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重思胡适》:1962学人重估胡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9 次 更新时间:2015-01-28 21: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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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刚  

   1962年,胡适心脏病猝发逝世。五十年后,任剑涛、许章润、高全喜等一群1962年出生的学者,以纪念胡适的名义聚在一起,重新审视与反思胡适,于是也就有了这一本《重思胡适》的学术著作。幽默一点说,任剑涛、许章润、高全喜等先生可谓是胡适的“转世灵童”了。

   一般一个人死了,应该就可以盖棺论定了。然而,胡适却是个例外。从反传统到对传统的温情与敬意,从开学术风气到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从胡适的小脚太太到他的情人,关于他的议论至今也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很难得的是,在对胡适的价值论断上,这些1962年出生的大陆学者,达成了一些共识,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学界对胡适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学者高全喜从蒋介石给胡适题写的挽联入手,向我们展示了胡适调和新旧,不偏不倚的文化姿态。在他看来,这正是古典现代性在胡适身上的恰切体现。胡适温和的态度与清明的理性,很容易让人想起古语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与以前学界多批判胡适保守的论断截然不同。

   与高全喜类似,许章润在谈到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时写道:“就以胡、蒋关系而言,君臣之间,即离两端,德位二极,可谓做到极致了。在那样的严酷条件下,他们都努力做到极致了,可算是老中国人的一脉路子。”

   这也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了。以往的学界,要么谴责胡适在蒋介石面前缺乏独立性,做了蒋介石的帮闲;要么以胡适来证明蒋介石不听劝诫,一意孤行的独裁。其实呢,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胡适从来都保持他的独立性,在需要对历史做交代的重要关口上,他从来没有含糊过。而蒋介石呢,虽然在日记中对胡适恶语相向,但是在公众场合,基本都保持了对胡适的礼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容纳异己”的风度。

   同样的,任剑涛从胡适的家国认同出发,对胡适1949年的人生抉择表达了理解之同情。以往的学术界,对胡适1949年离开大陆,普遍有不满,很多人甚至以此来论定胡适不爱国。毕竟当时有“毛泽东让胡适做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说法,他们对胡适的离开,表示惋惜。

   对此,任剑涛有不同看法,他详细比较了国共两党的行事作风,对胡适为何选择离开大陆做了精彩的学理论述。应该说,胡适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体现了胡适对政治形势的精准判断,也体现了胡适的人生智慧。

   这些对胡适认同的背后,其实也是学术界多年以来反思激进主义的一个表征吧。

   希腊史家普鲁塔克有句名言曰:“对伟大思想领袖的无情,是强大民族的特征。”这些1962年的学者,在高度评价胡适的同时,也反思了他的一些迷失。

   比如,在对土地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看法上。学者陈志武指出,胡适一方面主张自由主义,但另外一方面却主张土地公有制与计划经济。要命的是,建立在不尊重私有产权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制度,必然会通往奴役之路。可以说,这是胡适思想上的一大死穴。或许正是有了这一思想缺失,胡适才会在1926年前后对苏俄产生了巨大好感吧!

   对于胡适为什么会不重视产权制度,陈志武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那就是胡适留学美国时期的成绩单。胡适留美时,许多科目都是优等,唯有经济学方面,仅仅是勉强及格而已。或许正是在留学时期经济学理论方面的薄弱,才导致胡适思想的迷失吧。

   陈志武认为,胡适的这一迷失,直到1953年3月5日在关于哈耶克《到奴役之路》的演讲中才真正认清这一问题。而在我看来,其实胡适在193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1934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建设与无为》。文中写道:“我不反对有为,但我反对盲目的有为;我赞成建设,但我反对害民的建设。盲目的建设不如无为的休息。”

   此时的胡适主张无为,其实已经意味着他对计划经济的否定。

   到了1945年,胡适明确否定了计划经济。1945年2月3日,在给资源委员会成员王征的信中,胡适写道:

   关于我们曾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近来也偶然想想,我还是感觉今日国内的朋友们太注重大规模的建设计划了。套一句老话:“为政不在多计画,在力行如何耳。”这一句两千年的老话,在今日仍有一部分的真实性。大乱之后,应该多注重与民休息。政治的纲纪不可不立,经济的骨干不可不有,交通的纲领不可不完成。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句话源出于主张自然无为的老子。后人多注重“不漏”二字,而忘了“恢恢”二字和“疏”的一字。疏是不细密,恢恢是大而宽。“恢恢而疏”,老百姓才能充分发展其自身的能力,从各方面谋生存,谋树立,谋发展。我曾听我家乡老辈说他们的祖上在太平天国乱后的恢复情形,故深信老百姓有此恢复能力。所虑者“天网”或太密耳。

   这里,胡适反对的对象就是以翁文灏、钱昌照、王征等人为代表的资源委员会。这些资源委员会的委员,出于对计划经济的迷恋,在抗战时期组建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并且以抗日救国的名义,大规模鲸吞民营经济,形成了一股“国进民退”的潮流。抗战胜利后的官僚资本主义,其实就是资源委员会实行“国进民退”策略的后果而已。

   对于资源委员会的这些举措,胡适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也意味着他对计划经济的彻底抛弃。到了国共内战时期,当国民政府的经济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时,胡适向蒋介石推荐了蒋硕杰、刘大中等经济学家来帮助国民政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蒋硕杰恰恰就是哈耶克的学生。倘使此时的胡适还迷恋计划经济,他又怎么会推荐哈耶克的学生呢?

   对于私有产权,胡适在1948年也有了新的体认。1948年,在《当前中国文化问题》一文中,胡适写道:

   我走过许多国家,我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经济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经济自由。俄国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来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减轻了多少?经济自由得到了没有?牺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经济自由的,历史上未有先例。

   在这里,胡适重点强调了经济自由,而严格的私有产权制度恰恰是经济自由的基础。此外,这里胡适批判的对象,就是苏俄。鉴于苏俄不尊重私有财产的历史,胡适开始重新认识到“私有财产”在捍卫人的自由方面的重要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的确认,并不是在1950年代,而是在1940年代,甚至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胡适的思想迷失,似乎是在1920年代后期的那几年。

   陈志武之外,单世联在《信念与错觉——评说胡适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的一些观点》中也对以胡适为首的一些知识分子进行了理论反思。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一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像蒋廷黻、丁文江等人,到了1930年代,竟然都开始公然提倡“新式独裁”?

   结合当时的时代潮流,单世联认为:当时意大利的法西斯、德国的纳粹、苏联的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都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而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日本的侵略危机。于是,在迅速富强与个人自由之间,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临着非此即彼的抉择。这也正是胡传胜所提出的那个疑问:是不是富强与复兴是至高价值,而另外的价值,不管是自由,民主,科学等等,都是次一级的价值呢?最终,蒋廷黻、丁文江选择了富强,为了迅速富强,他们不惜饮鸩止渴,公然提倡新式独裁,而胡适则选择了个人自由,他坚持民主宪政之路。

   对单世联的这一解释,我非常认同。不过,我还想补充一个大背景,那就是蒋廷黻的党籍问题。很多人认为,1930年代的蒋廷黻,还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其实不然。此时的蒋廷黻,很可能已经是国民党复兴社的社员了。

   晚年的胡适有一个“大胆假设”。他认为蒋廷黻是国民党党员。对此,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写道:

   我记得我们那时还谈了些有关蒋廷黻的掌故。我偶尔提到蒋氏可能是“复兴社”里的要员。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胡先生说当他1952年返台蒋公约见之时,他们曾涉及胡蒋二位有意组党之事。“蒋先生说,‘请告诉廷黻不要另外组党了,还是回到国民党里来吧!’”

   “这‘回到’二字里有文章!”胡先生不疑处有疑地向我说,“蒋廷黻未加入过国民党,为什么要‘回到’国民党里去呢?”

   胡先生怀疑蒋廷黻先生是个力能通天的“蓝衣社”大员。我们并且把《独立评论》找出来“考据”一下蒋廷黻加入“复兴社”的可能年代。(唐德刚《胡适杂忆》,第31—32页)

   胡适的这个“大胆假设”,在张忠绂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印证。张忠绂回忆说:

   至于蒋廷黻后来(大陆撤出后)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自谓不是党员,那却是骗人的。他不仅止是党员,而且是党内许多小组织中的成员。(《迷惘集》,张忠黻著,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6月,第144页)

   张忠绂披露“蒋廷黻是党内许多小组织的成员”,这里的小组织,极有可能就是胡适所说的蓝衣社。

   笔者为什么不惮其烦的论述“蒋廷黻是国民党党员”这一事实呢?因为蒋廷黻的国民党党员身份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的论战。

   如果我们联系到当时蒋廷黻已经是国民党党员,甚至是蓝衣社社员这一身份,我们或许就不会对蒋廷黻主张“新式独裁”感到吃惊。作为是一个事功心非常强烈的人,蒋廷黻很明白当时的蒋介石喜欢什么。于是,他就堂而皇之地在《独立评论》上公开宣这一主张。要知道,蒋廷黻是《独立评论》知识分子群中最早弃学从政的人。这一论争之后,蒋廷黻很快就作为蒋介石的密使,出使苏俄,再后来,蒋廷黻还成为了驻苏大使。

   如果联系到蒋廷黻是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背景,对19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的论战,我们或许就会看得更加清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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