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鹦鹉救火与铸剑复仇

——胡适与鲁迅的济世情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7 次 更新时间:2017-09-09 23: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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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胡适和鲁迅以其鲜明的特点分别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两翼。他们所传述和改写的鹦鹉救火和铸剑复仇这两个古老的故事,非常形象地传达出了建设者和革命者两种情怀的不同。这里既有反抗目标以及斗争策略的不同,更有审美意识和气质性情以及学识修养的迥异。同是理想主义者,都在反抗压迫,但基于各自的精神气质与哲学渊源,一则苦口婆心、理性冷静,一则痛快淋漓、深刻而偏激,这也内在于其所选择的文体——“论文”抑或“杂感”之中,而形成现代思想史、文学文化史的双峰。

   读过鲁迅作品的,大都对《摩罗诗力说》之强调“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印象极为深刻[1],且认定此乃鲁迅的夫子自道。至于胡适,《尝试集》中有一首说理诗,讲“威权”如何“坐在山顶上”俯瞰人间,最后被反抗压迫的掘墓人打倒——“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2]问题在于,当初反对威权的,日后可能成为新的威权,是否换汤不换药?还有,挖空山脚底的“锄头”到底来自何方,是否真的那么有效?大家都在追求翻身得解放,需叩问的是谁在反抗、如何反抗、反抗的过程及效果,还有,旧的“威权”倒塌后,建立起来的是否就是理想的新世界。

   好在新文化人虽立场基本一致,但都强调独立判断与自由表达:“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3];“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4]。这里的差异,既有先天的气质与性情,也有后天的教养及环境。就以鲁迅(1881—1936)与胡适(1891—1962)这两位深刻影响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伟人来说,其差异性几乎一目了然,可你很难非此即彼。具体的应对措施,确有对错与高低;但基本立场没有太大的差异,裂缝主要缘于理想与现实、激进与保守、言论与行动、自我与社群,乃至阴阳柔刚的性情等。多年前,面对如何“在五四时代的人物中择一而交”的提问时,我的答复是:“作为研究者,我多次谈及晚清以及五四的魅力——这个魅力来自思想、学问,也来自人格力量。不愿意‘择一而交’,但私底下,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5]理解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与理论模型,但不将其绝对化、理想化、本质化,而是承认二者常处于流转变动中,各自都在根据时代潮流与自身志趣不断地调整方向,以达成最佳的精神及工作状态。

   具体到本文的标题,为何年幼的胡适在前,那是因为话题往往由他引起。此外,别无深意。

  

一、鹦鹉救火与铸剑复仇

  

   都是饱读诗书之士,撰文时喜欢借古论今,有两个典故或意象——胡适的“鹦鹉救火”与鲁迅的“铸剑复仇”——很能传达各自的精神气质与政治智慧。

   胡适1929年12月为新月书店版《人权论集》撰写序言,其中有这么一段:

   周栎园《书影》里有一则很有意味的故事: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

   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6]

   来源于佛经故事的“鹦鹉救火”,胡适是从明末清初周亮工(1612—1672)的见闻札记《书影》中读到的;鲁迅则不一样,1909年秋至1911年底辑《古小说钩沉》,收周《青史子》至隋侯白《旌异记》等散佚小说36种,其中就有《艺文类聚》卷九一引刘义庆《宣验记》的这则故事:

   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爱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月,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沾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救,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7]

   《古小说钩沉》虽然早就完成,但1938年6月方才首次印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鲁迅全集》第八卷;因此,胡适撰文时没有见到,只能从周亮工那里转述。

   胡适为《人权论集》撰序,以“鹦鹉救火”表达自家的心境与情怀。可惜的是,不仅未见“天神嘉感,即为灭火”,还险些被当局“肉体解决”。但在胡适本人,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党国体制建立的关键时刻,质疑当局的专制暴力,虽无效果,却是尽到了读书人应有的责任,“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如此不时犯颜直谏,但又不忍离去,贯穿胡适整个一生。

   救火的前提是认定这屋子以及居住其中的人值得爱惜,这才需要竭尽全力抢救。若此屋本就没什么存在价值,大火说不定还可烧出一个新世界。左翼作家并不认可胡适的救火情结,关键就在这里。1933年瞿秋白和鲁迅合撰《王道诗话》[8],如此回应胡适的心情与努力:“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更刻毒的是那首打油诗——“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9]只因传闻“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于是鲁迅等认定胡适之所以表白救火情结,乃“好向侯门卖廉耻”。传说归传说,胡适1932年12月应老朋友朱经农(时任湖南省教育厅长)的邀请到长沙演讲,日记里有详细记载,包括12月6日离开长沙,省长何键来送行并赠送礼品和旅费四百元。那天的日记还提及这四百元旅费的推却与接纳,扣除买车票的钱,“总计还可余两百多元”[10]。

   其实,关键不在演讲费到底是五千还是四百,而在此时鲁迅与胡适因牛兰事件而彻底翻脸。牛兰本名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为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因当局在其住处查抄出不少共产国际文件,足证其间谍身份,故以“危害民国”罪审判。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展了积极的营救活动。胡适不了解背后的力量角逐,纯以书生之见,撰写《民权的保障》,批评“离开了法律来谈民权的保障”:

   前日报载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正是一个好例子。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该的责任。[11]

   在正常社会以及一般人眼中,胡适的论述很有道理;可对于志在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此等论述确实是“能言鹦鹉毒于蛇”,因此,将其开除出与中共反蒋抗日立场相一致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12]。

   约略在此期间,鲁迅还有一篇文章,不指名,但很容易对号入座。1932年11月22日,鲁迅应邀在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题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此文初刊 1932年12月17日天津《电影与文艺》创刊号,经作者修改后入《集外集拾遗》。前面是泛论,很深刻:“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后半篇切入当下,有明确的批判对象:“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则如现代评论派,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一样——他们是刽子手。”[13]王世杰主持的综合周刊《现代评论》(1924—1928),以其“不主附和”的独立精神和“不尚攻讦”的研究态度著称,团结了一批很有学养和才华的欧美派知识分子。胡适虽未直接参与编辑工作,但在上面发表多篇文章,称其为“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一点都不过分。时隔多年,与陈西滢围绕女师大的论争早已过去,鲁迅这个时候重提现代评论派,明显针对的是风头依旧很健的胡博士。

   鲁迅为何那么讨厌早年的同道胡适,有政治立场的分歧,有人事的纠葛,但更重要的是各自的精神气质与思维方式。鲁迅不喜欢温文尔雅、苦口婆心的“鹦鹉救火”,更愿意采取痛快淋漓的“铸剑复仇”。这就说到鲁迅的“故事新编”之一《铸剑》。此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27年4月25日、5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八、九期,原题《眉间尺》,1932年编进《自选集》时改为现名,后入《故事新编》。

   眉间尺复仇的传说,托名魏曹丕所著的《列异传》中有记载(鲁迅辑《古小说钩沉》时曾收录),晋代干宝《搜神记》的内容与之基本相同,只是叙述更为细致。我关心的是,本就一句“王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王,王头堕镬中;客又自刎”,鲁迅居然驰想天外,发展出以下好几段精彩的描述:

   黑色人也仿佛有些惊慌,但是面不改色。他从从容容地伸开那捏着看不见的青剑的臂膊,如一段枯枝;伸长颈子,如在细看鼎底。臂膊忽然一弯,青剑便蓦地从他后面劈下,剑到头落,坠入鼎中,淜的一声,雪白的水花向着空中同时四射。

   他的头一入水,即刻直奔王头,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几乎要咬下来。王忍不住叫一声“阿唷”,将嘴一张,眉间尺的头就乘机挣脱了,一转脸倒将王的下巴下死劲咬住。他们不但都不放,还用全力上下一撕,撕得王头再也合不上嘴。于是他们就如饿鸡啄米一般,一顿乱咬,咬得王头眼歪鼻塌,满脸鳞伤。先前还会在鼎里面四处乱滚,后来只能躺着呻吟,到底是一声不响,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

   黑色人和眉间尺的头也慢慢地住了嘴,离开王头,沿鼎壁游了一匝,看他可是装死还是真死。待到知道了王头确已断气,便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14]

   如此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就为了痛快淋漓的复仇,这真应了《尚书·汤誓》那句“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相比起“救火”的尽力而为,但不一定葬身火海;以命相搏,有去无回的“复仇”,无疑更为决绝,更为果敢,也更具悲剧意识。至于是否更有利于创建新中国,则言人人殊。


二、革命与建设


   这就说到反抗目标以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如何制约着文人与学者的论述立场。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是有良知的,反抗压迫,追求解放,问题在于路径与方式——除了国共两党(本是同根生,组织形式及纪律等都学苏联)的截然对立,最大不同在于怎么看待革命与建设。很长时间里,大陆学者多认为胡适很肤浅,远远比不上鲁迅深刻。如李泽厚在《胡适·陈独秀·鲁迅》一文中称:“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可言。他的政治见解、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如所谓‘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之类),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15]其实,主张建设的,必定比提倡革命的“肤浅”——因为你得考虑现实条件以及可行性。

晚清以降,“革命”一词风行,甚至可能演变成让人讨厌的文字游戏,也就是鲁迅所嘲笑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1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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