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卢梭如何“拿来”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3 次 更新时间:2017-08-01 16: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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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一

  

   6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熟悉一段“最高指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论人民民主专政》)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处于满清王朝统治的末期。作为最后一个皇权专制政体,清廷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之下,加之其自身的腐朽机制,已是气息奄奄,苟延残喘。当时的世界强国,不仅以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对清廷的统治构成了巨大压力,而且伴随着这些硬实力而来的西方的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也以其极大优势,冲击与涤荡着僵化、腐朽的皇权文化。欧风东渐之际,许多率先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出于救亡图存的民族情怀,开始了面向西方的新一轮的“取经”历程。

  

   二

  

   西方思想文化进入中国,并非始自清代,在明朝时期,大批西方传教士就来到北京,他们带来的并不限于西方的宗教,包括科技、历法等等,也在那个时候进入中国。当时的中国人,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先进性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对于这些域外文化的接受和学习,也没有清末之后的急迫与自觉。如果说西方的思想文化进入明朝,体现为西方对中国的“出口”,那么,在清末,这一过程已经体现为中国对西方的“引进”了。而且在引进的方式上,也有了“走出去”与“请进来”两种基本渠道。

  

   三

  

   作为完整体系的西方思想文化引进中国,有两个传统的看法要澄清,一、在我国历史上,外来文化进入中土,比如,古代的佛教,近代的卢梭和马克思,并非都是外国对中国侵略、渗透、强制或和平演变的结果,恰恰相反,这个过程体现为国人的自愿与主动,而不是强制与被动,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二、近代以来,我国进口的思想和学术主要来自欧洲,此即人们所说的“欧风东渐”。但在甲午战争之后,外国的思想文化进中国,从传播方向上看,除了欧风东渐,还增加了一个“日雨西潲”现象。19世纪末,老大的中央帝国被“蕞尔小邦”日本打败,国人意识到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性,出于地理相邻、文字相近的直接原因,大批国人开始到日本留学,据说最多时曾有上万人。周恩来、鲁迅到日本留学,大概属于那个时期。在当时,中国从日本引进了大量的学术与文化。就学术而论,当然许多是二手货,即日本翻译的西方的学术著作,由于中日文字的相近性,从而方便了在中国的传播。就文化而论,随着这些西方学术的进入,由日本创造的大量的表现现代学术、科技的汉字词汇进入中国,至今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中国近代对于西方文化与学术的引进,体现了中国人自己的选择,不过,最早选择的学者与思想家并非马克思,而是卢梭(同时期还有孟德斯鸠、达尔文等人的学说)。对于一个已经延续两千年的皇权专制的中国,一些清醒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君主专制政体已经病入膏肓,要从根本医治中国政体的制度病患,必须寻找其他药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梭关于“人民主权”、“民主共和”的理念,自然具有极大的思想与文化的冲击力。不过,中国引进和选择西方的文化和学术,也分为不同的阶段与时期。在洋务运动时期,人们通常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主要在于器物方面,即所谓坚船利炮。因此,人们“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要是西方的铁路、电线、兵舰方面的硬件和技术。在这一时期,对西方的文化与学术并没有足够的重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与戊戌变法的被镇压,人们意识到,救亡图存仅仅着眼于器物的发展,并非根本之途,必须从制度层面改变中国腐朽落后的专制政体。这个时期,人们对学习和引进域外先进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与积极性。

  

   五

  

   中国最早了解卢梭其人、其说的,几乎都是最早与西方接触较多的人士,其中主要是中国派驻国外的外交官。早年的王韬曾经有过与英国传教士的合作经历。后因上书太平军,以“通贼”罪名遭到清廷追捕。由于英国人的庇护,使得他有了游历欧洲的机遇。至于他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家、政论家,则是后来的事。王韬在他编译的《法国志略》原序的落款是:“辛未春吴郡王韬序于天南遯窟”,“辛未年”即清同治十年(1871年)。书中写道:“如罗苏(卢梭——笔者注)者,著书专述其生平所独得之创见,士大夫所刊诸书,四方争传,王侯贵人,专门名家,皆专尊崇其书,以先见为快。”(淞隐庐本,第五卷)从年代来推算,王韬应是最早提及卢梭的中国人。

  

   六

  

   郭嵩焘是近代史上最具开放胸怀与开放眼光的中国人,作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大夫,他在担任清廷驻英公使(后又兼任驻法公使),将大量实地考察、悉心咨访、耳闻目睹的英法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信息,通过正常的官方渠道(奏折)和私人日记传回国内。他的许多“发现”和思考是极其超前的,从而为朝廷的守旧官僚所不容,压力之下,被迫回国归籍,不仅遭到了顽固派的诋毁,而且他的《使西纪程》也遭毁版。1878年(光绪四年)四月三日,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法人百年前有华尔得尔(伏尔泰——笔者注)者,著书驳斥教士,……同时有乐苏(卢梭——笔者注)者,持论亦同,皆为教士所深嫉。近年改为民主之国,教士权力亦减。”(《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495)从郭嵩焘叙述的口气来看,他本人并未阅读过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只是听说过这两位名人而已。

  

   七

  

   1879年-1880年间(清光绪五至六年),黄遵宪担任驻日公使参赞。许多年后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回顾了这段经历:“仆初抵日本,……明治十二三年(1879—1880年)时,民权之说极盛,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然无一人可与言也。”(《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491)当卢梭的民权学说在日本非常盛行之时,黄遵宪却找不到对话者,这首先说明,西方思想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是早于我国的。

  

   八

  

   1895年,《泰西新史揽要》在中国出版,这是一本由英国人麦肯齐编著、李提摩太翻译的关于当时西方主要国家的史书,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书中出现了大段对于卢梭的评论:“法国又有罗索(卢梭——笔者注)者,才智之士也。鼓动民心较福禄特尔(伏尔泰——笔者注)为尤速。1753年曾著一书,名曰《百姓分等之原》(今译《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笔者注),历指法国紊乱君臣之道之所有,又博考乎治国养民之法,侃侃而谈,无一躲闪语。一时争相称善,万喙同声,举昔日民间应读之书及一切说部类书,尽行束之高阁。士子倡于前,常人相率和于后,家弦而户诵者,无非罗索之书也。”(《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页599)

  

   九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在晚清戊戌变法前夜,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中江笃介直接用汉文翻译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加了详细注释。中江的汉译本原名《民约译解》,上海同文印书局刻印时改名为《民约通议》。不过,这本在中国翻印的卢梭的著作,只有原著的第一卷。值得注意的是,书前有“东莞咽血咙胡子”署名的序言。序言是一篇慷慨激昂讨伐封建专制主义的战斗檄文,不妨摘抄片断:“忽哉祖龙(秦始皇——笔者注),忽哉恶祖龙者而复步祖龙之前辙也。惨哉中国乎,惨哉笑中国者而复颦中国之顽态也。毣毣微意,愚者昧之而智者明之,智者明之又不得不沈详而咏叹之,如卢骚《民约》一书是已。余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月凉风萧,犹低徊展卷而不能已。”(《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页331)“东莞咽血咙胡子”这个署名有点意思,大概与《金瓶梅》作者“金陵笑笑生”性质近似。“东莞”这个地名不知确知,盖“东莞”者,不止存在于今日广东,在汉代山东南部也有一个东莞郡,南北朝时甚至存在“北东莞”、“南东莞”与“东莞县”等多个地名。可以确认的是,序言作者肯定是中国人。

  

   十

  

   1898年,张之洞(1837-1909)身为晚清重臣,他凭借政治家的敏感,对刚刚传入中国的西方的民权、共和学说就感到了威胁。为了挽救行将就木的满清王朝,他主持编纂了一本影响很大的《劝学篇》,上奏朝廷批准,颁行全国执行,以作为清廷处理中外制度与文化问题的指导方针。《劝学篇》确立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的基本原则,意为必须坚持满清制度与文化的基本前提,适当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方式。《劝学篇》中没有提及卢梭之名,但非常明显地批评了卢梭的民权思想:“昔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后,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之国。我朝……何苦倡此乱阶,以祸其身而并祸天下哉?此所谓有百害者也。”(《劝学篇·劝学篇书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92)书中对倡导民权的人士警告说:“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同上)最后的结论是:“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同上书,页91)

  

   十一

  

   在指导工作方面,张之洞并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僚,只满足于发文批示、原则指导。他对卢梭民权思潮的防范是全方位的。1898年,张之洞在署任两江总督期间,主持一次经济特科考试,试卷是他“恭呈钦定”的,并握有一票否决权。一名舆情调查员记录下这样一件事,“某本列一等,以卷中用卢梭语,降列三等,批语有‘奈何’二字。某自题诗,有‘博得南皮唤奈何?不该试卷用卢梭’句。或曰即如皋冒鹤亭郎中广生也。”(《清稗类钞》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年,页717)文中的“南皮”即张之洞。当事者冒鹤亭后来成为中国文化闻人,只因当年在考卷中引用了卢梭的观点,本列“一等”的冒鹤亭,却被张之洞降级处理。冒鹤亭触了霉头,后来才体味出其所以然,“盖香帅(即张之洞——笔者注)以卢梭主张民权,故深忌之。”(1903年7月19日《大公报》)

  

   十二

  

戊戌变法领袖之一、近代中国著名政论家梁启超(1873—1929),以一支如椽巨笔,介绍外部世界先进的文化与学术,抨击腐朽的专制文化与愚昧的国民精神,在世纪之交的清末舆论场上,发挥了极大作用。1899年7月,他在《自由书》之“破坏主义”一节中,介绍了卢梭的学说:“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36,页25)他把卢梭称之为“医国之国手”,那么,“最适于今日之中国”的卢梭学说,自然就成了治国的“灵丹妙药”。他的笔饱蘸激情,运用诗一样的语言写道:“呜呼,《民约论》,尚其来东,东方大陆,文明之母,神灵之宫,惟今世纪,地球万国,国国自主,人人独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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