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9 次 更新时间:2016-10-09 23: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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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 (进入专栏)  

   提要:考古发现促成70年代孙子其人其书研究的突破,可是对《孙子兵法》以外,预测晋国六卿孰先亡、孰最后胜利的《吴问》的撰成年代,至今学人意见仍有分歧。本文从《孙子》书中涉及的军队及战争规模、"五行相克"、"黄帝伐四帝"等专题论证《孙子》全书的春秋属性。现存《孙子兵法》和《吴问》都是撰就于吴王阖闾召见孙武之年(前512年),前者成于召见之前,后者成于召见之后。我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成书年分之得以确定,不能不归功于《左传》高素质的纪年。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一批古代兵书,其中不但有《孙子兵法》,还另有《孙膑兵法》和不少有关兵事的残简,包括《孙子》十三篇以外的《吴问》。这次大量竹简的发现粉碎了起自南宋叶适,中经有清姚际恒、姚鼐、全祖望,下迄本世纪钱穆、齐思和诸家对《孙子兵法》的负面看法--现存的《孙子》十三篇决非成于春秋末年孙武之手;钱穆甚至否定孙武其人的存在。虽然70年代孙子其人其书已得到初步的肯定,80年代初已有对中外古今《孙子》研究的综合摘要,但现存《孙子》十三篇的当时性(contemporaneity),也就是它的春秋属性,尚未引起国际上足够的注意和研讨。此外,目前学人对《孙子》十三篇外的《吴问》篇怀疑仍深。因此,本文除就《孙子》中君臣对话、书中涉及的若干有关制度、兵数、将的职权功能、阴阳、"五行相克"、"黄帝伐四"等至今辩论不休的专题个别检讨外,特别用力于《左传》中多方面但以晋国为核心的史实轶事的排比与消化,以期从此项繁琐的工作中探求出《吴问》成篇的年份。

  

   笔者相信,深入研究《吴问》大有裨于确定《孙子》成书的年代或年份;《孙子》成书年代或年分的确定,势将引起我国学术、思想,甚至书籍、目录学史上重定坐标的工作。

  

   一、《孙子》成书年代的初步探讨

  

   孙武系出齐国贵族,因齐内乱而流亡至吴。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考,能肯定无疑的是屡经伍员(子胥)推荐,吴王阖庐在即位后的第三年(前512年)终于接见了他。如果当时孙武正值壮年,他的生年应仅仅略晚于孔子(前551-前479年)。最早为《孙子》作序又为全书注释的是曹操。曹操《孙子序》言:"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这真可谓是英雄识英雄。魏武以降,历代诠释《孙子兵法》者颇不乏人,而对此书文辞编著年代观察之犀利,当首推清代朴学鼎盛期间的孙星衍(1753-1818年)。孙对《尚书》有深湛的研究,对古文字往往有独到的体会。他对《孙子》的总印象是:"诸子之文,皆出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指《孙子兵法》)是其手定,且在《列》、《庄》、《孟》、《荀》之前,真古书也。"历代研究《孙子》诸作中,孙星衍对其同时同乡阳湖毕以★之作最为膺服。毕氏《孙子叙录》:"按《史记》惟言以兵法见阖闾,不言十三篇作于何时。考魏武序云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则是十三篇特作之以干阖闾者也。今考其首篇云: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言听从吾计则必胜,吾将留之;不听吾计则必败,吾将去之。是其干之之事也。"当代无偏见的学人,读了《孙子》开头《计篇》中坦切激昂表示决定去留的原则和骨气,定会同意曹操和毕以 的看法--十三篇是引致阖庐召见前必须一显的身手。

  

   细考《孙子》一书之前,有必要先对吴王阖庐的性格、为人,机智和雄心略加分析。未即位前他是公子光,吴王夷昧(前543-前527年在位)之子,但夷昧未立他为嗣,王位为夷昧庶史僚(前526-前515年在位)所夺,所以终于导致11年后一幕至今演唱不辍的历史名剧"专诸刺王僚"。伍子胥因父史之难,于前522年自楚奔吴。当时吴楚已是敌国,公子光立即洞悉伍子胥的用心,力劝吴王僚不要兴师伐楚被伍所利用。三年后,公子光分析楚及其盟邦意志不一,判断吴如兴兵,必能以少胜多。果不出所料,此役大败楚军。阖庐弑僚即位之后,楚国想利用逃亡至楚的吴国两公子进军"害吴"。楚平王庶出的最长最贤的公子子西警告当政:"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共之,将用之也。…光又甚文"。甚至阖庐与越国作战中简明而亡(前496年)之后二年,子西对他一生的特点还作了以下的回忆:"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而不旷。"阖庐一生事迹和仇邦智者的长期观察,都反映出阖庐是具有超常机智、毅力、远虑、野心和很高文化水平的不世出的枭雄。当世和后代都公认他是春秋两个半世纪中第四位霸主决不是偶然的。只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不事先进呈一套系统周密富原创性的政治、经济、备战、作战的策略理论即能被他召见,并能使他信服,是不可思议的事。曹、毕所断,堪称卓识。

  

   《孙子·九地篇》中保留下最明显的君臣对话证据。孙武在此篇中先重述主将如果平日爱护士卒,令发之日,士卒泪下沾襟,以身许国,任凭主将调遣,行动可以灵活到像越国常山名叫"率然"的蛇,"击其首,则尾至(护首),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原文紧接:"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阖庐、孙武当面问答之状活跃纸上。应该指出的是:十三篇虽应是召见前业经进呈阖庐之作,但如"敢问"之类的语句显系君臣临时随兴的问答。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十三篇进呈之后偶或会有增添的词句。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有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这段记事与临沂汉简中的《孙武传》大都相符。《吴越春秋·阖庐内传》所载吴王"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亦应有事实根据。以上简要的讨论虽然已说明《孙子》成书于吴王阖庐召见前夕,但由于本世纪海内外汉学界过分疑古之风未泯,我们仍须广事稽核相关史料,不避繁琐,将古今对《孙子》的大小质难加以澄清。只有如此,《孙子》成书的年代,甚至年分,才可望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将"、"兴师十万"、"出征千里"

  

   古今学人或以为《孙子》所论的"将"是能主筹全部动员作战策略,享有统一指挥权力,承当全部胜败责任,十足专业化的将军,大异于文武不殊涂,将帅共决策的传统,所以《孙子》应是战国时代的著作。按:春秋晋国平时执政的正卿就是战时的中军主帅,其余资深之卿充任上、下诸军将佐。将佐不遵帅令最有代表性的笑话是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年)晋率诸侯之师伐秦之役下军之将栾■。他不但不遵主帅荀(中行)偃"唯余马首是瞻"之令,并且公开声言"晋国之命,未有是也,余马首欲东"。全部下军竟随他向东撤回晋国。

  

   为了解《孙子》论将的真谛,必须指出汉语自始即是"词位语",根本没有区别不同时式、不同语气的形态变化。所有《孙子》论将的词句决不能以通常陈述语气去解释,必须以建议、要求的语气去理解;而建议和要求的对象就是勇于创新的君主。在要求阖庐采纳他的具体建议之前,他开头即提出对"将"空前多面、严格的要求,也就是他的自我要求。《孙子·计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之,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只有知识、才干、操守如此齐备之人,才有资格请求知人善任的君主给予"将"以空前的重视。如谓"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按:"辅"应作"凭依"之意解,也就是再度说明将身系国家之安危。只有经过"将受命于君"这庄严程序,将才能享有应得的统一指挥的权力。受命之后,"上下同欲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甚至必要时"君命有所不受"。最动人的是在《地形篇》里提出"上将"必须要能预先掌握六种致"败"之道和构成必胜的全部道理("战道")的各种因素之外,还强调为将者必须有坚贞的节操:"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武于此不啻以一己生命为孤注,不屈不挠,甘愿事先签署一张军令状!

  

   事实上,《孙子》十三篇中对新型的将的种种建议和要求,并未皆为阖庐所采纳。《史记》及《吴越春秋》很少有孙武独将的明确记载;相反地,明确的记载却提到伍子胥、孙武和伯?(白喜)三人合将。吴国在军事方面远远不能做到孙武所预期的统一指挥。阖庐九年(前506年),王弟公子夫概即不遵王命独自向楚都进军,先败楚军之后,吴王的重兵五战之后才攻克郢都。孙武专业性的将论要等到战国才能在各国逐步实现,而"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仍很难被国君接受。终战国之世,"主"、"将"关系一直是紧张的。白起等名将之不得善终,即系明证。

  

   孙武对将的理论与主张既有异于春秋的传统,又预期战国二三百年间的巨变;它所代表的时代过渡性是相当明显的。《孙子》久已被举世公认为古代军事最经典之作,其中论将的部分最能明示孙武的先驱认知。

  

   另一问题是《孙子·作战篇》提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全书最后《用间篇》再度言及"兴师十万,出征千里。"自宋以降,即不乏学人以此为《孙子》成于战国之证,因为他们的印象是春秋时代战争的规模比《孙子》所说的要小得多。按:春秋一般以车战为主,每乘兵车究竟由多少人组成,一向颇有争论。《诗经·鲁颂·o宫》:"公车千乘…公徒三万"这一原则,证诸其他古史,大体正确。至于兵力,春秋最后七八十年间有加速扩增的趋势。先以《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晋国为例,因数字出自楚国的情报,所以最为可靠。此年,晋国除绛都外,属于强大卿族的土地已分成49县,每县摊派兵车百乘,故兵车总数已不下五千,总兵力已不下十十万。这还只就城邑而言,鄙野能参军者尚不在内。楚国的谍报无疑是接近事实的。《左传》昭公十三年,由于盟国诸侯"皆有贰心",晋国向"诸侯不可以不示威",于是以"甲车四千乘……遂合诸侯于平丘。"留守国内的兵力绝不会少于一千乘。

  

吴王阖庐召见孙武之前二年(前514年),晋灭祁氏、羊舌氏,"公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虽仅详述诸卿族瓜分祁、羊舌之田而并未言及车乘,已故童书业教授,终身熟诵《左传》,相信春秋末叶晋楚两国很可能都已拥有万乘左右的总兵力。《孙子》所言"兴师十万"实有事实根据,毫未夸张。至于"出征千里",更是春秋末年的平常现象。例如正当阖庐召见孙武之年,吴出师灭徐。徐都在今安徽泗县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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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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