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军:形式主义出现、泛滥及整治的历史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8 次 更新时间:2020-01-03 16: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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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军  

  

   摘要:几十年来,我们整治形式主义的态度不可谓不坚决,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为什么收效甚微呢?我认为主要是"病根儿"找得不准确,药方下得不对症。遏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反腐肃贪一样,必须摆脱"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在治理体制改革上寻求出路。着力点应该放在限制和规范上级权力、扩大基层和民众权力上。

  

   近年来,特别是2018年以来,《人民日报》、《半月谈》等媒体,多次刊发抨击形式主义的文章;中央领导,多次发表遏制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讲话;2019年3月,中央(通过中办)又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并决定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闻风而动,纷纷作出压缩会议文件和控制各种督查活动的硬性规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整治"两个主义"的"斗争"。

  

   对我党历史和现实政治生态有所了解的人们都知道,这是个老话题。那么,认真回顾我党执政以来形式主义出现、泛滥以及对它进行不断整治的历程,对于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标本兼治,避免南辕北辙,是很有意义的。

  

   一、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局部执政的地区曾出现以"强迫命令"、"一级骗一级"为主要特征的形式主义,在土改和整党纠偏时得到初步纠正。

  

   有的学者为了论证形式主义如何可恶,革命领袖如何早有警觉,说"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形式主义'一词,但已经对它的实质作了严厉的批判";"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层次上严厉批判了形式主义。"[1]但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言论看,他们批评的是有些人在不求甚解的情况下便大言不惭声称"在搞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批评的是"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显然,他们批评的形式主义和今天我们所说的形式主义差异很大。更重要的是,形式主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是下级对上级虚与委蛇。一个政党,在没有执政的情况下,很难搞起这样的形式主义。

  

   从本人接触到的历史资料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党局部执政的地区,政府发动大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曾出现以强迫命令、虚报浮夸为主要特征的形式主义。如,1944年12月,晋绥边区所辖的兴县杨家坡行政村,把"个别的表面现象",提高到"变工合作社"、"纺织合作社"、"劳武结合组织"等最高的组织形式,制订出冬季"生产十大计划","实际上计划没完成",但报社却把"杨家坡的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的作风,作为宝贵经验来发表"[2]。河北沙河县一区"为了想让上级说自己好,露一鼻子,到村里就命令干部和群众,赶快组织,搞的越快越好,越热闹越好,但实际上是空的,互助不能巩固。""见别村组织起来,自己也就催着干部快搞,搞的慢了就批评。"[3]山西浮山县崔村用强制的办法把妇女组成小组,集中到一块纺织,结果不几天就散了。[4]山西襄垣县本来全县冬季生产中拾粪只十四万余担,却总结说拾粪八千八百余万担[5]。山西平顺县张井村干部"作风生硬行政命令",生产中"年年要突击,光图快",不管庄稼"都熟啦没有,一律要突击,限期完成"。[6]山西平顺、黎城等地1947年搞农业、副业和战勤"三大结合","群众根本不愿意,又怕受干部训骂,又不敢不结合,不少人吃了亏也不敢吭[7]。翼城县二区在组织互助过程中,"没根据群众自愿与需要去组织互助",只是单纯的为了"竞赛挑战""向上讨好"去强迫编组,大大影响了群众生产情绪;晋城县陈庄村干强开"合作社",闹得全村混乱不安([8]。

  

   黑龙江地区属于新解放区。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五个省级政权。从1946年夏天开始,历时近两年时间,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由于时局动荡,那几年粮食产量下降,物价飞涨。从五常、绥棱、宾县、阿城、双城、富裕等县县委和黑龙江省委当年有关农业生产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除了农具、牲畜、种子、资金不足等困难外,各阶层农民都担心秋后再"斗争",将来"共产"归大堆,"处于顾虑重重、动荡不安"的状态 [9]。东北局、北满分局和各省委有针对性地采取纠正极左政策、发放贷款、开展生产竞赛、组织插犋等措施,缓解了困难。但是,由于层层下达指标施压,与晋冀鲁豫等老解放区一样,出现了"强迫命令"、"急于求成"的问题。如绥棱县1947年一份文件披露,津河区生产竞赛"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只不过是形式而已"。上级检查时农民"现把粪堆堆起来,现打扫院子。甚至有些屯子把未经修理的犁杖、破套摆在院子里展览"[10]。

  

   黑龙江地区的"强迫命令"主要表现在"互助合作"上。东北农民有良好的合作传统,不但生产中常常换工插犋,而且修建房屋、红白喜事,都靠邻里互相帮工、帮忙。但过去都是自愿的、自发的。1946年3月,土改运动尚未开始,中共中央东北局就在《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中,提出"发动劳力互助运动","采用换工、搭牛具及各种适当的形式,组织人力和畜力的互助合作"。1947年,北满部分地区出现了早期的换工插具农业合作组织。[11]这时,上级给下级的压力不大,很少有强迫命令现象。1948春,黑龙江地区土改运动结束。3月18日,《东北日报》发表社论《组织起来--换工插犋、互助合作》。在宁左勿右的气氛下,形式主义应运而生。

  

   《黑龙江农业合作史》记载:1948春,黑龙江省劳畜力约占80%到90%组织起来,但到夏锄后1/3散花。嫩江、合江等省也出现"春插、夏散、秋垮台"现象。主要原因是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松江省有些领导干部表现出急躁情绪……看见三五七八人在一块铲地就高兴,看见一个人铲地就发急,因而群众中也就产生集体上地,分散干活,再集体回家,有单人铲地的,见了工作人员就自动集合在一块,工作人员走了,就到自己地里各干各的。这种明互助,实不合作的现象普遍存在着,干部的思想是只能组织不能垮台,只能合起来不能单独干,村干部欺骗区干部,一级欺骗一级。由于强迫命令和搞形式主义,到处发生浪费劳力现象,使用劳力没计划,窝工,盲目机械地强调集中,没给剩余劳力找出路……[12]。庆安县1949年《农业生产计划》在分析生产有利和不利条件时谈到:1948年领导生产不按具体情况,过高要求全面组织起来,而产生的强迫命令,在某些地方给群众影响不够好。这是今年组织生产的障碍。[13]

  

   宾县在"组织起来"的口号下,搞起了吃"大锅饭"的"一心屯"。很多区、村干部口头上说"自愿两利,互不吃亏",但没有研究如何贯彻,就笼统提出"户户都参加",有的区甚至要求区干部"每人培养一个一心屯"。在这样的氛围下,有的屯子把生产、生活资料归在一起;有的屯子青苗种一起,然后合喂马、合干活、合吃饭,并把草料和粮食堆在一起吃用;有的屯子农户意见不统一,干部就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名义 "硬归";有的屯子归了两天就分开了;有的屯子在"保证不荒一垄地"的口号下,单纯照顾无马户,让有马户以"很少的代价"给无马户种地。这种强制推行"一心屯"做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除了消极怠工、耕地草荒以外,还加剧了土改运动以来的思想混乱和形式主义。有些群众用假话"糊弄"干部。如,明明没成立互助组,却对干部说,"都参加了,每家都有小组";明明是"叫工夫"(雇工)铲地,硬说是换工。强制二流子参加劳动,也很难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干部来了二流子忙下地,干部走了,就从地里回来,群众袖手旁观。[14]

  

   1948年春天,各解放区开始纠正土改和整党运动中"左"的偏差,并开始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查整。4月17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打破形式主义》,对"强迫命令作风所造成的形式主义"作出生动描绘:"这种形式主义,满足于不确实的数目字的罗列,满足于形式上的铺张,过去不惟没有被揭穿被反对过,而且一直是被表扬被歌颂着,上边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下边即投上所好,把对群众有害的说成有利的,把违反群众要求的说成自愿的,闭着眼睛说谎话(不仅仅是说空话)。而在某些领导上虽也明知不大对头,还要坚持错误,一直胡说下去,欺哄上级,限制群众,假报告、客里空。[15]

  

   二、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十分警惕官僚主义的滋长,但是在"集体化"和大跃进运动中,形式主义却严重泛滥,政策调整后有所收敛。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访问前苏联回国途中,来到松江省哈尔滨市视察,省市领导为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长途旅行接风洗尘,宴会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应省市领导请求题词,其中有一幅是"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1951年12月1952年10月,我党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史称"三反运动")。但是,从运动的实际开展情况看,主要是抓反对贪污浪费等腐败行为,惩处了一批贪污分子,很少涉及到形式主义。

  

   1953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指出,在中央机关中间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很多部门脱离群众和下面的实际情况,只是一味地写决议案和指示,既不管下面能不能执行,也不去检查下面是否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现象。为此,毛泽东提议,中央机关的主要干部"应该轮流到下面去检查,经常有人在下面。检查了的回来,没有下去的再下去,又回来,又下去,这样每一个人包括部长在内都到底下去过,一直检查到基层单位"。他认为,这样做既能够克服上面的官僚主义,也能够克服下面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16]1960年3月,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的党内指示中,指出"五多五少"是官僚主义的突出表现,即"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17]

  

   虽然毛泽东主席告诫全党不要沾染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但却没有做到身体力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写道:"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中共党史二卷记载,为了完成在五至七年的时间内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任务,各地不顾实际情况掀起大办工业的热潮,不少新建企业资源严重浪费,效益很差,甚至无法投产。为了完成钢铁生产任务,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第一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要求。结果,全国直接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占人口总数的1/6左右。不但工厂、公社,而且机关、学校和部队,到处建起土高炉,就连中央和国家机关的一些部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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