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2 次 更新时间:2019-02-04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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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 (进入专栏)  


时 间:民国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早上十时至十二时

地 点:国立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

主讲人:何炳棣院士

主持人: 院长


我一生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跟我的性格和治学有很大关系,第一件重要的事便是我是家中独子,父亲四十八岁才生下我,所以我从七、八岁起便感到很大的压力,当然我也享有某些特权。父亲做过浙江宁波的检察官,深感浙江人的胸襟狭小,便对清华江发誓「吾此行有如此水」从此诀别清华北上,终生未再回清华。我非常喜欢谈话,九岁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学,训练我出去讲话,我非常怀念钱思亮先生,因为从1968年3月份起我和台湾关系断了21年半,而在1968年正月,从我和台湾关系讲起来,那是我快活的岁月,钱先生在他府上摆上非常丰富的酒席来请我,他说他和我的关系是相当可贵的,在台湾讲南开中学及清华大学双重同学的脱过乏人,而我是唯一前後和他有三重同学关系,且我小学还是天津私立第一小学,他一辈子不忘这种关系……


我九岁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学,父亲在一个冬天的星期天,天气不错的午後,我和父亲到八里台看洋楼,那时思源堂还没盖好,秀山堂已经盖好,看到田径场後,父亲问我长大後要不要来这里念书,看了这麽好的环境,我坚决的说要,父亲说我还不配来念呢~~我直觉没道理,父亲认为江南是很好的大学,不过才刚创办,需要的经费很多,南开出名是中学,大学可能就不行,父亲说不出洋就一辈子受气,所以第一步要先考清华,旧制的清华一毕业每个人都送出洋,而现在可没这特权,不过表现好的话,这机会还是比别的大学多一点,这时我就想,我才九岁,有二件事,就是清华及出洋,但是另一个比较消极的看法,就是不出洋,一辈子受气,但达到这目的,也很辛苦,我在南开念书时,我的回忆是南开中学的标准相当地高,我最好的老师是卢纪夫人,英文只有三个月我就开除了,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的英文,我发现了一个好老师,她发现了我这个将来可能还有出息的学生,真正的好老师就要像卢纪夫人这样,1959我在剑桥时参加了三月在华盛顿开的年会,我报告了一篇“明清社会史论”,讲完就看到卢太太从对面走来,这时师生之间的快乐难以言谕,因为1932年时我念高中二年级,我是出版委员,是南开双周的第二主编,我在高二时把钉鞋、球鞋都挂起来,因为高中一时甲、乙、丙组按照身高、体重来算,我百米跑第一,也拿了奖牌,初中生的志愿已达到了,所以我记得九岁时对自我的挑战,要开始全心全意准备进清华了,什麽运动也不搞了,我还被张彭春训了一顿,但我想起一生一个人没有爱憎,也并不是人了,我是个平凡的动物,我有爱有憎,在我的憎里面之一是张彭春,我们对张柏林非常敬仰,当小孩闹闹学潮时,他几句话就可以解决,而张彭春一定要把我开除,他开除我的第二天早上,卢太太跟张彭春说你开除那个学生我都不心疼,但你开除了何炳棣我很心疼,请你不要开除他,所以我非常恨张彭春,他将我开除,而我很感动卢太太,他是我生平第一恩师,所以在1959年再见面时,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的愉快,我们谈到海外一个岛,我的发音不对,卢太太还纠正我,我当时已经是一位教授了,所以我认为卢太太这样才是一位真正的老师,这是我一辈子不忘的,卢太太留美二次,英文相当流利,而卢先生的英文口语时而挫,但英文写作令人佩服,所以我讲的这些典故,大家要记着,这都是具有价值的。


要进清华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南开高中在我二年级时开除了我,我上学期化学考六十分,下学期一百分,我在南开高中念的是混合数学,我赶不上数学进度,所以在 1933年时我没考上清华,在1934年才进了清华,那年我十七岁,而进了清华我又遇到一位恩师,刘秀明先生,他在清华学校时非常认真,他口才不是很好,一些很深奥的东西,他不太能浅书,他晚上总是非常用功,他在图书馆底下办公室的灯总是亮着,我没听懂的东西,都可以去办公室请教他,他不在乎你去占用他的时间,会建议我们如何念书,由此看来,我觉得他真是第一等的好老师,我说我很喜欢念西洋史,他告诉我要三思,因为在学成後如何做研究,和西方人竞争等等问题与我讨论,所以我觉得在一年级时我就与老师讨论这问题是非常有用的,这是一辈子航行的南针,後来了解学西洋史是个过渡期,在学途期间念西洋史,但回国终究还是得搞国史,这是刘先生给我非常好建议的地方。


接下来讲我的示例,也就是拿我的例子,来鼓励在座的同学立志,其实刘先生打分数非常严格,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我写的答案与题目有出入,所以吃了大亏,拿了八十九分,我们一个班级有一百多人,我的前面坐着就是大名鼎鼎的姚克广,他拿了九十一分,他告诉我八十九分很不错了,但因为我很用功,只是把题目给看错了,所以我立志“打死仗”,我把课本都背下来,再念参考书,遇到大题目得以发挥,所以我後来全年的平均是九十七分,我告诉我自己我九岁就立志出洋,所以我西洋史要打好基础,才出得了洋,我立志到在清华时有一件事是自己克死自己,我告诉自己如果听一次杨晓楼的话我就一辈子考不取,我内心想如果第一件事就屈服,第二件事就屈服,所以我一生很後悔没机会听杨晓楼,但另一方面来讲,何炳棣之所以是何炳棣就是因为在清华时不听杨晓楼。


清华的老师很令人感动,蒋先生休假回来,我去选课,我本想选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他告诉我,我的开学第一件工作孝明先生已经告诉他,他说今年不要选他的课,去和孝明先生好好学,把精力集中在欧洲十九世纪史,这根基要打得牢靠才是,蒋先生说要我明天再修他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另外他还开了一门“欧洲外交史”,二门一起念效果好,我心想这样好的老师那里找去?不幸的很,在1935年我二年级第一学期还没念完,蒋先生入阁行政院政务处长,这下他的计画就无法实现了,那时外交史国际关系方面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一次欧战以後,各国秘密档案出现,所以这可以说是全世界的显学,所以想起一年级时世界通史破了纪绿,所以在外交史我想办法自修,在这以前暑假回家,父亲问我,我初中毕业时他买了一部又脏又旧的史记,我看得如何??我想,英国有没有太史公?我想那就是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大史家吉朋 (Gibbon),父亲要我买一部念念,而老师告诉我那部书的精华就在前面四十几章,後面的东罗马叙事也不错,可当英文背背,所以二年级时有时起床都会拿 Gibbon的书来念几句,於是英文走入歧途,因为他的英文写的形式古色古香,我这个刚练步的怎麽和世界百米冠军的比呢?後来我的成绩被美国教官打分数是 A+,杨尚全老师说我写十八世纪古典东西没有用处,他说连牛津的院长他们英文都不这麽写,我何必学这些,但我觉得这是智慧的一切,学了当然有用,杨老师说我在走绝路,所以说,我的一生也遇到了不少特别的导师,後来我清华三年级时我旷课自己念外交史,後来1948年5月7日在剑桥我又考上,最後一个问题是说出第一次大战前的十部外交史,我马上说出,所以很顺利的通过了,他们问我是在那里取得这麽多的知识,我说是1932年到1937年在清华自修,可是我後来想想我的话夸张了,因为那是初次念的,後来还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消化,不过基础是在清华打下来的没错,而清华的精神值得效仿,例如新书的采购及采买效率很高,办学认真,所以我很幸运能在清华。


这里顺便提一下,我希望在再几个月,我可以把我写的“六十年”完稿,大概二十几万字,其中有我在剑桥的PACD口试,1500年後的大陆西欧史我都有写下,内容详细……


陈先生的隋唐史写“唐朝皇位承继问题”,我自己对中国史没有下很多功夫,我觉得大家对陈先生的文章一定要念才是,“孙册军史”中我以为孙册是宦官,陈先生说孙册军史非比宦官,尚须详考,他给了我八十分,这是他的打分,也是掌故,还有一个不忘的训练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我觉得我念西洋史,但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一定要念,冯先生很特别,如果我们不问问题,他就不讲话,但他讲话又口吃,就因为如此,所以他讲起课来非常幽默,回答深奥的道理,他会拿日常的生活经验,做的比喻是非常恰当的,我终生难忘,所以我每星期一就去问问题,之後星期三、五我可能就不上班而去念其他的东西,我在清华得分最大的骄傲,就是拿过九十四分,我1940年考经济史,学长从伦敦拿到博士後拿了很多书回来,我没念过经济学,学长说念经济史,考取的是大才子,而他的成绩是前後六届最高的,还有一个典故,所有中英、中美口试得分总平均最高的是钱中书先生,清华第二高分是都是历史系的,第六届第二高分则是我,所以在1996年在新竹杨仲铭先生和我有一个“人文与科学的对话”,他说他前些日子回清华时校长拿旧的纪绿给他看,留美那年他考68分,他很失望,而得分最高的是我,73分,我说不对,我是 78.5分,可是那73分就已经够轰动了,我回美国芝加哥去,有朋友说我居然比杨仲铭考得还好,我的经济思想史考了85分,而经济学考了17分,我觉得非常可惜,因为全班考取的人里面我英文是87分是最高的。


1981年辛亥革命70 周年纪念在北京举行,我们这桌的主任是王广美女士,後来帮我和吴保安、唐长汝、姚文元安排一个晚会,我没见过吴保安,他是第五届考取的,我是第六届,我跟他握手,我跟他说我是他的手下败将,他不知此话怎讲,我告诉他,我说1940年你经济史考第一,我考第二,西洋史你95分,我94分,我说我英文87分,你75分,可是你国文90分,我却只有80分。


再说我为什麽选剑桥,这里面有一段故事,我南开开除後1932冬到北平鸿达去,那时鸿达还没开学,我就住在世交赵文骏教授家里,他是南西,我是金华,赵先生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在杭州的书院住过一阵子,他是哈佛的PHD,我看他的架子上有许多困难性高的数学书,我问他为何搞这麽深的数学,他说如果不用功的话,退了步,就被人给赶上了,我深觉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人都是不怕私仇,因为他们都说真话,所以有安全感,我有个感想,有些研究机关,就怕讲别人好,这是最不能学习,最没出息的,你若不去佩服别人,就一辈子不会有人佩服你,我是最看不起这种作风,所以各位同学千万别犯了这样的行为,最近我和先生在写回忆,我们评估所见的最高水准,要知道这水准是办大学最要紧的事,中国出人才是数理方面,三○年代的清华及四○年代的连大那时已经很逼近世界的水准,已经知道理科方面那些题目是最有发展的,最有前途的,要真正做出世界第一流就要做出这样的工具。


清华的标准,理想是很好,人文方面各派的意见就很多,没有取得共识,我想理想上清华已经在做初步的设想,但没有像理科那样,能做到共识,就因为如此,它给了我们人文科另一个机会,是理工科的人所不能有的,就是如果我们拥有了西方最好的方法,有比它更坚强的意志及资料,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可以在中国的范围内来订世界的标准,因为人文有各种文化有不同的背景及语言,人文不是一个普世化,我们搞中国史,说些狂妄的话,在加拿大西岸他们看了我的着作,心中都有数,我不回美国,他们心里很乐,但我回去後,让他们知道,有些水准他们赶不上,这是我们人文的好处,我是一个斗士,身经百战,西方许多辩论,我硬骨头不让,话说回来,人文有他占便宜的地方,也有他不利的地方,总之,人文是非常难的,它比科学难的原因是,除非你有大志向,否则一定要接要英文是世界语言的不幸事实,在这前提下,英文这工具必须投资许多年,就像我先前讲起床在念英文一样,背书是最好的方法,像少年维特的烦恼德文本中有几句话,我就记忆特别深,我觉得那就像音乐在脑海里,告诉大家,英文的重要不容忽视,也不能逃避,端看你志向如何,研究历史,历史只要眼光好,取材好,我觉得西史不容忽视,做人文将来有二个字很重要,一个是能古今对比,一个是中国及外国,让自己眼光开,对自己的选题很有用,一些外国史要念,让自己有深度。


我们第六届留美1943年考取,因为战时的关系,到1945年出国,我的博士论文在1950年底修完,“英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1870- 1914”,这题目很大,需要专业的知识,我想值得出版,这对我的训练很好,1952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大的转变,西方的研究告一个段落,我开始进入国史,孙学长说从西洋史走到中国史至少需要五年的过渡期,我的年纪已经被战争延迟了一些年了,不可能再那样了,所以夏天时我用了五星期的时间蒐集资料,赶写了一篇 1954年在哈佛亚洲学报出版的”二方研商”,一出版引人注目,因为没人有这写法,所以我并没有经过五年的过渡,我就这麽跳过去了,因此我就开始搞中国史,我有这个意力及决心,如果订的题目大,就尽量翻阅所有的资料,这是我坚持的作风。在撰写有关人口的书籍方面,我参考了许多书籍,我的底子都是在五○年代初期及五○年代中期打下来的,西洋史的训练在人口的方面表现了出来,所以我在西方的训练对我来说助益很大,因为一看到问题,所应用到的工具就不同,所以我有一个特点,我不怕资料多,我总是自己看,自已思考。


我的第一部书是“1368- 1953年的中国的人口问题研究”,我想我是海内外唯一的一个参考了四千种方志当资料的人,这里面的人口数字方面的问题有关作物、移民、税制等等的资料我都查阅过,我大概翻过四千种类似胶片等资料,真正做研究的人不苦,会发现自然而然对这些资料有兴趣,所以即使需要翻阅这麽多资料,一点都不觉得苦,若是觉得苦,那就不算是在做研究,其实发现资料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总而言之,我一下笔时就发现资料如此的多,但我却能从中得到乐趣,我们受过西洋史的训练,例如“丁”、“儒”的性质我一看就能分辨得出来,清朝时”丁”已经不是壮丁了,所以我因为受过西洋史的训练,如果没有学习过经济史的就不容易看得出来,所以我的第一部书因为一些因素直到1959年才出版,但我并不在乎书很晚才出版,我觉得书的内容富有价值就够了,我的书可能是二十世纪後半期唯一中国学者的着作,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丁”的定义是个革命性,这是受了英国史的影响,也被证实,而我生平最重要的书是就是我的第一本书,虽出版快四十年,但不会过时,因为所该利用的资料我都利用了,每一章都有专刊规模,这都归功於西史的训练,还有我的博士论文“土地与国家1873-1910-土地问题与土地改革运动”,这本书应该销售给哈佛毕业的人当工具,但还没出版。


我没想到我第二次退休後会有这麽大的乐趣,本来我是警惕我自己别先跳进思想史,因为我怕自己会跳不出来,先把别的工作完成再说,但我第二次退休後第一篇文章就是批评杜维明的治学,我是一个富争论性的人物,我到老年才转到中国思想史,我并不後悔,因为我看到问题还是很新鲜,我现在希望我在中文的写作质量方面可以跟英文相当,我目前还在努力中。


我最受争论的一本书是“ The of the East 5000-1000B.C. “这本书出版时,我一个朋友动员了他西方所有的朋友及各行的专家来攻击我这本书,不过也有很好的书评,不过大家得注意,一本被攻击的书能够引起一篇三十五页的书评。我现在心思都在我现在写的一本书“六十年”,我在这里面写到,我很快活的一点是帮我写序,他是不轻易帮我写序的,“西方的兴起”和我的关系相当密切,1971年初他帮我写二面的序,他说念了我的东西後,有个感觉,我里面的文化单元论错了,但在西方的兴起这本书要改,可惜我丢了,这书我现在想想,我并不脸红,因为我里面主要的看法,中国的本土起源并没有错,只有需要加强,而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所以我在“六十年”里,我对我重新自我的估价“东方的摇篮”这部书里,很受别人恶意的攻击,但我并不在乎,因为害怕的话,就无法治学了,我觉得我有一个好处是,就是我注重自修,求学的时候花功夫自修,教学的过程中需要什麽工具我都自己来,所以最要紧的是“不欺己,不欺世”,这是做学问、做人最要注意的事,还有就是要有胸襟,佩服人家,你才会有人佩服,还有一点,要有勇气,鱼目混珠的东西要有勇气指认出来,中国隐恶扬善这句话不能完全接受,庄子天下篇中荀子非孝子,这是当然要批判的,接下来我要对年轻朋友鼓励一篇,第一、英语非下功夫不可,这是没办法的事,西洋史必须有一定的根基,我举一个例子,英国最重要的史家,我分析“丁”、“儒”的关系就是受他影响,可惜他五十六岁就过世了,他是英国史家最大的天才;法国年监学派值得我们学习,很了不起,我个人还有一部书“法国革命以前的旧制度”,在法国旧制度及革命後,德意志还未统一,他看那时候德邦国的东西,在历史看起来是同时代的,可是代表的是历史上更早的阶段,这种比较的方式,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在人口书中,我对康雍乾有真感情,那是个不得了的太平盛世,做历史眼光不能限於一点,要做二种的比较,自己挑名着,再消化,这个用处是给予我们想法,让我们思考如何去做学问,我们不要做太小的专家,清华最好的传统就是”无限小乘以无限小倍的无限小还是无限小”,所以这给了我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会往大处想,我们做学问不要搞第二等的题目,不过一个小孩有一个长成的阶段,不可能在学走路的阶段就要跳世界百米的冠军,不过总得要有志向,这一点非常重要,选题可以选,需要的工具能学就学,不然就自修,端看自己的能力,但语文是非常重要的,要能精读,不要野心太大,英语就够我们用的了,不过要下功夫去背。


我很希望我的“六十年”能赶快完成,也希望大家有问题可以跟我讨论,如果内容有错的话,我也很能接受别的意见,学问上不认错是傻瓜,这没有什麽可耻的。


讨论:


1、您说要做时代上的比较、上下的比较、中外的比较,可是我们一般治史的人,受到史料学派的影响,比较不敢做这样的比较,像您从明清一跳到古代去,您治古代史时,何院士您是否有挑战特别强的地方,您如何跳得进去?


何院士:中国有一句古话,有志竟成,不要怕困难,我做人口最起码的资料包括北平善本、胶片四千种绝对翻光,跟人口有关的土地、作物、移民、会馆诸如此类的,我们不管搞那一行,千万别搞第二等的题目,这句话是治学的南针,虽然达不到,也不远矣,因为我们要做最基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的起源从明清的时候跳,我蒐集资料已经不少,从满清、汉化,我一想不能竞争,一些资料看不到,资料也不限明、清,我想第一等的大题目还有比中国文化本土起源更重要的问题吗?里头工具不够,就请教、自修,因为寄托在清华给我很大的影响就是,千万别搞第二等的题目,所以人口是世界第一等的题目,我自认可以有专刊的规模,而我第二部书,连社会学家也没有研究明清社会史论的范畴,我从第一章社会意识理论讲起,西方研究社会流动的范畴也没有像我如此广,我经过无数学术上的危机,所以我们自己要找第一等的大题目,这也和本身的知识有关,还有你接触到的专家也有很大的关系,专家也分假专家及真专家,真正世界权威性及非权威性,就像我本身为何敢做东方的摇篮,我的”黄土与中国农业起源”这也是华人中的纪录,1969年美国历史学报里是第一篇,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2、请问对於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有何观点?还有前几年你本来要去剑桥接受“  ”讲座,曾回台大来演讲,而对於到英国接受讲座有何经验?


何院士:关於冯先生我非常怀念他,我来做个历史家的评判,这是个有用的砥柱,我觉得“廿世纪文言文与冯先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为最佳之重,不管讲文章内容、感情、技巧、论点、新旧、观念,都是第一篇文章,冯先生认为所有形上学,包括维也纳学派都是胡说,冯先生的伟大就在这,我觉得他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大权也认为是胡说,这样子哲学并不丢去他的尊严,因为这是训练思维最好的东西,冯先生如果在的话,我也敢跟他开这麽一个玩笑。


接到我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写了封信请我去主持他农业的那部书,我拒绝了他,因为他的信流露了他是文化单元论者,○○是中国人伟大的朋友没错,不过他之所以拍中国人的肩膀,说我们了不起,是因为他站在很稳固英国人的地位,你看青铜文化的起源,一是两河流域,第四是中国,所以我说他是文化单元论者,从这点我觉得他不对,我不敢说我脑筋锐敏,但我知道我不能和他合作,因为他认为是文化单元。


3、林育生老师:根据我所了解台湾的文化、教育、思想的风气,何院士今天的讲演大家所领会主要的要点是什麽?


历史系助理教授:我曾经读过何先生几部书,何先生是我认定前辈史学大师中很重要的一位,我听了後非常感动,我们做历史的人,还是回来做中国史会比较杰出,不过我後来走的路是西洋文化史,我觉得我到法国求学时,我的指导教授认为我有很好的中国文化史背景,而为什麽不继续做中国文化方面的问题,我回答指导教授我也可以研究西洋文化史,为西方人做更大的贡献,所以我最大的感动,就是何先生对治史的高标准的设定,但我觉得我们虽做中国史会比较容易杰出,但对研究西方史也不要畏惧。


林育生老师:我的感受是相对於台湾现在的文化、环境,何先生他用生命投入,而非口号,也不是讲流行、学派、背景,中国是个口号文化,把微小的东西变大,台湾现在很多写论文时,本来应该马上写正题,但却都写了一页、二页才切入正题,都是先介绍自己、如何努力、感受,但何先生却是马上就进入具体的问题,用很强的生命力在史料中奔驰,而没有太多口号,以生命力进入史学的研究,这是年轻人应该体会的东西。


4、刚女学生提到研究西洋史的问题,何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史要先有西洋史的训练,再回过头来研究中国史,这对准备一生来准备西洋史的人有点泄气。


何院士:国家经费很多,出国研究,蒐集资料回来是没问题的,台湾在经济上有这能力,所以非出国找资料不可,中国人也绝对可以研究西洋史,这是没问题的,我觉得国家应该投资,这并不悲观,台湾人应该好好利用经济上的资源。西方搞西洋史的人比较懒,搞历史,总得找材料,所以不要放弃研究西洋史,也要到西方努力去找材料,西方的西洋史研究有点走邪门歪道,假以时日,一定会被淘汰的,我们要走正统的路,从真正的功夫做起。


虽然这次演讲中谈到我们要做第一等的大题目,但是我鼓励年轻人,试着从专门的小题目做起,历史有一个好处就是勤加耕耘,一定会有收获,不会扑空的,这是最大的安慰,自己知识积累多了,研究可以愈做愈大,不要悲观,不要刚学跑就想和世界百米冠军竞争,我们做历史的不像做科学的,多年的实验做不成有可能最後扑了个空,所以我用这个例子来勉励大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终究会成功。


5、依您在美国读史治学六十年,换言之,您在四○年代到六○年代读了不少西洋史书,根据您的感觉,现在八○年代後美国史家写的英文是什麽样的英文,可不可以和五○年代的英文来比较?


何院士:首先很抱歉,西方史学,我没有很有系统的去念,有精力的去看,西方除了法国以外,历史无大师,西洋史是没有大师的,个人很幸运的是,我从英国史学途完成後完全转到中国,使得英国史家羡慕得很,英国竞争得厉害,而中国史还没有那麽高度的发展,我捡了个最肥美的田地去耕耘,如果各位是有志於研究西洋史不必惧怕,因为现在西方胡说者多、自欺欺人者多,这正是我们按传统经典路线走的人之最好机会,我们不要管他们胡说八道,站不住的东西自然就会被淘汰掉,真正用心做的东西是有原创性的,更是不会被淘汰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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