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1 次 更新时间:2019-02-04 22: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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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 (进入专栏)  

  

   时 间:民国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早上十时至十二时

   地 点:国立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

   主讲人:何炳棣院士

   主持人: 院长

  

   我一生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跟我的性格和治学有很大关系,第一件重要的事便是我是家中独子,父亲四十八岁才生下我,所以我从七、八岁起便感到很大的压力,当然我也享有某些特权。父亲做过浙江宁波的检察官,深感浙江人的胸襟狭小,便对清华江发誓「吾此行有如此水」从此诀别清华北上,终生未再回清华。我非常喜欢谈话,九岁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学,训练我出去讲话,我非常怀念钱思亮先生,因为从1968年3月份起我和台湾关系断了21年半,而在1968年正月,从我和台湾关系讲起来,那是我快活的岁月,钱先生在他府上摆上非常丰富的酒席来请我,他说他和我的关系是相当可贵的,在台湾讲南开中学及清华大学双重同学的脱过乏人,而我是唯一前後和他有三重同学关系,且我小学还是天津私立第一小学,他一辈子不忘这种关系……

  

   我九岁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学,父亲在一个冬天的星期天,天气不错的午後,我和父亲到八里台看洋楼,那时思源堂还没盖好,秀山堂已经盖好,看到田径场後,父亲问我长大後要不要来这里念书,看了这麽好的环境,我坚决的说要,父亲说我还不配来念呢~~我直觉没道理,父亲认为江南是很好的大学,不过才刚创办,需要的经费很多,南开出名是中学,大学可能就不行,父亲说不出洋就一辈子受气,所以第一步要先考清华,旧制的清华一毕业每个人都送出洋,而现在可没这特权,不过表现好的话,这机会还是比别的大学多一点,这时我就想,我才九岁,有二件事,就是清华及出洋,但是另一个比较消极的看法,就是不出洋,一辈子受气,但达到这目的,也很辛苦,我在南开念书时,我的回忆是南开中学的标准相当地高,我最好的老师是卢纪夫人,英文只有三个月我就开除了,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的英文,我发现了一个好老师,她发现了我这个将来可能还有出息的学生,真正的好老师就要像卢纪夫人这样,1959我在剑桥时参加了三月在华盛顿开的年会,我报告了一篇“明清社会史论”,讲完就看到卢太太从对面走来,这时师生之间的快乐难以言谕,因为1932年时我念高中二年级,我是出版委员,是南开双周的第二主编,我在高二时把钉鞋、球鞋都挂起来,因为高中一时甲、乙、丙组按照身高、体重来算,我百米跑第一,也拿了奖牌,初中生的志愿已达到了,所以我记得九岁时对自我的挑战,要开始全心全意准备进清华了,什麽运动也不搞了,我还被张彭春训了一顿,但我想起一生一个人没有爱憎,也并不是人了,我是个平凡的动物,我有爱有憎,在我的憎里面之一是张彭春,我们对张柏林非常敬仰,当小孩闹闹学潮时,他几句话就可以解决,而张彭春一定要把我开除,他开除我的第二天早上,卢太太跟张彭春说你开除那个学生我都不心疼,但你开除了何炳棣我很心疼,请你不要开除他,所以我非常恨张彭春,他将我开除,而我很感动卢太太,他是我生平第一恩师,所以在1959年再见面时,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的愉快,我们谈到海外一个岛,我的发音不对,卢太太还纠正我,我当时已经是一位教授了,所以我认为卢太太这样才是一位真正的老师,这是我一辈子不忘的,卢太太留美二次,英文相当流利,而卢先生的英文口语时而挫,但英文写作令人佩服,所以我讲的这些典故,大家要记着,这都是具有价值的。

  

   要进清华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南开高中在我二年级时开除了我,我上学期化学考六十分,下学期一百分,我在南开高中念的是混合数学,我赶不上数学进度,所以在 1933年时我没考上清华,在1934年才进了清华,那年我十七岁,而进了清华我又遇到一位恩师,刘秀明先生,他在清华学校时非常认真,他口才不是很好,一些很深奥的东西,他不太能浅书,他晚上总是非常用功,他在图书馆底下办公室的灯总是亮着,我没听懂的东西,都可以去办公室请教他,他不在乎你去占用他的时间,会建议我们如何念书,由此看来,我觉得他真是第一等的好老师,我说我很喜欢念西洋史,他告诉我要三思,因为在学成後如何做研究,和西方人竞争等等问题与我讨论,所以我觉得在一年级时我就与老师讨论这问题是非常有用的,这是一辈子航行的南针,後来了解学西洋史是个过渡期,在学途期间念西洋史,但回国终究还是得搞国史,这是刘先生给我非常好建议的地方。

  

   接下来讲我的示例,也就是拿我的例子,来鼓励在座的同学立志,其实刘先生打分数非常严格,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我写的答案与题目有出入,所以吃了大亏,拿了八十九分,我们一个班级有一百多人,我的前面坐着就是大名鼎鼎的姚克广,他拿了九十一分,他告诉我八十九分很不错了,但因为我很用功,只是把题目给看错了,所以我立志“打死仗”,我把课本都背下来,再念参考书,遇到大题目得以发挥,所以我後来全年的平均是九十七分,我告诉我自己我九岁就立志出洋,所以我西洋史要打好基础,才出得了洋,我立志到在清华时有一件事是自己克死自己,我告诉自己如果听一次杨晓楼的话我就一辈子考不取,我内心想如果第一件事就屈服,第二件事就屈服,所以我一生很後悔没机会听杨晓楼,但另一方面来讲,何炳棣之所以是何炳棣就是因为在清华时不听杨晓楼。

  

   清华的老师很令人感动,蒋先生休假回来,我去选课,我本想选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他告诉我,我的开学第一件工作孝明先生已经告诉他,他说今年不要选他的课,去和孝明先生好好学,把精力集中在欧洲十九世纪史,这根基要打得牢靠才是,蒋先生说要我明天再修他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另外他还开了一门“欧洲外交史”,二门一起念效果好,我心想这样好的老师那里找去?不幸的很,在1935年我二年级第一学期还没念完,蒋先生入阁行政院政务处长,这下他的计画就无法实现了,那时外交史国际关系方面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一次欧战以後,各国秘密档案出现,所以这可以说是全世界的显学,所以想起一年级时世界通史破了纪绿,所以在外交史我想办法自修,在这以前暑假回家,父亲问我,我初中毕业时他买了一部又脏又旧的史记,我看得如何??我想,英国有没有太史公?我想那就是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大史家吉朋 (Gibbon),父亲要我买一部念念,而老师告诉我那部书的精华就在前面四十几章,後面的东罗马叙事也不错,可当英文背背,所以二年级时有时起床都会拿 Gibbon的书来念几句,於是英文走入歧途,因为他的英文写的形式古色古香,我这个刚练步的怎麽和世界百米冠军的比呢?後来我的成绩被美国教官打分数是 A+,杨尚全老师说我写十八世纪古典东西没有用处,他说连牛津的院长他们英文都不这麽写,我何必学这些,但我觉得这是智慧的一切,学了当然有用,杨老师说我在走绝路,所以说,我的一生也遇到了不少特别的导师,後来我清华三年级时我旷课自己念外交史,後来1948年5月7日在剑桥我又考上,最後一个问题是说出第一次大战前的十部外交史,我马上说出,所以很顺利的通过了,他们问我是在那里取得这麽多的知识,我说是1932年到1937年在清华自修,可是我後来想想我的话夸张了,因为那是初次念的,後来还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消化,不过基础是在清华打下来的没错,而清华的精神值得效仿,例如新书的采购及采买效率很高,办学认真,所以我很幸运能在清华。

  

   这里顺便提一下,我希望在再几个月,我可以把我写的“六十年”完稿,大概二十几万字,其中有我在剑桥的PACD口试,1500年後的大陆西欧史我都有写下,内容详细……

  

   陈先生的隋唐史写“唐朝皇位承继问题”,我自己对中国史没有下很多功夫,我觉得大家对陈先生的文章一定要念才是,“孙册军史”中我以为孙册是宦官,陈先生说孙册军史非比宦官,尚须详考,他给了我八十分,这是他的打分,也是掌故,还有一个不忘的训练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我觉得我念西洋史,但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一定要念,冯先生很特别,如果我们不问问题,他就不讲话,但他讲话又口吃,就因为如此,所以他讲起课来非常幽默,回答深奥的道理,他会拿日常的生活经验,做的比喻是非常恰当的,我终生难忘,所以我每星期一就去问问题,之後星期三、五我可能就不上班而去念其他的东西,我在清华得分最大的骄傲,就是拿过九十四分,我1940年考经济史,学长从伦敦拿到博士後拿了很多书回来,我没念过经济学,学长说念经济史,考取的是大才子,而他的成绩是前後六届最高的,还有一个典故,所有中英、中美口试得分总平均最高的是钱中书先生,清华第二高分是都是历史系的,第六届第二高分则是我,所以在1996年在新竹杨仲铭先生和我有一个“人文与科学的对话”,他说他前些日子回清华时校长拿旧的纪绿给他看,留美那年他考68分,他很失望,而得分最高的是我,73分,我说不对,我是 78.5分,可是那73分就已经够轰动了,我回美国芝加哥去,有朋友说我居然比杨仲铭考得还好,我的经济思想史考了85分,而经济学考了17分,我觉得非常可惜,因为全班考取的人里面我英文是87分是最高的。

  

   1981年辛亥革命70 周年纪念在北京举行,我们这桌的主任是王广美女士,後来帮我和吴保安、唐长汝、姚文元安排一个晚会,我没见过吴保安,他是第五届考取的,我是第六届,我跟他握手,我跟他说我是他的手下败将,他不知此话怎讲,我告诉他,我说1940年你经济史考第一,我考第二,西洋史你95分,我94分,我说我英文87分,你75分,可是你国文90分,我却只有80分。

  

   再说我为什麽选剑桥,这里面有一段故事,我南开开除後1932冬到北平鸿达去,那时鸿达还没开学,我就住在世交赵文骏教授家里,他是南西,我是金华,赵先生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在杭州的书院住过一阵子,他是哈佛的PHD,我看他的架子上有许多困难性高的数学书,我问他为何搞这麽深的数学,他说如果不用功的话,退了步,就被人给赶上了,我深觉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人都是不怕私仇,因为他们都说真话,所以有安全感,我有个感想,有些研究机关,就怕讲别人好,这是最不能学习,最没出息的,你若不去佩服别人,就一辈子不会有人佩服你,我是最看不起这种作风,所以各位同学千万别犯了这样的行为,最近我和先生在写回忆,我们评估所见的最高水准,要知道这水准是办大学最要紧的事,中国出人才是数理方面,三○年代的清华及四○年代的连大那时已经很逼近世界的水准,已经知道理科方面那些题目是最有发展的,最有前途的,要真正做出世界第一流就要做出这样的工具。

  

清华的标准,理想是很好,人文方面各派的意见就很多,没有取得共识,我想理想上清华已经在做初步的设想,但没有像理科那样,能做到共识,就因为如此,它给了我们人文科另一个机会,是理工科的人所不能有的,就是如果我们拥有了西方最好的方法,有比它更坚强的意志及资料,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可以在中国的范围内来订世界的标准,因为人文有各种文化有不同的背景及语言,人文不是一个普世化,我们搞中国史,说些狂妄的话,在加拿大西岸他们看了我的着作,心中都有数,我不回美国,他们心里很乐,但我回去後,让他们知道,有些水准他们赶不上,这是我们人文的好处,我是一个斗士,身经百战,西方许多辩论,我硬骨头不让,话说回来,人文有他占便宜的地方,也有他不利的地方,总之,人文是非常难的,它比科学难的原因是,除非你有大志向,否则一定要接要英文是世界语言的不幸事实,在这前提下,英文这工具必须投资许多年,就像我先前讲起床在念英文一样,背书是最好的方法,像少年维特的烦恼德文本中有几句话,我就记忆特别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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