王蒙的《布礼》(发表于《当代》1979年第3期)和《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在这方面无疑具有极大的代表性。[1]

   《布礼》的主人公钟亦成是解放前的地下党,15岁入党的“少共”。解放后任P城(北京)中心区共青团干部,喜欢文学。1957年8月,他的一首小诗被一个评论家解读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2]因此被打成“右派”。他对此的反应是:“他可以想象自己生命的终止,可以想象太阳系的衰老和消亡,却不敢想象这个危险。”[3]这个“危险”之所以严重得“不敢想象”,是由钟亦成与其忠诚对象即革命组织的关系决定的:“钟亦成和党是血管连着血管,神经连着神经,骨连着骨,肉连着肉的,钟亦成和革命同志,和青年,和人民群众,本来也是这样血肉相连的。钟亦成本来就是党身上的一块肉。”现在这块肉“被鉴定为发生了癌化恶变”,被用“外科手术刀,细心地、精致地、认真地把它割除、抛掉。”因此,对钟亦成而言,定右派的过程就像一次外科手术,“因为,党、革命、共产主义,这便是他鲜红的心。现在人们正用党的名义来剜掉他的这颗心。”[4]

   可见,忠诚危机可怕就可怕在:钟亦成不是一个自主的有自己独立人格的存在,他是依附于革命组织的,革命者的身份是钟亦成之所以是钟亦成的唯一根据。与革命的血肉关系是钟亦成活着的全部理由和全部意义,钟亦成之所以是“人”而不是畜生/细菌/垃圾/狗屎,全赖他的这个身份。钟亦成只能是革命者,只能是党的儿子,否则就什么都不是。[5]他曾这样明确地对自己的恋人凌雪表白:“我们是吮吸党的乳汁长大成人的”,“主宰我们的头脑的是党的钢铁信念,我们身上流着的是随时准备为了党而喷洒的热血,我们的眼睛是为党而注视,我们的耳朵是为了党而谛听,我们的心脏是为党儿跳动”,“没有党就没有你和我,就没有我们的人生。”[6]

   因此,一旦钟亦成对革命、对组织的忠诚遭到组织的怀疑和拒绝,无异于孤儿离开了娘,不知所措,生不如死。更可怕的是,钟亦成到底是不是忠诚,完全不取决于他自己的表现,而是取决于组织的单方面判决。一旦组织判定他是“敌人”,是“叛徒”,即使自觉冤枉,也必须无条件接受这个判断,进而开始残酷的自戕和自虐:

   天昏昏,地黄黄!我是“分子”!我是敌人!我是叛徒!我是罪犯,我是丑类,我是豺狼!我是恶鬼!我是黄世仁的兄弟,穆仁智的老表,我是杜鲁门、杜勒斯、蒋介石和陈立夫的别动队。不,实际上我起着美蒋特务所起不到的恶劣作用。我就是中国的小纳吉。我应该枪毙,应该乱棍打死,死了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成了一口粘痰,一撮结核菌。[7]

   注意,这里用的是第一人称(“我”)自叙形式,是钟亦成自己对自己的审判。如果说老鬼的《血色黄昏》中被打成反革命的林胡(即作者老鬼)在不敢质疑“反革命罪”本身的同时至少还坚持“我不是反革命”,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伸冤上诉;那么,钟亦成则更进一步:在肯定“反革命罪”的同时,干脆承认自己就是“反革命”——因为他不可能怀疑党的判断是错误的。换言之,钟亦成没有能力定义自己,他只能依据党的定义来定义自己,“出于对党的热爱、拥护、信任、尊敬和服从”,他要“亲自拿起手术刀”来剜自己的心。

   与钟亦成类似,《蝴蝶》中高级干部张思远的认同危机同样源于他的“革命者”(亲儿子)身份被突然剥夺,他一生誓死效忠的组织突然怀疑起他的忠诚来了。张思远的身份危机本质上也是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危机。而且与钟亦成相同,这个危机之所以可怕,根本原因在于:除了认同革命、忠诚组织,张思远根本不可能有别的任何认同或忠诚。在张思远的自我认知中,他完全是属于甚至等同于革命和组织的,否定革命、脱离组织就是否定他自己。“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8]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革命组织突然翻脸说:你张思远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革命的叛徒、“反革命”黑帮。由于张思远和革命、和组织的二而一的关系,成为“反革命”的结果就是张思远彻底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甚至不能肯定自己是人还是“臭狗屎”。

   对张思远而言,不但他的思想意识是属于革命的,而且他的身体器官也是如此。失去了组织的信任,失去了革命者的身份,不但他的思想意识、而且他的身体器官全都彻底限于混乱:“这个弯着的腰,是张书记——就是我的腰吗?”“这个移动困难、即使上厕所也有人监视的衰老的身躯,就是那个形象高大、动作有力、充满自信的张书记的身躯吗?这个像疟疾病人的呻吟一样发声的喉咙,就是那个清亮的、威风凛凛的书记的发声器官吗?”[9]足见革命及其意识形态对于张思远的控制和渗透是何等完全和彻底。

   个人主义的“我就是我自己”对他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革命忠诚教育——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核心就是彻底铲除个人主义。《布礼》的区委书记老魏这样教育钟亦成:“无产阶级是没有个人主义的,因为他自身一无所有。”[10]对此,钟亦成的反应是“太对了!太对了!”“个人主义是多么肮脏,多么可耻,个人主义就像烂疮,像鼻涕,个人主义者像蟑螂,像蝇蛆。”[11]就像钟亦成献给凌雪的所谓“情诗”《给我提点意见吧》中说的:“我们没有自己,我们把自己献给了革命”。[12]这样,“自身一无所有”的钟亦成就连自己对组织和革命的忠诚也必须得到组织的恩准,一旦被打成“右”派,一旦失去这种恩准,他就什么也不是了,他只能空洞地发问:“毛主席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因此,钟亦成和张思远的身份危机的实质就是忠诚危机,这种危机取决于他与党的关系的性质,作为“亲儿子”和“内部人”,他们不能在组织之外、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之外获得自己稳定的身份认同乃至身体感觉。他们对于革命和组织的忠诚是单方面的、无可选择的、无条件的,两者间不存在基于平等契约的相互承诺和相互忠诚(在这种关系中,忠诚是相互的,如果钟亦成、张思远的忠诚遭到无端怀疑,那么他可以放弃其忠诚)。钟亦成、张思远必须获得革命和组织的认可才是人,否则就是畜生不如;而革命即使没有钟亦成/张思远也依然是一项摧枯拉朽的伟业,组织即使没有钟亦成/张思远也依然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钟亦成、张思远没有自己定义自己、自己选择忠诚对象的权利和能力(甚至都没有这种念头)。组织可以宣告钟亦成、张思远“不忠”,钟亦成和张思远呢?既不能鸣冤叫屈、坚持自己无罪无错((这意味着他竟然怀疑组织的正确性),更不能接受组织判决、真的脱离组织(这就成了孤魂野鬼)。他们唯一的出路是通过自己的精神努力来“化解”这种危机。所谓“化解”,实际上也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说法,让自己相信:虽然我的忠诚被粗暴践踏、无情嘲弄,我却以然还要继续保持自己的忠诚。

   这当然是一件殊为不易的事情。钟亦成和张思远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追溯历史,回忆自己的革命经历,特别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的历史,通过红色记忆重建自己和革命、组织的亲子联系。这是《布礼》中钟亦成选择的方法:

   这二十多年间(从被打成“右”派到获得平反——引注),不论他看到和经历了多少令人痛心、令人惶惑的事情,不论有多少偶像失去了头上的光环,不论有多少确实是十分值得宝贵的东西被嘲弄和被践踏,不论有多少天真而美丽的幻梦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也不论他个人怎样被怀疑、被委屈、被侮辱,但他一想起这次党员大会,一想起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十年的党内生活的经验,他就感到无比的充实和骄傲,感到自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革命、流血、热情、曲折、痛苦,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13]

   这个党员大会是P城解放后第三天召开的,是一个“永远新鲜、永远神圣且并不遥远的”大会,它无异于亲子鉴定,证明钟亦成具有少年布尔什维克的高贵血统(验明真身?)。钟亦成甚至誓言:

   为了这信念,为了他参加的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即使他带着各种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被十七岁的可爱的革命小将用皮带和链条抽死,即使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来的子弹下,他的内心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感伤,也毫无个人的恩怨,更不会看破红尘。他将仍然为了自己的哪怕是一度成为这个伟大的、任重道远的党的一员而自豪、而光荣。党内的阴暗面,各种人的弱点他看的再多,也许法掩盖他对党、对生活、对人类的信心。哪怕只是回忆一下这次党员大会,也已经补偿了一切。[14]

   我们不能不为钟亦成的这种不顾一切的执着——宁愿被冤死也要忠诚到底——而感动。但很显然,他这番为了说服自己而进行的“辩解”,是建立在非理性情感而不是理性反思基础上的。这种情感之所以对他具有疗伤作用,实际上不过是因为他参加了这“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隐喻钟亦成与革命与组织的同源关系),而不能证明其他任何东西。他和这个“大会”之间的同一性关系使得他不可能拉开距离来反思它,反思自己为什么以后再也无缘参加这类大会。钟亦成的忠诚危机是一个政治悲剧,他遭受的是体制性的政治迫害,只有对这个体制进行理性分析才能找到解决危机的方法。只有热烈氛围(而不知道讨论了什么问题)的大会和只有私人意义的爱情(在这个会上他结识了自己的爱人)或许同样值得回忆,但是却绝对不可能解决钟亦成的政治身份危机和政治忠诚危机(这就像一个忠心耿耿的臣子在被皇上无故抛弃之后痴情追忆皇上原先的恩宠,而不去反思皇权的本质)。在钟亦成回忆的这个“大会”盛况中,我们不能找到任何足以证明钟亦成的忠诚依然正确的理性的而不是情感的理由(即使到了“新时期”,即使钟亦成获得了平反,被解放了,他仍然沉浸在自己一厢情愿的自慰中)。

本来,钟亦成的忠诚与这种忠诚被践踏的痛苦在小说中构成了强烈对比,它实际上设置了一个读者期待解决(也是作品应该解决)的问题:钟亦成会不会醒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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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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