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小平:英国《贿赂法》立法创新及其评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 次 更新时间:2017-06-20 14: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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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小平  

  

   [内容摘要] 英国在2010年制定并通过了新的《贿赂法》,该法在贿赂行为的本质认定、罪名设置以及管辖范围等方面都较之前立法有了较大革新,不仅贯彻了预防性打击的刑法立法理念,而且还通过源头治理与内部治理相结合的模式加强了对商业贿赂的刑法立法治理,并构建了打击犯罪和促进商业自由相协调的刑事规制体系。英国《贿赂法》反映了成熟商业社会中贿赂犯罪刑法治理的发展趋势,对于转型深化期的中国贿赂犯罪治理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英国贿赂法  立法创新  评价

  

   目次

   一、《贿赂法》之立法背景

   二、《贿赂法》之立法创新

   (一)设置了综合性的贿赂罪名

   (二)更新了贿赂犯罪的本质

   (三)创制了贿赂犯罪的新罪名

   (四)强化了打击海外行贿的力度

   (五)加重了贿赂犯罪的刑事责任

   (六)扩大了司法管辖权的范围

   三、《贿赂法》之立法评价

   (一)体现了预防性打击的刑法立法理念

   (二)形成了重点打击商业贿赂的刑法立法策略

   (三)建立了源头治理与内部治理相结合的刑法治理模式

   (四)构建了严厉打击犯罪和促进商业自由相协调的刑事规制体系

   四、《贿赂法》对中国贿赂犯罪治理之启示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反腐败法律的国家,贿赂犯罪刑法治理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面对现代商业社会贿赂形式的不断变化,英国在一个世纪之前创制的立法显得过于陈旧,难以应对贿赂犯罪治理的现实需要,甚至影响到其引以为豪的清廉国家形象。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及欧盟的重要成员国,英国缔结了相关国际与区域性反腐公约,有义务及时根据条约内容修正国内立法,由此促成了贿赂犯罪立法的全面改革。英国在2010年颁布了新的《贿赂法》(Bribery Act 2010),取代了以往普通法与制定法中贿赂罪的相关规定。该法案在诸多方面较之前立法有明显创新,构建了更为严密且具有预防性的贿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反映出成熟商业社会中贿赂犯罪刑法治理的基本立场和政策方向,对于转型深化期下的中国贿赂犯罪治理机制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贿赂法》之立法背景

  

   在《贿赂法》制定之前,英国贿赂犯罪的刑法治理体系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普通法的贿赂罪。在普通法中,贿赂罪既可以被看成一个概括性罪名,也可以被视为是若干涉及不同职务或职能的贿赂罪名的组合。贿赂罪可被概括为:任何具有公职的人接受不当酬劳或提供不当酬劳给任何具有公职的人,意图影响其公职行为并促使其做出违反诚实和正直规则的行为。[①]二是制定法的贿赂罪。英国1889年《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Public Bodies Corrupt Practices Act)中规定了受贿罪和行贿罪,禁止公共机构人员收受或要求收受以及承诺或实际受收任何形式的礼物、贷款、费用、酬劳或利益;1906年《预防腐败法》(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Act)将犯罪主体限定为“代理人”(Agent),打击范围从公共部门扩大到私营部门;1916年更新《预防腐败法》,规定了特定情况下贿赂犯罪的推定规则。

  

   然而,制定法与普通法的罪名之间存在诸多重复之处,立法缺乏综合性、明确性和连续性。比如,在普通法上,向法官行贿是一个单独罪名,但在制定法上则被认定为是藐视法庭罪或妨碍司法公正罪;再如,《预防腐败法》规定了行为人收受贿赂必须是在履职期间,而《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则规定在政府官员离职或未上任之前收受贿赂的,仍可构成贿赂罪。[②]上世纪70年代,英国公职事宜标准皇家委员会曾提出修正反贿赂法案,但未得到当时政府的积极响应。在上世纪90年代英国爆出一系列公共领域内腐败丑闻之后,法律委员会在1998年提出了一份报告,全面分析了贿赂立法的不足之处,并建议制定一部统一的贿赂法案。

  

   此外,英国是1997年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关于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行贿外国公职人员行为的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之要求,英国有义务修正国内反腐立法,由此促成了2003年《贿赂法案草案》(Draft Corruption Bill)的出台。然而,立法草案在呈交国会时,受到了诸多批评,如贿赂概念没有清晰界定、商业贿赂的表述过于模糊、将代理委托关系作为立法核心基础过于狭隘,等等,这使得草案在国会受阻,立法一度搁置。2005年12月,英国内务部发布了一份关于贿赂立法改革的咨询文件,再次强调贿赂立法的滞后性,要求必须进行革新。英国政府遂要求法律委员会重新审查贿赂立法。在回顾各种立法意见的基础上,法律委员会在2007年提出了咨询意见,建议立法应当为保护个人和社会利益而制定连贯、清楚的罪名,使罪犯受到恰当的处罚,并确保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及国际义务。同一时期,英国又爆出严重的海外商业贿赂丑闻,[③]“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一度下滑,[④]加速了立法进程。2008年10月,法律委员会出台了贿赂法草案的最后版本。2010年4月8日《贿赂法》获得上下两院及御批通过,并于2011年7月正式生效。[⑤]

  

   二、《贿赂法》之立法创新

  

   《贿赂法》具有博众家之长、弥己身之不足的特点,不仅体现了国际反腐公约的立法要求,而且较之前立法也有显著革新,具体表现为:

  

   (一)设置了综合性的贿赂罪名

  

   以往英国区分公共领域、私营领域分别立法:1889年《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仅适用于公共部门;1906年和1916年《预防腐败法》适用于私营领域以及存在雇佣关系的部分公共领域。《贿赂法》则将公共领域与私营领域的贿赂行为合为一体,规定了综合性的罪名,即第1条普通受贿罪和第2条普通行贿罪。

  

   《贿赂法》设置综合性罪名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旧法中贿赂罪名体系混乱。除了《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预防腐败法》这样的专门性立法之外,其他法律中也有涉及贿赂犯罪的规定(至少有11部制定法规定了贿赂犯罪),而普通法规定的贿赂罪也多有重复之处,如普通法中的笼络陪审团罪、意图贿赂议员罪、意图贿赂警察罪等犯罪的行为构造基本相同,仅因具体的行贿对象不同而规定为不同罪名。[⑥]分散且过于精细的贿赂罪名,造成了罪名体系的复杂与混乱,无助于明确治理对象和法律适用。二是区分公共领域与私营领域的法律意义不大。虽然《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与《预防腐败法》的适用范围不同,但两部法案对贿赂行为的规定是一样的。《预防腐败法》规定了涉及公共领域合同的贿赂案件的推定规则,成为区别公共领域与私营领域贿赂的标志,但“这种推定是否必要或令人满意,仍是值得怀疑的。”[⑦]三是实践中很难明确地区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职能。经过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国有化运动与资本主义经济垄断的双重发展与融合,使得“以前很多公共部门的职责已经通过分包合同由私营部门来负责,而公共机构现在也经常与私营机构设立合资公司”,[⑧]“公共部门私营化”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立法没有必要再区分不同领域内的贿赂行为;四是为不同领域内的贿赂犯罪设置同一标准不会降低犯罪治理的水准。公职人员确实应比私营领域人员具有更高的诚信,但这种差异体现在公共部门有更多的纪律或法规制裁,而不应体现为入罪标准的差别,而在公私领域界限逐步模糊的情况下,私营领域的贿赂比以往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也应设置与公共领域相同的入罪标准。

  

   (二)更新了贿赂犯罪的本质

  

   英国1906年《预防腐败法》以“代理—委托”关系作为立法基础,贿赂犯罪的本质是背信,基于对他人的忠诚,行为人应以他人的最大利益为行动指南,若收受贿赂,则行为人是以自己利益或行贿人的利益为行为导向,从而背叛了他人的信任。然而,这一原理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问题。在“代理—委托”关系中,受贿人的主体身份被限定为“代理人”,即“被他人雇佣或代理他人的任何人以及为皇室或任何地方或公共机构服务的人。”[⑨]但是,公共部门中大部分情况并不存在“代理—委托”关系或对此关系存在很大争议,因而相关贿赂行为只能适用普通法或1889年《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的罪名。[⑩]这导致贿赂犯罪具有了不同的本质特征,在认定中出现了不同标准。为解决这一问题,曾有观点提出将“代理—委托”关系进行扩张解释,并运用到所有的贿赂情形之中。[11]尽管在技术上可行,但是适用上仍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12] 因此,《贿赂法》摈弃了“委托—代理”模式,转而采用了“不正当行为模式”。

  

根据“不正当行为模式”的内涵,贿赂行为的本质是违反了成文法所规定的正当行为义务,即行为人不正当实施(Improper Performance)相关职责或行为,侵害了被赋予以诚实(Good faith)、公正(Impartiality)或信任(Trust)方式从事行为的期望(Expectatio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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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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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哲学牛Philox 2017-06-24 13:45:38

  值得借鉴,以利于我国法律更新民法系统,科学勘察贿赂边界,依法惩处行贿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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