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胡适容忍理念的形成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3 次 更新时间:2017-08-07 10: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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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刚  

  

   [摘 要] 本文侧重指出胡适容忍理念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历程。早年他受母亲与女友韦莲司的影响;留学归来后受梅光迪、陈独秀、鲁迅等论敌的刺激;1940年代则受到他的老师布尔教授与苏俄式政党的刺激;而到了1950年代,胡适侧重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容忍的因子,致力于将西方的容忍理念与中国传统文中的容忍因子融会贯通,进而形成了胡适独特的容忍理念。

  

   [关键词] 胡适;容忍;自由;形成历程

  

   1959年,晚年胡适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了《容忍与自由》。此后不久,他又在《自由中国》茶话会上做了同题演讲,演讲稿也整理成《容忍与自由》公开发表。由于这两篇文章的巨大影响力,后世学者在论述晚年胡适的思想变迁时,大多侧重于阐释晚年胡适的“容忍”思想,比如,余英时先生的《重寻胡适历程》,李建军先生的《容忍即自由:胡适的政治思想历程》等等。其实,关于“容忍”的思考,胡适早年就提出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这一思想的认识日益深刻与成熟。胡适的容忍理念,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也有不同的表现。

  

   笔者撰写此文,试图梳理胡适容忍理念的形成历程,并揭示其形成因素。笔者拟从两位女性的影响、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论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位美国学者的影响、“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与“正义的火气”的提出等方面来系统阐释。

  

   一、胡母与韦莲司:两个女性对其“容忍”理念的影响

  

   胡适“容忍”的个性深受其母影响。这一点他在《四十自述》中有生动的回忆,他写道: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0页。

  

   早年,胡适从其嫂子“生气的脸”上感受到“不容忍”的可怕;而在母亲身上,则认识到了“容忍”的重要。在提到自己母亲的性格时,胡适也曾写道: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第51页。

  

   性格方面,胡适深受其母影响,尽量容纳人,在做人处事上尽量做到容忍迁就。在这篇回忆文章的最后,他还写道: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第51-52页。

  

   如果说,胡适个性上的“容忍”源于他母亲的言传身教,那么,他深入思考这一理念,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美国求学时期的女性朋友韦莲司。韦莲司对胡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本书上,一本是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一本是毛莱的《论妥协》。

  

   先说《论自由》。这本书,胡适早在中国澄衷中学读书时就已读过,当时严复将之翻译为《群己权界论》。1911年,留美的胡适订购了哈佛校长主编的《五尺丛书》,这套书中也有《论自由》,这一时期,胡适也曾读此书。1914年,胡适结识韦莲司,为其不修边幅特立独行的行为倾倒,让其想到了约翰·穆勒的那句名言:“今人鲜敢为狂狷之行者,此真今世之隐患也。”*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一册,台北:联经出版社,2004年,第518页。

  

   后来,韦莲司与其母发生了矛盾,是应该相互容忍迁就还是各行其是呢?韦莲司征求胡适的意见,对此,胡适的回答是,按照东方人的观点,应该容忍迁就,不过要是按照约翰·穆勒的观点,则应该捍卫个人的思想行为之自由。收到胡适的信后,韦莲司在回信中引用了刚多塞与毛莱的几句话,其中引用刚多赛的话说道:

  

   “做好事情不够,还必须用好方法去做。当然我们要打破一切错误,但一下子把那些错误都打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学一位谨慎的建筑家的样,如果不得已要拆掉一座房子,又知道这座房子的各部分是接合成一体的,便在动手拆时要做得不让房子倒掉,以免危险。”*按:胡适日记中这段话为英文,为便于理解,这里采用了徐高阮的译文。参看徐高阮: 《胡适和一个思想的趋向》,台北:地平线出版社,1970年,第34页。

  

   也就是说,手段与目的要相互适应,要遵循基本的程序正义的原则。

  

   在谈到儿女与父母的冲突时,韦莲司还引用毛莱的话:

  

   “不论直说不相信造成的痛苦多么大,作者以为人生当中有一种关系,而且只有这一种关系,使我们有理由要沉默,尽管在别处是应该说话的,这就是儿女与父母的关系。”*按:胡适日记中这段话为英文,为便于理解,这里采用了徐高阮的译文,参看徐高阮: 《胡适和一个思想的趋向》,第34页。

  

   毛莱这段儿女容忍父母的言论,让胡适对毛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从韦莲司手中借来毛莱的这本书仔细阅读。1914年11月26日,在阅读此书时,胡适发现毛莱的思想与约翰·穆勒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毛莱此书是对约翰·穆勒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周质平:《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8页。12月6日,胡适在自己的留学日记中又记载了毛莱子爵的相关事迹。*周质平:《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4页,注释1.。12月7日,在给韦莲司的信中,胡适提到读《论妥协》不忍释手,给他带来了巨大乐趣。*周质平:《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11页。12月17日,是胡适23岁的生日。为庆祝生日,他给自己买了《论妥协》作为生日礼物。*周质平:《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17页。1915年1月25日,在跟杰克逊牧师交流时,胡适再次提到这本书,并且给他朗读了几个精彩的片段。*周质平:《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4页。

  

   可以说,韦莲司给胡适推荐的这本书,对胡适有巨大的影响。后来,他在《我的信仰》中写道:

  

   莫黎的《论妥协》(On Compromise),先由我的好友威廉思女士(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s)介绍给我,她是一直做了左右我生命最重要的精神力量。莫黎曾介绍教我:“一种主义如果健全的话,是代表一种较大的便宜的。为了一时似是而非的便宜而将其放弃,乃是为小善而牺牲大善。疲弊时代,剥夺高贵的行为和向上的品格,再没有什么有这样拿得定的了。”*胡适:《我的信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2013年,第15页。

  

   不仅如此,在给青年推荐好书时,胡适也曾多次提到这本书。1925年2月21日,胡适在《京报副刊》上开了“青年必读书十部”,他推荐了5本英文著作。其中就有John Stuart Mill(约翰·穆勒)的On Liberty(《论自由》) 和John Morley(毛莱)的On Compromise(《论妥协》)。*王世家编:《青年必读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页。

  

   可以说,因为韦莲司的缘故,胡适再次阅读了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并由此阅读了毛莱的《论妥协》,这两本书让胡适对容忍的理念有了深刻的领会。此外,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还提到康奈尔大学校友房龙那本最有名的《宽容》,此书可能对胡适的容忍理念也有一定的影响。

  

   二、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几场论争:在实践中思考

  

   母亲和韦莲司对其容忍理念的影响,大多还停留在个性与理论层面上。此后,在与论敌的论争过程中,胡适则从亲身实践的层面上认识到了容忍的重要。

  

   论争先是发生在胡适与梅光迪身上。两人在白话文问题上产生了分歧。1916年10月5日,梅光迪给胡适写信说:

  

   足下数次来片,立言已如斩钉截铁,自居为“宗师”,不容他人有置喙之余地矣。夫人之好胜,谁不如足下。足下以强硬来,弟自当以强硬往。处今日“天演”之世,理固宜然。此弟所以于前书特恃强项态度,而于足下后片之来竟不之答者也。*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8-169页。

  

   由此可见,虽然胡适从思想层面上认同了容忍的理念,但在实践层面上,当他面对论敌时,未免还有“不容他人匡正”的独断气质。

  

   胡适的这一态度让梅光迪心生反感,他也采取了以硬对硬的方式。这就让文学论争陷入了意气之争而非学理探讨。对青年胡适不容忍的行事作风,梅光迪也曾有过规劝。1920年3月2日,他给胡适写信说:

  

   “今日言学须有容纳精神(The spirit of toleration),承认反对者有存立之价值,而后可破坏学术专制。主张新潮之人,多不如此。凡倡一说,动称世界趋势如是,为人人所必宗仰者,此新式之学术专制,岂可行于今日之中国乎。”*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第178页。

  

   1910年代,关于容忍的论争,还有胡适与陈独秀的分歧。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看到陈独秀“不容别人匡正”的话后,深感不安。1917年4月9日,他在《寄陈独秀》中写道:

  

   “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寄陈独秀》,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第22页。

  

   对胡适的这一态度,陈独秀不以为然。1917年5月1日,他在《新青年》上回应说: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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