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牢记“回到出发点”的辩证运动

——当代思潮系列评说之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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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凤武 (进入专栏)  

  

   (一)求真、求善、求美、求功这四者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内容,而其终极价值取向便是自由。不管社会的成员、群体间有什么样的差别乃至对立,不管是否都能做到这“四求”,不管道路是多么艰难,人类活动的总体趋向却会构成获取真、善、美、功的“力的平行四边形”,越来越走向人类的自由。这种自由,既表现为个人的自由,又表现为人人的自由,既包含着物质生活上的,又包含着精神生活上的。对于人人自由的社会,人们给它起了各种名字,如“大同”、“彻底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不必过分在名词上打圈子,硬是把这些不同的名词,涂上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色彩。被说成是“大同”的社会,未必就是前资本主义的中国的思想家们的一种空想,被说成是“彻底的人道主义”的社会,未必就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的一种招牌,而被说成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未必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们的一种理想。对于后者,包括在十九世纪中叶创立的被马克思与恩格斯称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在内,人们已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领教过了。二十世纪原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同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既有相同的方面,又有些不同之处,而因思想僵化和制度僵化遭到了惨痛失败或重大挫折。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本身,也含有某种脱离实际的成分,这是时代局限性使然,而不是因为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有什么特别的过错。例如他们早年就时而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通用起来,时而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开来。在使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时,他们侧重的是所有制,特别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形式,这是与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以及继承前人所使用过的概念和研究成果有关。但过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包括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劳动群体)对自由的理解和体验,已超出了所有制的形式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经济生活了。光是公有制和“共产”,已不能充分表达人们(同上)对自由的需求了。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所实行的公有制和“共产”,遭到了严重挫折,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的“丧钟”,至今也未敲响,那里的“私产”,仍很兴旺发达,这使许多西方乃至一些东方国家的人们(同上),对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怀疑起来:如果真的没有私产(个人财产),或私产(个人财产)已被“共产”了,能保证人人自由吗?这也正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在苏东剧变后,无一例外地遭到重创,有的已经垮台,至今还不见有明显转机的重要原因,——多数劳动者不愿放弃自己的财产,而与主张共产的人为伍啊!恩格斯后半生基本上不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而用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来阐发他和马克思的思想。如果考虑到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的纲领,似乎用“人人自由的社会”来说明他们的理想社会,也许更当。(“┅┅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至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希特勒创立的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和七十年代波尔布特实行的柬埔寨共产主义,由于严重践踏了人类的自由权利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已几乎从地球上消失了。当然,在任何社会中,都会有极少数反社会分子在进行刑事犯罪活动,而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也都会有某种社会势力逆历史潮流而动,对人、人类的自由,对整个社会的进步起着阻碍作用,但其注定要被社会历史行程所淘汰。很明显,就总体来讲,人类社会是在曲折地向着人人自由这一总的“出发点”前进的。这种奔向出发点的运动,在一定视域上,不只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原则,而且是整个世界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黑格尔在谈到柏拉图的辩证法时说过:“世界的本质在本质上说就是这种自身回复者回到自身的运动。”(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21页)他把这种方法论扩展为“否定之否定”规律,而被后来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接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运用了否定之否定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恩格斯在《反杜林》和《自然辩证法》中就专门论述过这种方法。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位大思想家列宁和爱因斯坦,也在完全不同的领域中,阐述或运用了这种方法。列宁不喜欢拉萨尔的浅薄,但在读了拉萨尔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后,却对书中的这一思想感到兴趣:“┅┅不但把运动的观念,而且正是把回到出发点的运动即辩证运动的观念灌输到人类的头脑中。”(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0页)爱因斯坦在他的科学研究中,最喜欢运用的便是具有出发点意蕴的“逻辑简单性”的原则。可见,一个有成就的领导人或科学家,乃至一个优秀的领导群体或政党,即使信奉了某种科学的主义,有了正确的行动方针,也要在实践活动中,善于运用“回到出发点”的方法,以随时矫正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实现真、善、美、功。

  

   (二)对简单的、具有原初性质的对象的研究,往往会发现极其重要的规律。千百年来,一个最简单的,但却是最重要的事实以及由之引申出来的最重要的规律,被那些大理论家们忽略了:“人首先必须吃、喝、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然而,马克思与恩格斯却抓住了这个具有出发点意义的简单事实,将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划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类,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列宁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以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出发点,以此来不断调整自己的决策和实践。十月革命后的几年经历,使他改变了此前对社会主义的固有看法,大胆地实行了使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因为这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解放。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是注意“回到出发点”这种思想方法的。在1948年路过晋绥解放区时,他教导那里的干部,不要因为迷恋于党的一些“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而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因为前者只是由后者派生出来的,而后者才具有一定视角上的“出发点”的意义。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以简单明了地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著称的,而其核心便是抓住问题的“原来出发点”。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生产力标准”,在南方讲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都是这种“回到出发点”的辩证思维观的表现。就是说,对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或生产活动管理的形式,不管人们叫它什么“主义”,只要它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这个出发点,就采用它。

  

   在近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找到“原始基点”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发现了分子和原子,才使诸多物理学和化学定律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并使两门科学沟通起来。由于发现了细胞,才对动物和植物的生长发育的机理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并使动物学和植物学这两门科学有机地联系了起来。由于发现了DNA和RNA的结构,才在较深层次上找到了遗传变异的规律,并使生物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于发现了基本粒子正电子,才揭示出了宇宙线的本质,并使研究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与研究宇观世界的宇宙学联结了起来。这种溯本求源,抓住基点、出发点的科学方法,在现代西方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美国社会学家约?奈斯比特针对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理――路径依赖(rathdependence),即由于习惯于乃至迷恋于局部的、枝节的、暂时的观念、规范、途径,而造成对整体的、本原的、长远的思想、目的、纲领的遮蔽这种不良的社会心理,提出了所谓“形势法则”(lawofthesitvation),即要求人们不断地向自己发问:“你到底从事的是什么行业?”(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意思是要人们在实际行动中,牢记自己原来的出发点,盯住自己的总目标,而对于为之服务或由之派生的具体做法,则不应固守,要随形势的变化而相应地改变。日本学者拓植久庆在一篇文章中,深有体会地讲到了这种方法:“重新回到原点,再一次宽广地浏览整个问题,然后再组织起来,最后导出结论。”(思考的逻辑,《发现》2004年第1期第13页)在某种视角上可以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中共做为执政党在工作中牢牢抓住“是否对发展经济生产有利”,“是否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这个出发点,不为做为派生的种种固有“原理”所左右,而又注意到了“形势法则”,直接相关的。

  

(三)中外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人类那种过于复杂的智慧和情感,有时会成为生存和发展的某种障碍,而回到简单的、做为出发点的东西上来,却往往是走出迷宫的一把钥匙。难怪做为思想家的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认为,有时一个农夫或一个小孩的感知,比知识分子更正确。这个迷宫之普遍存在,是有深刻的认识根源乃至整个心理根源的。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容易把已经形成的思想观念凝固起来,往往固守某种结论而忘记了这一结论产生的前提,抓住了派生而丢掉了始原,拘泥于手段而离开了目的,从而造成了对“原来出发点”的遮蔽,这种遮蔽一旦被固定下来,便会导致错误。从人的思维过程上看,主体在用概念和判断揭示客体的诸多属性、联系与关系时,由于不断扩张的横向运动和不断深化的纵向运动,经过多次的肯定和否定,取舍和重组,便蕴涵了离开概念和判断的原有含义的可能。而一旦思维活动在某个环节上停顿下来,并被僵化起来时,这种可能就会变为现实。现代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在深层次上揭示了人的心理结构的这一特点:人的认识(知)、情感(情)、意志(意)等心理过程之间,既有内在的一体性和协调机制,又充满着矛盾和冲突。人们有时由于感情冲动而失去理智,“小不忍而乱大谋”;有时把某种需求急功近利化,变得鼠目寸光;有时在困难面前畏葸不前,以致放弃了自己的根本追求;有时把某种法则、程序奉为适用于一切时空的圭臬,忘记了它所服务的最终目标;有时把本属正确的信念过分理论化,缺乏感性光辉而丧失应有的活力。这种弱点,即使在深知辩证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大师那里,也不乏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毕生为了建立一个人人自由的联合体而斗争,但他们始终认为这种社会是一个“商品生产将被消除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245页)而原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践表明,排除商品交换的经济,即今人普遍称谓的计划经济,是建筑在对所谓“拉普拉斯妖”的迷信的基础之上,把一切生产活动都纳入到某种预定的框架之中的经济,这种经济活动是难以实行的幻想经济,因而是不利于建设人人自由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列宁虽然深知“回到出发点”这一思想方法的重要,但他承认自己有时也会忘记这一点。他在十月革命前夕写的一篇文章中,用“争取面包”来比喻搞阶级斗争的根本目的是在于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写道:“关于面包,我这个没有挨过饿的人还没有想到过,面包对于我来讲自然就象是写作时的副产品一样。要用极其复杂的方法,通过政治分析,思想才会接近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5页)毛泽东总是强调“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的出发点,但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却在事实上把阶级斗争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斗争,同发展经济文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割裂开来,似乎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使人民幸福,使整个社会繁荣昌盛。本来,共产党领导人民搞阶级斗争是为了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和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进而改造旧的生产关系而代之以新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例如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又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泰民安。然而,当他的认识和行动在“阶级斗争”和“变革生产关系”这两个环节上停滞下来,便出现了“为搞阶级斗争而搞阶级斗争”,“为变革生产关系而变革生产关系”,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之后,还要在知识分子中和共产党内寻找“资产阶级”,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消灭之后,还要追求“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局面。这两个“为了”,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革”所造成的灾难,是严重违背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这个原来出发点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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