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立中:现代性的问题及处方:涂尔干主义的历史效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9 次 更新时间:2017-11-15 15: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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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立中 (进入专栏)  

一、引言

  

   涂尔干虽然是19世纪后期的一位社会理论家,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在当代中国,由于社会转型而出现的种种“失范”现象,使得我们所面临的社会情景与涂尔干当年所面临的社会情景至少在表面上有了几分相似性。人们试图通过参考和借鉴涂尔干当年提出的那一套理论思路,来理解和分析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及其所遭遇的一些问题和麻烦,涂尔干也因此而成为中国社会学家们格外关注的经典社会学家之一。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在这方面的大部分努力要么集中在如何应用涂尔干的概念和理论来描述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范”等现象,要么集中在如何更全面、准确和深入地去理解与把握涂尔干本人的思想内涵,很少有人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涂尔干当年在他那一系列著作中提出来用于解决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在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那些危机与问题的理论方案,如果真的付诸实施,其实际效果到底会怎么样?换句话说,就涂尔干自己期待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分析和解决的那些社会问题而言,涂尔干的理论是否真是一种有效的理论?与如何全面、准确、深入地去理解涂尔干的理论一样,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大课题。道理很简单:假如有事实能够表明涂尔干的那一套理论方案根本不能达到它所预期的那样一些实际效果,那么还何需借鉴它来理解、分析和解决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呢?

   本文的主旨就是试图参照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家的历史实践,来对“涂尔干主义”的实际历史效果做一次初步的考察和分析。本文试图表明的主要观点有二:1. 涂尔干在19世纪末所提出的那一套用来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危机的方案并不仅仅只是一套纸上作业,而确确实实是20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改革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 就解决19世纪自由主义现代性体制所面临的那些经济、社会与精神危机而言,涂尔干主义的解决方案确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它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具有较强的副作用,而这些副作用是我们在当前的情境条件下借鉴涂尔干理论时所不能不认真地加以考虑的。

  

二、什么是“涂尔干主义”


   我把涂尔干在他那一系列以探讨现代性为主题的著作(《社会分工论》、《自杀论》、《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道德教育》、《社会主义和圣西门》等)中提出来用于解决他所看到的那些现代社会问题的一套方案称之为“涂尔干主义”。因此,为了阐明本文所说的“涂尔干主义”这个术语的具体含义,我们就必须具体说明:涂尔干所看到并试图加以探讨和解决的那些现代社会问题到底是什么?涂尔干所提出的用于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具体方案是什么?就那些现代社会问题而言,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在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或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危机。用涂尔干自己的话来说,这些危机具体包括在以下这些方面:

   1. 经济危机。具体表现为19世纪频繁发生的“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这是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等著作当中最关注的现代社会问题之一。与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其他思想家一样,涂尔干也已经注意到,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正在“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从1845年到1869年,破产现象就增加了70%”(涂尔干,2000:314)。

   2. 社会危机。具体表现为进入19世纪以来同样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激烈的劳资冲突。涂尔干忧心忡忡地看到,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工业职能越是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就越激烈,远远超出了社会团结的水平”(涂尔干,2000:314)。在中世纪,工人和雇主双方几乎是平等的;到了15世纪,工人与雇主之间开始产生分离和冲突,但那个时候的冲突在时间、内容和程度上还是有限的;进入17世纪以来,随着大工业时代的降临,工人和雇主之间的裂痕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工人们的反抗越来越频繁,工人和雇主之间的斗争也变得越来越残酷。工人和雇主之间“永无休止的敌对状态”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涂尔干,2000:316)。

   3. 精神危机。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自杀率的上升。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后期不到50年的时间内自杀率在西方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里增长了3倍、4倍甚至5倍。“事实上,1826-1890年,普鲁士的自杀数字上升了411%;1826-1888年法国自杀数字上升了385%;1841-1877年奥地利自杀上升了318%;1841-1875年萨克森上升了238%;1841-1889年比利时上升212%”(涂尔干,1989:317-318)。

   涂尔干所关注的这些问题其实也正是19世纪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其他许多思想家们关注的问题。区别只在于涂尔干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和道路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意见。在如何诊断和解决19世纪西方发达社会所面临的上述危机这个问题上,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家们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思路:

   1. 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者们的思路。按照这条思路,西方发达国家当时所遭遇的那些危机主要是起源于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为核心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同在这个制度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要消除那些危机,就必须从根本上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变革,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制度来替代它。

   2. 密尔等自由主义者们的思路。与共产主义者们相反,他们认为当时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会遭遇那些危机并非是由于自由主义制度本身的某些特质,而是由于自由主义制度在当时尚不完善,自由尚未能充分地、平等地扩展到每一个人。因此,消除那些危机的办法不在于从根本上废除自由主义制度,而是要进一步改良和完善自由主义制度,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形式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密尔,1982)。

   3. 梅斯特尔等保守主义者们的思路。按照这条思路,当时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会遭遇那些危机,既不在于共产主义者们所说的那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不在于自由的不完全或不充分,而是由于随着社会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个人自由的高度扩展以及平等的社会发展趋势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因此,消除危机的办法既不在于推翻生产资料私有制,又不在于进一步拓展个人自由,而是要通过恢复各种古老的传统(“秩序、等级制、道德社会、精神权力、群体优于个人”等)来重建社会秩序(科瑟,1990:27)。

   4. 孔德等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们的思路。这条思路与保守主义者们的思路之间有着很大程度的重叠性。和保守主义者们一样,孔德也认为当时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那些危机,既不是源于资本家的私有制(他认为资本家私有制是工业社会中人们用来组织工业生产的一种必要形式),也不是源于自由的不充分,而是源于社会结构从前现代向现代类型的转型,源于工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所导致的个人主义的高涨以及传统社会秩序的崩溃。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是要重建社会秩序。但和保守主义者们不同的是,孔德并不主张通过恢复各种古老的传统来重建社会秩序,而是主张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与工业社会的特征相适应的新的社会秩序。

   作为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传人,涂尔干的观点总体上说属于孔德那一路,但和孔德又有一定区别。和孔德一样,涂尔干也将现代社会主要理解为“工业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社会)。工业社会是劳动分工发展的结果。劳动分工的发展改变了社会团结的基础,使社会联结的类型从“机械团结”(通过“集体意识”即“所有群体成员的共同感情和共同信仰”而把成员联结起来)转变为“有机团结”(通过功能上的相互依赖而将个体成员联结起来)。涂尔干认为这种转变过程从总体上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值得欢迎的现象:(1)拓展了人们的生存空间,缓和了人们之间生存竞争的残酷程度;(2)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3)扩展了个人的自由空间,促进了个性发展。然而和孔德一样,涂尔干很快就指出这种转变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其早期阶段存在着偏离正常状态的可能性。与各种“正常”状态的劳动分工形式不同,这些属于“反常”状态的劳动分工形式不仅不会带来新的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反而还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失序和社会危机。涂尔干认为,19世纪西方发达社会中的人们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情境。

   涂尔干指出了三种最重要的“反常分工形式”:失范的分工(缺乏有效规范调节的分工)、强制的分工(违背当事人本性和意愿的分工)、不适当的分工(岗位分布不当)。涂尔干最重视“失范的分工”,认为当时大多数社会问题都是源于“失范”(涂尔干,1989:14、326、328-329)。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涂尔干认为,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已经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关系缺乏必要和有效的调节规范;劳资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部分源于工人阶级对现实地位的不满,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社会失范使然。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一书中,这些看法得到了更详尽的发挥。而在《自杀论》一书中,各种现代自杀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归结为是“失范”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在涂尔干那里,“失范”乃被认为是当时社会各种危机最主要的根源之一。要解决现代社会所遭遇的各种危机,就必须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重建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消除现代社会的“失范”状态。

   那么,怎样才能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重建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以消除社会的“失范”状态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涂尔干与孔德之间产生了比较大的意见分歧。

   孔德曾经指出在现代社会重建社会秩序的两条基本途径:一是加强国家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调节作用,二是在全社会范围内重建人们之间的思想一致。这两种途径或措施都是着眼于在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现代社会整体层次上来实现社会整合。涂尔干不反对这类以社会整体层次为着眼点的整合措施,他认为这些措施的确很重要,但他认为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要重建社会秩序,光有这样一些整合措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1)现代社会中劳动分工的高度发展使不同职业劳动领域中的人在生活经验、心理意识等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全社会的共识虽然可以在一定层面上建立起来,但这一定层面上的共识其内容是非常空泛的,不足以调节各领域的具体社会活动(涂尔干,1989:323-324)。(2)国家也没有能力来对各有自己特点的职业活动领域进行全面的规范(涂尔干,1989:332;2000:35;2002:40)。(3)国家直接介入具体社会生活,容易与公众发生直接冲突,或直接受公众意见支配(涂尔干,2001)。

涂尔干认为,就现代社会而言,各种法人团体即职业群体以及职业群体层次上的集体意识和行为规范(职业伦理和职业规范)的建设,对于消除社会的“失范”状态、重建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来说具有更为关键的意义。这是因为与国家和全社会的公共意识相比,职业群体和职业伦理具有以下特点:(1)更贴近具体的社会生活,能随职业生活领域的变化而变化(涂尔干,1989:333;2000:43)。(2)具有更强的道德力量,能为人们提供最直接、最广泛、最持久的道德生活环境(涂尔干,1989:325-326,331)。由于这些特点,职业群体和职业伦理能够比国家和全社会的公共意识更好地调节具体的社会生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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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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