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中国形象:西方现代性的文化他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29 次 更新时间:2008-05-03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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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 (进入专栏)  

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的综合国力竞争,表现在“硬国力”与“软国力”两个方面。“硬国力”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与科技实力,“软国力”则指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作为“软国力”的国家文化形象,已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指标。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倡创建国家文化形象,不仅要认清当今局势,思考发展策略,还应该清理历史遗产。在现代化历史的跨文化空间中重整中国的文化形象,为我们今天创建国家文化形象提供资源与信念基础。李约瑟、弗兰克的研究,曾经证明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实力对现代化与全球化历史的贡献,我们关注的是中国文化形象对世界现代文明、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文明的起点上就已出现,中国形象成为西方文化自我批判与自我改造的超越力量。

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与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历史是同时起步的。1350年前后,有关大汗帝国的传说在欧洲流行的时候,文艺复兴也开始了。

成吉思汗家族横扫欧亚大陆,最后冲破了旧大陆的东西界限与南北界限,使东西五大文明连成一体,使南北农耕与草原文明相互通融,完成了希腊化、伊斯兰化时代以来欧亚大陆最彻底的世界一体化运动。 “蒙古旋风”所带来的“世界和平”,瞬间推进了欧亚大陆的文明一体化进程,旅行与贸易、观念与知识,都开始了一场革命。世界市场的雏形出现了,世界地理的观念也开始形成。在汗八里(今北京)或行在(今杭州)可以看到来自中亚、西亚、欧洲的商人,在威尼斯或里昂,可以买到西亚的织品、珠宝,印度、爪哇的香料,中国的生丝与瓷器。中国是转动世界的轴心。

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从1245年,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柏朗嘉宾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到1347年马黎诺里从刺桐(今泉州)登船返回欧洲,一个世纪间到中国的欧洲人,历史记载中有名有姓的,就不下100人。旅行与器物的交流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世界突然之间变得无比广阔,而最令人激动的,是在这个广阔的世界的尽头,大汗统治下的契丹与蛮子,那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最富强的国家。

马可·波罗那一代人发现世界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发现中国。现实世界的旅行将商人、传教士等带到中国,是中西交通史上真正划时代的大事。文本世界中的旅行将中国形象带回欧洲,是欧洲文化史上的大事。从1247年柏朗嘉宾写作《蒙古行记》到1447年博嘉·布拉希奥里尼完成他的《万国通览》,整整200年间,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其中包括游记、史志、书简、通商指南、小说诗歌──都出现有关契丹、蛮子的记述。其中影响最大的数《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这些文本相互引证、相互参照,共同创造出一个作为繁华富贵的世俗乐园的象征的“契丹形象”。在这个最初的中国形象中,我们看到当年西方旅行者关于中国的印象与传说,看到13-15世纪间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知识与想象,看到在最初的中国形象中隐喻表现的西方文化精神。

欧洲发现中国的意义不仅是旅行贸易上的,更重要的可能还是文化上的,他们在中国形象中发现了新观念,发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世俗精神。欧洲在现代文明起点上构筑的中国形象,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l、物产丰盛商贸兴隆、2、城市繁荣交通便利、3、君权稳定与宗教宽容。在早期资本主义的世俗精神背景下,中国形象成为财富与君权的象征,不论其经济维面还是政治维面,都表现出欧洲文化的向往。当他们议论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丰富、城池众多、道路纵横时,他们也在体验自身的缺憾、压抑与不满,并表达自己的欲望与想象。不同文化的交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形象在改变着走出中世纪的欧洲人的观念,甚至诱发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的动机与灵感。

全球化作为一种文明发展的过程,是现代化的继续。现代性社会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于一种感性的、世俗化的文化。 从中世纪晚期开始,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就不断表达、启发着这种感性的世俗文化精神。充满财富与权力象征意味的中国形象,激发了西方社会被基督教文化压抑的世俗欲望,表达了新兴城市资产阶级对城市发展、自由贸易、君主集权、统一市场的向往。西方现代文化中的中国形象,从一开始就证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系统进程。不仅西方塑造了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形象也作为文化“他者”参与塑造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

马可·波罗那一代旅行家发现旧世界的最大意义是发现中国,而发现中国的最大意义是直接导致发现新大陆。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用亚当·斯密的话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件事。在这两件事中,有着中国文化形象的影响。马可·波罗时代的大旅行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使欧洲人意识到他们的家乡不但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是世界的一个偏僻的角落。世俗天堂在亚洲的东部,在富强的“大汗的国土”。哥伦布的远航的动机是寻找天堂般的大汗的国土,整个航程中他都期待着某天清晨在前方海面上出现汗八里或行在城里耀眼的金屋顶。西方人为了发现一片旧大陆,发现了新大陆;为了发现中国,他们发现了世界。蒙元世纪创造的契丹形象对西方乃至世界历史的创造性影响,在于它成为地理大发现最初的动机与灵感之一。

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更加具体更加现实,也更加新奇刺激。尽管当时许多欧洲人还无法判断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与利玛窦所说的“中国”是否是同一个现实中的国家,但理想化的“大中华帝国”的形象已经出现。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契丹传奇的继续,但已经有了更多的历史精神与道德色彩。一个财富与君权的物质化的契丹形象转化成一种文化智慧精神与道德秩序的中华帝国形象,契丹神话中的某些因素被遗忘了,某些因素又被植入新的中国神话中。当他们描述中国人口多、国土大、城市棋布、河流交错、财富丰足时,我们感到契丹传奇仍在继续。而当他们津津乐道中国的司法制度、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中国的语言与中国人的勤劳时,我们又感到一种新话语或新神话的诞生,因为后者的精神价值明显高于物质价值。

中国形象进一步被理想化,它的文化象征意义越来越丰富,不仅表现了西方现代世俗精神、绝对君权,还开始具有某些道德哲学启示。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第一次使中国在西方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它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为此后两个世纪间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西方文化精神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内召唤与塑造的中国形象,都有一种特定的文化动机。文艺复兴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是一段刺激有趣的传奇故事,对于初入现代文明的欧洲,它将表现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动力,甚至开始扮演精英文化中的某种社会理想。

令人惊叹的中华文明为文艺复兴文化提供了一个自新与自我超越的楷模。大中华帝国的形象,是西方进入现代意识时那种好奇与开放精神的产物。在自尊的谦逊与进取的诚恳心态中,西方需要一个自我超越的楷模,遥远的中国又恰到好处地扮演了这一角色。欧洲将有可能在不同的文明层次上利用中国。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中国形象更加明晰、具体,从民间文化进入精英文化,并带有某些严肃的、激进的色彩。中国形象将可能成为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

文艺复兴发起的西方现代文化,在启蒙运动中完成。启蒙思想的核心意义是,以理性为主导追求科学知识与物质财富,通过教育与民主达成社会和谐,达成历史的进步。中国政教以自然理性为原则,政治开明、宗教宽容,体现着启蒙运动的理想。中国形象曾经帮助资产阶级确立绝对主义王权观念,限制贵族势力;继而又帮助资产阶级限制王权,将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文人政治上。最后,一个表现平等、民权、精英政治与平民政治精神的理想化的中国形象,又反映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中。马可?波罗那一代旅行家开创的理想化的富强的中华帝国的形象,通过传教士书简的发扬,到启蒙运动时代达到高峰。中国形象对启蒙文化的影响,表现在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三个层次上,一个多世纪前西方的“东风西渐”与一个多世纪后中国的“西风东渐”运动,在过程上基本相同。

启蒙时代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现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人称“中国潮”。它将近五个世纪西方不断美化的中国形象推向高峰,中国几乎成为西方文化向往的乌托邦。

“中国潮”既指一般意义上西方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又特指艺术与生活中对所谓的“中国风格”的追慕与模仿。“中国潮”开始于1650年前后,结束于1750年前后。一个世纪间,“中国潮”表现在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高深玄妙的哲学、严肃沉重的政治到轻松愉快的艺术与娱乐。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普世意义,中国的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在欧洲社会面前,中国形象为他们展示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中国潮”是那个时代西方人追逐的异国情调的一种表现,没有比中国更遥远的地方,也就没有比中国更神秘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包括他们的思想观念、人与物产、生活方式。“中国潮”的发起人主要是商人与传教士。商人们贩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在欧洲生活中掀起一股“中国潮”;传教士们贩运回来的孔夫子的哲学与中国的道德神学,在欧洲的思想界掀起了另一种热情,中国思想与制度,成为精英阶层的文化时尚。传教士们从中国回来,便成了社会名流,他们穿着中国长袍,谈论圣明的康熙大帝与玄妙的孔夫子哲学。他们介绍中国的书信在社会上流传,激进主义者感到兴奋,正统主义者感到恐慌。哲学家们不甘寂寞,也参与到中国哲学是否无神论的讨论中来,有些人甚至冒险思考是否可以用中国道德哲学取代基督教神学。莱布尼茨希望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鉴于我们道德败坏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的神学那样……” 莱布尼茨对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期望,到启蒙时代百科全书派哲学家那里,明确化为道德哲学。伏尔泰准确地发现中国文明在欧洲的利用价值。“……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须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应该传授给他们……。”

在西方的启蒙文化中,中国形象逐渐变得丰满、逼真、敏感、有力,那是一个尺度、一种视野,不管你在其中看到威胁还是看到希望,感到恐慌还是感到激动。启蒙哲学家们将中国当作欧洲的榜样。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贤明的康熙皇帝。中国成为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中国形象不断被启蒙文化利用,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从政治上的开明君主专制、哲人治国到平民政治。

文艺复兴时代西方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或发明的积极的政治启示,到启蒙运动时代又有了更加先进或激进的现代意义。启蒙哲学家对中国形象的信念,来自于两个基本观念:一是性善论,二是道德理想通过政治权威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这两个基本观念,恰好又体现在他们构筑的开明的中华帝国形象中。只有哲人政治,才是最完美、最开明的政治。他们在中国发现了哲人王,发现了哲人当政的制度,发现了理想化的伦理政治秩序。这是中国形象的意义,同时也是一些启蒙主义者尊崇的新型的政治伦理社会的理想尺度。启蒙时代西方对中国的开明专制主义的赞扬,更深一层意义是他们发现中国文官制度中隐含的民权、平等观念。在此中国形象的意义不仅是积极的,可能还是革命性的。中国形象昭示一种与贵族法权相对的平民政治,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些重要观念,如人民、平等等,都是杜赫德、伏尔泰、魁奈那一代人在共同人性与世界文明视野内从中国形象中植入的。

布罗岱尔早就提出:现代世界是一个由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力量在不同领域的相互创造生成的系统,离开了这个系统,任何所谓普遍有效的假设,诸如理性或进步、自由,都不足以成为历史的尺度。启蒙运动奠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现代性观念,这种观念绝非像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描述的那样是西方文明自发的,它在很多方面都有中国形象的影响。西方现代文明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现代性,另一方面是现代主义。现代性主张自由与进步,现代主义则关注现代性造成的社会断裂,主张从审美批判中获得超越。 现代性视野内“美好的中国形象”黯淡之后,中国形象从西方的道德政治期望进入审美教育期望,隐匿在浪漫主义的东方情调与现代主义的东方启示的想象中,构成一种超越现代性的美学批判力量。

启蒙运动曾经将中国形象当作批判与改造现实的武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到来,西方的中国形象在现代性自由与进步大叙事中逐渐黯淡,但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现代主义视野内,变成浪漫主义的、异国情调的审美想象,超越现代性缺憾的现代主义向往的牧歌田园。这是中国形象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另一种建设。西方现代文明在观念上包括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两个方面,而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出中国形象的影响。

1830年前后,黑格尔担忧东方专制主义的阴影遮蔽了西方启蒙的光明,因而激烈地批判停滞腐朽、专制残暴的中华帝国, 他的同胞歌德却在赞美一个阳光明媚的、童话般的中国:“……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 在此我们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中国形象:一种是政治视野内的东方专制帝国,一种是审美视野内的道德与自然的乐园;一种是现代性自由与进步视野内被否定的东方帝国,另一种是现代主义美学期望中的乌托邦。这种现代主义东方情调的、美学化的中国形象,集中表现在克洛岱尔、彼埃尔·洛蒂、谢阁兰、圣-琼·佩斯和亨利·米肖等人的作品中。曾经晴朗的“开明帝国”,现在笼罩在一种末日的昏黄中,朝着梦幻开放。从马可·波罗时代起,欧洲的中国形象逐渐从传奇走入真实。到19世纪中叶,贸易、旅行、传教、战争已使欧洲能够获得非常切实非常具体的中国知识,西方却出现一种重新将中国虚幻化的冲动。中国形象的价值不是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现实的力量,而是作为一种逃避社会的、个人的、审美的幻境。这一审美的“中国形象”传统,一直延续到马尔罗、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作品中。

19世纪以后,从西方社会期望中消失的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向往之地,却不知不觉地进入审美期望中。社会期望中,西方试图将中国形象从幻想引渡到现实;审美期望中,西方试图让中国形象彻底沉入幻想。社会期望中,中国形象的感召力是现实的、实用的;审美期望中,中国形象的感召力是非现实的或逃避现实的,因为它虚幻,才有意义。社会期望中,中国形象出现在历史的未来;审美期望中,中国形象出现在历史的过去。社会期望中,中国形象的精神是自然神性与理性的;审美期望中,中国形象的精神是超验神秘的、非理性的。审美期望中的中国是现代主义心灵的象征。它不仅是失望与逃避现实的方式,也是确立主观性与自由的解放的方式。它在与现实的疏离感中完成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抗,确立了个人内在精神的真实与权利。

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现代主义美学超越现代性异化的田园牧歌,作为前现代想象中的“他者”,在时间上代表美好的过去,在空间上代表美好的东方,寄托着现代主义思潮中对怀乡恋旧的与精神和谐的向往。中国是“由美丽的山脉、鲜花、或耕耘着自己土地的一群既是学者也是绅士的农民组成的奇妙乐土”。 由《中国佬的来信》中描绘的“中国理想”,在赛珍珠的《大地》中进一步故事化,王龙就是那种“既是学者也是绅士的农民” 的典型,他在战乱与灾荒中幸福而勤奋地耕耘自己“奇妙的乐土”。诗意的中国就是生于土地死于土地的质朴勤劳的中国农民的中国。20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审美化的中国形象出现复归现实的冲动,它对美好的中国形象的重构,省略了明显不和时宜的哲人王或哲人专政等政治内容,强调与现代工业文明相对的乡土精神,强调超越权威回复自我、超越社会复归自然的个性与艺术解放的价值。

西方现代文化中的中国形象,一再表现出“软国力”的感召力与影响力。20世纪中国形象又焕发出新意义。中国不仅是亚洲第一个现代意义上革命建国的国家(辛亥革命早于十月革命),而且,红色中国在50-70年代,一度成为西方左翼思潮中表现启蒙理想的物质与道德进步的乌托邦。中国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解决了人类走向自由与幸福的大问题,昭示着人类的希望。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有着丰富的历史遗产,整合、发扬这份伟大遗产,是当今中国文化国力策略思考的前提。它可以让我们在跨文化的公共空间中清醒地清理我们的文化资源,在现代化历史中找回我们一度失落的文化信心,在全球化大趋势中使往昔的光荣、现在的梦想变成未来的事实。当真像沃勒斯坦所预言的那样:21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让位于另一种或几种后继的体系,而“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的作用”。

《大地》走红西方的同时,斯诺的《西行漫记》出版。斯诺与他的著作不仅开启了近半个世纪西方激进知识分子的中国朝圣之旅,也开启了红色中国的理想化形象。在20世纪西方的左翼文化思潮中,中国形象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复活了启蒙运动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种种美好品质,而且还表现出现代性中自由与进步的价值。49年之前西方记者笔下的共产党统治的“边区”,“无乞丐,无鸦片,无卖淫,无贪污和无苛捐杂税”,几乎是“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毛泽东是那里哲人王式的革命领袖。 西蒙·波伏瓦率先在新中国发现“一个生活在未来的光明中的国家。” 20世纪60年代前后,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带着这个信念或怀疑这个信念,来到中国。他们在红色政权的盛情款待下,走同一条路线看同一些地方,从广州到北京,从北京到延安、大寨……回到西方又说同一些话,歌颂这个遥远、古老的东方帝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相信,像毛泽东领导的那种不断的、彻底的革命,昭示了人类改变自身与社会的最新希望。

红色中国成为20世纪表现启蒙理想的进步乌托邦。其进步理想表现在物质与道德两个方面。红色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让他们吃惊,那些激进的“朝圣者”们,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既不属于传统的中国又不属于现代西方;既不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又不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中国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解决了人类向自由与幸福进步的大问题。所谓的“中国道路”首先是彻底的社会革命,它改变了整个文明结构,以现代理想重新规划现实。使一个贫困、堕落的传统国家变成一个充满热情活力的飞速发展的现代工业强国,这不仅令西方发达世界惊慕,也值得所有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学习。

中国形象进入西方将近七个世纪,在现代化历程的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参与构筑了西方的现代文明观念。它一方面证明世界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系统进程,不仅西方塑造了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形象也作为文化“他者”参与塑造西方现代文化。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中国的文化形象蕴藏着巨大的“软国力”,其知识体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显示出的优势,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力,而且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

红色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革命彻底改造了社会与人,其道德价值可能远比其物质成就重要。红色中国在西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意义。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是物质进步的意义。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红色中国的道德进步意义又明显高于物质进步意义,那里尽管并不富足,但是幸福,人民高尚纯朴、社会平等自由,在富于智慧与权威的现代哲人王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正在通过一系列的革命完成历史与人的进步,首先是政治经济革命,然后是社会文化革命,其中最感人的,是所谓“人的革命”。巨大的物质成就令人感动,然而,中国人民完成这种物质成就的勤劳、勇敢、公而忘私、乐而忘忧的精神,就更令人感动。红色中国的形象对西方不同国家,英美或法国,有不同的启示。英美知识分子注意的是改革与建设、道德自新的内容,法国激进知识分子则将中国当作“革命的榜样”。西方那些从红色中国归来的政治朝圣者兴奋地说:“中国代表着人类向往乌托邦的最后努力,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比历史上任何乌托邦实践都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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