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大勇:严师 恩师 良师——怀念罗荣渠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6 次 更新时间:2019-09-01 10: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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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勇  

  

   1978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时,罗荣渠老师尚属“中年教师”之列,主讲拉丁美洲史。那时专业划分得很清楚,我是中国史专业的学生,几乎没机会选修他的课。但他发表的一些论文,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我拜读过。在差不多每隔二十年左右就会出现一轮的中国先祖是美洲大陆发现者的热议中,他分别在1962年、1983年以严密细致的论证,指出中国先祖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和能力,学术界因此便冷静了一些。出于对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敏锐感觉和兴趣,他跨越学科分界,从拉美史、门罗主义研究走向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史这个有待突破的研究领域,他马上带来了新的学术活力。

   当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中美关系的新发展,学术界开始热烈争论是否只能在“友谊还是侵略”的思维框架中审视中美关系史?是否只能将美国对华关系史归结为侵华史?争论从《历史研究》《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这样的顶级史学期刊蔓延到诸多刊物,背景是改革开放后不同思想理论和实际政治经济走向在探索中发生的碰撞。罗老师在1980年第3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必将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中美关系史的性质必须根据历史的实际演进,分阶段加以概括,不能因为美国后来成为头号敌人就认为其在一切历史时期都对华为害最烈。例如,鸦片战争以前两国是相对平等互利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后美国有一个从追随到主导列强侵华的过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两国又结为盟友。又如,争议很大的美国对华倡导“门户开放”政策问题,罗老师认为其客观效果和主观意图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对复杂的问题只能具体分析其复杂的因素,不能简单地下结论。

   罗老师的这些论点,在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可,对我们这一辈同学的治学思路有深刻的影响。我在敬佩之余,对他论述的一些具体问题尚有存疑。后来我根据原始材料撰文指出,列强的保持中国“门户开放”政策,是英国1898年3月最先提出并向各国倡导,后来传输给美国的。前人研究中提过这个事儿,但被后人忽略了。另外,美国1899年9月对列强先后发出的在华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一批照会,措辞是看碟下菜,各有不同。其中,给英国等国的照会中,就明确说出其目的是为“助成加强清帝国政府和维持中国完整所急需的行政改革”。这些原始材料并不难找,但争论的各方都忽略了。对于英美推行这种政策的缘由,我也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对我这篇发表于《历史研究》的补正文章,罗老师表示赞赏。

   罗老师在美国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很快奠定了学术引领地位,佳作连篇,成为全国性的相关学术会议的主题报告者或研讨主持人。1985年11月,在复旦大学召开全国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我因刚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北伐时期美国对华政策问题的争鸣文章,被召集会议的汪熙教授邀请到会。我们那场讨论就是罗老师主持的。那时我年少气盛,逐点反驳争鸣对手在会上对我的批评,情绪稍显激昂。罗老师马上制止我继续讲下去。回京后,他遇见我,给我讲了争鸣应注意的方式方法问题,我心悦诚服,对那位老先生一直保持着尊敬。

   次年10月,在陶然亭召开了一次以中美青年学者为主体的1945—1955年双边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罗老师担任中方代表团的顾问。会外,他把参会的美国著名学者入江昭教授请到北大历史学系,作了一场专题报告。在人们心目中,他们二位分别是代表着中美两国亚太国际史研究领域的春秋鼎盛的史学大家,得以亲聆他们的报告和评论,难能可贵。他们之间的学术交谊,也一直持续下去。直至我1997年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和入江昭先生谈起往事,他还表示了对罗老师的怀念。

   我们入北大后,发现历史学系的老一辈史学家对撰写和发表学术成果,持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学问是人内在的涵养、修炼和追求,读书和求知没有止境,写作和发表是次要的,不够成熟和完善的历史认知,不要拿出去发表;另一种观点认为,学问是一个求索、切磋和交流的过程,恰恰因为历史认知永无止境,所以写作和发表是重要的,以此才能求得同道、读者之间的互学互动,在切磋和批评中走向成熟和完善。持这两种不同意见的前辈,都赞同“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即使主张写作和发表很重要者,和当下学术界那种出于功利目的而宣扬“不是发表就是消亡”的法则,也不在同一境界。

   记得有一年北大历史学系举行研究生论文评奖大会。我作为评委中的青年教师,对参选作品加以讲评之后,顺口鼓励同学们今后要“多读书、多思考,多写作、多发表”。随即有一位老前辈走上讲台,开门见山地表示不同意“多写作、多发表”,希望大家还是要沉下心去做学问,不要汲汲于写作和发表。我闻之顿感惭愧,觉得是自己肤浅了。这时,罗荣渠教授走上讲台,结合自己从西南联大一路走来的治学体会,表示还是应该提倡多写作、多发表。他形象地比喻:当学问凝聚在自己的脑海中时,好像是一种混沌的气体状态。当把所得学问讲述出来时,好像是流动出来而可塑的液体状态了。当把自己的学问写出来的时候,则是经过字斟句酌而相对物化的固体状态了。这种变成文字状态的学问,才便于传播和改进。他这番话把我从惭愧中解救了出来。我更坚信写作和发表,是努力治学和切磋改进的必要途径,也是有利于人类知识的创造、积累和流传的有效方式。

   1989年暑期后,处于学术起步阶段的我,陷入空前烦人的境地,对治学方向也一度感到困惑。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田余庆先生、马克垚先生对我的研究路数予以充分的肯定。邓广铭先生每次碰到我,都和蔼可亲地和我拉话,谈古论今,谆谆开导。罗荣渠先生这时已经开启了他认为对国家更为重要的现代化比较研究,连年发表煌煌大作,成就骄人。大概是为了安定我的情绪,他特意委托并无现代化研究经历的我,协助他选编一部论文集《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他在出国前把选编思路和已经搜集到的论文都交代给我,让我继续搜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并翻译几篇外文论文。这使我那段时间能排遣烦恼,潜心在陋室中钻研。我知道他对学生甚至同事的学术要求非常严格,动不动就直言批评。他的学生都挨过批评,有的还被他淘汰。所以,我领受他布置的工作,一则以喜:难得严师的指导;一则以忧:怕是交不了差。这种心态让我只有倍加努力了。罗老师回国后,对我的工作似乎尚感满意,认为挑选的论文还算上乘,翻译的英文还算通达。其实,那些社会学外文的专业术语十分难懂,我的翻译难免生涩。他表示满意,主要是出于鼓励吧;我还是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的,只是庆幸这次答卷算是过关了。

   但接着我就在罗老师那里碰了壁。那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有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我就一时忘了自己是几斤几两,匆匆忙忙地写出一个中国现代化研究的课题申请,兴冲冲地拿给他看,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是国家社科基金的评审委员,我知道他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归根结底是瞄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个大目标的,所以我很期望得到他的支持。过了两天,他把我叫到家里,毫不客气地说:“你写的申请,我看过了,不行!我不支持你这个申请,你根本不具备这项研究的基础。”哎哟,这一兜头冷水泼得我,只觉得痛快、服气,又找回自己几斤几两的感觉了。

   大概在1991年下半年,根据苏联阵营解体、国际冷战结束后各国档案陆续解密的新形势,著名的美国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设立了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罗老师大概是为了帮我摆脱困境,指点我去申请这个项目做访问学者。他是这个项目所邀请的推荐人之一,为我写了强有力的推荐信。新年前后,他又把我叫到家里,说已收到该项目学术委员、老朋友孔华润(Warren I.Cohen)教授的贺年片,其中提到已经为“Mr.Niu”做了安排。这对困顿中的我,当然是个好消息。后来,项目委员会发来了正式通知,给我提供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全额奖助。迄今为止,这也是该项目对中国学者的为期最长的奖助了。虽然我的出国手续又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但到1992年底终于成行,由此我步入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新领域。这些事使我深深感到,罗荣渠先生在我的学术道路上是一位严师,也是恩师。

   我回国后,罗先生已经是现代化研究的国际名家了,正在组织学术团队进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那时,颇有一些人以冷战时期美国某些政客和学者曾试图以现代化对抗共产主义为由,给现代化研究贴上“资本主义学说”的标签,纠缠于“姓资姓社”的问题。在同辈知识分子中,罗老师是长期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非常熟悉“革命话语体系”的学者。他引经据典,论证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要义之一,也是共产党人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他尖锐地指出,干扰和破坏中国现代化进程,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之一,也是“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祸国的恶果之一。在一时思想混乱、议论纷纭的情况下,他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士人襟怀,不畏艰险,敢于担当,披荆斩棘,和全国同道们一起,坚韧不拔地开拓着有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证研究。于是,他从对世界现代化的比较,果断地转入了最迫切、也最敏感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系统地阐发对这个亟待创新而又很有风险的问题的真知灼见。

   吾辈可能不大了解,“文革”期间,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一度中断,罗老师随时代潮流钻研马克思主义之余,曾投入相当精力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至90年代中期,他既有长期的理论积淀,又对中外相关领域的成果和论点了如指掌,创新思维达于高潮,创作方法驾轻就熟,文思泉涌,笔锋雄健,每年都有一批颇有创见的论文问世,有时一年就能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两篇大作,这是史学界罕见的纪录。1996年2月16日,在全系教师的新春团拜会上,他兴奋而又自信地对大家说:我今年打算每个月发表一篇论文!我相信,他说这个话,是胸有成竹的。

   可惜,天不假年。正值创作高峰期的他,却遽然去世了。这年4月5日,突然传来他骤发心脏病、正在北医三院抢救的消息。当我赶到病房时,正撞上医护人员撤出一切抢救设备。简直不敢相信,斯人已逝!因为两天前我还在系里碰见他,说了几句关于我去年在《历史研究》上那篇抗战胜利时美军空运一批中共将帅去前线的论文所涉及的历史偶然性和机遇问题。当时他气色如常,全无异样,这一下竟天人永隔了?看着他苍白的遗容,真不禁悲从中来。

   这些年,我常想:哪怕上天能再给罗荣渠老师十年、甚至五年的时间,中国的学术研究一定会有突破性的进展。现代化研究是一个关乎中国与世界发展前途的跨学科重大课题,罗老师又是一个兼具宏观思维和世界视野、立论恢弘而逻辑缜密、能详征博引又通古今之变的大学者。诚如李慎之先生《痛失良史悼荣渠》一文所言:中国有大视野、大魄力又有实实在在的学力的学者真是稀少与可贵,“荣渠未能尽展所长而猝然辞世,使我不能不为中国学术界感到深深的悲痛”。

   罗老师离世对思想理论界和学术界造成的损失,从另一个角度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当面临世纪之交,需要草拟《高等院校人文社科“十五”规划及课题指南》时,又一度出现思想混乱。有些惯于制造“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人,在有关的咨询报告中,竟然把罗老师已经澄清的理论问题又搅成混水,试图以“淡化马克思主义”“淡化反帝反封建的中国近代史基本主线”为名,批判现代化研究。北大历史学系接到这个咨询报告草案后,觉得如果不严肃批驳,将对新世纪的人文社科发展造成严重误导,对中国第一大课题——现代化研究造成严重误解。于是,向有关部门送交了严正意见,要求抵制那股反现代化研究的逆流。

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罗老师当年的论断是有根有据的:现代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马恩的学说。正如后来“全球化理论”兴起时,国际学术界公认马克思是全球化理论的始祖一样。这已经是不争之事实。但另一方面,令人遗憾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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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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