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大勇:中美解冻关系时对日本问题的考量与角力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1 次 更新时间:2015-12-06 18: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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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勇  

   【内容提要】 中美两国在解冻关系的初期谈判中,对作为“第三方”的日本各有战略考量。美国的战略利益是维护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势力均衡,维持美日关系比改善美中关系更重要。中国的战略需要是免遭任何强权威胁,同西方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防止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尼克松的谈判策略是给中国造成对美苏日的“三怕”。毛泽东则摊牌:中国根本不怕美苏日来华大打,已准备应付最坏局面。折冲樽俎之下,美中的共识是反对任何国家谋求亚太霸权,反对日本向本岛以外扩展军事力量、染指台湾和朝鲜半岛、插手“台独”活动。但对怎样防止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美中双方认识不同。美国承诺将阻止日本奉行损害中国的政策,但坚持认为现行的美日关系能制约日本扩张军力,而听任日本自立则将使其出现致命的民族主义。中国对废除美日安保体系的态度在疑虑中悄然变化。

   【关 键 词】美国外交/美中日关系/亚太战略/军国主义/日本海外扩张

  

  

1972年中日建交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从民间到政府之间一系列互动的结果,而且是在冷战的大格局下,美、日、中、苏多方联动、交相作用的产物。甚至越南、朝、韩、台湾等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起了一定作用。

   围绕1970年代的国际冷战格局,亚太地区有关各方出于各自的利益,展开博弈。其中最有戏剧性的莫过于:日中关系缓和系美中缓和所促动,日本却抢在美国之前迅速与中国建交。日本是美国的盟友和中国的邻邦,也是中美两国领导层在解冻双边关系时必须顾及的重要对象。因此,在美中试图解冻关系的谈判中,日本问题处于什么地位?有什么影响?美中双方是从什么角度对这个“第三方”问题进行考量、交涉、探底和承诺的?本文以此为视点,按照国际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仔细研读美中双方有关会谈和决策的原始记录,力图根据常人可见的第一手历史文本,发覆被忽视或误传的历史细节,期望就此问题引出立论严谨、言必有据的学术切磋和讨论。

   一、各方的战略利益与需求

   美国认为,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根本战略利益是维护美国主导下的势力均衡,而可能破坏这种均衡的强国是苏联、中国、日本。②

   尼克松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战略需求大致包括:顺应国内长期不断增长的政治压力,拉中国联手抵制苏联的全球扩张,避免中苏重新联手反美,或美中之间由于误算而发生武装冲突。从越南战争中体面地脱身,在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日本、韩国和印度支那地区)适度地实行军事收缩,同时抵制苏联推行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构建美国主导的“后越战时代”亚洲安全体系。于是,确保日本继续担当“被监护的盟友”的角色,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维持战略收缩后的亚太地区安全的重要环节。③

   中国的战略需求大致包括:改变在“文革”中因极端过激而导致的四面出击、腹背受敌的对外困境,摆脱“反帝反修(反美反苏)”两线作战的危局。以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的苏联为最大威胁,转取“联美抗苏”的方针。通过改善对美关系,打破外交孤立局面,建立同西方国家及日本的正常外交关系,进一步确保自己免遭世界强权势力的威胁。④而美国辅助决策层还估计中国想争当亚洲的统治者,使其他亚洲国家顺从中国。⑤

   日本这时的对外战略需求大致有:为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开拓海外市场,减低以损害日本利益为代价而追随美国的程度,收回战后被美国占领的地区(如冲绳)的主权。在改善日苏关系过程中,增强谈判北方四岛等问题的地位。在美国准备“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从亚洲适当收缩力量,提出由亚洲盟友来分摊负担和责任的“尼克松主义”的大趋势下,日本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国际角色。在国内朝野各党派和团体对华友好的潮流冲击下,需要调整对华关系。为此,佐藤荣作总理大臣已经向中方表达了愿意在尼克松之前就访问北京的意向。⑥可见,恢复日中邦交已成大势所趋,只是时机的把握与利益的取舍问题。

   二、美中对日本问题的战略考量

   美国决策者意识到,中国想利用美国作为对付苏联和日本的杠杆。⑦但在美国看来,除了解冻对华关系之外,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目标,其中之一就是“保持现有的美日关系”。美国辅助决策层的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比改善美中关系更重要。⑧毫无疑问,日本是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最重要的盟友,美日同盟是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的重要保障,也是遏制苏联和中国的关键一环。美国在不得不从印度支那脱身并随之缩减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之后,尤其需要让中国缓和对外政策,接受美日关系的现状,融入以这种关系为支柱的亚太安全体系,成为在美国设计和主导的亚太势力均衡机制上运行的新成员。

   因此,对美国而言,就“日本问题”劝导中国接受美国在东亚的一些地区维持某种程度的军事存在,甚至维持对日本等国的“核保护伞”,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底线。而中国一直感到日本的崛起构成了对中国的挑战,担心日本经济膨胀后会重振军事力量,走对外军事扩张的老路。这种担心使美国有可能说服中国放弃对《美日安保条约》的否定态度。⑨

   力保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说服以至威慑中国不得用武力解放台湾,也是美国实行对华关系正常化时要贯彻的一个原则。坚持这个原则的原因,除了对国内政治的考虑之外,也是由于不愿因放弃协防台湾的承诺而让日本和其他的美国盟友感到不安。特别是在美国已经决定“归还”冲绳之后,日本对紧邻冲绳的台湾地区的任何变化都更为敏感。⑩而另一方面,美国也必须设法把日本力量的扩展控制在一个能让中国放心并能保持亚太区域的势力平衡的框架中。

   在启动中美关系“解冻”之初,美国的担心还在于:佐藤政府面对各方各派的压力,对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正在犹犹豫豫。如果这时传出美中就关系正常化展开了秘密谈判的消息,将会引起日本政府的严重不安,并可能激发日本和其他国家决心不再被动地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争先恐后地尽快奔向北京,去建立正常邦交。还会有更多国家转变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致使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11)

   在中国看来,美国在亚洲的政治主导和军事存在,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美军基地和武装设施,更是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中国当然不愿接受。但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判定对自己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强邻。苏联正在全球进行势力扩张,并利用印支战争、对日谈判、南亚次大陆的印巴危机,等等,向亚洲扩张力量,把亚洲变成同美国争夺霸权的角斗场。加之对中国采取了大军压境的态势,所以苏联是一个更危险的超级大国。(12)而中国自己的力量,并不足以实现让苏联和美国“从亚洲滚出去”的宏愿。(13)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选择了“联美抗苏”。(14)

   由于近代以来长期处于日本的侵略祸害之下,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惨重的民族牺牲,中国领导人确实极为担心日本复活军国主义,重新武装,再度向海外军事扩张。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已成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钢产量将超过美国。(15)随着日本经济在美国扶持下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忧虑也快速增长:经济膨胀必将导致军事扩张,这是列宁主义有关帝国主义普遍发展规律的经典论断,已一再被各种局部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所证实。况且有各种迹象显示,日本正在台湾和韩国加紧活动,这更使中国疑虑它很可能重走先侵入台湾和朝鲜半岛,再侵略中国的老路。(16)

   然而,在1950~1960年代,中国立足于从“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来看待复杂的国际关系,一直把支持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作为最优先的战略选择,因此在美日关系问题上,寄希望于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支持日本人民和在野党派进行废除《美日安保条约》、撤销美军基地的各种运动,宁愿让日本彻底摆脱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在对日关系上,中国也一直支持日本人民反对“反动政府”的“反动政策”的斗争。在中国看来,日本军国主义是在美国扶持下一步步复活,走向重新武装的。如果日本通过人民的斗争获得独立自主,应该更加中立,更容易和平共处。所以中国当时不愿接受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和美国控制的日美安保体系。(17)

   就这样,美中双方决策层带着对日本问题的不同考量,走向为解冻双边关系而角力的谈判桌。

   三、谈判的目标与策略

   美国通过谈判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服中国接受美国在亚洲保持一定力量和美日之间现行的安保关系。

   在1971年7月1日尼克松总统与基辛格讨论谈判方案时,尼克松提出,基辛格拟采取的立场总体上显得“还不够强硬,太过于主动让步”。他希望基辛格“不要表示愿意放弃美国对台湾的大部分支持,直至有必要时才这样做”。关于日本问题,尼克松指出:“重要的是更清楚地向中国人强调日本未来发展取向的威胁。基辛格应该宣称,中国人必须承认有若干国家担心着亚洲,特别是担心美国离开后日本的角色。”很显然,日本“有能力、有资源、并知道如何以极快的方式重建其军力,美国完全撒手或在亚洲地区误用军力,就会导致复活日本的好战性,对所有国家都非常危险”。(18)

   尼克松提出的谈判策略是要给中国人造成三怕:一怕美国总统在南越战局万一继续僵持下去时,可能采取的行动;二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三怕苏联对中国侧翼的威胁。(19)他在为基辛格准备的简报集封面上批示道:“在日本问题上,要(给中国)施加更多的惧怕。”(20)

   相比之下,中国方面对谈判目标和策略都更有弹性。毫无疑问,台湾问题是中国要同美国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国的目标是要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国必须最终从台湾撤走一切军事力量,并且不能让日本军事力量染指台湾,也不能支持在日本和美国等地发生的“台独”运动。当然,毛泽东知道,尼克松政府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下,不可能一下子就从台湾彻底撤出军事力量,所以对美国撤军未提时限,并反复强调,尼克松来“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21)在毛泽东看来,只要尼克松来北京,就是中国外交战略上的成功,就能改变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大格局,而且总会解决一些问题的。(22)

   中国领导层是在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大背景下接受尼克松主动访华之请的。中方判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美国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联要利用中美矛盾,中国也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只要实现中美高峰会谈,即已达成了利用美苏矛盾的战略目标,具体成果是次要的。当时虽然中国周边战云飞渡,但中国领导层认为,美苏的反华大战不至于轻易发生,日本也不愿为美国反华打头阵。(23)所以中国面对美国在谈判中以“苏联威胁”或“日本威胁”相要挟时,表现得心中有底,应对得体。一是表示不怕列强一起来华大打;二是向美方讲清,中国也在试图同苏联、日本改善关系,而且“我们一点儿也不反对美苏之间的关系改善”。(24)

   但是,中国对美日关系还是正在探索和认识之中,对美日安保关系所起的作用,疑虑重重,矛盾纠结。如果美国撤除对日本的军事、政治控制,解除对日本的安全保障,独立发展的日本会是和平友好国家呢?还是会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另一方面,美日关系维持现状,日本似乎也在复活军国主义,构成对中国的威胁。这种疑虑和两难,也导致中国在对美谈判中采取不断探底而又对结果保有弹性的策略。

   四、第一回合高峰会谈相互探底

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来华谈判。周恩来总理在7月9日下午的第一次会谈中,为了在日本问题上向美国施加压力,主动把话题从印度支那战争引向了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责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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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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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京)201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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