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敏:蒋介石的 “安内”政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6 次 更新时间:2017-06-15 23: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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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敏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的基本政策。本文从政治空间的角度,分别考察蒋介石对东北、华北、西北、华中、西南、东南地区的处置策略,以此反映“安内”政策在1930年代的演变。本文原题为《蒋介石的政治空间战略观念——以其“安内”政策为中心的探讨》,有删节。载于《中华民国史研究》第1辑。作者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与蒋同时代的政治家也是对手的周恩来曾评价称:“蒋介石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一个拙劣的外行,说他是个战略家也许还凑合”,“他的政治嗅觉比军事嗅觉敏锐”,“这便是他得以战胜其他军阀之所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蒋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他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的:“局势日趋紧急,粤变有蔓延之势,赤匪有猖獗之象,北方尚未稳定,倭患正在酝酿,加之洪水成灾,哀鸿遍野,此诚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交迫之时,险象环生,大局严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为了应对这一前所未有之危局,蒋所坚持的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是这一政策的前提和中心。

   蒋之“安内”政策的首要目标为中共,其次则为国内处于割据状态的地方实力派。从空间分布看,以蒋为首的南京政府的统治根基依然未出长江中下游流域七省之范围。而中共在其中心势力范围内的武汉、南昌、南京等地附近先后建立了中央、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和闽浙赣等几大根据地,游击区达到124县以上,蒋三度“围剿”均未奏效。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中,除去东北的张学良与蒋关系密切外,南方的粤桂是反蒋的大本营,西南的川滇黔、西北的晋陕甘青基本都各自为政,不受南京控制。

   蒋对如何“安内”是有先后缓急之别的,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1932年底,蒋在永绥舰中思索对内的“基本政策”,认为“第一步肃清赤匪,整理政治,以巩固基本势力,保全中心区域”,“对西北掌握、西南联络,对南部妥协,对北部亲善、放任”。1933年热河失守后,蒋对北方的政策由放任转为统制,于3月6日北上保定,撤换张学良,以“镇摄北方为革命基础”。至1934年中,随着“剿共”形势的变化,蒋对南方的粤桂反对势力由消极“妥协”转为积极“平定”。自1934年7月10以后,蒋每日都将“平粤计划”列入日记的“注意栏内”,“以为自检”。

  

安定北方

  

   在1930年代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蒋介石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是保卫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九一八事变后,蒋获知日本出兵攻占沈阳、长春、营口等地的消息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在日记中痛下决心写道:“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事变后第二年,1932年9月13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预期十年以内,恢复东三省,同为中华人民血气之伦,当以此奋勉。而况为我父母之所生者乎?”“预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中秋节恢复东三省,解放朝鲜,收回台湾,琉球。”

   作为弱国的领袖,蒋有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弱国的国防不能像强国那样“重边疆”,“取攻势”,只能“重核心”,“取守势”。在东北边疆已失的既定事实面前,蒋主张“东北失地任国联以政治方法解决,不愿以武力反攻收回”。蒋认为,真正攸关存亡的是关内的华北,如果日本“欲在关内再进”,“则必死力抵抗,虽被其全国占领封锁,亦所不恤”。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蒋之政治盟友的张学良,因失土之责而遭受粤方的攻讦。1932年1月锦州失守后,粤方元老邹鲁在四届一中全会上提出惩办张学良案,张之地位因此岌岌可危。此时,蒋虽已自身不保,因粤方反对而宣告下野,但依然设法保张。1月8日,蒋致电宋子文,告以:“此时以巩固汉卿地位为惟一要旨,如汉卿能不辞职,务望勿辞。”在蒋看来,粤方之所以力主惩张是欲“借外侮之名先扫除其所谓蒋派势力,北方则由冯主持以倒张;南方则由粤桂出兵两湖,以除蒋也”。

   1932年1月中旬,蒋介石联手汪精卫,重返政治舞台,由汪出任行政院长,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蒋主军、汪主政的政治格局。在这一政治格局下,蒋对日坚持“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外交方针,对内基本政策为“统北缓南”,“对南部妥协,对北部亲善、放任”。蒋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对胡汉民、陈济棠等人割据两广,只能暂取妥协、联络的态度,而对北方则力主维持现状,继续支持张学良。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对桂系负责与中央联络的政客王季文所述“阶段斗争急于民族斗争,暂失东北,令倭寇为我防范苏赤,未始非计”的看法,表示赞许之意,认为王“有几分观察能力”,“皆中肯之谈也”。

   蒋这一“统北缓南”的战略部署为汪精卫与张学良之间的冲突所打破。1932年5月,《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签署后,日本军队对南方的侵扰暂告平息,将目标转向北方的热河。6、7月间,行政院长汪精卫因不满于张学良对日军侵热的消极敷衍,力主撤换。此时,蒋正坐镇汉口部署新一轮的“剿共”攻势。他对汪、张之间的矛盾感到左右为难,一方面他对张学良的懦弱和无所作为深感遗憾,认为“不能不管”,“如放任则又恐变为东北第二”;但是“如管理则时间不许,实力亦差,而与缩小范围之旨相反”。在蒋看来,“如能假我三月至半年时间,则事可为也”。

   随着热河危机的加剧,汪、张关系终至破裂。8月6日,汪精卫公开致电张学良,高调宣称“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愿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来劝告张同时下野。面对骤然爆发的汪、张冲突,蒋以“在剿匪期间,决不能回京”为由,坐镇武汉,沉机观变。蒋力主继续维持现状,“中央处理,以汪复行政院为宜,否则只有自任;北方处理,以留张在平为宜,如不能留,则只有以余自任委员长”,“继持现状,待剿匪成功之后,再问北方之事也”。为了保持北方的安定,同时因汪之去张背后其实别有用心,蒋对张学良采取了去名存实的处理方法,先令张辞职,撤销北平绥靖公署,后改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由蒋自兼,张以私人名义代为主持。

   蒋虽一再督促张学良出兵入热,但并非要求其与日本展开大规模的决战,确保热河不失,只是希望张能牺牲一部分自己的部队,使日本人进占热河时要付出相当之代价,为自己争得一些面子而已。实际上,蒋对热河局势早已“预备其失守”,甚至做好失地后被反动势力攻击得体无完肤的心理准备。蒋认为,即使遭受如此侮辱,也要“卓立不动”,“以贯彻余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清匪之主张,先巩固革命基础,整顿革命阵容,再与倭寇决战也”。

   但事与愿违,奉军毫无斗志,凌源、承德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相继失守。蒋实在忍无可忍,认为“此种失地,诚不能为天下后世谅也”,于是决定北上保定。3月6日午夜,蒋由汉口乘车北上,途径新店、信阳,于7日晚10时到郑州,8日下午3时到高邑,5时许抵达石家庄,9日下午3时由石家庄出发,于7时到保定。蒋在保定、石家庄之间停留了大约半个月,直至25日才乘机离开。

   蒋北上保定后,以热河失守为由,撤换了张学良,对北方政局由“放任”转为统制,欲“镇摄北方为革命基础”。蒋因念及张翊赞中央维护统一之前功,其内心对去张颇为“悬念不定”,甚感“公私之间为难”。蒋既担心张“不能谅解”,又怕张不愿离职,“不能速决其行也”。张离职后,蒋曾动念借机改编东北军,但因担心此举会引起内争,甚感不安,“决以大公示之,乃即中止,此或一良知所致也”。

   张学良去职后,蒋即亲自指挥北上的中央军参加长城一线的保卫战。3月11日,他在日记中记称:“连日古北上与喜峰二口战事激烈。廿五师关师长在古北口受伤四处,不胜悲愤。中央军牺牲之价值,此为初试也。”3月16日,又记曰:“宋哲元部,在喜峰口激战七日,击退倭寇,足以挫寇锋而张军誉也。”为确保关内安全,蒋对长城抗战态度坚定,大有宁为玉碎之势。3月2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对倭一面交涉之方针,已失其效,惟有抵抗之一面而已。与其坐而待亡,不如抵抗而亡,以留中华民族光荣历史最后之一页,况抵抗决无灭亡之理,而且惟有抵抗为图存之道。”

   长城抗战最后虽仍以中方的妥协退让告终,但中央军在长城一线誓死抵抗,浴血奋战,“牺牲之价值”是充分表明了中方抵抗的决心,令日本方面不得不有所戒惧。《塘沽协定》的签署令日本对关内的侵扰暂告一段落,为蒋赢得了宝贵的“整顿准备”的时机。6月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上星期以来,协定发表后,停战政策得告段落,国民乃得比较安定。国际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复兴之基,其立于此。”

  

坐镇华中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内忧外患、南北分崩之局面,蒋坚持“第一步肃清赤匪,整理政治,以巩固基本势力,保全中心区域”。1932年6月《上海停战协定》刚一签订,蒋便离京南下,在庐山稍事修整后,于28日启程前往武汉。蒋常驻武汉办公达半年之久,直至年底召开四届三中全会前夕才回到南京。

   消灭长江流域的中共武装,是蒋实现其“保全中心区域”战略目标的第一步。1932年5月,蒋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开始积极准备发动新一轮“围剿”攻势。蒋吸收了前几次“剿共”失败的教训,不同于以往仅侧重于军事方面的“围剿”,提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措施互相配合的总体进剿战略。6月7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剿匪,先求军纪严明,次求吏治清明,再以团警、土地、赈济、运转之方补充之,其要在于多设侦察监督机关。又在于得公正勤劳,有正气,有血气之人也。对于土地问题二说,一在恢复原状,归还地主;一在设施新法,实行耕者有其地主义。对于耆伸亦有二说,一在利用耆绅,招徕士民;一在注重贫民,轻视耆绅,以博贫民欢心。余意二者可兼用也。”次日,又写道:“以后剿匪方针,决以开辟道路为首,次以组织民团整顿警察,再次以救济贫民,施行教育,宣传主义,平均地权以为根本之图。”11日,又思考认为:“此次剿匪经费决以半数为修路,筑碉、赈济之用,而治本之道则注重于清廉县长与组织保甲、训练民团,分配土地,施放种籽也。决不求其速剿,只望其渐清也。”蒋驻汉指挥“围剿”可谓不遗余力,其7月23日日记写道:“今日为岳母逝世周年,时日如滚,忽忽一年,不能再见此贤母,哀哉。不能上山与妻共同尽礼,以剿匪任务,与倭寇扰热问题,不敢以私庆公,亦不敢畏暑偷懒耳。”在蒋亲自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先后攻占了洪湖、新集、金家寨等地,鄂中“剿匪”略告段落。9月12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上星期,东克麻埠,西克新集,此剿匪第一期计划,得有进步也。”14日,又记称:“英山与商城先后克复,赣南且有一师之众来降,是乃民族复兴、赤匪消灭之一转机,甚祈天佑中华,俾早日肃清内乱,统一中国,保障东亚,勿使倭奴惨残人类,欺凌中华也。”21日,蒋又记曰:“第十师,昨午克复金家寨,此心为之一慰,从此江北之匪易清,而抗日之基渐立矣。”

   江西南昌是蒋常川驻守的另一华中重镇。1933年1月,面对日本侵逼热河,蒋决定“先剿赤而后对日”,于1月29日动身前往江西“剿共”。4月3日,蒋北上保定处理完张学良后,因“江西新淦失守,情形紧急”,决定“前往震慑”。蒋抵达南昌第二天便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急驰抚州,听取各将领的报告后,决定先“收复”新淦,并肃清永乐间的共产党军队。蒋还“甚思以后剿匪战术编制与组织有所改正,以期奏效也。战略应准备三个纵队,分置南城、宜黄与永丰三点,以待赤匪之弱点而进袭之”。整个1933年,蒋除了曾于3月北上保定处理北方政局外,始终无声无臭,在江西埋头“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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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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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泉上长吟 2017-06-20 22:45:29

  蒋公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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