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东:经济转型中的中国海权探索——以国家战略层面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 次 更新时间:2020-07-02 23: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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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东  

   内容摘要:海权战略思想伴随时代发展而更新。改革开放引起经济转型是中国海权发展的重要动力。自改革开放启始到1985年,“近海防御”战略形成。从2008年中国参与印度洋护航,提出重视合作的海上战略思想,到2015年产生远海护卫型海军建设的战略目标,中国军事力量建设和海洋战略实践活动不断前进。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和海外生命线从无到有、不断加强,海权发展也因此不断得到新的刺激与推动。中国海权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战略,顺应“海洋强国”要求。中国海权探索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不断形成思想理论和进一步实践,同时要面对大国博弈、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加快军事现代化、加强海外支点、扩大军事合作、控制海权发展限度等问题。

   关键词:中国海权;经济转型;国家海权战略;海洋军事战略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海洋政治问题研究”(编号:17AZD014);

   作者简介:张晓东,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郑和研究中心助理主任张晓东。

  

   一、海权的内涵与当代中国海权的时代性

   海权理论最初由美国战略家马汉提出,但并未作出明确定义,且其观念在今天已有过时处。一方面,全球国际社会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马汉的思想带有帝国主义时代烙印,崇尚武力对决,支持不惜以战争夺取“支点”,这在今天看来不适合中国借鉴。马汉同时及其后有不同国家有多种海权思想理论出现,如英国科贝特的“英国学派”海权理论,法国的青年学派,苏联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论”,当代英国学者杰弗里?蒂尔的21世纪海军及其再定位理论研究等等。当代中国不可能也不必走西方列强近代通过海洋侵略扩张的老路。当代海权不能依靠侵略和争霸战的方式建立,要依靠合作和顺应历史潮流。另一方面,军事作战手段和技术装备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1世纪,军事上的新装备、新战法、新理念都发生着快速的变革。形成制海权的方式发生着全新变化,依靠单一的海上作战兵种来夺取制海权的情况在现代基本不复存在。

   笔者理解海权应是包括军事和经济双重权力,通过运用军事力量和制海权等手段来维护海上生命线,捍卫海外利益。具有外向型经济形态的国家通过发展海权可捍卫海外生命线,保障国家海外利益,促进自身发展。没有海外生命线和海外市场构成的客观因素,发展海权难有成效。海权战略思想的核心是重视海外利益保障和海上通道安全保障,后者是其首要关注,也是区别海权思想与其他海洋战略思想之处。远洋公海海洋资源勘探和海洋科技进步都属海洋经济和海洋战略问题的范畴,也可能成为海洋经济和海外生命线新的增长点和推动力,因此也会刺激海权发展,但并非海权战略关注的主要对象。

  

   二、改革初期经济建设与“近海防御”战略

   海权战略意识的产生需要海外利益的刺激,发展海权是为了维护和促进海外利益。没有外向型经济结构,则发展海权是“无的放矢”。

   在中国海军成立初期,海洋军事领域主要奉行的是“近岸防御战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成为国家战略和内政主题,“韬光养晦”成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原则。1978年中国外贸出口额仅为97.5亿美元,海外利益相对有限,海权问题当然不会在海洋战略问题中占有重要地位。1978年6月邓小平在接受海军等部门领导汇报后指出,“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二十年后也是战略防御……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1984 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指出:“军队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1985年6月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翌年4月,他重申:“我们的海军,应当是近海作战,是防御性的,不到远洋活动,我们不称霸,从政治上考虑也不能搞。海军建设,一切要服从这个方针……”

   “近海防御”战略思想形成,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长期以来海防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是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前军委副主席、海军司令员刘华清也为这一战略思想的形成也做出了理论贡献。近海防御战略对于制海权的高度重视是毋庸置疑的,这一战略就是当时中国特色的海权战略,被长期坚持,适应了大局需要,也服务于当时的经济转型的安全保障。

  

   三、对外经济开拓与远洋战略视野

   1985年到2008年前后中国海军参与印度洋护航是又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是中国海权实践活动的重要探索期。伴随经济转型的深入进行,中国海上生命线渐次成型,社会转型进程从封闭的大陆型经济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开放的海洋型经济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最终以印度洋航线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为历史契机,实现海权战略实践上的重要突破,中国海军确立了远洋上的战略性存在。

   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外贸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海上生命线很快粗壮起来。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9年石油进口已达1.99亿吨,进口依存度超过50%。至21世纪初,中国原油、铁矿砂、氧化铝、铜矿石等资源进口依存度已经高达40%—90%。2003年中国铁、铜、铅三种金属矿产品自给率已降为51%、34.8%、52.3%。2007年底中国海外资产达到22881亿美元。但海洋地缘环境并不安宁,超级大国维持强权,控制战略通道,而除了地区性的战乱,也出现了新的非传统安全难题。因此,发展海权的功能需求又有了新的驱动。2008年中国《国防白皮书》提出,海军要“全面提高近海综合作战能力、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逐步发展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2008年中国参与亚丁湾海域护航,符合发展远洋海权的性质。是年12月26日,中国政府派遣由三艘战舰组成的护航编队,开赴亚丁湾,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行动。由此,中国海外贸易运输线终于迎来了常态化军事护航巡逻,中国远洋海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护航行动体现出中国发展的是新型海权,重视和平与合作。

  

   四、印度洋护航实践开启后的海权探索

   从2008年印度洋护航开始到2015年远海护卫型海军建设目标的提出,是本文关注的第三个时期。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不断取得更大成果,中国对海洋经济和海外市场的依赖度达到空前程度,而此时中国的海外利益保障也达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此,中国对于海权的重要性也有了更高的认识和新的实践。

   2009年中国石油进口已达1.99亿吨,进口依存度超过50%,中国工业依赖的45种主要矿产中,2010年保证需求的只有24种,估计2020年将会减为6种,铁铜铅都会出现不足。201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4.62万亿美元,其中出口2.48万亿美元,进口2.14万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为34%,高于美国的20.4%。2018年中国原油消费达到6.51亿吨,进口高达4.62亿吨。中国开拓新市场和开展利益保障的需求都已刻不容缓。

   2011年中国撤离数万在利国人,有优异表现,为国际瞩目。2015年也门撤侨行动,亦令世界刮目相看。2019年度中国国防白皮书更明确指出:“海外利益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维护海外中国公民、组织和机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是中国军队担负的任务。”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首度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同年成立中央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协调国家海洋局、外交部、公安部、农业部和军方等涉海部门统筹管理海洋权益等事宜,凸显党和政府的海洋战略视野开阔,对海洋战略问题的重视前所未有。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后,“一带一路”倡议不断落实,中国海外市场不断扩大。1978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额为97.5亿美元,到2015年则高达2.27万亿美元,为前者近233倍。

   2013年版国防白皮书《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首次提及维护海外利益,首度强调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2015年版国防白皮书以《中国的军事战略》为主题,海权战略首度被明朗化,首次直接使用“海权”一词,而海外利益攸关区概念也被首次提出,再次强调近海防御战略的同时提出了远海护卫型海军建设目标。白皮书指出了海洋关系着中国可持续发展,对建设现代海上军事力量提出新的要求,包括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和海外利益,参与海上国际合作,为建设海洋强国服务。

  

   五、新时期中国海权战略探索所面临的新课题

   中国正在步入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新时期,中国海权战略发展将会登上新的台阶和高峰,目前在外部环境、内部因素、手段条件、发展限度等几个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

   (一)大国博弈特别是印太地缘战略态势的新变化

   印度洋航线是中国海上生命线所在,也是全球贸易要道,将会有极为复杂严峻的博弈发生。在冷战思维驱使下,美国依然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在海上形成阻碍,自2017年以来美国一直试图串联美日印澳四方针对中国的遏制性战略合作,构成印太地区的遏制网。英法两国也存在“重返”亚太海域为“搅混水”造势的倾向。

   (二)中国军队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和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存在差距

   中国的GDP远超英法俄三大常任理事国,但是海外军事力量投送的表现却有很大差异。美俄的经验都很值得借鉴。比如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活动是海军、空天军、陆军等多军种协同作战完成的。未来的海上行动和海外建设性干预都需要类似的经验。

   (三)中国发展远洋海权的海外支点不足

   发展海权也需要空中力量的投入。中国空军在印度洋需要立足点以实现海空力量协同的战略存在。中国海军驻外基地目前仅仅是补给基地性质,后期应向作战基地和区域指挥中心的功能加强。吉布提基地偏在西北印度洋一隅,自非洲之角到中国南海的生命线很长,适中的位置仍需更多的军事立足点。

   (四)中国对外军事合作领域需要深化拓展

   对外军事合作领域需要进一步开拓,和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战略理论创新。中国可以在安全合作方面扩大和深化,建立针对非传统安全的海上军事合作关系,打造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多边战略协作认同,广泛参与和组织海上安全磋商和联演联训,加强硬实力的同时促进软实力,提供海上安全公共产品。

   (五)中国海权发展的限度需控制在安全与发展利益合理范围

   海权是可以消费的,既具有高成本,也有刺激经济的一面。如从1781年到1821年是英国的海权盛期,出口增加了两倍,大英帝国本土工人成为世界上产出最高的工人。但这是在战略利益及保障手段的效能结构经历较长时期形成之后。虽然海权可以消费,但投入不足则海外利益保障无力,投入过多,目标不切实际,有可能滑入战争泥潭或是过度扩张。如最近几年美国在反恐战区的基地及驻军开支,总体费用达到1600亿美元到2000亿美元,而这是美国教育部可自由支配预算的两倍以上。

   中国海权战略的探索与实践长期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战略,其形成和发展历程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形势的客观影响。伴随经济转型在不同时期的深入,海权探索不断进步。从改革初期到新时期,社会经济转型、对外经贸的发展、海外利益结构的形成、综合国力的增长,都对中国发展海权的需求构成刺激。因此,40年来的海权探索的特点,可以用“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来概括。目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提供维和经费第二的国家,中国舰艇在索马里周边先后为6000多艘船舶安全护航,其中半数为外国船舶。中国还建立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加入联合国维和待命机制并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及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中国海权探索的成绩很大,顺应时代潮流,前景良好。同时,中国还要在新时期面临和解决发展海权的多方面迫切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作出战略创新。(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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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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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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