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继承传统抑或固守传统?

——从翟振明对刘小枫等人之学风的批评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 次 更新时间:2017-06-19 23:34:35

陈晓平(华南师大) (进入专栏)  

  

   摘  要:刘小枫等人把人文学科中的“富于创新”看作“胡说八道”,这是对学术研究的贬低甚至诋毁,是固守传统而不是继承传统。开“中国哲学史”研究之先河的冯友兰先生不但研究古典,而且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即“新理学”,可谓继承传统的典范。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兴起的“国学热”有固守传统之嫌,这从有关“亲亲相隐”的争论中可见一斑。

  

   关键词:继承传统 固守传统 唯古典论 亲亲相隐 冯友兰

  

   一、略评翟振明对刘小枫等人的批评

  

   最近读了翟振明教授的文章《“诉诸传统”何以毁坏学术传统——兼评刘小枫、秋风等的学术伦理》[1](以下简称“翟文”),颇有感触。在笔者看来,翟文观点犀利,论证充分,正中时弊,发人深省。它绝非翟振明教授与某些学者之间的个人之争,而是代表了当今国内两种学风之间的较量,那就是学术研究应该固守传统还是继承传统。

  

   请注意,“固守传统”与“继承传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反对创新,而后者不反对创新,甚至是为创新打基础、做铺垫的。也许有人怀疑“固守传统”是否真有其人,翟文表明不仅真有其人,而且在当今国内学术界是大行其道的。比如,刘小枫在接受《南方周末》访谈时宣称:“在我们这个行当,‘富于独创性的学者’其实是骂人话,等于说他在胡说八道。”[2]刘小枫所说的“行当”窄一点说是思想史研究,宽一点说恐怕涵盖所有人文学科;事实上,刘小枫就把这种观点用于较广的范围而不限于思想史。以下着重从哲学研究来讨论。

  

   按照刘小枫的这一说法,所谓“哲学研究”就是研究古代哲人或过去的名人怎么说的,而不能有所创新,这种哲学观可叫做“唯古典论”。如果古人或过去的人也像刘小枫这样想,那就没有哲学研究了,因为唯古典论会导致无穷倒退。换言之,今日之所以有刘小枫之类的“哲学研究”,那是因为古代哲人并不是唯古典论者,而属于刘小枫所说的“胡说八道”之辈;这样,刘小枫所遵从的“古典”便是“胡说八道”了。试问,把胡说八道奉为经典的人难道不是胡说八道吗?可见,如果刘小枫的话是对的,那他所从事的“哲学研究”就是胡说八道;如果他的话是错的,他所谓的“哲学研究”也和胡说八道相差无几;总之,刘小枫所持的唯古典论和他所说的“哲学研究”要么是胡说八道,要么是错的。

  

   事实上,刘小枫把唯古典论不仅应用于哲学研究,而且应用于政治历史研究。例如他在题为“毛泽东与中国的‘国家理由’”一文[3]中谈道:“我有兴趣尝试的是,从古典学问的着眼点来看毛泽东与中国这一大问题。什么叫做‘古典学问的着眼点’?我先用两个例子来简要说明,然后马上转入正题。古希腊、罗马的伟大纪事作家,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到撒路斯特、塔西托,实际上都是当时的政治哲人,他们的纪事作品(如今称为‘史书’)都是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发生的政治事变。他们绝非仅仅在纪事,而是以一种如今可以称为‘古典政治哲学’的眼光来认识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我想尝试的是,用他们的观察视角来看我自己经历的时代发生的政治事变——这就是我所说的古典学问的着眼点。”

  

   刘小枫所说的“古典学问的着眼点”就是笔者所说的“唯古典论”。刘小枫的这段话有严重的逻辑错误。一方面他说古希腊、罗马的伟大纪事作家或政治哲人“都是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发生的政治事变”,另一方面又说“他们绝非仅仅在纪事,而是以一种如今可以称为‘古典政治哲学’的眼光来认识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他这里使用的联结词“绝非仅仅……而是……”相当于逻辑联结词“不仅……而且……”。这个逻辑联结词涉及两个支命题,一个支命题是说那些古代政治哲人以他们自己的眼光认识当时发生的事情,另一个支命题是说他们以“古典政治哲学的眼光”来认识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便出现一个问题,所谓的“古典政治哲学的眼光”是那些古代政治哲人的眼光还是先于他们的更早的政治哲人的眼光?如果是前者,那后一个支命题等于废话;如果是后者,那刘小枫就有义务告诉读者更早的政治哲人是谁。且不论刘小枫是否能说出是谁,即使说出,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可见,刘小枫所谓的“古典学问的着眼点”要么是废话,要么是无穷倒退,总之都是无意义的。

  

   更为严重的是,刘小枫的这段话还包含逻辑矛盾。当他把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哲人的观点称作“古典政治哲学”的时候是从现在追溯过去,但他又说他试图“用他们的观察视角来看我自己经历的时代发生的政治事变”,这却是从过去展望未来;这里包含着两种相反方向的视角,这对于同一个人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除非所说的是两个人的视角或一个人在不同时段的视角。然而,刘小枫所说的正是他本人在讲演那一刻所持的视角即“古典学问的着眼点”,可见这一着眼点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说白了这一着眼点是“现在的过去”,类似于罗素作为矛盾典范的“圆的方”。

  

   刘小枫在那篇演讲中宣称:“如果要研究毛泽东与中国这一大课题,应该以晚清学人的古典意识为基点。”而且,“晚清学人——尤其廖平、康有为面对这一变局的思考——无不以中国传统古典学问为基础。”那么,我们还可以追问,晚清学人赖以为基础的孔子学说又是以什么为古典呢?这样的追问可以一直进行下去,笔者不知刘小枫将会如何收场,也不知他是否会在古猿人或爬行动物那里寻找“古典”。

  

   刘小枫等人固守传统的唯古典论在其论证方式上就是翟文所说的“诉诸传统”。以上分析便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翟振明对刘小枫等人“诉诸传统”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这样的‘学术追求’注定会走向‘伪学术’。”[4]从表面上看,固守传统的唯古典论者对传统是极为尊重和爱护的,但实际上他们给传统带来极大的毁坏。我们已经指出,刘小枫所说的“古典”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地被归入“胡说八道”。 正如翟文指出的,这是“是对传统的大不敬,更是对古代思想家的大不敬。”[5]

  

   与固守传统不同,继承传统蕴涵着对传统进行严肃的检讨和批判,区分其中的正确与错误、精华与糟粕,然后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只有这样,包含哲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才有可能不断地向前发展,才能够“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反之,固守传统的唯古典论者就会沦为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甚至比九斤老太还要糟糕,除了抱怨“一代不如一代”之外,还要付出努力将一己之偏好强加于后人,如刘小枫抛出的“国父论”就是如此。[6]这就是翟文所说的“是在对后人作恶”[7]

  

   二、继承传统的一个典范:冯友兰

  

   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之一,他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撰写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于四十年代撰写的《中国哲学简史》堪称该领域的“经典”,直到今日,仍然是国内和国际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文献。因此,冯友兰关于传统哲学的态度对于我们当今的哲学研究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众所周知,冯友兰在抗战时期撰写了六部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统称“贞元六书”,建立了他的独特的哲学体系即“新理学”。冯友兰强调,新理学与宋明旧理学之间的关系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接着讲是有创新的,而照着讲是没有创新的。

  

   冯友兰谈道:“在我的《中国哲学史》完成以后,我的兴趣就由研究哲学史转移到哲学创作。哲学方面的创作总是凭借过去的思想资料,研究哲学史和哲学创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过还是有不同。哲学史的重点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样说的;哲学创作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样想的。自己怎么想,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资料,但也总要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就是我在《新理学》中所说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8]

  

   如果把刘小枫关于哲学研究的看法用于冯友兰,那么冯友兰只有在研究哲学史即照着讲的时候是从事真正的哲学研究,而当他后来转为哲学创作即接着讲的时候就不是真正的哲学研究,而是“胡说八道”。然而,冯友兰却更看重自己的哲学创作,而把哲学史的研究当作哲学创作的预备阶段。显然,刘小枫对何谓“哲学研究”的看法与冯友兰是大相径庭的。

  

   把哲学史研究说成“照着讲”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而实际上,任何真正的哲学研究都是照着讲和接着讲的结合和统一,哲学史研究也不例外;只是哲学史研究侧重于照着讲,而哲学创作侧重于接着讲。谈到哲学史研究,冯友兰对自己的某些创新感到自豪。例如,将古代辩者区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合同异”,另一派主张“离坚白”;将程颢和程颐两兄弟区分为儒家两大学派的先驱,他们分别代表心学和理学。对此,冯友兰当仁不让地说:“这两点我认为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而后来也不能改变的。”[9]如果按照刘小枫的说法,那么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不地道,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归入“胡说八道”。

  

   冯友兰把自己对待古人和历史的态度称为“释古”,用以区别另外两种态度即“信古”和 “疑古”。信古就是固守过去,不越雷池一步;疑古就是一概否认古人所说,完全另起炉灶。在冯友兰看来,这两种对待古人或古典的态度都是不妥的。他说:“有些人好持一种见解,以为以前的人全是昏庸糊涂,其所做的事全是错的。只有我们才算对了。另外一种见解,以为现在及将来的人都是‘道德日下’,其所做的事,全是错的,只有古圣先贤才对。这两种见解可以说是一样的不对。”[10]

  

   用冯友兰的这种分类来看,刘小枫的治学态度至多可以算作“信古”;但也不尽然,因为他最为相信的不是中国的古人,而是西方的古人,甚至是西方的宗教教宗。可以说,刘小枫是把信古和崇洋结合起来的一个新派别,他自称为“文化基督徒”。至于为什么古人比今人更值得信赖,洋人比国人更值得信赖?刘小枫从来没有给出学理上的说明,而是把它作为宗教信条加以鼓吹。把学术理论和宗教教义混为一谈,这也是翟文所说的“对学术传统的毁坏”。

  

   关于哲学和宗教、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冯友兰早有精辟的论述。他谈道:“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可以叫做‘超道德的’价值。爱人,是道德价值;爱上帝,是超道德价值。……除了宗教还有哲学,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一条比宗教提供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因为在哲学里,为了熟悉更高的价值,无需采取祈祷、礼拜之类的迂回的道路。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正是宗教的洪福。”[11]

  

冯友兰说哲学是“一条比宗教提供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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