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云:海湾四国的发展困局与转型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 次 更新时间:2017-05-25 0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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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云  

   自2016年1月2日沙特处死什叶派教士奈米尔之后,整个海湾地区都陷入了连锁效应般的区域对抗。首先是伊朗民众冲击沙特大使馆,1月4日,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将教派冲突掩饰下的国家冲突直接摆上桌面。作为海湾合作组织的主导国家,沙特此举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巴林宣布和伊朗断交,阿联酋宣布将与伊朗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科威特和卡塔尔宣布召回驻伊朗大使,几乎一夜之间,整个海湾陷入了一种相对紧张的气氛。作为世界油气的主要产地,海湾地区是土豪国家的代名词。去年开始的油价断崖式下跌,海湾国家又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一方面经济压力巨大,另一方面政治空气紧张,在欧亚大陆腹地,波斯湾地区是维持繁荣与稳定,还是会走向对抗、紧张和衰落呢?2016年1月20日到2月4日,笔者走访了处于沙特和伊朗之间的海湾四国,亲身感受其紧张气氛,但异乎寻常的是整个地区基本保持了平和与安定。这一片处于沙漠和海洋之间的荒瘠之地,同时也是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地区,核心问题并非是政治站队,而是“发展”。用中国人熟悉的话来说就是,地区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依赖于发展。

  

逼仄的转型之路

  

   Gulf(海湾),国际社会因历史习惯称其为波斯湾,而阿拉伯国家则坚称其为阿拉伯湾,故而一般国际讨论仅称其地理名称“海湾”。名不正则言不顺,从命名权的争夺可一窥此地区的历史纠缠。从族群分布看,海湾的东西两侧目前都以阿拉伯人为主。但在政治地理上,海峡西侧从北到南为7个阿拉伯国家,东侧则是伊朗辖属的富有石油的胡齐斯坦等以阿拉伯人口为主的省。统一的伊朗和分裂的阿拉伯世界,一直是海湾地区几千年的政治常态。笔者此番访问的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夹缝中的四个阿拉伯君主国,卡塔尔、巴林、阿联酋、阿曼。得益于石油带来的财富,四国都是全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国家。多哈机场一降落,就能体会到这种“土豪”气息,异常宽大豪华的航站楼,充分体现了“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海湾领导风格。按照卡塔尔的发展计划,多哈机场将占整个城市面积的三分之一,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但对于天然气储量雄踞世界第三的卡塔尔而言,修建超大机场并非是简单的炫富,而是君主主导的庞大发展规划。油气是真主赐给穆斯林的礼物,建设一个世界的中心城市,则是这些君主的现世功业,航运中心就是走向世界中心城市的关键一步。从国际政治看,海湾国家都是小国,但从国际航空业版图看,海湾国家个个都是超级大国。狭小一地集中了卡尔塔航空、伊蒂哈德航空和阿联酋航空,这三家世界前十的大航空公司。建设世界最大的机场,不独是多哈的计划,迪拜和阿布扎比都在修建世界最大机场的道路上奔跑。如此集中的投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些国家急于摆脱单一油气经济的内在焦虑。“全面实现经济多元化”,这是笔者短暂访问中听到最多的话。就在笔者访问过程中,阿联酋联邦最高委员会正在内陆沙漠的酒店召开特殊国务会议,商讨石油时代结束之后怎么办。虽然政治空气紧张,但至少在表面看来,油价下跌远比处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重要的多。

   但从区域比较来看,这条转型道路并不轻松。今天迪拜常常被当作海湾油气国家经济转型的样本,但事实上迪拜所走过的道路,巴林早已走过。被称为“海湾地区最早实现经济多元化国家”的巴林,其麦纳麦港仍然是海湾至今唯一的自由港。借助黎巴嫩内战的机会,巴林很早就取代贝鲁特成为中东金融中心。而作为地区航运中心,巴林的海湾航空公司一度是中东最成功的航空公司。鲜为人知的是,今天阿联酋航空的成功,就是建立在挖角海湾航空的基础上。当今迪拜虽然是整个地区商品贸易的中心,但是巴林消费品展仍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贸易展。虽然转型路上未必有先后,但巴林走这条路成功了吗?

   如果以GDP估算,油气在巴林GDP的占比已经下降到20%以下,这被巴林官方和世界视为经济多元化的成就,也被认为是转型成功的标志。但是换个角度看,今天油气收入仍然占到巴林政府收入的80%以上。油气收入下降,政府收入随之大幅度下降,经济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政府收入的多元化。作为海湾地区最早开发油气的地方,巴林的油气资源已经下降到每天10万桶(包括沙特的5万桶以“共同开发”名义的赠予),却依旧是维持国家运转的最基本收入来源。表面上看,海湾各国都是自由经济,政府没有什么税收。但与其说这是贯彻自由主义经济,不如说这是传统社会运作的结果。巴林仍然保持着一个传统的阿拉伯社会的政治机制,政府没有什么成型的税收财政系统,财力十分有限。受益于油气资源的开发,国民在短暂的几十年中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享受了极高的福利待遇。而一旦油气收入下降,福利则难以为继。对海湾油气国家而言,经济多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上要多产业发展、保持繁荣;更大的挑战在于政府收入要多元化,不能靠单一油气收入。当然这一挑战对本地民众而言也是成立的,富足的生活不能仅仅依靠油气。

   旅游度假中心、会展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以这样四个中心为方向的转型,巴林可以说是先驱,迪拜在路上,卡塔尔乃至阿布扎比刚开始。但是目标如此一致,道路就相应逼仄不少,甚至会导致恶性竞争,这点在航空业已经显现出来了。唯一在转型道路上取向不同的是阿曼,作为传统的海上强国,阿曼把制造业和航运业发展作为自己的方向。为此,阿曼设立了杜库姆经济特区,定位是工业制造。不仅给予30年免征任何税费的优惠条件,甚至为此邀请了在工业园设计运营异常有经验的新加坡团队,对整个经济特区统一管理。但对于没有建立工业传统的国家而言,走制造业的道路是另外的一种艰辛。劳动力体系的搭建,纵深市场的培养,生产链的确立,都不是海湾的单个国家能做到的。

  

从“和平与发展”到“发展与和平”

  

   笔者回程之后,恰好中东和东北亚两处都出现了新的紧张气氛, “和平与发展”是否还是时代主题的疑问不仅在学术界,资本市场的从业者也发出同样的疑问。仅从目标理解,和平与发展可以作为任何时代主题。所有的民族、国家、宗教都希望和平发展,然而正是太多种的“和平与发展”才造成了不断的冲突。不同主体间的“和平与发展”存在着不可通约性,投资者有切实的体会,学者也有各自的论述。但就笔者对海湾地区的观察而言,本地区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理念至少与中国人有某些共通之处。问题在于借助什么来实现何种和平,获得什么样的发展结果?

   除了几个大国之外,海湾小国在地缘政治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停战阿曼诸国”。从阿拉伯帝国到奥斯曼帝国,这一地区的封建君主在近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封君不在了。伊斯兰封君的权威丧失,导致这些小封建君主最后选择加入了英帝国的保护国,达成了这个碎片地带最初的和平。随着一战二战的民族独立浪潮,海湾小酋长国也纷纷建国,而这一英帝国治下的和平也被作为政治遗产保留下来。这一和平的维持,既有来自美国继英国的“保护”,其实也有地区地缘环境的特殊原因。长期的对峙与不稳定是海湾地区大国的常态,伊朗革命、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颠覆与冲突几十年来都没有停止过。本地区的两个传统重要大国,伊拉克毁于战争,伊朗受制于制裁。沙特是地区目前的主要力量,但由于宗教的原因并不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起到有效的示范作用,同时作为恐怖主义的袭击对象,安全情况也不让人放心。如同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当地区大国遭遇各种问题,夹缝中的小国反而呈现出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以及阿曼,由北到南的这样一片狭长的边缘地带,也是动荡地区的繁荣地带,其中既有油气资源开发的偶然,也有政治环境的必然。

   动荡的地区环境,需要一个安定的缓冲地带。开放的市场体系、自由的资本环境、便捷的航运物流、相对和谐的社会环境,以及发达的基础设施,都是冲突各方所需要的。上世纪70年代黎巴嫩内战,巴林趁机取得了大量集中在贝鲁特的金融业务,发展成休闲度假和金融服务中心。两伊战争之后,迪拜趁机成为了对伊朗的贸易港口,海湾战争之后,进一步取代海湾北部的港口,成为海湾航运的核心。阿拉伯之春之后,中东大幅震动,又有大批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等地的富豪来到海湾。地区动荡不断给海湾四国带来发展机会,加之自身的发展意志,支撑起了旋风般的快速发展。

   迪拜的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下有一句迪拜埃米尔穆罕默德·本·拉希德的原话,“The word impossible is not inleaders’dictionaries”,某种程度上,这体现了海湾国家领导人的执政风格。笔者的老友,阿联酋文化部高级研究员柴绍锦博士将其概括为“贝都因风格”。海湾阿拉伯国家,虽然都是一个民族,但其分支复杂,不过王室家族都出自贝都因部落,政治的行为模式和文化标准仍然是贝都因式的。“如同沙漠风暴,来的时候会非常激烈,但是过去之后,可能立刻归于平静,什么都没有改变”。在海湾国家的政治中,领导人的个性常常会带来惊世之举,但是个人的突破未必会带来一个系统的变化。依托于石油财富,海湾国家有非常强大的意志与力量支持“发展”,但“发展”更大的支撑则是领导人的意志。不同于中国上下同心的“发展主义”,海湾国家的发展更多是王室领导者的“发展”。民众参与的是享受石油财富带来的巨大收益,对于开眼看世界并没有足够的热情和准备。统治者的雄心和远见,与民众的恬静与安逸正好形成对比。对于民众而言,安享真主赐予的财富,善尽一个穆斯林的义务即可。但对于统治者而言,国家不仅要做一个避风港、缓冲地,更要成为区域发展的带动者,唯有此才能保证本国的影响力继续,维持自身的繁荣。天际线不断提高虽可以引人注目,但要真正成为领导者,则需要长期折冲樽俎的努力。环顾整个大中东地区,埃及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长期经济不景气,阿拉伯之春后更是元气大伤,已不复中东第一大国之位;叙利亚和伊拉克长期内战之后,已经政治碎片化。本地区有能力的大国,无疑以沙特和伊朗为首。沙特不仅坐拥丰富的油气资源,同时作为伊斯兰圣地所在地,有独一无二的号召力。但是沙特政治上的封闭取向,长期的政教不分,并不能给其他国家提供发展榜样。而作为波斯帝国的继承者,伊朗保持了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但经济被制裁多年,缺乏地区号召实力。宗教上什叶派和政治伊斯兰共和国模式,又导致伊朗的理念和道路无法被普遍接受。

   相对于这些有各种缺陷的大国,海湾小国相对开放的政治社会态度,积极推动经济发展,使其发展模式更被世界认可。但是,从被世界认可到成为区域发展的样板,两者间仍然有一个极大的跨度。安全上要成为美国的伙伴,经济上要成为伊朗的伙伴,政治宗教上要和沙特站在同一战线。对于领导人而言,保持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非常重要。在沙特和伊朗的直接对抗下,海湾小国基本都是选取了务实态度,除了在财政上仰沙特鼻息的巴林宣布与伊朗断交,其他国家最激烈的态度也仅是降低外交关系为代办级。保持一种平衡,是海湾小国的底线。伊朗解除制裁是对本区经济发展最大的利好消息,虽然海湾小国长期以来都是伊朗借以维持对外金融贸易的通道,但是否会成为伊朗经济重振的桥梁,这是未来需要证明的。至少目前看来,从发展模式上,巴林、卡塔尔、阿联酋和阿曼都无法提供给伊朗一种可以直接借用的模式。

  

中国和海湾,某种不期而遇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在海湾是无处不在的。有着30万华人常驻的阿联酋自不必讲,卡塔尔刚刚举行了“中国制造展”,多哈的标志性建筑多哈塔是中国建筑集团承建的,阿曼杜库姆经济特区专门建立了中国工业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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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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