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云:海湾四国的发展困局与转型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5 次 更新时间:2017-05-25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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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云  

自2016年1月2日沙特处死什叶派教士奈米尔之后,整个海湾地区都陷入了连锁效应般的区域对抗。首先是伊朗民众冲击沙特大使馆,1月4日,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将教派冲突掩饰下的国家冲突直接摆上桌面。作为海湾合作组织的主导国家,沙特此举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巴林宣布和伊朗断交,阿联酋宣布将与伊朗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科威特和卡塔尔宣布召回驻伊朗大使,几乎一夜之间,整个海湾陷入了一种相对紧张的气氛。作为世界油气的主要产地,海湾地区是土豪国家的代名词。去年开始的油价断崖式下跌,海湾国家又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一方面经济压力巨大,另一方面政治空气紧张,在欧亚大陆腹地,波斯湾地区是维持繁荣与稳定,还是会走向对抗、紧张和衰落呢?2016年1月20日到2月4日,笔者走访了处于沙特和伊朗之间的海湾四国,亲身感受其紧张气氛,但异乎寻常的是整个地区基本保持了平和与安定。这一片处于沙漠和海洋之间的荒瘠之地,同时也是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地区,核心问题并非是政治站队,而是“发展”。用中国人熟悉的话来说就是,地区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依赖于发展。


逼仄的转型之路


Gulf(海湾),国际社会因历史习惯称其为波斯湾,而阿拉伯国家则坚称其为阿拉伯湾,故而一般国际讨论仅称其地理名称“海湾”。名不正则言不顺,从命名权的争夺可一窥此地区的历史纠缠。从族群分布看,海湾的东西两侧目前都以阿拉伯人为主。但在政治地理上,海峡西侧从北到南为7个阿拉伯国家,东侧则是伊朗辖属的富有石油的胡齐斯坦等以阿拉伯人口为主的省。统一的伊朗和分裂的阿拉伯世界,一直是海湾地区几千年的政治常态。笔者此番访问的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夹缝中的四个阿拉伯君主国,卡塔尔、巴林、阿联酋、阿曼。得益于石油带来的财富,四国都是全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国家。多哈机场一降落,就能体会到这种“土豪”气息,异常宽大豪华的航站楼,充分体现了“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海湾领导风格。按照卡塔尔的发展计划,多哈机场将占整个城市面积的三分之一,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但对于天然气储量雄踞世界第三的卡塔尔而言,修建超大机场并非是简单的炫富,而是君主主导的庞大发展规划。油气是真主赐给穆斯林的礼物,建设一个世界的中心城市,则是这些君主的现世功业,航运中心就是走向世界中心城市的关键一步。从国际政治看,海湾国家都是小国,但从国际航空业版图看,海湾国家个个都是超级大国。狭小一地集中了卡尔塔航空、伊蒂哈德航空和阿联酋航空,这三家世界前十的大航空公司。建设世界最大的机场,不独是多哈的计划,迪拜和阿布扎比都在修建世界最大机场的道路上奔跑。如此集中的投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些国家急于摆脱单一油气经济的内在焦虑。“全面实现经济多元化”,这是笔者短暂访问中听到最多的话。就在笔者访问过程中,阿联酋联邦最高委员会正在内陆沙漠的酒店召开特殊国务会议,商讨石油时代结束之后怎么办。虽然政治空气紧张,但至少在表面看来,油价下跌远比处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重要的多。

但从区域比较来看,这条转型道路并不轻松。今天迪拜常常被当作海湾油气国家经济转型的样本,但事实上迪拜所走过的道路,巴林早已走过。被称为“海湾地区最早实现经济多元化国家”的巴林,其麦纳麦港仍然是海湾至今唯一的自由港。借助黎巴嫩内战的机会,巴林很早就取代贝鲁特成为中东金融中心。而作为地区航运中心,巴林的海湾航空公司一度是中东最成功的航空公司。鲜为人知的是,今天阿联酋航空的成功,就是建立在挖角海湾航空的基础上。当今迪拜虽然是整个地区商品贸易的中心,但是巴林消费品展仍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贸易展。虽然转型路上未必有先后,但巴林走这条路成功了吗?

如果以GDP估算,油气在巴林GDP的占比已经下降到20%以下,这被巴林官方和世界视为经济多元化的成就,也被认为是转型成功的标志。但是换个角度看,今天油气收入仍然占到巴林政府收入的80%以上。油气收入下降,政府收入随之大幅度下降,经济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政府收入的多元化。作为海湾地区最早开发油气的地方,巴林的油气资源已经下降到每天10万桶(包括沙特的5万桶以“共同开发”名义的赠予),却依旧是维持国家运转的最基本收入来源。表面上看,海湾各国都是自由经济,政府没有什么税收。但与其说这是贯彻自由主义经济,不如说这是传统社会运作的结果。巴林仍然保持着一个传统的阿拉伯社会的政治机制,政府没有什么成型的税收财政系统,财力十分有限。受益于油气资源的开发,国民在短暂的几十年中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享受了极高的福利待遇。而一旦油气收入下降,福利则难以为继。对海湾油气国家而言,经济多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上要多产业发展、保持繁荣;更大的挑战在于政府收入要多元化,不能靠单一油气收入。当然这一挑战对本地民众而言也是成立的,富足的生活不能仅仅依靠油气。

旅游度假中心、会展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以这样四个中心为方向的转型,巴林可以说是先驱,迪拜在路上,卡塔尔乃至阿布扎比刚开始。但是目标如此一致,道路就相应逼仄不少,甚至会导致恶性竞争,这点在航空业已经显现出来了。唯一在转型道路上取向不同的是阿曼,作为传统的海上强国,阿曼把制造业和航运业发展作为自己的方向。为此,阿曼设立了杜库姆经济特区,定位是工业制造。不仅给予30年免征任何税费的优惠条件,甚至为此邀请了在工业园设计运营异常有经验的新加坡团队,对整个经济特区统一管理。但对于没有建立工业传统的国家而言,走制造业的道路是另外的一种艰辛。劳动力体系的搭建,纵深市场的培养,生产链的确立,都不是海湾的单个国家能做到的。


从“和平与发展”到“发展与和平”


笔者回程之后,恰好中东和东北亚两处都出现了新的紧张气氛, “和平与发展”是否还是时代主题的疑问不仅在学术界,资本市场的从业者也发出同样的疑问。仅从目标理解,和平与发展可以作为任何时代主题。所有的民族、国家、宗教都希望和平发展,然而正是太多种的“和平与发展”才造成了不断的冲突。不同主体间的“和平与发展”存在着不可通约性,投资者有切实的体会,学者也有各自的论述。但就笔者对海湾地区的观察而言,本地区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理念至少与中国人有某些共通之处。问题在于借助什么来实现何种和平,获得什么样的发展结果?

除了几个大国之外,海湾小国在地缘政治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停战阿曼诸国”。从阿拉伯帝国到奥斯曼帝国,这一地区的封建君主在近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封君不在了。伊斯兰封君的权威丧失,导致这些小封建君主最后选择加入了英帝国的保护国,达成了这个碎片地带最初的和平。随着一战二战的民族独立浪潮,海湾小酋长国也纷纷建国,而这一英帝国治下的和平也被作为政治遗产保留下来。这一和平的维持,既有来自美国继英国的“保护”,其实也有地区地缘环境的特殊原因。长期的对峙与不稳定是海湾地区大国的常态,伊朗革命、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颠覆与冲突几十年来都没有停止过。本地区的两个传统重要大国,伊拉克毁于战争,伊朗受制于制裁。沙特是地区目前的主要力量,但由于宗教的原因并不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起到有效的示范作用,同时作为恐怖主义的袭击对象,安全情况也不让人放心。如同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当地区大国遭遇各种问题,夹缝中的小国反而呈现出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以及阿曼,由北到南的这样一片狭长的边缘地带,也是动荡地区的繁荣地带,其中既有油气资源开发的偶然,也有政治环境的必然。

动荡的地区环境,需要一个安定的缓冲地带。开放的市场体系、自由的资本环境、便捷的航运物流、相对和谐的社会环境,以及发达的基础设施,都是冲突各方所需要的。上世纪70年代黎巴嫩内战,巴林趁机取得了大量集中在贝鲁特的金融业务,发展成休闲度假和金融服务中心。两伊战争之后,迪拜趁机成为了对伊朗的贸易港口,海湾战争之后,进一步取代海湾北部的港口,成为海湾航运的核心。阿拉伯之春之后,中东大幅震动,又有大批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等地的富豪来到海湾。地区动荡不断给海湾四国带来发展机会,加之自身的发展意志,支撑起了旋风般的快速发展。

迪拜的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下有一句迪拜埃米尔穆罕默德·本·拉希德的原话,“The word impossible is not inleaders’dictionaries”,某种程度上,这体现了海湾国家领导人的执政风格。笔者的老友,阿联酋文化部高级研究员柴绍锦博士将其概括为“贝都因风格”。海湾阿拉伯国家,虽然都是一个民族,但其分支复杂,不过王室家族都出自贝都因部落,政治的行为模式和文化标准仍然是贝都因式的。“如同沙漠风暴,来的时候会非常激烈,但是过去之后,可能立刻归于平静,什么都没有改变”。在海湾国家的政治中,领导人的个性常常会带来惊世之举,但是个人的突破未必会带来一个系统的变化。依托于石油财富,海湾国家有非常强大的意志与力量支持“发展”,但“发展”更大的支撑则是领导人的意志。不同于中国上下同心的“发展主义”,海湾国家的发展更多是王室领导者的“发展”。民众参与的是享受石油财富带来的巨大收益,对于开眼看世界并没有足够的热情和准备。统治者的雄心和远见,与民众的恬静与安逸正好形成对比。对于民众而言,安享真主赐予的财富,善尽一个穆斯林的义务即可。但对于统治者而言,国家不仅要做一个避风港、缓冲地,更要成为区域发展的带动者,唯有此才能保证本国的影响力继续,维持自身的繁荣。天际线不断提高虽可以引人注目,但要真正成为领导者,则需要长期折冲樽俎的努力。环顾整个大中东地区,埃及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长期经济不景气,阿拉伯之春后更是元气大伤,已不复中东第一大国之位;叙利亚和伊拉克长期内战之后,已经政治碎片化。本地区有能力的大国,无疑以沙特和伊朗为首。沙特不仅坐拥丰富的油气资源,同时作为伊斯兰圣地所在地,有独一无二的号召力。但是沙特政治上的封闭取向,长期的政教不分,并不能给其他国家提供发展榜样。而作为波斯帝国的继承者,伊朗保持了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但经济被制裁多年,缺乏地区号召实力。宗教上什叶派和政治伊斯兰共和国模式,又导致伊朗的理念和道路无法被普遍接受。

相对于这些有各种缺陷的大国,海湾小国相对开放的政治社会态度,积极推动经济发展,使其发展模式更被世界认可。但是,从被世界认可到成为区域发展的样板,两者间仍然有一个极大的跨度。安全上要成为美国的伙伴,经济上要成为伊朗的伙伴,政治宗教上要和沙特站在同一战线。对于领导人而言,保持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非常重要。在沙特和伊朗的直接对抗下,海湾小国基本都是选取了务实态度,除了在财政上仰沙特鼻息的巴林宣布与伊朗断交,其他国家最激烈的态度也仅是降低外交关系为代办级。保持一种平衡,是海湾小国的底线。伊朗解除制裁是对本区经济发展最大的利好消息,虽然海湾小国长期以来都是伊朗借以维持对外金融贸易的通道,但是否会成为伊朗经济重振的桥梁,这是未来需要证明的。至少目前看来,从发展模式上,巴林、卡塔尔、阿联酋和阿曼都无法提供给伊朗一种可以直接借用的模式。


中国和海湾,某种不期而遇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在海湾是无处不在的。有着30万华人常驻的阿联酋自不必讲,卡塔尔刚刚举行了“中国制造展”,多哈的标志性建筑多哈塔是中国建筑集团承建的,阿曼杜库姆经济特区专门建立了中国工业园。事实上在过去的15年中,既不是传统的反帝反殖的战友埃及,也不是有着战略协作关系的伊朗,而是中国与海湾国家联系最为密切。这既是一种意外,也是一种必然,双方共享了一个“和平与发展”。

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迪拜Mall,几乎每个门店都有中国导购,黄金装裱的阿布扎比国王酒店,号称世界唯一的八星级酒店,每个房间都配有中国管家服务。这些都是超出中国和海湾国家设想的,可以说是一种意外。过去十多年的石油繁荣,海湾产油国上上下下都握有大量的收益,针对这一人群的消费,才有了迪拜Mall和王宫酒店的对外开放,高端优良的服务,很快吸引了富起来的中国人。石油和天然气的最大供给者和最大购入者,以终端消费的方式再次相遇了。这一遭遇说明中国与海湾实际上有着深入的经济联系,同时也有着更多的潜力可以继续挖掘。

如同中国游客在海湾国家随处可见,中国制造和中国企业也更为密集的出现。华为当仁不让,在海湾已经是中国的代表了,笔者亲见迪拜王室成员也使用华为手机。从石油开发、建筑工程发包,再到电信设施的铺设随处都可以找到中国企业的影子。15年前,中国在多哈喜来登酒店签订入世协议,多哈回合开始时中国入世。过去15年中,中国与海湾国家共同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这似乎带有某种宿命感。这一宿命是基于同一个“和平与发展”的理念,作为过去一轮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和海湾历史性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在物理世界中,三角形是最稳定的,但是国际联系中,这种基于第三方导引的联系是否足够强大呢?特别是英国退欧,美国川普崛起所带来的全球化引力不足,退潮已成必然趋势的大背景下,中国和海湾现有的经济联系机制对双方商人和企业而言是否能够提供足够支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比起随处可见的Citibank和HSBC,以及穿梭于高端写字楼的欧美律师、高级经理人和各种专业人士,中国和海湾的关联度显得比较低端。再如比起占本区域人口一半以上的印巴孟非外部劳力相比,中国和海湾的联系显得更加单薄,不成系统。海湾国家带有鲜明贝都因风格的崛起,使得中国和海湾快速而热烈地建立了深切关联。但如何维持?把不期而遇变成长期的伙伴,这并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从贸易角度看,中国和海湾之间的贸易量非常之大,但大量是中间品贸易,作为终端呈现的中国商品并不多。不同于满街的丰田车、随处可见的三菱电机,除了华为、中兴、三一等企业之外,中国企业并未在海湾形成自己的销售网络。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建立自己的品牌已经不易,要使品牌和商品扬帆出海则更加困难。靠低价打开市场,确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国际贸易过程中的本地销售代理的法律、会计、保险等相关服务能力不足,企业不能在销售和订单管理环节增加附加值,只能选择“薄利多销”的简单策略。海湾最大的日产销售终端是超市,家乐福随处可见,能与之抗衡的本土超市LULU则是印度穆斯林商人优素福·阿里所创,目前排名世界零售的213位,年销售额为42.5亿美元。而在日用百货生产制造居于世界第一的中国企业,销售方式仍然是义乌小商品城模式。即使是在商务部引导下开发,为中国企业服务的龙城,其运作模式和一般的小商品城也并无二致。温州式的小商品销售模式,仍然是中国企业进入海湾市场的主要途径,只是这一模式的边际收益正在加速下滑。可以想象,如果莫迪所谓的“印度制造”计划实施顺利,印度人在海湾中东的庞大销售终端,会很快把印度制造送到消费者手中。


走出“发展”的困局


笔者访问海湾四小国期间,正好习近平以中国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了海湾两个对峙大国沙特和伊朗。中国国家元首的访问,更大程度上被当作一种商机,特别被视为是对伊朗解除制裁之后“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具体布局。笔者见到很多将此作为利好消息的华商和阿拉伯商人,讨论如何加强海湾贸易中转中心,加强对伊朗贸易,乃至于在伊朗推动建立龙城。虽然新的机遇就在眼前,但是如何改善目前中国-海湾的贸易结构,改进经济联系,即使是满怀信心的从业者对此的忧虑也溢于言表。“赚更多的钱”作为一个发展目标,在海湾地区无疑是可以和世界通约的。

无疑,从大周期看,油价大幅度下跌,世界总需求下降,中国和海湾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新常态”。巴林经济发展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JarmoKotilaine为巴林银行家杂志秋季号撰写专文《中国经济转型对海湾合作组织意味着什么?》即这样总结:中国经济发展转入一个新阶段,意味着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也将发生变化。从油气和普通商品的贸易转向何种经济关系,对海湾国家而言,这是非常需要答案的问题。油气开发带来了快速致富,但是并未带来经济整合。而油气开采带来的贫富差距,对于伊斯兰社会是难以容忍的。对于这些小国而言,油气资源充足的时候,尚能维持经济活力,但是油气时代结束之后,甚至仅仅是油价断崖式的下滑,其后果都不可想象。巴林推动经济多元化本土化多年,但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加之本地区政治上的长期对抗,使经济上小国独富的局面难以维持。谋求经济整合,似乎是海湾国家一致的诉求。“海湾合作组织”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近年来异常的活跃,这是地区经济整合热情的一个反映。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能带来地区经济的整合发展,就会备受重视。海湾各国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热情,正是这一逻辑下的反映。JarmoKotilaine文中即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欧亚基础设施开发,三百多个项目,对于处于亚非欧三大陆十字路口地带的海湾国家而言,有着极大的意义。

从“一带一路”到亚投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域经济的整合,中国官方提出的这一宏大发展远景,体现的实际是发展中国家的痛点。但在官方方案之外,经济联系还需要怎么深化?这更是现实中亟须解决的痛点,而中间品贸易的改善又是最为直接的需求。从企业角度而言,品牌产品销售所需的相关服务更多。华为的无处不在背后是华为相应的贸易服务无处不在,律师、会计、审计、代理商等等的相关服务网络的完善,为产品品牌的建立和销售打下了坚实基础。而对中小企业和大量日常消费品而言,建立这样的服务体系和终端销售体系是高成本的事情,但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扩大、深化海外市场的关键。四处开花的龙城项目,方便了贸易商落地,但是义乌小商品城的运营模式显然对产品相当成熟的中国企业而言远远不够。

贸易的痛点在于相关服务的搭建,但对中国和海湾的深层经济需求需要更深层次的考虑。海湾地区是世界资本最密集的地区,阿布扎比一地的投资基金就有上万亿美元规模,是世界排名第二的主权投资基金,大量的油气财富使得这些国家有充裕的资本四处寻找投资机会。因中东地区长期的冲突,以及“9·11”事件后对阿拉伯资本的严厉审查和高门槛准入,导致大量的阿拉伯资本集中投资相对便利的海湾,特别是迪拜。对于资本而言,寻找投资机会是本能需求。无论是从中国经济未来的布局来讲,还是从中国经济真正建立影响力而言,海湾都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机会。而作为发展中国家,找到长期有效的投资机会,深化双方的信任,更需要依靠金融家的努力。中国工商银行中东中心的总部即可眺望世界最高楼哈利法塔,在卡塔尔标志性的多哈塔里,宇宙行也建立了中东第一家人民币清算中心。中国金融和中国制造都走到了市场前台,但对中国金融而言,更大规模的“走出去”,有多少机遇,就会有多少挑战。

深化贸易服务和金融市场的参与,是具体市场贸易过程中的操作。不管是货物市场、服务市场还是资本市场,市场的整合到底还是一种商务活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细节的问题从来都要从更宏观方面入手。不管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地区安全角度,海湾对中国都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在炮火连天,恐怖袭击四起的中东,海湾地区长期保持了安定。虽然从禀赋条件上讲,海湾四国都不足以成为影响地区发展的决定性大国,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些国家成为引导地区发展的关键小国。但是这种引导力量的建立,必须要有相应的外部力量的合作推动。从经济条件来看,这一地区毫无疑问都是富裕的国家。但从来没有被视为发达国家,开发油气资源致富,并不能带来系统、持续的发展能力。这不仅是海湾油气小国面对的挑战,也是整个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的问题。

传统国家被拖入现代世界,处处碰壁,无法适应,对中国人而言这并不陌生,对海湾阿拉伯人也同样熟悉。如何合作探索自身发展的方式,应对挑战,是越来越迫切的问题。相比较周边不稳定的大国,面对发展,稳定的小国显然更有机会。除迪拜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外,阿曼正在开发的“杜库姆经济特区”对中国可能更具合作开发的意义,这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未来的趋势。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特区,推动产业更替,从资源开发到人力培养,对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国不仅有经验,并且拥有在区域比较中占有优势的产能。未来中国很有可能推动海湾小国进一步发展成为区域的关键小国,与此同时也完成中国深化市场的实际需求。所谓顺应世界潮流的“发展”,从应对“现代遭遇”到形成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才能算真正走出发展的困局。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6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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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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