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坛友好合作出书并不鲜见，较为有名的，散文集可举出田寿昌(田汉)、宗白华、郭沫若合著的《三叶集》，剧本可举出老舍、赵清阁合著的《桃李春风》，批评集则可举出闻一多、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等等。兄弟、夫妻合著的例子更是不胜举，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周氏兄弟纂译”的《域外小说集》，在笔者看来，这可是“新文学”最早的发端。如果要说最具影响力的新诗集合著本，那就非“汉园三剑客”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合著的《汉园集》莫属了。

《汉园集》，卞之琳编，11.2×17cm开本，灰绿细布面精装，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列为“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之一，又有素雅的护封，封面封底除分别印有“商务”标识外，别无装饰。

笔者所藏《汉园集》为作者之一的何其芳的自存本，环衬左上角有何其芳用蘸水钢笔所书:

其芳自存一九三六年天津字迹似蝇头小楷，颇为秀逸。三位青年诗人合著的这本小巧的新诗集，收入何其芳的“燕泥集”诗十六首，李广田“行云集”诗十七首和卞之琳“数行集”诗三十四首，无序跋。据卞之琳1979年8月所作的《〈李广田散文选〉序》回忆，出版三人合著的《汉园集》是他的创意，《汉园集》本有他写的“题记”，却被商务不慎“印丢”了。

两年之后，卞之琳又为《李广田诗选》作序，这篇“遗失”多年的“题记”竟然奇迹般失而复得，在序中首次公之于世。原来卞之琳在《汉园集》问世后发觉漏印了“题记”，只能自印少量“书签”(正面为“题记”，背面为“勘误表”)夹在一部分书中以为补救。他在“十年浩劫”后友人所赠的《汉园集》中检得这张“书签”，才使这篇作于1934年10月的短小的“题记”重见天日:

这是广田、其芳和我自己四五年来所作诗的结集。我们并不以为这些小玩意儿自成一派，只是平时接触的机会较多，所写的东西彼此感觉亲切，为自己和朋友们看起来方便起见，所以搁在一起了。我们一块儿读书的地方叫“汉花园”。记得自己在南方的时候，在这个名字上着实做过一些梦，哪知道日后来此一访，有名无园，独上高楼，不胜惆怅。可是我们始终对于这个名字有好感，又觉得书名字取得老气横秋一点倒也好玩，于是乎《汉园集》。

“题记”对《汉园集》的由来和之所以取名“汉园集”作了简要而又清晰的说明。当时三位作者都在设在北京东城“汉花园”即沙滩红楼里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求学，何其芳在哲学系，李广田和卞之琳在外文系，而且都分别在南北重要的文学报刊，如《新月》、《现代》、《华北日报》副刊和《文学季刊》等发表过诗文，薄有文名。出于对新诗的共同兴趣，三人很快成为亲密的朋友，《汉园集》正是他们志同道合、“以诗会友”的结晶。

卞之琳对商务拖了两年才梓行《汉园集》颇有微词，《汉园集》印出时，仅卞之琳一人已出版自印诗集《三秋草》，何其芳和李广田都还是第一次出版诗集。何其芳为什么把他的那辑诗命名为“燕泥集”？他在《汉园集》出版三个月后所作的《〈燕泥集〉后话》中用诗一般的语言揭示了其中寄寓的深意:

今年春天，之琳来信说我们那本小书不久可以印出，应该在各人的那一部分上题一个名字……之琳乃借我以“燕泥集”三字。我当即回信说，这个名字我很喜爱，因为它使我记起了孩提时的一种欢欣，而且我现在仿佛就是一只燕子，我说不清我飞翔的方向，但早已忘却了我昔日苦心经营的残留在梁上的泥巢。是的，我早已忘却了，一直到现在放它在我面前让我凄凉地凭吊着过去的自己，让我重又咀嚼着那些过去的情感，那些忧郁的黄昏和那些夜晚，我独自踯躅在蓝色的天空下，仿佛拾得了一些温柔的白色小花朵，带回去便是一篇诗。

李广田把他那辑诗命名为“行云集”的原因，也许从“行云集”中那首《地之子》凝聚着浓郁泥土气息的诗句中可以窥见端倪:

我在地上，/昂了首，望着天上。/望着白的云，/彩色的虹，/也望着碧蓝的晴空。/但我的脚却永踏着土地，/我永嗅着人间的土的气息。/我无心于住在天国里，/因为住在天国时/便失掉了天国，/且失掉了我的母亲，这土地。

至于卞之琳把“数行集”命名他自己那辑诗，“数行”新诗而已，已经一目了然，不必再作解释了。

《汉园集》是三位诗人早期新诗的代表作，凸显了三位诗人共同的杰出才情。诚如卞之琳在“题记”中已经指出的，他们并非“自成一派”，诗作风格其实各各不同。李广田的质朴无华，卞之琳的象征主义色彩，都很鲜明，而何其芳则轻柔哀怨，多情的感伤气质更为浓烈。“汉园三诗人”虽然各有各的创作个性，但在自己的诗里表达对人生真谛的探索却是一致的。《汉园集》犹如一部配合默契的优美的三重奏，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汉园集》出版时，“汉园三诗人”已离开了他们友谊的缔结地北平，各奔前程。何其芳到天津南开中学任教，这就是这部《汉园集》自存本会署上“一九三六年天津”的原由。何其芳在南开的生活并不愉快，一年后就离开了津门。何其芳后来去过不少地方，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但这部《汉园集》“自存本”却未能随他同行。

《汉园集》何其芳自存本是谷林先生的旧藏，这可以此书目录页所钤“修之藏书印记”章为证。谷林先生在《答客问》(止庵编，2004年10月东方出版社初版)中谈及五十年代在北京买旧书的“颇有点愉快的经历或际遇”时说:

有一次在西河沿，在一家银行门口，我下班稍晚，已经上灯了，瞥见一个地摊上有一本布面小书，走过去拿起书，就着灯光打开一看，扉页左上角写着四个字:“其芳自存”！——这真是奇遇了。

这确是一件奇事，可惜我们已永远无法知道这部《汉园集》流落到北京地摊的曲折经历了，真是“书籍自有其命运”！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9-26