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踽踽独行——陈映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4 次 更新时间:2011-12-11 11: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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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华苓  

  

  我在台湾从没见过陈映真。一九六○年,只有二十三岁的陈映真,在《笔汇》发表一连串小说,《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祖父与伞》。那年正是“自由中国”事件发生,我和外界隔绝,自我放逐,心情极端虚无,没有读到陈映真的小说,也没有见到陈映真,很遗憾,更何况当年他一定是个俊美的男子。一九六四年,我到爱荷华以后,才读到他的小说,如《第一件差事》、《最后的夏日》、《我的弟弟康雄》,以及后来的《铃铛花》、《山路》,隐约感到他的忧郁、激情和孤独。在那个恐怖时代,作家的倾向,尽可能不触及社会现实。陈映真独树一帜,他的小说不局限于“乡土”,不卖弄“现代”,而是基于对“人”的终极关怀,基于人性,用艺术的手法,挖掘社会现实,表达他的思想,而他的激进思想,是当时的权力统治者要封闭铲除的。

  陈映真是思想型的小说家。他的思想可以从他小小的年纪追溯起。他十岁那年,目睹台湾“二二八”事变,看见被人打在地上呻吟鞋袜沾着血迹的外省人,听着大人神色恐惧地谈论国民党军队扬威台北。上小学五年级时,老师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押走,住在他家后院的兄妹俩也被人押走。他读初中时,眼看着宪兵在火车站贴出告示:“……加入朱毛匪帮……验明正身,发交宪兵第四团,明典正法。”读初中时在父亲的书房发现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启发他对文学的思想的探索。他也读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毕竟没有鲁迅的《呐喊》那么亲切。上大学时,他对于知识和文学如饥似渴,读西洋文学,在台北旧书店搜寻鲁迅、巴金、茅盾、老舍那些作家的作品,甚至找到《联共党史》、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The Red Star over China)、马列选集这些没人敢碰的禁书。他细读《美和审美的社会功利性》以及《艺术的劳动起源》这一类的美学著作。一九五九年,他开始写小说了,在尉天骢主编的《笔汇》发表。从此他没停笔,用他冷峻而又丰润的笔,写出大量精致、理性、批判性的作品,同时,他的左倾思想渴求实践,和几个年轻人组织读书会,那和台湾的现实是绝对对立的。

  一九六八年,我和Paul邀请陈映真到爱荷华来,同时接受邀请的,还有捷克剧作家、后来成为总统的哈维尔(Vaclav Havel)。两人都缺席了。陈映真被捕入狱,哈维尔在苏联坦克车进入布拉格时,逃到地下了。

  我和Paul决定为陈映真辩护,明知那是枉然,早在一九六○年的雷案即是一例。但我们要对陈映真的被捕表示抗议,提醒当局尊重法治,惟一的办法,是在台湾找律师为陈映真辩护。没人敢接那件案子。终于找到一位在台的美国商务律师,当然,他要预付律师费。Paul找到一笔钱,电汇给律师,但给那个隐而不见的最高权威扣下了。陈映真由军法审判判刑十年。一九七五年,蒋介石去世百日忌的特赦,提早三年获释。他一出狱,就给我和Paul写了信。他在给我的另一信中说:

  在主观的愿望上,我希望能以写小说终此一生,虽然有许多困难——诸如自己才能的、经济的、环境的限制——但我相信我会努力地走完这条路,不是对于自己有什么自信,而是除此之外,我已一无所能,一无所有。

  我看不出在一定的未来时间我能有机会到您那儿去。我倒觉得去不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怎样同自己的民族和历史合一,作为反映我们民族和历史的一个卑微的器皿……

  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早上,美国诗人辛普森(Louis Simpson)来我家吃早点,在门口按铃,厨房的电话同时响了。

  陈映真又被捕了! 家也抄了,父亲的家也抄了,岳母家也抄了。带走了几箱书。他坐了八年牢,四十二岁了,再坐牢,这一辈子就完了! 我们实在不懂。他上次出狱以后,没有任何越轨的行动和言论。他结了婚,办了个小印刷厂。他忙着养三家人! 父母,养父母,岳家。朋友八月间回台湾看到他,脸色苍白,提着一个公文包赶计程车,忙得不得了。我们实在不懂,好好一个人,为什么不让他过点自由的日子……

  陈映真的弟弟映澈讲着讲着,声音哽咽了。

  我和Paul根本没吃早点。辛普森胡乱吃了一点。我们都很沉重。三个人谈了一上午,讨论如何拯救陈映真。辛普森是美国很有名望的诗人,得过普利策诗奖。我与Paul和陈映真已神交多年,但对于辛普森,陈映真就完全是个陌生人了。

  第二天早上,辛普森又在我家吃早点,当天他就要回纽约。他在我家厨房连着吃了两天早点,厨房的电话响个不停,我则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电话和炉子之间跑来跑去,接电话,打电话,和美国各地的中国朋友讨论陈映真被捕的事。

  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家的厨房有这么多活动,这么强烈的情绪,又有这么好吃的食物。辛普森说。他面前摆着陈映真的英译小说和他的英文简历,准备带回纽约。

  电话铃又响了。出来了! 出来了,我哥哥出来了!

  我转身对Paul和辛普森大叫:他出来了! 他出来了!

  映澈继续说:不是释放呀,是交保候传呀,随传随到,案子还在侦察之中。

  侦察什么呢?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陈映真被捕三十六个小时以后,又奇迹般地获释。他不知道为什么被捕,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获释。他在《关于十·三事件》的文章里写他当时的心情:

  我在四日夜间九时许被送到警总军法处,开过一个谕知交保候传的庭,就由内人具保,回到家里。我立刻驶车到北投见我年迈的父母。在知道我被捕后一直出奇的安详,被一位年轻的治安人员赞誉“真有基督的生命的长者”的父亲,看见了我,才猛然拥我入怀,我泪落的跪俯在他抖战的怀中,不知是悲戚还是再生的喜悦……

  我和Paul仍坚持邀请陈映真来爱荷华,一年又一年,一直到一九八三年,台湾当局一再压制,我们一再努力,还有海外作家学者的声援,他终于来到爱荷华。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是他和大陆作家第一次见面。那年从大陆来爱荷华的是吴祖光、茹志娟、王安忆,还有台湾的七等生和香港的潘耀明。陈映真和祖国大陆的作家相聚,正是他多年想望的一天。他先一天到达,要和我一道去机场接他们。大陆的作家看见陈映真,也非常高兴。他们好像久别的家人,一见面就谈个不停,彼此好奇,彼此关怀。陈映真对他们说:你们说的话,我要记笔记的。他立刻言归正传。

  那年是中国作家在爱荷华最有趣最动人的聚会。吴祖光诙谐。茹志娟沉毅。王安忆敏锐,对人对事,都有她独特的见解,她最引人注意,打两条小辫,明丽透着点儿腼腆,偶尔冒出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多带批判性的。她对新鲜事物特别有兴趣,比其他中国作家活动都多一些。七等生风流去了。其他几位常到我家来,谈笑之中皆见性情,甚至透露政治意味。所有的作家都住在五月花公寓,就在我家这小山旁边。陈映真有时趿拉着拖鞋,端着一锅红烧蹄上山到我家来。看着他那神欢形忘的样子,似乎从往日的崎岖回归平常了,我衷心为他高兴。

  一天,吴祖光从密西西比河带回新鲜活鱼,陈映真建议蒸了下酒。潘耀明和吴祖光住在一起,他烧得一手好菜,当然是他下厨了。Paul一人留在家里,对我说:你去喝酒吧,机会难得。

  鱼蒸好了,陈映真还没到。

  吴祖光说:陈映真给国民党绑票绑走了。

  王安忆说:我听见他在走廊吹口哨。

  我们吃鱼,喝酒,不断给陈映真打电话,没人回应。鱼快吃完了,他来了。原来他在洗衣房洗完衣服,阿根廷女作家突然开门,请他进去喝杯茶。她谈到自己身世,犹太人家庭,父母从俄国去阿根廷,母亲有神经病,她精神压力很大。

  原来你吹口哨,她就开门了。我说。

  他笑说:她太老了,否则,洗也洗不清。

  他们到我家来看访问五位中国作家的录像带:丁玲,茅盾,艾青,巴金,曹禺。

  陈映真说:真过瘾,不必左顾右盼。

  我笑说:这儿没人打小报告。

  看完五位作家的访问后,他说:大陆上的作家吃了那么多苦。我所吃的苦算不了什么。

  在大陆作家之中,他对年轻的王安忆最关心,最好奇,也最赞赏。那时大陆作家的作品还不能在台湾发表。他在爱荷华一口气读完她送的几本集子。一九八四年,他将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发表在台湾的《文季》,也许是台湾初次发表大陆作家的作品。他认为“作为一个年轻一代的作家,她的焦点和情感,毋宁是明显地集中在年轻一代遭遇和感受的。她在作品中所透露的批判,虽然没有大陆年轻一代哲学家的深刻,但她所提起的质疑,却有王安忆的认真和诚实,感人至深”。

  当然,陈映真对第三世界的作家非常有兴趣。他特别访问菲律宾诗人、戏剧家和文学批判家阿奎拉(Reuel Molina Aguilla),谈论菲律宾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期间的文学和语言问题,以及目前的文学思潮。在长时间的访问中,最后他问到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阿奎拉的回答是:文学不能使革命成功。文学也不可能改变世界。文学只能唤起民众,唤起他们对公理、正义、爱好和平的意识。

  那年有位西班牙作家卡洛斯(Carlos Alvarez)。大家一同乘车到外地去游览,黠慧的巴勒斯坦女作家飒哈(Sahar Khalifeh)在他身边坐下。

  他只能说几个简单的英文字。她转身对我调皮地笑着说:他用尽了那几个英文字,我就过来和你聊天。

  你喜欢美国吗? 她问卡洛斯,说完和我一起大笑。

  喜欢。美国人。政府,不。

  你结了婚吗?

  没有。啊,结了。啊,没有。和一个女人一起。

  我们又大笑。

  为什么不结婚? 害怕女人吗?

  是的。离婚。

  他们就那样子用最单纯的语言,卡洛斯表达了复杂的个人历史。他在佛朗哥时期坐过好几次牢。他为被暗杀的共产党抗议,在外国发表文章,坐牢,为工人说话,坐牢。最后一次,判刑四年,在佛朗哥死时,大赦释放,坐了二十个月的牢。他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二年,是共产党员。

  我要访问你! 陈映真大声说,他正好坐在卡洛斯身后。

  那年秋天,Paul耳后骨发炎,感染细菌,多次去医院检查,终至动手术开刀,映真和我以及家人一同照顾他,和我患难与共。在医院等待室,我和他有谈不完的话,谈的多半是当时台湾的情况。

  你是个宗教家庭,怎么对左倾思想有兴趣? 我问。

  我爸爸从小就教我们,我们是中国人。所以从小我们就认为中国在那边,那儿才是我们的国家。父亲有鲁迅的书,中日对照。我拿来看,也不太懂。后来读中学,看书有些懂了。读大学时候,我在旧书摊找到一些抗战时期的书,和鲁迅的书正好配合。我的求知欲特别强,找很多书来看。那时日本外务部有个预备外交官到台北来学中文。他们那时就准备以后对付中共呀。他有许多关于中共的书。他说我可以去看,他还把钥匙给我,我可以随时去看书。后来,他要走了,对他下一任的人说:这个年轻人不错,书可以尽量给他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对我影响很大。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世界许多国家受到影响。到处是学生运动。我在牢里,有共产思想的人,有两派:一派赞成苏联式共产,另一派赞成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制度。

  你们在牢里可以谈共产主义吗?

  在放风的时候谈嘛。反正已经进去了,还怕什么? 哎呀,那时我真佩服文化大革命呀!

  我一九七八年、一九八○年去大陆,才知道千千万万人受到伤害。

  那时不懂嘛! 我们有个读书会。我弟弟老六,那时候读中学,他也受了影响,他把我油印的文字拿去印了,分给他的朋友看,他有另一帮年轻人。我完全不知道。他不让我知道。后来,我被抓,他也被抓了。我先在警总,后来在台东的监狱,最后三年在绿岛。一出狱就打开收音机,蒙在被子里听,刚好是《国际歌》,我眼泪直流。

  你第二次被捕,到底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放我,也不知道。我一进去,就要我填一种表。那种表是判刑以后才填的。

  我笑说:你对坐牢可是很有经验了。

  我第二次一进去,就叫我填表,我心想:完了。第二天,他们把皮带那些东西还给我,我还以为他们要把我带到别的地方去。直到我太太、岳母来保我,我才相信,他们真是放我了。

  一九八二陈映真在爱荷华那年,他父母在美国奥玛哈女儿家。十一月中旬,两老和女儿女婿以及两个外孙女,带了一桌酒席,特来爱荷华和我们聚会。陈伯父见到Paul,两人相拥流泪。他们邀请了所有的中国作家到我家,还有韩国诗人汉学家许世旭。陈伯父和吴祖光拥抱,也是泪汪汪的。

  陈伯父在饭桌上起立讲话,声音哽咽:十几年以前,映真出事,亲戚朋友全不来了。那是我家最黑暗的时期。那时候,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素不相识,却给我们很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我们家一向是向着大陆的,今天可以和大陆的作家们在一起,这也是因为他们两位的关系。我也要特别谢谢他们。

  Paul接着说: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今晚是我们在爱荷华最动人的一晚。

  陈映真在《现代主义底再开发》一文中写过:

  一个思想家,不一定是个文艺家。然而,一个文艺家,尤其是伟大的文艺家,一定是个思想家。而且,千万注意:这思想,一定不是那种天马行空不知所止的玄学,而是具有人的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思索的人的思索者,然后他才可能是一个拥抱一切的良善与罪恶的文艺家。

  陈映真就是具有人的体温,人的骨头,人的勇气的文艺家,一直在他称为“台湾当代历史的后街”中独行,即令现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仍然是寂寞的、焦虑的,在另一后街中踽踽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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