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大勇: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次战略空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1 次 更新时间:2017-07-25 21: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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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勇  

   档案文献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在现代中国,许多对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的重要事件,却因种种缘由,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后人查阅的文字记载,只存在于极少数当事人的脑海中。随着这些当事人的相继去世,某些历史事件的内幕,已经或即将永远不再为人们所知悉。当然,也有例外。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的更新,风气的演进,某些历史性战略决策的内情,被当事人陆续而零散地披露于世。令人遗憾的是,其中一些侥幸流露出来的重要线索,尚未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并展开研究。这至少有—部分原因要归咎于学者们偏爱档案文献,而忽视了口述史料的价值。

   抗战受降之际,毛泽东借助美国飞行员之手实施的—次战略性空运行动,对尔后中国两个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后人研讨在历史转折关头应怎样捕捉机遇,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本文拟将口述史料同档案文献相结合,澄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1945年8月,东亚战局急转直下。美军迫近日本本土,并两次实施原子弹轰炸。苏、蒙军队也大举出兵中国东北。日本政府8月14日宣布投降。

   对于已同日本法西斯持续苦战了十四年之久的中国来说,最后的胜利降临得如此迅速,实在有些出乎意料。无论是担负着正面战场的国民党,还是坚持着敌后抗战的共产党,此时都发现自己尚未作好迎接这一历史突变的充分准备,亟需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接收胜利果实,并应付随之而来的内战危机。

   国民党战场的机动力量,此时正集结于黔桂湘山区。他们刚刚在那里经受了数万日军的一次进攻狂潮,正准备实施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司令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将军制定的“黑色金刚石计划”,打算在8、9月间,向东南沿诲地区发动一次局部反攻,争取夺得一个出海口。[1] 其余的国民党军队,散布在从华南到西北的漫长战线上,等待着抵抗日军的下一次进攻。全面的战略反攻,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在黄河上下、大扛南北坚持抗战的中共军队,自1940年末的“百团大战”后,便根据形势调整了战略方针,将主力部队化整为零,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再进行大兵团作战。至1945年春夏,中共各个解放区的部队,分60向日伪据点发动了一系列攻势,但规模有限。[2]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解放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自1943年起,大部分已陆续奉调离开前线,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6月“七大”结束后,中共中央估计,距日寇崩溃尚有一年多时间,因此将他们留在延安继续学习、开会,没有立即派回前线。[3]

   当8月中旬日本迅速败降时,华北和华东的广大沦陷区,便面临着由谁受降、由谁占领的问题。辽阔富饶的东北地区,也面临苏联红军撤走时由谁接管的问题。显然,这对战后国共两党力量之消长,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具有至关紧要的战略意义。国共两党立即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中共中央10日指示各解放区党的领导机关;“应立即布置动员—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如遇顽军(指国民党军—引者)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4] 10日至11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七道命令,调动部队向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各地进军。[5] 毛泽东13日向聚集在延安的干部们阐明了时局和方针;“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6]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8月11日在蒋介石的主持下,联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本投降问题。旋即电令国民党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7] 同一天,蒋介石又电令朱德等中共将领:“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8] 他还命令沦陷区的“地下军”和伪军:“须切实负责,维持治安”,“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或受任何部队收编”。[9] 8月23日,伺应钦在芷江把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第—号备忘录,交给前来洽降的日军使节今井武夫,其中特别要求冈村命令所属各部:“应立即在各自之原驻地及指定地点待命,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指定之部队指挥官,不得解除日本陆海空军之投降武装及交出占领地区以及分让物资”。日方当即提出:“中共军想以武力强行解除日军武装。为了自卫,日军决定对此采取断然处置”。国民党方面答复:“除受命于何应钦总司令者外,可—律视为土匪,日本军对他们即使采取自卫行动,也是可以理解的”。[10] 经过如此一番“洽降”,中共的对日受降权利,便被完全排除了。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美国在华的—举—动,都将对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斗争,产生微妙的影响,因而成为国共两党关注的焦点。

   抗战后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心,是大力支持和援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但其政策的另一界限是:“美国部队和物资不得用于对抗中国人,除非用作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11] 8月10日,在日本即将败降的新形势下,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厘定了在华行动方针。它训令魏德迈:“不得损害美国的基本原则即不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但将继续支持“中央政府军重新占领现为日本所占中国战区的一切地区”;“太平洋战区之美军正准备控制中国战区的关键口岸和交通要地”。训令表明:“美军将把他们解放的中国要地移交给中国中央政府所委派的机构和部队”。它还命令魏德迈:“帮助中央政府迅速运送中国中央政府军到中国的战略要地去”。同时又指示:“同中央政府之外的中国军队和机构打交道,将严格限于军事形势之需要”。[12]

   美国决策人似乎认为,支持国民党军抢占要地,与不支持它打内战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尽管国共双方对此都持相反的看法。不过,美国军方尚未绝对排除在“军事形势之需要”的情况下,同中共进行某种有限度的接触与合作的可能性。后来的事态表明,中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可能性。

   魏德迈深知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但他坚信:援助国民党军抢占战略要地,是自己当前的崇高使命,而运用美国的飞机、舰船、汽车抢运国民党军,是完成这—使命的“唯一可行办法”。即使这意味着被美国运到各要地的国民党军将士,将向已包围或占领了那些地点的中共军队开战,也在所不惜。[13] 他迅速调集美国空军第十和十四航空队的所有可供使用的运输机,从8月26日开始,先后向南京、上海、汉口、北平等中心城市运送国民党军先遣人员。9月5日、6日开始将全副美式装备的新六军、九十四军分别从芷江、柳州空运到南京、上海。10月中旬,又将九十二、九十四军分别从汉口、上海空运到北平、天津。美国海军两师陆战队9月30日在大沽登陆,进占天津、北平、秦皇岛。10月10日又有美军在青岛登陆。此后,美国源源不断地把国民党军运往华北、华东和东北,同那里的中共武装发生日益严重的冲突。[14]

   暂时看来,蒋介石在美日的积极配合下,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抢到手了。中共被迫放弃了夺取这些大城市的计划。[15] 魏德迈似乎有理由夸耀,这次援蒋大空运“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16] 但他又自称在执行援助中国受降的任务时,“也许是无意中为中央政府打败共产党武装力量提供了直接的美国援助”。[17] 这话则未免有些遮遮掩掩。如前所述,他完全是在意识到这样的美国政策将给中共造成什么危害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的。然而,如果说他手下的美国军事人员,“也许是无意中为共产党武装力量打败国民党军提供了一次直接的援助”,此说或许可以得到赞成。正是有了这样—次“无意中”的援助,才使成千上万乘坐美国运输工具赶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将士,最终变成悲剧角色。而魏德迈引以自豪的那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也注定成为徒劳之举。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重大而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对美外交保持了适当的灵活性,因此得以机敏地抓住了一个稍纵即逝的偶然机遇。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J.Hurley),早在4月2日即于华盛顿宣布,美国只承认国民党政权,“不承认中国的任何军阀或武装政党”。[18] 消息传到延安后,中共中央认为;“美国政策已决以全力扶蒋,不绐我以援助,但因怕苏联参战助我,故尚不愿放弃对我关系,并企图借此侦察我之对外关系”。[19] 中央决定公开批评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以期促使它有所改正。[20]

   6月11日,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中,毛泽东提出“区别对待”的对美策略:“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21] 这里提出的第二点区别是很有实用价值的。尽管毛泽东在一个时期内连续撰文,严厉抨击美国政策,但时局的突变,使他感到有必要保持对美政策的灵活性,以便使中共有机会获得某种战略利益。

   中共中央8月11日决定:根据国际国内新动向,考虑恢复搁置已久的国共谈判,对美国和国民党的批评暂取缓和态度,继续救护美国被难人员,准备配合美军登陆,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但中央也提醒各地: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对美国在华充当斯科比(General Scobie)的可能性要保持高度警惕。[22]

   日本投降后,中共一刻也未放松应付内战的军事准备,但同时认为,如果能经和平谈判,促使国民党放弃内战政策,实行民主改革,那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既使谈判破裂,或边打边谈,或虽达成协议仍不能兑现,也可以使中共在政治上赢得主动,在军事上赢得时间。[23]

   出于这种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3日议决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24]

   毛泽东不想立即动身去重庆的原因之一,是其立足于“打”的必要准备工作的关键一环尚未解决,因而放心不下。毛泽东认为,在中共即将向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谈判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中共军队是最中心的—条。要使对方接受这些条件,可能要有一个打打谈谈的过程,甚至可能要打疼对方,迫其承认这些条件。所以中共必须在对手面前,摆出一个内战不那么好打的架势,才能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的地位。[25]

   毛泽东深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6] 要使自己的部队迅速完成从分散的游击状态到大兵团运动作战的转变,实现猛烈扩大解放区,迎击来犯的国民党重兵集团的战略目标,目前最迫切最关键的—步,是要以最快的方式,把滞留在延安的各路将领抢先送回前线。这位手中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共产党决策人,在此困难条件下,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决定将这—动关全局的重任,借助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之手去实现。他派一直负责同美国军方打交道的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出面办理此事。[27]

经验丰富的叶剑英向美军观察组致以抗战胜利的热烈祝贺之后,顺便以轻松的语气提出,想“借”—架飞机,送—批“干部”去太行山麓的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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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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