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西南联大师友丛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68 次 更新时间:2006-07-12 08: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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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 (进入专栏)  

  

   郑天挺为国抡材

  

   也许是由于特别缘分,我早在清华三年级时就知道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毅生)先生清史造诣甚深。1939年秋到昆明以后与清华办事处的几位“故人”偶尔谈及联大人事时,发现清华的人对北大校长蒋梦麟、教务长樊际昌皆不无微词,独对秘书长郑天挺的学问、做人、办事才干和负责精神都很倾服。所以我1940年2月得悉郑先生已同意继清华沈履为联大总务长的消息后,深信此后三校合作有了保障不是没有理由的。

   1944年初夏,某日我上午去地坛历史系办公室翻选西文书籍,照例要先穿过联大新校舍大院。将进校门不远,听见后边有人叫“何先生”。我回头一看是郑天挺先生。郑先生马上就说清华留美考试的结果一两天内就要公布了,现在讲话已经没有嫌疑了。“明清史那门题目是我出的。”他说有一件事藏在他心中已经很久:有一份答卷对较容易的题目如同、光之际满人主张维新的是哪些人之类的,答得不好;而对两个重要的题目,如明太祖开国规模和雍正一朝多方面的改革与建树答得不但很好,而且对摊丁入地颇有创见。他问我这答卷是不是我的。我想了一下,回答说很像是我的。他半笑着问我:“你自己打多少分?”我当然谦虚一点地回答,只能打四五十分,因为三个史实性的问题都答得不好,而且同、光之际满人主张维新者只能答出恭亲王奕? 一人。他说我得了74分,是最高的。听了这话我内心才千肯万定,我今番考取了!我极力维持表面的镇静,故意和郑先生开个小玩笑说:“那么您一定不是按每题20分客观原则打分的。”郑先生提高声音回答:“那当然喽!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材大典,如果按照呆板式的打分,那不就变成了三点水的沦材大典了吗?!”

   郑先生另一轶事年月已记不清,但应发生于我1943年春返回昆明之后。1940年因日机频频来袭,北大在东北郊离城五公里多的岗头村盖了一所平房,为蒋梦麟校长疏散之用。此外在阶下另一大院里盖了七间平房,另加一大厅及小间房以备紧急时北大同仁暂避之用。盛传蒋梦麟夫人与北大同仁及家属不睦,与周炳琳个性上冲突尤烈。因此双方都向秘书长(郑先生始终是北大秘书长,在联大是总务长)抱怨,要求大院与蒋寓之间筑一高墙,互相隔绝,永避冲突。郑先生一再调解无效,最后只好同意搭墙;墙确是搭了,但只搭到一尺多高便停工了。无论双方如何施压,郑先生也不把墙搭高。不到半月,双方羞愧难当,不谋而合地又要求秘书长把这道碍眼的矮墙拆除了。只有毅生先生才具有儒、道两家智慧的结晶!

   1948年12月17日,北大全体师生举行五十周年校庆纪念会,数日后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赠献郑先生一面“北大舵手”的锦旗以感谢他多年来对北大做出的积极贡献。这一崇高荣誉郑先生是受之无愧的。

  

   潘光旦行家论学

  

   潘光旦(仲昂)先生1935年自上海来清华,继郑桐荪先生为教务长。当时我就知道他是社会学和优生学家,学术、兴趣和活动都是多方面的。他虽不从事文学创作,但与“新月派”主要人物以及主持著名英文刊物《天下月刊》和《中国评论》的诸位关系密切,确是一位知识广博,态度开明,中、英文都能表达自如的和蔼可亲的学者。因此,在我的联大“悠闲”岁月里和他有过几度交谈。

   记得交谈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性心理;幸而有他做顾问,我初读Haveloek Ellis (霭里士)两册《性心理》,几乎就能懂得全部的内容。最有意思的是潘先生同意我的意见:从性技术可以洞窥中西文化的“基本”不同。

   读性生理、性心理对自我教育的作用略同于读西方小说:丰富了人生“间接”经验,加深了解宇宙之大、品类之繁、无奇不有,因此感到“太阳之下,并无新事”。这种阅读协助培养我对人生若干问题的“容忍”与“同情”;但另一方面也激化我对伪道学、“装蒜者”(尤其是学术上的)的无法容忍与憎厌。此刻反思:后一趋向影响我大半生做人和治学更为深巨,因我性格中的反抗欲是很强的。在联大“闲散”岁月里,很幸运能有像潘先生那样雍容宽厚、中正谦和、乐天知命的“儒者”做我偶或的“顾问”(毋宁说是“同情静听读书报告者”),帮助我保持情感理性间的均衡。

   我和潘先生不谈英国文学,而专谈英文的实用方面。我一再认为清华改成大学以后,特别是我们在北平的最后几级,英文教学和习作在质与量的方面似乎都不如旧制留美预备学堂时期了。潘先生说也不见得,要看个人的用功和所修的学科。不过无论学哪一科,想知道自己的英文是否“够用”,必须要问自己两个问题:一、写作的时候是否能直接用英文想?二、写作时是否能有“三分随便”?(笔者按:“随便”是多少带点“游刃有余”的意思。)

   我觉得潘先生论英文才是真正的“行家”话。师友中指出英文写作时必须用英文想的尚不乏人,可是只有潘先生向我提出“三分随便”的重要。在海外半个多世纪的学院生活中,我无时无刻敢忘潘先生的话,至少经常以他所提的标准来检讨自己和窥测海外华人的英文写作。

  

   闻一多苦中作乐

  

   1944年春间在联大新校舍遇到闻先生,他问我的近况,我告他为解决住的问题,我在大西门外昆华中学兼课已半年多,虽只一间,宿舍楼固窗明,条件还可以。他说住在乡下本来是为躲避日机轰炸,往返二十余里很不方便,如果昆华中学能供给两间房子,他也可以考虑去兼课。我立即把闻先生的意愿告诉李埏(云大文史系讲师,兼任昆中教务主任),他和徐天祥校长喜出望外,立即决定以原作医务室的小楼楼上全部划为闻先生全家住处。我记得楼转弯处的平台还不算小,可以煮饭烧菜屯放松枝。楼外空旷,住定了后,闻师母开辟了小菜园,颇不乏田园风趣。

   据李埏的回忆,闻先生名为兼课,但校长徐天祥却慷慨地给予专任教师的待遇。报酬是每月一石(100斤)平价米和20块云南通行的“半开”(两块“半开”合一个银元)。这20块“半开”的待遇是我们一般兼课的人所没有的,银元在当时是非常“顶事”的,更何况闻先生已开始以篆刻收入补家用,所以那时闻先生全家的生活并不是像一般回忆文章里所说的那么困难。我所要讲的正是闻先生生活“苦”中“乐”的方面。

   由于这段时日里闻先生全家生活比较愉快,也由于我已考取清华第六届庚款不久即将出国,闻师及师母预先为我饯行,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主菜是用全只老母鸡和一大块宣威腿炖出的一大锅原汁鸡火汤,其醇美香浓,使我终身难忘。在我由衷地赞赏之下,闻先生告我:“我们湖北人最讲究吃汤。”我说少年时曾听到有些前辈说,饭饱不如菜饱,菜饱不如汤饱,确实很对;湖北吃的文化是很高的。我请教闻师:去年(1943)由上海兜大圈子、越秦岭过成都时,曾问当地哪种汤菜最实惠最有名,回答是:“原锅子汤。”问及用料,以肘子、猪心、整颗莲花白对。问这种大的锅菜是否源自湖北?闻先生说很可能是,因为明末张献忠屠蜀后,江西人入湖北、湖南,两湖人实四川,把大锅汤菜传统带进四川,这是非常合理的推测。

   我记不清是这晚饭后还是在另一场合,闻先生曾对我讲过当年清华学堂同班潘光旦和罗隆基的趣事。闻先生原来比他们高一班,因坚持原则反抗校章而自动留级一年,所以与潘和罗同于1922年出国留学。未出国前有一次潘光旦批评罗隆基某篇文章不通。罗很生气地说:“我的文章怎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马上回答:“你父亲是举人算得了什么,我父亲是翰林!”闻师忙加了一句按语:“你看他们够多么封建!”我们同时大笑不止。

   从纯学术的观点看,大多数的文史学人都公认闻一多是用西方方法和多学科工具,配合传统训诂音韵考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最富创意最有成果的典范。即使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还是不免被他多才多艺、多姿多彩、轰轰烈烈、光芒四射、悲壮结束的一生所部分地遮掩了。唯其如此,闻先生自己留下的学术、艺术、社会、政治活动的记录、清华学堂和大学以及联大档册中相关的记载、老友同寅和无数青年学生对他的回忆,再加上子女们在父亲身后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懈地搜集闻师的大小事迹,都说明现存有关闻一多资料之丰富,在近代学人之中,或仅逊于胡适。

  

   冯友兰长居要津

  

   1947年盛夏,冯先生从宾州大学过访纽约,住在哥大附近一家旅馆。我晚上去看他,长谈中提及朋友见告,杨绍震夫人许亚芬(清华第六级1934年毕业)在斯密丝女校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冯先生听了,急不能待,口吃地以极纯极浓的河南腔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很好,因为过了1927,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文人相讥,自古已然,相形之下,冯之讥胡要比胡之讥冯温和多了。

   不少清华内外人士对冯友兰之能居清华(战时兼联大)要津二十余年(1928——1952)之久甚为不解。冯系北大出身,与清华学堂毫无关系。北伐成功以后,新被任命为清华校长的罗家伦从燕京大学延揽冯友兰以为“班底”,冯初任秘书长,迅即为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成员,兼哲学系主任。虽然梅贻琦长校(1931年12月)以前清华屡有学潮,校长迭换,而冯能屹然不撼者,主要由于: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二、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故能与清华资深教授(如叶企孙、吴正之、陈岱孙等)合作无间,以延致第一流学者提高教研水准为共同鹄的。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但凡任何政治或学术会议,意见纷纭,发言者众,愿做综合报告者寡,凡执笔者往往被公认为最干练“得力”之人。冯友兰在清华及联大正一贯是“得力”之人。钱穆追忆联大文学院初设蒙自之际,北大师生开会谓清华事事“有偏”,“如文学院长常由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用彤),岂不堪当上选”。这真书生门户之见,完全不懂三校事务之繁巨与槃槃干才之难得。冯友兰主持清华联大人文行政二十有余年绝不是偶然的。

   兹举一例以说明冯友兰对联大的重要。缘1939年秋至1940年春夏之交,陈立夫以教育部部长的身份曾三度训令联大务须遵守教育部核定应设的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此项训令的目的当然是加强蒋政权对高等教育及高知的思想统治。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抵抗驳斥陈立夫的三度训令。这封措辞说理俱臻至妙的公“函”的执笔者舍冯友兰莫属。此文在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联大光荣校史上意义重要。

  

   摘自《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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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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