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雪:以“文学”的方式介入“思想”论战

——试论陈映真小说《忠孝公园》的问题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4 次 更新时间:2017-11-27 22: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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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雪  

   1987年陈映真发表小说《赵南栋》后,文学创作的笔停了下来,一直到1999年年底,他才又重提文学创作之笔,发表了《归乡》、《夜雾》与《忠孝公园》。这不写小说的十二年,陈映真做了什么?这段时间,陈映真将政论写作作为中心,政论文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对“台独”的战斗,二是关于台湾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他全心投入台湾社会性质及其历史分期的研究,在小说创作空白的同时形成了庞大的思想积累。要理解这三篇小说,就不可能不将这十二年陈映真的思想变化与发展考虑进来。尤其是陈映真最后的一篇小说《忠孝公园》,不光是他文学与思想辩证统一于小说形式上的突破,同样也是对“台独”论争和社会性质研究的一个小说形式的总答辩。

   借用赵刚的说法,“复杂难懂”几乎是陈映真小说的“原则”。但前期小说和后期小说的“复杂难懂”有所不同。赵刚着重解读的前期小说,是在台湾戒严环境下,由于左翼理想的禁忌性,使得陈映真的写作带有一种“密教”性质,不得不以一种寓言的方式展现出来。相比于“加密”过的前期小说,后期小说则显得直白平实。后期小说的复杂是指陈映真不再仅仅困惑于自身的主体矛盾,而是在台湾社会性质研究、大陆社会性质讨论、“台独”论战、重读台湾史等一系列思想探索与社会实践的积累之后,能够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直面台湾当下问题,并将“文学”与“思想”圆融为一体——笔者将之称为“思想剧” 。


一、重审在“断裂”中接续的“陈映真文学”

  

   九十年代的陈映真并没有放弃小说创作,1993年陈映真表达过决心写小说的计划[[i]],但没有实现,只在1994年发表了报告文学《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和报告剧《春祭》。1996年,陈映真在接受黎湘萍采访时说出了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小说创作的原因:“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找到比较清楚的出路,然后开始写作。我实际上也有比较强的创作的冲动,因为在‘台独’这种扭曲下面,生活里产生非常多的值得写的东西。从台湾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在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很好地尽了他们的历史责任,对于日据下的非理社会,做出了他们的描写和反应。对目前这种奇怪的‘台独’风潮中的台湾社会,我觉得历史也赋予我们责任去加以揭露。”即使有强烈的创作冲动,也意识到生活中有很多值得写的东西,但几乎整个九十年代,陈映真终究还是没有动笔,其原因正是他在努力寻找思想上的出路。那他所急欲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从八十年代起,陈映真最大的问题就是迎战日益壮大的“台独”势力,而台湾的社会性质论就是对于挑战的回应。如果没有对于台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就无法全面的、理性的认识台湾社会,更无法从知识上迎战分离主义的势力。陈映真在整个九十年代,除了在“台独”的第一线上随时应战之外,一直在做台湾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理论基础的积累和对台湾史的深入了解。陈映真曾多次说过自己投身于台湾政治经济学分析中,乃是不得已而为之。随着陈映真的思想由简单到复杂,向着更高次元迈进,他所面对的思想困境就要求他把握更多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从而才能从更加整体的角度来认识台湾社会。又由于台湾服从于美国的冷战政策,一直没有系统的社会科学,所以他才不得不自己做一番研究。此外,“台独派”的手段之一就是裁剪台湾历史,企图构建一条台湾“独立建国”的历史线索,所以陈映真除了在理论上有所积累与推进外,另外一条线索就是了解台湾历史。他在理论和历史两方面的积累,就是为了更好地将理论联系台湾的实际,解决台湾社会性质的问题。

   由此,九十年代,陈映真开始全面探讨台湾史各个阶段的社会性质,并试图将其与台湾社会现实结合。1992年,陈映真主持的人间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七册《人间台湾政治经济丛刊》,并正式发表以台湾社会性质为论题的文章,包括《李友邦的殖民地台湾社会性质论与台共两个纲领同“边陲资本主义社会构造体论”之比较考察》、《台湾现代文学思潮之演变》和《祖国:追求、丧失与再发现——战后台湾资本主义阶段的民族主义》等。前两篇文章回顾了前人对于台湾社会性质论的贡献,后一篇文章陈映真展开了对于战后台湾社会性质的分析。为此,他还成立了研究台湾社会性质的团体“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1993)。其章程前言直陈八十年代后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但台湾的社会科学界却无法提出有效的说明,在于1950年白色恐怖彻底破坏了台湾社会科学的传统。为了重建台湾社会与历史的科学论述系统,有必要继承20年代台湾社会性质论的遗产,并汲取二战以后各种社会科学的新理论。从章程来看,该“读书会”正是通过对“社会性质论”理论以及对台湾各时代的“社会性质”论的研究,形成对于战后台湾社会性质变化的科学认识。整个九十年代,陈映真及其学习小组投入于台湾社会性质的探索中,并通过论文展现出阶段性成果。

   但有关社会性质论的研究,其目的并不止步于研究成果的产出,而是要在社会上有所反响,从而为改造和变革社会提供理论支持。所以,陈映真希望能有一定规模的社会性质论争。进入21世纪后,陈映真将两岸分断后台湾社会性质的研究成果通过三次论争初步实现了他的目的展开:第一次是在《左翼》杂志上,论战以两蒋政权、李登辉政权及民进党政权的阶级性格为主题;第二次是在《联合文学》杂志上,针对陈芳明的台湾分期史论,指出战后五年台湾为殖民地,五十年代以降为新殖民地的分期反驳陈芳明的“1945年再殖民”论;第三次在“七一讲话”之后,陈映真组织岛内统一派就大陆自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性质进行讨论。但可惜的是,这三次论争基本局限于左翼团体内部,并没有得到台湾知识界的热烈回应,终究是问道于盲了。

   论战没有成效,并不是因为陈映真的思想不接台湾的地气,而是整个台湾思想界处于“知性的贫困”的氛围中,缺乏主体性的思考,难以与陈映真的问题意识对接。其次,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以及后现代去本质化和多元化等方式消解掉“阶级政治”的宏大叙事之后,陈映真的写作环境变得宽松了,禁忌少了,但陈映真的议题却再次被遮蔽了。对于九十年代在台湾开始风靡一时的“后现代主义”,陈映真看出其与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的共同属性,坚持站在建立台湾主体性、摆脱受外来思潮支配的立场上进行批判。他接受杰姆逊的观点,认为现代和后现代都是西方先进资本主义不同阶段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台湾之盛行“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从自身的经济社会基础中生发出来,而是把西方的流行思潮直接移植过来,缺乏台湾社会的底子。台湾的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即使台湾没有完全进入后现代时期,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后现代”的现象,以此来指称陈映真等左翼脱离台湾的现实,反而让过去的议题成为一劳永逸的口号。那么,双方的争论焦点就不在于“后现代主义”的问题,而是对于台湾社会基本判断的差异。这关系到陈映真的议题是否过时,台湾知识界对于陈映真的回应是否合理。陈映真整个九十年代主攻台湾的社会性质论,以其研究成果有力地驳斥了对方的批判,指出了台湾后现代的症结所在:

   “相对于Postmodernism那种历史虚无观点,我们所强调的了解历史,并不是要你知道某年某月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所谓的历史就是每个民族自己的议题,用番话来讲,就agenda,我们有反帝反封建的问题,是吧?我们有我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巨大的议题,这个议题我们也曾经解决过,解决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曾经犯过很多的错误,可是它留给我们一定的遗产,是吧?那么,一个先进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一定要继承你自己的议题加以发展,这才是重要的,OK!不是说别人的东西你拿来,然后就在那里玩。我觉得现在应该容许他们去玩,你要禁止人家玩,这是你无能的表现,你是用政治帽子去禁止别人,你有本事就应该有你自己的语言,当然你首先懂得他,你要真正没有偏见地去懂得他。懂得他,对我来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懂得西方的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可是我是不是一定要模仿,一定要按照他的谱子唱歌?我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容许别人那么做。不过你自己要提出一个东西来,我想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通过九十年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与积累,陈映真初步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台湾历史分期的论述,在继承前辈遗产的基础上将议题不断的向前推进。但问题是,不管陈映真的探索对于台湾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多么必要,他的研究成果有多大的启发性,他的议题不再吸引人的兴趣。他终其一生所要求得的台湾的“主体性”,却再一次被后现代的花哨与琐碎所埋没。九十年代的陈映真是思想的陈映真,也是孤独的陈映真,在求索台湾社会未来出路的道路上,苦于没有对话的对象。在两方面的夹击之下,思想臻于成熟的陈映真反而被台湾社会彻底放逐了。这说明问题已经不只是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或如何解决“就是些幼稚的话搬来搬去”,而是陈映真所谓的“自己民族的议题”如何重新回到台湾社会的政治议程上。成长期就浸淫在消费社会的台湾年轻人,如何在外来文化的笼罩下,在现实条件发生重大改变之后,继承自己民族的历史议题?如何让他们意识到这个议题并未过时,依然是台湾当下最紧迫的问题,这才是陈映真所面临的挑战。

   如何重建左翼在历史与现实议题的领导权问题,这不光是台湾的问题,也是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面临的问题。陈映真坚持两岸统一必须要在台湾社会论和大陆社会论的基础上来谈。两岸统一不是一句同为“炎黄子孙”就有其合法性的,陈映真认为统一不仅仅要从民族感情上来谈,更要在两岸社会性质的前提下讨论。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登场在台湾也引起了巨大震动,导致台湾左派出现重大分歧。1993年陈映真以许南村之名在《中国时报》(台湾)上发表的《陈映真的创作历程:后街》就此表达了他的基本态度:“对于大陆开放改革后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和阶级再分解,他有越来越深切的不满。但他认为这是民族内部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他从来和反对外力干预,实现民族团结与统一不产生矛盾。”2001年,针对世纪初江泽民的“七一讲话”,陈映真主持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秋冬号以“因为是祖国的缘故…”为题,以吉林省委书记林炎志的《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一文为引,组织林书扬、黄志龙(陈明忠)、王哲(杜继平)、石家驹(陈映真)等岛内左统理论家,展开了关于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2003年,陈映真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批判大陆台商的文章《被视为牛马的日子》,通过对一家台商投资的灯饰厂的观察,揭露了一些不法台商对于大陆劳工的苛虐现象。提出落后的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但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的同时坚持工农作为国家主体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难题。直到2005年6月,在《批评与再造》上登载的《“中国人不能因怕犯错而裹足不前”——读<中国与社会主义>》,对于他九十年代台湾社会性质研究所隐含的另一端——大陆的社会性质,也即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陆,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原则理想的距离”的问题,陈映真才有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看法。陈映真将改革开放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类资本主义工业化”视为为未来社会主义阶段建立物质基础,并通过自己的发展促进其他欠发达社会的共同发展,成为国际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挑战美国的单极制霸,推动了多极、和平与发展的世界秩序。陈映真动态地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世界社会发展学、国际地缘政治的视野来把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从而摆脱了左右两派对此的过低评价。陈映真也就此呼吁全中国的左派,不要从意识形态的左右出发,而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中反思,探索一条被压迫民族寻求独立自主发展的理论体系。

面对“台独”势力的崛起、大陆革命状况的变化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冲击,陈映真始终站斗在第一线上。在像斗士一样顽强反击的同时,最可贵的是,陈映真也保持着高度的自省精神。两岸的统一要在两岸的社会性质基础上来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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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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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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