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兴:陈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疯子/精神病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6 次 更新时间:2014-09-19 23: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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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兴  

  

成为陈映真的粉丝——这样是陈先生最不愿意的,最近三年却都浸泡在他的小说世界当中;万万没想到,是在二〇〇六年九月初先后两次在北京见到他,第二次讨论这回会议的规划,等到他病了之后才开始慢慢与他的文学世界相遇,受到莫大的滋润。

   越是阅读陈映真的文学,越是强烈的感受到:台湾社会一九九〇年代后,在统独争议激化的条件下,一般将陈映真理解为台湾本土主张统一的代表性人物,将他视为中国民族主义分子,或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理解没有错误,也跟他作为左统的代表性人物有关,但是站队式的认识,以“政治的陈映真”高于一切,其实关闭了陈映真思想与文学丰富性与复杂性的讨论空间。要重新激活作为思想资源的陈映真,学术思想与评论界不能重蹈复辙,继续忽视他整体思想中具有笼罩性的关键面向:第三世界。这是台湾思想界长期以来至为严重的问题,战后的亲美反共切掉了身边的中国,又没有亚洲与第三世界的中介,美国几乎成为唯一的参考坐标与思想资源,半个世纪以来对台湾整体造成莫大的伤害。重新阅读陈映真就是重新发现内在于台湾的第三世界想象。

   当然,过去重要的评述都会提到陈映真作品中触及很重要的第三世界普遍的问题,但也都没有进一步的展开讨论 。[1]台湾文学及思想界相当受到敬重的姚一苇先生,曾经在一九八八年《陈映真作品集》15卷版的《总序》中写到,陈映真一九六八年入狱,一九七五年出狱后,“所描写的不再是市镇小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属于第三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当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进入到我们生存空间,带给我们的影响,无与伦比;不仅是生活改变,而是整个儿的想法、观念、行为和生存方式的巨变。他企图揭示掩饰在那美丽外衣内的狰狞本质,大众传播媒体的麻木与无知,以及如何在被侮辱、被欺骗、被伤害之后的觉醒”(1988:15)。东京一桥大学的松永正义教授指出陈映真的基本主张:“对于现代主义的批判与对现实的重视;站在反帝反封建的第三世界文学这个立场的中国近代文学的传承;相对于台湾民族主义之中国立场主张;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社会批判等等”(1988:234)。以上类似的评述都已注意到了陈氏的第三世界关切及立场,在这样的基础上,本文企图深化既有的讨论,并且进一步提出:透过“第三世界”的视角,陈映真的思想才能够被更完整的掌握与揭示。正如他对于美国化的质疑,不能够被化约到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反应上,或是马克思主义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批判,他的民族主义不是关闭的,他的马克思主义是聚焦的,二者都指向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

   从现有的文献上来看,陈映真自己对于第三世界直接的讨论是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末期陆续展开,但是他最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就散发出浓浓的第三世界色彩,从他一九五九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创作《面摊》起,《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祖父和伞》,乃至于让读者感动落泪的《将军族》,都是对于历经殖民、战乱、家破人亡的下层人物穷苦生命的描写,发出了深深的人道主义关怀。然而,陈氏早期的第三世界不仅仅表现在作家对于苍生的记录、同情与怜悯,也展现了思想上尖锐的批判立场。一九六七年,陈映真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了《唐倩的喜剧》这篇短篇小说。从现在的时空来看,与其说是辛辣的讽刺小说,陈映真其实是洞察、记录与反思了六○年代的“知识状况” 。[2]他透过主人翁唐倩这个具有能动性的女小说家与她五个男人的关系,记录了台湾知识界在一九六〇年代追逐西方思潮、崇美的生活世界。诗人于舟因为无法赶上知识时尚,由胖子老莫的存在主义所取代,罗大头的逻辑实证论虽然战胜了老莫却又悲剧性的自杀了;后来,唐倩选择了跟着留美工科学人乔治.H.D.周离开台湾,结果赴美后再嫁给了任职军火公司的物理博士。于是,台北“这小小的读书界,也就寥落得不堪,乏善可陈”,更惨的是,还有人被“指斥为奸细,为万恶不赦的共产党”(页156)。 如果美国化成为强大的主导性力量,那么陈映真能够洞悉美国化的思想资源是什么?他到底是站在什么样的立足点来揭示美国化所造成的问题?文中,作家透过胖子老莫对于六〇年代越战的看法,侧面表达了作者第三世界认同的立场:老莫认为那些“黑衫的小怪物们”(打游击的越共),不是“罗素说的什么世界上最英勇的人民,而是进步、现代化、民主和自由的反动;是亚洲人民的耻辱;是落后地区向前发展的时候,因适应不良而产生的病态!”(页130);站在老莫对立面的作家,显然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能够对风尚的存在主义、逻辑实证论、右翼自由民主世界观,保持距离的进行批判,反应的是六○年代的陈映真已经有了第三世界认同的底蕴,甚至是立足点,只是这个语汇尚未成为他思想上的关键词。因为没有文字记录可以左证,所以只能臆测这个时期的陈映真如果有初期的第三世界意识,很可能来自于风起云涌的殖民地独立建国运动,乃至受到一九五〇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第三世界论的感召。

   陈映真七〇年代后半起开始对于第三世界进行讨论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第三世界逐渐成为思考问题的重要字眼。[3]陈氏二〇〇〇年回忆自己最早提到第三世界是在一九七六年《“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当时他透过日文阅读到韩国思想界有关民众文学与民族文学的论争,论战中所参照的正是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反帝与民族独立经验,所以他使用了这个视角来讨论台湾新文学的性质(陈映真,2005:4)[4]。他最为有系统的开始阐述第三世界观,是在一九八三年首度离开台湾,在访问美国的三个月期间不仅收集了更多的数据,也开始直接接触到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返台后他以报告思考问题心得的方式,用《中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的比较》为题,做了一场公开演讲,而后整理发表于《文季》[5]。

   与一般人不同,陈映真的美国行不是向资本主义的天堂朝圣,反而是让他终于逮到机会饥渴地寻求台湾当时封闭状况中难以取得的第三世界思想资源。在三个月期间,他除了直接面对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6],也开始接触了第三世界的文学与电影,他自认为虽然时间短,看到的极为有限,但是整体而言第三世界地区文艺创作的成就“已足惊人”:“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难深重、社会破产、民穷财尽的处境中,却在文学、电影、思想和宗教上,都呈现出蓬勃的发展……这些文学和电影,不但在主题上是强而有力的;是充满着对于人的深刻信念的,而且艺术表现的技巧上,因为技巧结合了对于人的高度理念,是动人的,杰出的甚至是堪称伟大的,很深刻地触动了我们的反省和思考。”(页76)。显然,通过他过去对于台湾社会的理解为基础,现在外在的第三世界共通经验已经慢慢的进入了陈氏内在的灵魂。在演讲中,他首先对台湾与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比较,认为相对于资本主义先进国,台湾跟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在资金、技术、市场、文化上都处于被支配的位置,所浮现的效果是:“第三世界人民失去民族自信心,依强者的眼光解释世界知识,对自己的社会、历史、政治生产鄙视怨毒等精神上的毒害。”(页82)。在结合宏观的政经分析与深刻自省的基础上,他进行了文学状况的比较,发现第三世界的文学创作至今都必须面对最为根本的矛盾与张力:语言问题,一方面要以民众语言(白话文)取代难懂的贵族语言,另一方面要以民族本身的语言取代殖民的外来语言;一方面要控诉殖民体制的压迫,另一方面要反省与批判国人的无知与落后。提出这些吃力不讨好的多重战线,是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重建民族主体性时,所面临的共同挑战。陈氏在这里显示的认识,或许是七〇年代阅读韩国(以白乐晴为代表的)民族文学论会产生巨大共鸣的基础,到了八〇年代后期又亲身访问了南韩,心中激动难以言表,但是这是后话了。[7]

   回头来看,陈映真并没有美化第三世界的状况,反倒是暴露其中的真实问题:“从文学上看,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殖民历史长(有的长达二、三百年!),在殖民地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中,养成了一批惯于使用殖民者语言去思考和写作的人。他们的作品,与其是诉诸本国同胞,不如是一贯诉诸于西欧、殖民母国的评论家和出版家,而形成与本国风土断绝的殖民地文学。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就是其中最着名的例子。而这种‘向殖民母国’、‘文明’的文学看的风尚,不但加强了对自己民族文学的自卑感、间接地压抑了以民族语言写成的民族文学的发展。”(页85)。陈映真归纳了第三世界殖民时期的普遍现象后指出,“二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并不表示主体性的回复,西方现代主义思潮,透过美国霸权的崛起,成为第三世界在文学与艺术创作上所仿效的对象。这样的状况到了一九六○年代末期全球反战运动开始,发生了转机,表现在台湾的七○年代初期的保钓运动,一直延伸到一九七七年的乡土文学论战,都是从批判帝国主义、西化,从而提出回归民族、回归乡土的命题。陈简要地铺陈了印度、菲律宾、非洲及拉美经验,比较了西化派与乡土派的差异。但是,极为关键的是,他认为台湾文学(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最大差异在于台湾虽受日本殖民,但是时间相对短浅,中文的语言及文字传统深厚,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他感慨地说:“作为文学的重要基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在其它第三世界各国中,因新旧殖民主义的摧残的悲惨状况,没有和第三世界作家谈起,是无法想象的。我因此深切知道中国完整的文化和语言系统,是多么值得珍视和宝贵,而愈益决心重新向自己的文化、文学和语言传统去学习,以善用这可贵的文学资源。”(页90)。这段话说得是相当语重心长,没有与中文地区以外的作家及作品接触,就没有契机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可贵,然而在充分认知中文没有中断的优势同时,陈并没有因而骄傲,话锋一转,以其它第三世界文学的实践为基准,开始批判台湾文学的虚无、贫乏与去政治性。

   陈映真在演讲的结论中,很尖锐地批判了七〇年代末期逐渐在台湾文学讨论中浮现的分离意识,同时更是积极地呼吁:“现在已经是我们有计划地去研究,译介第三世界文学的时候了。”(页93),藉此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透过认识亚洲、非洲及拉美的文学,重新挖掘属于我们自己过去一直被贬抑的民族文学。

   陈映真一九八三年的这篇文章,展现了他第三世界的基本思惟。回首来看,他当时提出以第三世界为参照的呼吁显然没有受到广泛的响应,相对于韩国,第三世界没有成为台湾知识史上思想运动的资源。但是对陈而言,他只能透过自己的方式继续朝这个方向来耕耘。由于相信:“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应该回到人民中去,成为他们的一员”(陈映真,《论强权、人民和轻重》,页5),陈映真一九八五年创办了《人间》杂志,试图把第三世界及第三世界的视野带入台湾社会,除了大量引进第三世界的信息与视角外,我个人认为其中最具体的表现是在一九八九年,他到韩国采访,作成了两期的韩国民主运动专号[8]。一九九○年代,他更进一步积极参与组织了“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结合了韩国、日本、琉球、台湾等地的左翼分子,这些都是他的第三世界的具体实践,以行动来推进他自己在能力范围内落实的理念 。[9]

二〇〇五年,应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刊物的邀请,为该刊第三世界主义与万隆会议专号的制作撰文,陈映真以《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为题,总结性地讨论了他的第三世界观。[10]他自己回忆是在一九七六年,在台湾首次提出第三世界的语汇,主张要“参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新殖民地处境中,尚在为民众(=民族构成份子)的解放,国家的独立而斗争的亚、非、拉世界,即‘第三世界’及其文学的斗争问题”(2005:4)。到了一九七八年,海外的保钓运动也出现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于是透过阅读,他认识到第三世界不同的认定方式,其一是西方人从生产方式来区分,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视为第一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二世界,经济不发达地区为第三世界。同样出自西方的第二种划分,将自由经济国视为第一世界,中央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第二世界,自由市场不发达的地区是第三世界。他最后提及毛泽东的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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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2013-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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