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厚文:论1950年代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3 次 更新时间:2015-12-15 18: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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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厚文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提出了“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向工农开门”,当然首先是指各级各类学校向工农及其子弟开门,为他们入学提供便利。但如果进行深入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方针是有侧重点的。从内涵上说,它主要指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在实际贯彻执行的过程中,重点也是放在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强调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这一方针如何实现、经历了怎样的演变?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深入认识和反思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政策。

   一、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提出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主要从这一目标出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1949年12月23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的开幕词中提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我们的小学校应该多多吸收工农的子女,我们的中学校和大学校也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大大开门,以期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的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的坚强骨干。”他认为,新中国的教育工作一方面要改革反映旧政治旧经济、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统治服务的旧教育,另一方面要建设反映新政治经济的新教育,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而学校“向工农开门”即是建设这种新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新教育建设的工程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㈠]

   围绕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这次会议重点讨论和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二是普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会议认为,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和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是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学校“向工农开门”的重要举措。其中,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完全新式的高等教育的起点,它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苏联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参加这个大学学习的,不仅有青年知识分子,还要吸收工农青年和干部。”[㈡]而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其任务则是“招收优秀的产业工人和工农干部,使他们毕业后升入高等学校,培养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忠实可靠的国家建设骨干和专家”。[㈢]从会议所规定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工农速成中学的性质、任务看,前者直接承担着招收工农青年、工农干部,把他们培养成为新型知识分子的任务,后者则是要为工农青年和工农干部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创造条件,它们所涉及到的都是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问题。这次会议虽然在原则上也提出了其他各级各类学校要“向工农开门”,但并没有提出具体举措。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在其提出伊始侧重点就是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

   1950年6月1日至9日,教育部召开首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会议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根据新中国的性质和各方面建设的需要,进一步改革旧的高等教育和建设新的高等教育。从解决这一问题出发,会议明确提出并一再强调,高等学校要“向工农开门”。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给高等学校明确提出了“向工农开门”的要求和任务。他说:“我们的高等教育首先就要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㈣]在会议的开幕词中,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也提出:“我们的高等学校从现在起就应该准备和开始为工农开门,以便及时地为我们的国家培养大批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㈤]

   为了规范和指导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建设,会议确定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和任务,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成为了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会议的结论中指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高等教育要为国家建设服务;第二,高等教育要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第三,高等教育要为工农开门。他提出,要根据这一方针,一方面坚决地同时是有步骤地和谨慎地改革旧的高等学校,包括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各种教育制度和组织,另一方面尽一切可能建设新型的高等学校。[㈥]从钱俊瑞的讲话内容可以看出,无论改革旧的高等教育,还是建设新的高等教育,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都是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方向。

   这次会议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当然并不是否定其他各级各类学校“向工农开门”,而是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重视程度。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着重强调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

   这首先是因为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高等学校是最主要的环节。如果没有这一环节,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就只能是一句空话。高等学校与其他层次的学校相比较而言,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作为学习的基础。这对于工农干部和群众来说,往往成为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这种门槛是教育规律的客观要求,并不会因为政权性质的改变而消失。因此,所谓“向工农开门”的问题,其实更主要地存在于高等学校。就其他层次的学校而言,特别是就小学而言,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它们的大门对工农群众就是敞开的,并不存在如高等学校那样的文化程度方面的门槛。即使如中学,虽然对文化程度有一定的要求,但这种要求是相当一部分工农干部和群众能够达到的。

   其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的旧教育的改革和新教育的建设中,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建设是最为核心的内容,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高等教育在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和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方面,发挥着最为重要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建设相对于其他各级各类学校而言,任务更为艰巨,需要克服的困难和障碍也更多。即以学生成份而论,在旧中国的各级各类学校中,都存在着工农成份学生相对较少的情况,但由于经济条件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这种情况在高等学校更为突出。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建设摆在最为突出的位置,把它视为教育改革和建设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而在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又把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视为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内容、重要途径和重要方法。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希望通过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逐步增加高等学校中工农学生的比重,改变高等学校的办学性质和办学方向,掌握高等学校的领导权,从而实现高等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大众服务。从实际情况看,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的面貌发生改变,初期的显著表现之一即是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干部入学。1951年初,《新建设》杂志举办了《迎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高潮》新年笔谈,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汤用彤在《三件划时代的大事》一文中,认为1950年中国的大学教育除了课程改革外,还发生了“三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第一件是大学正式招收工农干部入学”,第二件是大学保送学生入军事干部学校,第三件是学校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他认为前面两件大事,是大学面向工农兵,学生与工农兵相结合,“这是由于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的成功,一个完全新的文化已经开始。”[㈦]

   二、高等学校如何实现“向工农开门”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既是一项文化教育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主要地是一项政治任务。1953年第5期《人民教育》发表的《做好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的移转工作》曾经指出:“培养工人出身的技术专家和领导干部,使成为国家建设的骨干,是高等学校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两项强力措施来促进这一方针的实现。

   第一项强力措施是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对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刘少奇亲自负责这所大学的筹备创办,并主持制定建校计划。建校计划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查和批准后,1950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特别强调:“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是一件大事,各地党必须保证该校本科此次招生的完满成功。”刘少奇在《决定》中加写了一句话,要求《决定》的“各项由各中央局、分局令各级党委保证实现”。[㈧]在办学经费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得到了大力支持。在1950年教育部的经费概算中,中国人民大学占到20%。[㈨]换句话说,当年国家教育经费的五分之一投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它的重视可见一斑。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把参加革命工作具有一定年限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作为招生的重点。为了招收产业工人入学,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专门作出决定,并分配了各地区各行业招收产业工人的名额。[㈩]在入学条件方面,考虑到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文化程度比较低,而经历过革命斗争锻炼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又都年龄偏大,因而放宽了对他们的学历和年龄的限制。学历方面,只要具备相当于初中程度的文化水平即可。年龄方面,参加革命工作满八年以上的工农干部放宽至35岁;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或具有三年以上工龄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放宽至32岁。中国人民大招收的第一期本科学生共计1600余人,其中参加革命工作八年以上的工农干部270余人,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的工农干部450余人,产业工人170余人,此外有原在华北大学及政法大学学习的青年知识分子700余人。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所占的比例超过50%。[11]第一期本科学生于1950年3月13日正式上课。[12]至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正式开学典礼时,全校有学生3000余人,其中参加革命多年的工农干部和工人先进分子占到学生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13]

   此后,中国人民大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坚持了“向工农开门”,以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为主的方针。“着重培养工农干部成为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骨干”,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办学特点。[14]1954年6月30日,高等教育部办公厅人民来信组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招生问题答读者问》,对招生对象作出如下答复:“中国人民大学由于招生对象不同,除外交系、俄文系参加全国统一招生,招收一部分高中毕业学生外,其余各系各专业在国家统一的培养高级建设人才计划指导下,均只招收在职干部及产业工人。”[15]由于主要面向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招生,因而学生中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与知识青年的比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体上保持在7:3左右。1953年10月4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创办三周年校庆会,校长吴玉章在会上宣布,当年毕业的443名本科学生中,产业工人占12%,工农干部占60%,知识青年占28%。[16]

   由于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的文化知识基础较差,为了使他们能够适应高等学校的学习,中国人民大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为他们补习基础知识;文化课的教学按程度编班,对不同程度的学生,在学习进度方面提出不同的要求;在教学计划、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都照顾他们的特点,等等。中国人民大学在贯彻执行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绩,得到了高等教育部的表扬。1954年4月21日,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杨秀峰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上致闭幕词,他说:“关于高等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方针,中央在1950年已作出决定,从高等教育部来讲,这个工作是做得不够的,但中国人民大学在这方面的成绩却是突出的,今后各校都应学习他们培养工农学生的精神。”[17]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新型的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务除了贯彻执行“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外,还必须在旧高等教育的改造和新高等教育的建设方面起到示范和样板的作用。1950年9月23日,刘少奇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18]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当然也包括在办学方向上“向工农开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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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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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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