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军:千万不要忘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历史教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93 次 更新时间:2017-12-13 18: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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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军  

  

   说起“割资本主义尾巴”,人们常常把它看成是发生在“文革”期间的荒唐事儿;一些地方史书和个人回忆录,也是这样记载的。近年来,个别人甚至把“割尾巴”说成是“谣言”或极个别的现象。

  

   实际上,从1957年“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的20年间,以限制乃至取消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为主要内容的“割尾巴”运动,时断时续,出现过五、六波高潮。笔者看到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讲话,似乎没有使用过“割尾巴”这个概念,但多次作出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之类的部署,包括一些“割尾巴”的具体内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等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的报道,以及各地党委、政府或“革命委员会”发布的文件或领导讲话中,有关“割尾巴”的口号、规定或消息则可谓俯拾即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史志书籍和一些“过来人”的回忆文章,也对“割尾巴”的历史,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记叙。

  

   一、毛泽东主席念念不忘“使小生产绝种”

  

   为什么中央正式文件多次申明保留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而实际工作中又不间断地限制甚至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使小生产绝种”的念头。

  

   早在1943年,毛泽东就说,“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痛苦。克服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颁行的《宪法》都规定“保护农民私有财产”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但1955年,毛泽东主席就发动了消灭农民私有制的“合作化运动”。

  

   关于合作化运动的“文本决议”规定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但因为照搬苏联所谓“集体化”模式,并不断地反右倾、批“小脚女人”,实际工作中,始终存在着层层施压、强制推行的问题。这样的合作化运动,既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合作经济规则,也不符合马克思关于“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道路来实现”“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的思想。所以,合作化运动遭到农民的消极抵抗。大量的地方史料表明,多数农业合作社存在着管理混乱、生产下降、人心不稳等问题。

  

   为缓解社会矛盾,避免农业萎缩,东北局、华北局在合作化运动开始不久,就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简章》中作出了允许社员家庭“留出自用少量菜地及宅旁果园由自己经营”的规定。在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由邓子恢主持修订并经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讨论同意)规定:“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每口人所留的土地至多不能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的平均数的百分之五”。

  

   虽然作为我党领袖和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当时没有反对这些政策规定,但他更信奉列宁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说:“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认定:退社的富裕中农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他要求“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对他们进行“说理斗争”。他断言,“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1958年,毛泽东支持一些地方搞“小社并大社”,并发动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赞赏河南、河北等地将社员的自留地、自养畜,甚至生活资料收归公社所有。强力推行大办公共食堂。

  

   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严重困难,毛泽东虽然不得不同意进行政策调整,甚至做一些自我批评,但从内心并没有改变反对“资本主义倾向”,追求纯粹公有制的情结。在经济调整初见成效的情况下,他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次全会上断言:“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他们“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要求,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社教运动”“前十条”,重申了这些观点,明确提出“击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包围”的口号。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支持“四人帮”及其爪牙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把经济调整时期的政策说成“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并定性为修正主义路线,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大批判;通过“九大”,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活动,把农村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说成是资本主义因素、资产阶级滋生的土壤;通过推广大寨“大批促大干”的极左经验,再次刮起“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的风潮。

  

   二、时断时续、时紧时松的“割尾巴”

  

   第一波“割尾巴”,发生在1957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社会主义大辩论)期间。

  

   1956年秋后至1957年春夏,强制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出现诸多问题,很多地方出现了一股“闹社”、“退社”风。按照入社、退社自由的政策,这应该属于正常现象;要遏制退社风潮,本应进行政策调整,并认真解决农业社管理和基层干部作风问题。但毛泽东作出“两条道路斗争”的判断以后,党中央决定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中,一些地方把农民靠劳动发家致富的欲望和行为,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 如黑龙江省绥化地区把农民储存蔬菜出售和上山打柴或割洋草卖钱都说成是投机倒把,并对社员到企业打零工加以限制。湖南农村在大辩论开始后,出现了大量出售、宰杀生猪和家禽的现象。有地方还批判养猪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吃肉是个人主义。

  

   因为这次大辩论主要围绕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社优越性两大问题展开,“批判资本主义”的重点是单干或退社行为,所以,以限制家庭副业为主要内容的“割尾巴”远没有后几波猛烈。但它为大跃进的发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兴起的“共产风”提供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第二波“割尾巴”,发生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

  

   反右斗争和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促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兴起。

  

   1958年7月初,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挂牌成立。在省、地委领导帮助指导下制定的公社《试行简章》明文规定,社员要“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毛泽东主席得到这个简章时,如获至宝,极为高兴(宋斌全:《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成立前后》)。当年8月底,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问题,不必要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但是又提出“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这等于开了“割尾巴”的口子。更严重的是,会议印发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会后,9月1日和9月4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全文发表《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

  

   9月中旬,毛泽东、刘少奇两位中央领导人先后视察过并被列入中央“共产主义试点”的河北省徐水县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改称徐水人民公社)。原来农业社和社员个人的所有生产资料和大部分生活资料归公,实行所谓“全民所有制”,连个人住房也要准备随时拆除,让社员住到新村中去(不久拆除了3万多栋房子)。在分配上取消了干部、职工的薪金和社员的劳动报酬,对全县人民实行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等“十五包”。《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宣传徐水经验。

  

   在宁左勿右的大气候下,各地纷纷效仿嵖岈山和徐水两个“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的样板,将社员的自留地、自养牲畜、自营果树以及一些较大的生产工具收归公社。同时,大办公共食堂,让社员们过起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生活(罗平汉:《人民公社化始末》;朱金鹏:《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时期自留地制度的演变》)。如:黑龙江省委在1958年9月24日发出的《关于巩固提高农村人民公社的指示(草案)》中规定:“社员的自留地,除房前屋后院内土地外,归社公有;社员家庭经营成片的菜园或林木应当作价入社,股份基金可以再拖一二年,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人民觉悟的提高,自然的变为公有”。黑龙江省讷河县把农民的小家畜、家禽平调到大队或公社办所谓千头畜场,万只禽场;林甸县全县村屯实现食堂化,屯民吃饭在一起不要钱,农民家庭取消锅灶,取消社员自留地,猪一律作价归公,彻底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吉林省公主岭市范家屯人民公社成立之初,“10.0公顷自留地全部收归集体,还收了一部分农户的箱子、柜等物品。群众害怕共产风,一些农户的鸡、鸭先后杀光、吃光。

  

   这一波史称“共产风”的“割尾巴”运动,虽然时间比较短,但是波及面最广、危害最烈。它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等极左风潮(史称“五风”)同时泛滥,使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陷入困境。

  

为缓解紧张形势,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有限度地采取了一些“纠左”措施。如,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由毛泽东主席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了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保持按劳分配原则、社员的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小副业”等原则和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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