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我所认识的邱兴隆:其人、其事与其书

——《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代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6 次 更新时间:2017-09-22 14: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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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兴隆君的博士论文《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即将交付出版,其导师,也就是铁导师高铭暄教授,是当之无愧的作序者。邱兴隆邀我也为之作序,我答应了。因为邱兴隆其人共事或此或彼地与我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阅毕作为本书代跋的“学海沉浮录”,感慨良多,言至笔端。这就是此序的由来。

   我与邱兴隆的相识,是在1984年4月中旬。在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罚教研室主任鲁风老师的带领下,我、赵秉志、周振想、张智辉4人外出为收集硕士论文资料进行调研,从北京赴成都,由成都至重庆,过三峡抵武汉,经长江到上海,然后返京,历时月余。这是我第一次外出调研,顺便游览祖国大好河山。经重庆时(4月26日),我们一行到了西南政法学院,参观了歌乐山麓中的中美合作所旧址,印象颇深。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的全国惟一的重点政法预赛 校,我国著名刑法学院伍柳村教授、邓又天教授、董鑫教授均在此任都。为我们的到来,西南政治学院刑法教研室全体教师还专门开会,听取我关于硕士论文写作构想的汇报,并提出意见。这种隆重的场景,我想,在此后的硕士生论文调查中再也不会有了。因为我们毕竟是1980年《学位条例》出台以后招收的首届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当时全国与我们同届攻读刑法的硕士也不过13人。午饭过后,我们到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宿舍埋走访。因该校未招收与我们同届的刑法专业硕士生,而比我们低一届的刑法硕士生也正好不在,我们来到了比我们低两届、当时是研究生一年级的邱兴隆等的宿舍。不时在宿舍条件十分简陋,我们的真诚访时间也有限,因此,我们只是作了简单的交谈就离去了。首次相识,印兴隆这个人只给我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

   回京以后,我收到《法学杂志》1984年第1期,该期新设了一个“青年论坛”栏目,我的处女作论文“论我国刑法中的间接正犯”就发表在该栏目,同期该栏目发表的还有邱兴隆的一篇文章,题目我忘了。我又拉近了我和邱兴隆之间的距离。

   此后就是论文写作,至1984年12月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大约在1985年2-3月份,我将硕士论文“论我国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寄给了邱兴隆一份,此后我们便开始通信交往。在通信中,我谈了刑法理论应当以罪刑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想法,正好与邱兴隆不谋而合,这就奠定隐们此后合作的基础。1985年7月4日我在日记中记载:“收到邱兴隆来信,没想到,关于罪刑关系,我和他不谋而同。他已经有所研究,并有些材料。马上给他回信,谈罪刑关系。”从我的日记看,此后一段时间通信频繁,只是记载简单,通信内容记不清了。到1985年8月20日,当天日记记载:“收到邱兴隆电报,21日上午到(京),要去接他”。8月21日日记记载:“上午去火车站接邱兴隆”。这是邱兴隆第一次到北京,为硕士论文搜集资料,其间我们多次讨论罪刑关系。

   1986年,在我和周振想的鼓励下,邱兴隆报考高铭暄教授的博士生。我曾向高师面荐邱兴隆。正如邱兴隆本人在“学海沉浮录”中所言,他的英语成绩不甚理想。但经高师的力争,邱兴隆和王勇、李海东一同入学,成为86级刑法专业博士生。该年10月邱兴隆入学以后,我们有机会当面切蹉,很快着手“罪刑关系论”一文的写作,论文写完后投给“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并经反复修改,发表于该刊1987年第4期。同年10月,我又与邱兴隆合作完成了“罪刑关系再论”一文,分上、下两篇,约2万字。上篇是对历史上的三个刑法学体系(行为中心论、行为人中心论和前苏联的社会危害性中心论)的反思,主要由邱兴隆执笔;下篇是对我国刑法学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主要由我执笔。后将下篇打印,以“刑法学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为题作为提交在烟台举行的1987年刑法学年会的论文。该文后发表在《法学研究》1988年第5期。上篇则未发表,后来,我在《刑法哲学》中采用了本文的内容。

   此后,我忙于写作博士论文,未再与邱兴隆合作。但罪刑关系论作为一个刑法学理论的命题,成为我后来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邱兴隆也开始忙于写他的《刑罚学》,该书1988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我对《刑罚学》一书始终予以高度的评价,正是这部书的出现提升了我国刑罚理论的水平。在此期间,我和邱兴隆的学术交流一直在持续。邱兴隆对刑罚理论情有独钟。记得在他临近毕业的时候,一度想到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工作,曾经对我谈起,如果到该所工作,就以匿名的形式假充囚犯到监狱体验一段时间监禁止生活,除监狱长以外,其他人一概保密,以便体验到原汁原味的监狱生活。对他的这一当“志愿囚”的想法,我深以为然。因为研究刑罚的人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监狱生活,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不曾想,这种监狱生活(严格地说,是看守所的囚禁生活,但看守所的囚禁生活比监狱生活更为恶劣与黑暗)不用刻意追求,在后来就不期而然地降临邱兴隆身上。一言成谶语,预想化为现实,此是后话。行文至此,我想起孟子的那句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诚哉斯言。

   正如邱兴隆在“学海沉浮录”中所言,他的变化起因于1987年底的海南之行。当时海南建少在即,10万人才赴海南,烘托起全岛的一派繁荣。对此,邱兴隆心有所动,人虽在岸,心先下海,开始成为一名准书商。自从邱兴隆从海南回来,可以看出他精神面貌的变化:少了书生气,多了商人味。从此,邱兴隆是身在学校心在商海,无心向学。因此,他1989年的博士论文选题由《刑罚根据论》改为《刑罚功能论》,文章基本上是其硕士论文的简单护充。就在举行博士论文答辩前不到一个月,即1989年7月20日,邱兴隆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出版”为名收容审查。这一收审就是185天。

   在1990年春节前一天,邱兴隆被取保候审。记得当天下午5点多钟,邱兴隆获自由后马上来到不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红二楼120房间的我家。只见邱兴隆面容憔悴,衣衫褴褛,我当即安排他洗澡、吃饭,饭后陪他去中友商场购买全套衣服。就在陪他去中友商场的途中,在对他予以一番安慰后,我也曾劝他说:“这一次收审虽然是错的,但你以后也要注意,不要折腾了”。谁知,邱兴隆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次吃了这么大的苦,对后再大的苦也不怕了。”颇有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术和那句著名台词:“有妈的碗酒垫底,我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所表达的气概。虽然邱兴隆也各市地是因为对司法错误的强烈不满才基于逆反心理而口出此言,但是,我从他的话中也感到他似乎已无上岸之意,由此,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担忧。当然,我当时没好意思对邱兴隆说出这种感觉与担忧。

   到1990年9月,邱兴隆不辞而别,彻底失踪了。我则依然坚守在学校 ,那是一个商潮涌动、人心浮躁、人文衰落、斯文扫地的时期,对于象我这样潜心向学的人来说,充满了一个压抑感。正是这种氛围下,我于1991年完成了《刑法哲学》一书的写作。该书架构了一个罪刑关系中心论的刑法学理论体系,它就是在我和邱兴隆合作的“罪刑关系论”一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为我以后的刑法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当我写《刑法哲学》的时候,邱兴隆已经失踪,在我写于1991年9 月22日的《刑法哲学》一书的后记中,我以这样的口吻提及邱兴隆:“在此,我还要提到一位与本书写成具有重要关系的人,这就是邱兴隆君。我在1985年就开始与还在西南政法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邱兴隆通信讨论罪刑关系问题,自他于198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后,这种讨论更加深入,并合作发表了有关罪刑关系的论文。可以说,本书也包含着邱兴隆君的一份心血”。这里的“一份心血”并非虚言,确是实情。《刑法哲学》一书尽管我自己很不满意,但它成为我的代表作,给我带来了一定的声誉。据邱兴隆后来告诉我,在1991年底,他在火车旅行途中巧遇其学长程燎原先生,而程正好在此次到北京公干时与我见过面,知道我的《刑法哲学》一书即将出版,因而与邱兴隆谈起过此书。但邱兴隆此时对学界之事已经没兴趣,因此,他始终未见过此书。直至1998年2月出狱,邱兴隆已经萌生回归学界之心,因而想了解他离开学界这段时间刑法理论的发展情况,因此,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书店购买了我的《刑法哲学》等书,当即阅毕。就在他出狱后与我的第一次通话中,邱兴隆在对我在该书后记中如实记载隐与他的合作过程而深表感动,同时也谈了一些他对《刑法哲学》的看法。此时,距离该书的出版已是6年之后。

   自从邱兴隆失踪,就再也没有他的音讯,偶尔听说他重操旧业,又涉足书界,在石家庄一带活动。1992年11月,在西安参加刑法学年会,我认识了硕士生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刑法专业、当时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的张金龙先生。后文要专门提到,此君与邱兴隆的重获自由关系重大。我与张金龙十分谈得来,会议期间他还就《刑法哲学》中的某一问题与我切蹉。当时我向张金龙说起邱兴隆的为学与为人,并说邱兴隆在石家庄一带活动,以后若有机会,遇到邱兴隆,代为致意。

   后来,从《读者文摘》(现已改名为《读者》)的一则启示上,我得知邱兴隆因涉嫌参与盗版《读者文摘》精华本而被石家庄警方收审。知道邱兴隆下落以后,我曾经多次委托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高法政学员的打听邱兴隆,请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关照。我还于1996年8月为一个案件到过石家庄,并到石家庄市公安局看守所会见过被告人,当时还想印兴隆是否关押在这里。久而久之,邱兴隆逐渐被淡忘了。

   记得在1997年5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来自石家庄的电话,来电话者是张金龙。自1992年西安一别,我再也没有与联系过,后来才得知他已经下海当律师。张金龙在电话里对我说:“邱兴隆找到了,我正在为他当辩护律师。”这时,我才想起在西安时对张金龙的交待,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始终记得。原来,张金龙同所的一位律师为一名辩护。张金龙偶尔拿起见过邱兴隆,但马上想起我在西安向他谈起过邱兴隆。因此,张金龙主动到审理此案的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打听邱兴隆是否聘请了辩护人,并对办案人员表示,如邱兴隆本人同意,他愿担任邱的辩护人。此时,印兴隆恰好因胃出血而住进了监狱医院,邱兴隆的家人经法院办案人员的介绍,找到了张金龙,后征得邱兴隆的同意担任了他的辩护人,开始了艰难的诉讼过程,并为邱兴隆提供了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帮助。对此后了兴隆在《刑罚理性导论》后记中有真切的叙述。

在与我通话后没有几天,张金龙带着邱兴隆的起诉书来北京见我。我看了起诉书后大为不解,此时已是1997年刑法修改以后,投机倒把罪名早就被取消了,而且刑事诉讼法也已于1996年作了修改。但在1997年起诉至法院的起诉书竟然用的是一份文号为1994年的起诉书,罪名为投机倒把罪。根据张金龙的介绍,在邱兴隆一案发生在1993年,由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一直结不了案。但在1994年,正值全国开展“扫黄打非”运动,为了抓典型,邱兴隆案在邱兴隆等被收审1年零5个多月后,上报了省委宣传部,随之作为重大案件引起了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人的重视,邱兴隆等被匆匆转为逮捕。但是,由于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院多次退回补充侦查,因而久拖不决。从起诉书所描述的案情来看,邱兴隆并非这起盗版活动的主谋者,而只是因为债务上的原因为他人联系了一家印刷厂,证明其主观上明知该印刷品为盗版的证据并不充分。主谋者在逃,被起诉的是印刷厂的厂长和代为联系印刷的邱兴隆。看完起诉书,我始知一起惊动省委主要领导人的重大案件原来是这么一种案情,不禁心里松了一口气。原来还以为邱兴隆犯了什么十恶大罪, 不过如此。我和张金龙讨论了无罪辩护的思路,并托他带去500元钱供邱兴隆花销。同时,我还介绍张金龙去找邱兴隆在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时的同学胡云腾,他此时已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我知道胡云腾是兼职律师,具有丰富的辩护经验与较强的辩护能力,也许能够为张金龙的辩护提供某种帮助。后来,胡云腾果真与张金龙道为邱兴隆重获自由奔走呼号,在邱兴隆案件的最终解决上起了关键性作用。此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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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醒龙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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