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荣光: 教育政策行动:解释与分析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2 次 更新时间:2016-09-25 17: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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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荣光  

   当教育政策被理解为一个国家加诸社会的特定教育活动之上的一种具权威性的价值或“议论”(discourse)时,教育政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揭示有关的教育议论如何形成,并检视它所制度化的教育价值与实践的认受性基础,批判它可能造成的在教育及社会上的偏向与扭曲。若教育政策被理解为国家以至社会各界对特定教育活动所赋予的意义或意图,教育政策研究的旨趣就在于理解社会各方特别是国家对特定教育政策所赋予的意义、所作出的阐释以及尝试达致的意图,并分析这些意义与意图为何在特定政策脉络或/及政策文本中得以彰显。

   笔者已先后对上述两种教育政策的理解及研究取向加以论述①,本文旨在说明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第三种对教育政策的理解视域及研究取向。这种视域把教育政策理解为国家及其政府在教育事务上所采取的行动(actions)、计划(agencie,指连串互相协调的行动)以及工程(projects,指综合而连贯的行动与计划)。据此,教育政策研究的目标就在于对国家在教育领域内所采取的行动、计划与工程加以解释。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这种政策研究取向一直在研究领域内占据主导地位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此,若要对教育政策的视域与研究取向有更全面的认识,实有必要对这种研究取向作较全面的理解。本文将检视社会科学界解释社会行动的各种不同的理论视域及方法学取向,并评论它们在公共政策包括教育政策研究中的应用。首先,本文将简单介绍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解释模型(explanatorymodel)——因果解释(causalexplanation),并说明其理论视域与方法学的基础;其次,本文将介绍另一种对人类社会行动作出解释的模型——意图解释(intentionalexplanation)或称为目的论解释(teleologicalexplanation),并说明其理论与方法学的根据;继而,本文将介绍在意图解释模型内衍生起来的两种重要的解释模型,它们分别是理性选择解释(rational-choiceexplanation)与功能解释(functionalexplanation)或称为类目的论解释(quasi-teleologicalexplanation);最后,本文尝试将以上各种对社会行动包括国家政策行动的解释模型加以整合,并试图建立一个综合的解释架构,以供教育政策研究者参考。

   一、国家政策行动的解释(Ⅰ):因果解释

   公共政策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其主要的研究目的是对各种社会行动作出可靠而有效的解释。然而,政策研究者应怎样对社会行动,特别是国家行动,作出可靠而有效的解释?更具体而言,政策研究者在采用哪种解释模型的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并作出结论?若答案是肯定的,则公认的解释模型为何?若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在不同解释模型之间,应如何判定它们的可信性?围绕这一连串问题,衍生出近大半个世纪以来政策研究者之间的激烈争论。作为政策研究社群的成员,教育政策研究者亦自然不能幸免。据此,若要对教育政策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有必要对个中的争议论点加以梳理与综合。

   自从二次大战后,政策研究开始在西方社会确立成为一门学科及研究领域,它在研究方法,特别是解释模型方面,均沿用了当时自然科学中占支配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positivism)②的研究取向及解释模型。

   作为科学哲学(philosophyofscience)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体系,逻辑实证主义的建立大概可溯源至十九世纪中叶爱尔兰裔哲学家穆勒(JohnStuartMills)及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Comte)有关实证主义的著作,并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通过“维也纳学派”(ViennaCircle)得以发扬。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研究的态度(orientation)可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vonWright,1971):

   1.方法学的一元论(methodologicalmonism)。逻辑实证主义者致力于把自十七世纪科学革命运动以来自然科学领域所发展出来的研究方法及所取得的成果归纳总结起来,以建立一种“统一的科学方法”(unityofscientificmethod);并主张将其应用到所有的科学研究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中孔德更创立了“社会学”(sociology)这个名词,寄希望于可以建立一门“社会的科学”(thescienceofsociety)以至“社会物理学”(societyphysics)。其后,卡尔·亨普尔(CarlG.Hempel)1942年在《哲学时报》(JournalofPhilosophy)发表名为《普遍定律在历史中的功能》(TheFunctionofGeneralLawinHistory)的论文③,力图把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方法学一元论运动强加于历史研究及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论文开篇就批评历史研究未遵从科学研究所恪守的追求普遍定律的规范,并强调这种研究态度是“不可接受的”,结果掀起了近代在历史研究以至整体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关逻辑实证论的方法学一元论的争论④,更迫使所有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面对一个方法学上的抉择——社会科学研究是否需要遵从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一种验证方法及自然科学所认许的一种解释模型。

   2.逻辑经验主义的验证方法。在验证方法上逻辑实证主义者主张,经验主义(empiricism)与逻辑主义(logicism)为科学研究的两大不二法门,它们代表着对科学命题进行验证时的两大基本根据。所谓经验主义是指确信科学家可以通过人类的经验(humanexperiences),更具体而言是感观的经验(sensoryexperiences),验证科学命题的真实性。例如物理或化学实验中可重复获得的实验结果的观察及记录,或天文学中对星体运行的观察与纪录,均是科学验证研究中的基础。其次,除了经验上的验证,科学研究亦可通过数学运算及逻辑推理对研究命题进行验证。例如几何学、数学物理学(mathematicalphysics)等科学研究并非依靠人类的感知和经验作验证标准,而是以数学或/及逻辑的推理分析作为验证的基础。当感观经验的验证与数学逻辑分析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就构成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方法学的共同基础。

   然而当这种建基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经验主义与数量分析的方法学取向随着方法学一元主义的扩散而进驻社会科学研究,就引出另一番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社会现象中那些不能透过感观经验做记录及/或作数量化分析的命题是否就此被排斥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以外。结果引起了社会科学研究中量化与质性研究取向之间的长期论争。

   3.“演绎—定律”模型的解释。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方法学一元论除了主张在验证标准上的一元论,亦提出研究结果上的一元论,即科学研究结果必须对研究的现象提出一种所谓“演绎—定律”的解释(deduction-nomologicalexplanation)。此即提倡的科学解释模式(modelsofscientificexplanation)。⑤

   当科学家尝试对特定现象(无论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的出现作解释时,其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对造成有关现象的条件作出综合而普遍的解释;用逻辑学的用语来说,就是为被解释的现象寻找导致它出现的充分必要条件。所谓充分条件就是对导致被解释现象出现的前提条件作出完整而又穷尽的(completeandexhaustive)描述,所谓必要条件是对被解释现象在不同情况下出现时所应具备的前提条件。当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同时成立时,科学家就能为被解释现象的出现提供全面(充分条件)而又普遍(必要条件)的解释。亨普尔所要求的科学解释的理想模型(ideal-typicalmodel)就是要达致这样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模式就是亨普尔所谓的(nomology),亦即一般人所谓的定律(law)。

   建基于已证立的定律,当科学家遇到个别的或新的现象出现时,就可以把有关现象对照于适切(relevant)以至完全对应(corresponded)的定律,并据之给予充分而必要的解释。据此,亨普尔建构了现已被科学研究广为应用的三段式推论(syllogism,又称“理论性三段式推论”)的科学解释模型(Hampel,1965)。

  

   当我们尝试对某现象的出现寻找解释E(亨普尔及一般哲学者称之为“被解释项”[explanandum]),就是要提供E之所以发生的前提条件C,并要在E与C之间确立因果关系,因此就必要依赖L——一项与E和C相适切的并已经证实的具普遍性的定律(generallaw,亨普尔及一般哲学者称C及L为“解释项”[explanans])。例如当我们要为玻璃水杯破裂E提供解释,会说是因为我们先前倾注滚水入水杯C所致,但这个因果关系是建基于物质对温度有热胀冷缩的反应这个物理定律L之上。

   此外,具普遍性定律的功能不单是为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提供解释,同时更可对有关现象加以预测,继而加以控制乃至操控,结果就发展出现代的整个“科学—技术”(scientific-technical)的体系(Habermas,1968)。事实上,科学解释所能提供预测的功能成为过去大半个世纪公共政策研究(包括教育政策研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因为现代社会的公共政策问题如环境污染、传染病、罪案问题、贫穷问题等,若能找到其成因并作出准确的预测,就能设计出有效的预防及干预的措施。这样一种基于“演绎—定律”解释模型的思考方式,又被称为社会工程学(socialengineering),在二战后支配了公共政策研究大半个世纪(Habermas,1971)。事实上,对照于西方社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盛行的“政策科学运动”中论者对公共政策的界定,我们就更能明白“演绎—定律”解释所提供的因果解释构成了过去大半个世纪里政策科学运动的方法学基础。例如,政策科学运动中的中坚分子纳格尔(StuartNagel)就作了以下的界定:

   公共政策分析可被界定为:在众多公共或政府选择中,决定哪一项选择最能实现既定的目的,而有关决定则建基于政策与目标之间的关系。这个定义就带出政策评鉴中的四项主要因素:(1)目标……(2)政策、计划……手段……(3)政策与计划目标之间的关系……(4)作出结论……(Nagel,1986,p.247)

   据此,找出政策目标与政策措施与手段之间确实的因果关系成为政策研究的核心工作。然而亨普尔自己也明白,当这种“定律—演绎”的解释模型应用到社会、历史现象时存在一定的局限,因此他提出一种较为折中的解释模式——“统计—概率”模型(statistical-probabilisticmodel)。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或许可以找到具普遍性及综合性的定律,并对有关现象作出充分而必要的因果解释;但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亨普尔亦承认要取得普遍性定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科学家只能把他们的解释建基在“概率假设”(probabilistichypothesis)之上。据此,上节所述的定律式三段推论(nomologicalsyllogism)只可以改写为概率式三段推论(probabilisticsyllogism)(Hampel,1965):

  

例如,我们知道吸烟与患肺癌之间在统计学上存在着极高而且显著的相关(P),据此,当我们得知一个肺癌病人(E)是吸烟者(C),(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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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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