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云:2012年,改革周期新起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7 次 更新时间:2012-03-12 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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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云  

希望本届政府在抓住历史的发展机遇,承担历史责任,主动推动改革的同时,能在民众对改革的殷切期盼声中,摆脱各种利益集团的勾连,以公平正义为准绳开创又一个改革的黄金时代。

2012年是中国换届年份,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两会,自然会引起更多的注意。人们关注这一届的政府将留下什么成果,更关注这届政府将给未来指出什么方向。回顾本届政府执政的十年,国际环境空前良好,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欧盟陷入持续内耗,俄罗斯自顾不暇,从而给中国带来了空前宽松的国际环境。而自1992年到2002年的改革的阵痛之后,原本约束中国经济的一些制度壁垒被清除,市场经济的框架基本得以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之下,中国的潜力迅速得到激发。十年之内赶德超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中国将在20年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经济学人杂志则急不可耐地认为这个时间将在2018年。

新的改革周期或将到来

预测毕竟只是预测,对于国人而言,如何避免各种捧杀,真正实现这一目标才是现实的要务。实际上本届政府确实有相当的行政举措,比如减免农业税,取消收容遣送条例等等。但是政府施政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却是“维稳”,政治上求“稳”,经济上保“稳”。最近十年,是政府宏观调控最为密集的十年,几乎无时不在调控。经济增长过热,投资过高,则压投资,反之则又保增长,保增长又要调控C PI成为了近十年来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仅仅以央行的货币调控为例,准备金一提再提,一举提高到17.5%,其中艰难反复可见一斑。

之所以总是处于宏观调控之下,根本在于发展路径。自1992年之后的十年改革,中国确立了国家主导之下的出口导向创汇型发展模式。同时又有抓大放小,集中投资的国有企业调整战略相辅助,政府的压力实际小得多了。加上城市化的投资带动,实际上整个经济的动能是超过很多人预期的。这种发展路径之下,政府是一个关键角色,从出口退税到代地方发债,无所不在,宏观调控成为家常便饭也实在必然。

然而,时至今日出口创汇+政府投资的发展路径的潜能实际已经耗尽了。与以往不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长目标调低到7 .5%,为八年来首次,同时客观承认物价上涨的趋势依然严峻。而在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之中,“改革”一词出现超过了60次。为近年来少见。这可视为一个信号,中国又将迎来一个改革期。

其实在两会开幕时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这样的信号已经释放了,赵启正面对记者表示“重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回顾90年代初到现在的历程,使我们懂得,深化改革的时机到了,我们会继续坚定地前进”。往事重提,一方面反映了政府的雄心,以及对改革的期待,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的无奈。在利益格局日益清楚明朗的今天,既有的发展方式已经耗尽潜力,无法再继续支撑下去的情况下,不得不再度回归改革议题。虽然官方并没有回避改革,但是改革实际已经淡出。究其原因,不过是主动改革动力不足。对比政府,其实民间改革的热情更大,呼唤改革的声音更强烈。如今官方又再度倡导改革,民间和官方是否就找到了契合点了呢?

着力理顺关系调整利益

审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八部分“深入推动重点领域的改革”是改革方略的核心内容,这部分字数达1455字。去年这一段落字数仅为477字。不仅仅是字数有所增加,那段话语“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选择”再度出现,这直接反映了政府对于改革的认识程度和紧迫感。

从内容来看,这1455字核心是调整央地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这预示着近几年日益强烈的这三对矛盾已经被官方所注意到。报告特意把政府改革纳入其中,这也说明调整这几种关系必须要从改变政府下手。从现实来看,这属于较为务实的考虑。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比如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深化土地、户籍、公共服务改革,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当然,还有颇为值得重视的三个内容,其一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大量公共资源以国有资产的名义掌握在政府手中,比如土地资源,政府从推动这些资源入市获取了大量收益,但是成本是全社会背负。如何分配收益同样也面临一个成本释放负担分配的问题,这一点长期被回避。其二,研究推进铁路、电力等行业改革,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去年的民间信贷狂潮以及电网、铁路事故,深深触动了各界的神经,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出这些内容,也是回应这些呼声。其三,深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这条容易被忽略的改革内容,实际上非常丰富,事业单位长期以来是一个中国特色,一方面是提供公共服务必不可少,同时又占据了较大的社会资源,自身行政部门化,既不能活用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又不能提供有效的社会服务。本身又缺乏监督,是寻租腐败高发区域。总之,关系如何理顺调整,利益如何再分配是主要内容。

虽然有人说内容重复,口号大于实际意义,但是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改革精神的体现。就像前任总理朱镕基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前面是万丈深渊,是地雷阵,我也要闯。”虽然是信心喊话,但是显示了改革本身的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表明官方改革价值观念和民众渴求的改革追求的契合。

公平公正释放改革精神

对于中国改革而言,渐进式道路的选择就意味着从易到难。所谓抓住发展的机遇和承担改革阵痛两种表述,其实是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红利释放期,另一个则是成本释放期。前者各方激烈争夺,后者各方激烈逃避。但事实上,如果没有后者的公平承担,也没有前者的公平分享。所以公平与正义断然是不可少的改革原则,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言“没有原则的政党政治就是政客的无耻交易”,缺乏原则,仅仅以利益集团的调整的改革,也很难不陷入无耻的交易之中。

最近几年,很多被视为改革倒退,走回头路的现象,其中都不乏利益交易的影子。比如电网、电信、铁路、市政、能源、医疗教育这几大领域,一直是银行贷款+政府投资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投资领域,也是被中国政府津津乐道的基础建设。其中央企、地方、民企收益各不相同,成本担负也不相同。自前年以来,出现了大量地方政府跑到北京召开央企投标会,跑项目,开出优厚的条件拉拢央企到地方投资,有地方民营企业家慨叹,“我们没有央企的融资环境,还是跟着他们干”。在本次两会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朱小丹都认为,部门利益法制化对放权改革造成很多壁垒,“广东需要和中央部门沟通协调”。事实上无论是争夺央企还是和中央部门沟通协调,都涉及到利益调整和博弈,但是如果仅仅是弱势一方主动地追着强势一方讨好求全,局部利益上再分配,而非全局结构上的公平调整,则很难称之为改革,更多是一种寻租交换。

其实改革三十多年,中国人并不讳言利益,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并不仅仅是利益驱动。更重要的是改革初期,就确定了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基本精神原则。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改革成功与否要看最弱势的群众从改革中收益多少,这实际和罗尔斯所指出的社会公正的最根本原则——“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相一致。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人民的创新精神才被调动,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事实上,回顾改革历程,越是能实现公平正义的改革措施越是能发挥作用,这种改革的精神乃是整个34年改革历程中最为宝贵的财富。

希望本届政府在抓住历史的发展机遇,承担历史责任,主动推动改革的同时,能在民众对改革的殷切期盼声中,摆脱各种利益集团的勾连,以公平正义为准绳开创又一个改革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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