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 邬志辉:教育政策设计需升级换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 次 更新时间:2012-04-24 21: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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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 (进入专栏)   邬志辉  

  

  三十年来,中国教育毫无争议取得瞩目成就,这不仅仅反映在中国已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群众基本的受教育权利等领域,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中国教育不断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这种能力是以现代性、开放性、合理性与民族性为根本文化基点的,这些文化基点是百年来传统中国社会在与西方文明不断反抗与融合的思潮碰撞基础上逐渐形塑而成的,这个艰难的历史形塑过程事实上也是中国今日文化能够取得社会各界基本合法性认同的缘由所在,而在此文化基础上被不断建构的教育系列政策背后的文化价值自然很容易取得公民同意从而成为今日中国教育政策设计中不容置疑的根本政治哲学。

  以现代性、开放性、合理性与民族性这些文化基点为中国教育政策设计的根本政治哲学从总体上讲当然无可厚非,但关键是这些政治哲学关键词在中国教育政策具体设计中却无意识地走了样,以现代性为例,中国公众无不熟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这句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十年以来,中国教育也确实在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着,这从中国教育不断被强化的课程改革、专业设置、学科发展、考试设计、学生培养、师资培训、教学评估、城乡治理等方面可见一斑,它们无一不是以现代性为导向而兢兢业业地试图推进中国教育发展,然现代性究竟是什么?教育政策设计者们却始终游离在本真的哲学思考之外,现代性由此被单纯地同质化为了西方化(特别是英美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政策设计总是唯西方马首是瞻:在课程改革上非要与所谓的国际接轨(实质上就是以西方课程标准来检验中国教育);在专业设置和学科发展上非要全盘复制西方19世纪以来与西方本土文明相互兼容的学科范式到另一语境下的中国且丝毫不容本体置疑,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世之学都非要用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标准来同质化翻译与丈量,以至于中国本土文明——笼统而言的“国学”(实质上对中国学术之于“国学”的称呼本身也是一种西方学科思维下的中国化殖民)本身的合法性居然要受到学科分化思维的倍加质疑,更不要说去独立设计国学自身合理的二级知识论分化体系与理论范式;在考试设计与学生培养上,我们总是单纯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其制度设计是最先进的,其大学入学申请制度完美超越了中国高考制度,一厢情愿地认为前者就是绝对先进的素质教育,而后者就是绝对落后的应试教育,甚至一度认为其忽视学生基础能力培养和基本知识积累而纯粹张扬自由个性的教育模式才是真正培养现代人才的最佳模式,然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出台无不是给这种观点一记响亮的耳光,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到底是谁妖魔化了应试教育、谁又神圣化了素质教育?事实上,教育从来没有绝对化的应试或素质之别,二者从来都是相互结合且不容人为刻意分离,而教育本身唯一的目的就是把人培养为世界民族国家范围内在公共社会生活中作为类与个人重叠共存的合格公民,把现代化主观标的为西方化的客观后果首先注定是对自身主体性制度思考与设计的全面自卑,其次则是对作为类与个人重叠共存的公民培养的思想性与知识性剥夺;在城乡教育改革方面,我们更是清晰的看到中国教育政策设计者模糊的现代性哲学思考,中国农村教育改革被政策设计者单纯化为了城市取向,在中国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中,许多应该保留的学校被地方政策设计者以资源优化配置的名义撤并了,在村落社会中作为“国家”象征的学校事实上被以办现代性教育的名义而逐渐衰落,乡村文化也逐渐因农村学校的县镇化规模办学而渐趋枯竭,在被保留下来的农村学校中,其课程设置也完全是城市取向的,农村教育总是以现代性的口吻教育乡村少年:乡村总是落后的,城市总是先进的,学习的目的就是摆脱乡村而进入城市,因为现代生活就是城市生活,而在职业选择上,科学家、工程师、行政官员都是教育世界中的国家精英,而农民则是社会的最底层,因此,越远离土地越有前途,自然就越得到老师和父老乡亲的嘉许和青睐。事实上,乡村本身之于城市的审美功能、休闲功能、情感功能被教育故意遮蔽了,而城市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被教育大大的扩展了,当然发展乡村教育绝不能抱守乡土情节而故意妖魔城市,但同样亦不能相反,另外,农村教育的需要总是被身居城市的这些政策设计者们所代言,真实的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乡村教育?处于社会底层且没有任何舆论优势和决策渠道的马铃薯般相互原子化的中国农民至今仍处于教育政策设计的隔离区。由此可见,教育政策设计的现代性逻辑事实上成为了一种被政策设计者任意发挥的主观原则,只要是符合政策设计者自身便利的原则,不仅仅是城市化、西方化、工业化等一些老的便利性原则,甚至后工业化、后城市化或者其他各种后某某化都可以以现代性的名义在农民主体缺位政策设计参与的制度安排下得以合法性展开。

  可见,近日中国教育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也事实上进入到了一个深度的结构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中,一切政策设计的形式合法性原则都需要再次在哲学之镜中重新检讨,检讨的结果不是要以解构原则使以前的教育政策设计虚无化,而是要在更深刻的社会转型剧变中,扬承政策自身的合理性并深度修复改革政策发展的漏洞,同时实现政策本身的升级换代,以满足更多社会主体的多元多层多样教育需要,实现中国教育真正意义上从主体、程序、权利、评估、结果等多方位的开放式办教与办学。鉴此,当代中国教育政策设计真的需要注入更多有深度的哲学思考。

  

  原载于《社会科学报》(上海)(第1308期第5版)2012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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